《先锋少年》与广州“劳动童子团”

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可谓风起云涌、群雄并起，那些引领潮流、推动历史进程的革命者，多在广州留下身影和故事。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中共三大、宣告国共合作建立的国民党一大、第一至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是在广州召开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中山大学，均创办于广州；两次东征、北伐战争，以广州为出发点；直到1927年12月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广州起义。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及从国内外涌汇而来的政治、军事、文化精英，在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纷纷亮相登场，共同演绎属于那个年代的精彩大戏。而发生在1925—1926年间的省港大罢工，无疑是这个大舞台演出的盛大篇章。

20世纪20年代初，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的工运高潮，涉及华中、华北各地。中国劳工纷纷组织起来，创立工会，维护劳工权益，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工人运动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前进，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最终爆发了世界工运史上规模盛大的罢工——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地跨广州、香港两地，参与罢工的广州、香港工人达20万人之多。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东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召开区委会议，部署在广东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会议决定派人去香港和沙面，发动工人，组织大规模的罢工行动。香港是英帝国主义利用《南京条约》而霸占的中国领土，而沙面则是位于广州白鹅潭上的一个小沙洲，于1861年被英法两国占为租界，与广州市区只隔一条小河沟，面积只有0.3平方公里。

根据广东区委的部署，苏兆征、杨殷、邓中夏、杨匏安等人先后到香港，李启汉、刘尔崧等人进入沙面。由此，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很快就被发动起来，当时从沙面撤回广州市区的工人有3000多人，而从香港通过水陆两路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达到20万。如何安顿、组织好这些罢工工人，成了摆在省港罢工委员会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

省港大罢工之所以能够坚持了16个月，根本原因是成立了一个领导有力的罢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人林伟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支持罢工，支持各界工人开展爱国、反帝斗争。罢工委员会成立后，驻地设在广州的东园，设立了包括干事局、财政委员会、教育宣传委员会、法制局、审计局等二十多个专门机构，出版《工人之路特号》，还有类军事化、编制达到3000多人的罢工工人纠察队，以及工人医院、妇女学校、工人子弟学校等服务保障机构。罢工委员会征用了市内的一些烟馆、赌馆以及其他空房，作为安置工人的宿舍和机构办事处。有的人将罢工委员会称为“东园政府”。邓中夏在一次群众集会中说：“罢工委员会主管的一切，都是与罢工有关的，从来就没有代替政府，也没有行使过政府的职权，帝国主义的这种说法，不过是想挑起政府和工人的分裂。”而不可否认的是，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省港大罢工的最高执行机关，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在广州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成为罢工工人的家和工人运动的战斗堡垒。

广州“劳动童子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1925年6月，大批香港工人陆续回粤，劳工子弟学校开始办学，招收、安置了200多名由香港返回广州的劳工子弟、童工和广州本地流浪儿童，由共青团员、中山大学附中毕业生龙业鼐等人负责学校的工作。龙业鼐哥哥龙业鼎是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姐姐龙锦雯是中大附中学生，也参加劳工子弟学校的工作。该校学生邓金娣、罗志群，是从香港回来的少年。他们都是一批真实的历史人物。

在话剧《先锋少年》里，不但把广东区委的部署过程很好地表现了出来，还把邓金娣、罗志群等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成长的过程呈现在观众面前，既有历史的真实，也有艺术化的渲染，舞台效果很好，体现了历史题材创作的严谨性和丰富性。

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小学校成立少年儿童组织，并不是劳工子弟学校的首创。早在1907年，英国军官贝登堡在多赛特郡勃朗海岛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童子军，最初只有成员20多人，主要是向少年儿童传授一些露营、救护、侦察、攀登等基本军事技能。不久，许多国家竞相仿效。1912年2月，曾留学美国的严家麟，参考英美童子军的形式，在武昌文华书院创办“中国童子军”第一支队，此后开始向全国各地发展。

鉴于全国各地的童子军组织的发展，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于1926年3月通过了一项决议：在中央青年部成立“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因为童子军是“青年运动最好的工具”，因此有必要对童子军进行统一领导。国民党右派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趁着这一时机，极力争夺儿童运动的领导权，说到底，是争夺少年儿童，引导少年儿童跟着他们走。

在看了《先锋少年》剧本初稿后，我向作者建议加入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人争夺少年儿童的情节。这是引导少年儿童走什么路、做什么样的人的斗争。从当时国内外童子军运动发展情况来看，增加这样的情节，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也符合剧情发展的需要。从目前的舞台呈现来看，这个情节在全剧的结构中非常协调：劳工子弟学校开学的第一天，身为国民党派驻罢工委员会的临时联络员谢良驹，带着上头要在劳工子弟学校成立童子军的“旨意”、实质上是要在政治上掌控少年儿童的企图而来，遭到了包括教员龙业鼐、学生邓金娣、罗志群等人的一致反对。大家反对的理由也十分朴实和直接，“学校开办时你们不掏钱，办起来了就来‘接管’，没门！”“鬼头鬼脑的样子，一看就不像好人！”

在当时的广州，劳工子弟学校的“劳动童子团”是独树一帜的。普通学校的“童子军”和劳工子弟学校的“劳动童子团”，从形式上看，似乎区别不是很大，相比之下“童子军”可能还显得更加洋气一些、更加体面一些，但是核心问题是领导权和组织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到底是由谁来进行思想教育和精神引导？这是“劳动童子团”与其他学校“童子军”本质上的区别。

“劳动童子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组织，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属性，体现了它的人民群众性，因此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打压也就不足为奇。事实上，反动派对“劳动童子团”的打击从不手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劳动童子团”成员邓金娣和罗志群在广州街头张贴散发传单标语，被反动派抓到后杀害。邓金娣牺牲时年仅18岁，罗志群年仅17岁，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早的少年英烈。

广州“劳动童子团”的组织形式来源于苏联，其中的历史脉络是清晰的。

广州“劳动童子团”的成立和发展，不能不提到陈延年。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1898年出生，1919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与周恩来等人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部长，编辑出版机关刊物《少年》。1923年4月，陈延年到达莫斯科，入读东方大学。1924年9月陈延年从苏联回到广州，先后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直接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陈延年在莫斯科学习、逗留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半，他从莫斯科回国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命，就是担任团中央驻粤特派员。1927年3月底，陈延年作为广东区的代表，离开广州赴武汉准备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6月，已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在上海被捕，7月英勇就义，年仅29岁。

从陈延年短暂的一生来看，他在广州的革命时间最长，足足两年半。陈延年在广州工作期间，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在《先锋少年》的舞台呈现里，专门设置了这段戏，陈延年深情寄语即将加入“劳动童子团”的孩子们，说自己在莫斯科的时候看到列宁少先队戴着红领巾参加学习、游行和集会，很有朝气，也很气派，那时候就想中国的少年儿童也要戴上红领巾，也要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可以这样说，《先锋少年》的创作，已经在历史与舞台之间、现实与艺术之间进行了有效的缝合，为当下的观众重现了那段几乎已经湮灭于岁月烟尘的记忆。

就目前的舞台呈现来看，《先锋少年》无疑是成功的，它对那段历史的诠释是正确的、到位的，它对历史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鲜活的，它在舞台上的情感表达和对现实的观照也是恰当、准确的。在大幕拉开、灯光骤起的时候，观众看到的是一群当代少年儿童在操作无人机，随着剧中人物贝贝的讲述，回到了那个风云激荡、人心振奋的大革命年代。百年前的广州，是一块红色革命热土；百年后的今天，广州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科创之城。

岁月流转只是瞬间，而信念的坚守与传承却可以成为永恒！在我看来，这就是话剧《先锋少年》的创作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