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４年，大水冲了南门桥
１９２４年６月，湖南普降暴雨，引发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宁乡受灾尤为严重。民国《宁乡县志》特意详细地记录下了这场灾难：
六月十五日，大雨彻夜，沩、乌、靳三江同时暴涨。乌江水势尤大。夜半，水深数丈，摧沿河庐舍达六七千家，居民溺毙千数百人。堤堰多决巨口，田地被沙石掩没冲毁者约万亩。其他牲畜、器物、屋宇均蔽江而下。滨河居民率以木材架屋，因水猝至，升屋以避。水急漂屋中流，犹有踞屋顶呼救者。
县治玉潭桥因上游漂来屋宇、树木横塞桥身，驻县刘雪轩旅兵士贪捞什物不许工人疏通抢护，致将全桥冲毁十余墩。灰汤之慕亲桥亦于先夜冲毁。县城滨河数十里一片汪洋，时有人攀树杪号救，惨不忍闻。知事周伯南急出私财发赈，并悬赏救护灾民，打捞尸体。尝有死尸数口以绳联系，盖水急知不能免，恐一家尸体漂散也。各慈善团体亦相援助。连日露雨不止，水复涨五六次，灾民所余服物皆湿腐。实为宁乡百余年来仅见之灾……团防总局局长黄应周居宅当乌江，上游水发，墙壁坍塌，应周殒命……
黄应周是湘军名将黄少春长子，性刚毅，有胆识，好为诗。由诸生入试，考取国史馆誊录。旋由荫生授知州，分发湖北，令管带襄河水师，叙功赏花翎。辛亥革命后丁忧回家，县人推其在地方办团练，屡挫匪锋。可惜一场大水竟让其殒命。
受宁乡水灾的影响，长沙在 6 月 28 日后， “省河之水，即已入城，其后继涨增高， ”至 7 月 1 日， 长沙城各城门都有不同程度进水。灾情严重超过清末甲午年之水灾，区域占全省大半之地。长沙被淹之后，城内外各街市，浸水约七八尺，“税关水标，至 38 英尺 3 英寸。比之民国二年大洪水， 约高 1 英尺 5 英寸。”
衡阳地区也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水灾。潇湘门河街一带及北门外石鼓嘴街等处与小西门外，俱为水侵，成为泽国。其各城门也有进水状况。衡阳城内一片汪洋，房屋倒塌不计其数，南门外沿河之处商店寖塌十之六七，北门外石狮街等店，除 别项损失不计外，茶油一项漂泊千余石。柴阜门城内倾塌半边，压倾民房七八间，其沿河一带商店倾倒十分之四五。
湘潭水灾始于六月初二（农历），始涨未止。与前清光绪三十二年大水相比较，相差不满一尺，城内知事公署淹至大堂。受到宁乡的波及，湘潭西北两区“损失亦及数百万……是损失之数，亦不可谓不巨。”
发生水灾后，截至到 7 月 25 日，湖南省受灾各县范围广，主要集中在湘江流域及湘江支流、资江流域及资江支流、沅江流域及沅江支流以及滨湖地区，受灾地区共计 46 县， 后又发展到 50 余县。据华洋义赈会在 8 月 15 日前统计的数字看来，湖南当时总人口2800 万，受灾人数有 460 万之多。受灾之重，相当惨烈。
灾情发生后，社会各界立刻捐钱捐物，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洪救灾。以华洋筹赈会和义赈会为首的赈灾机构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各慈善团体及在省的士绅，在有限的财力之下，竭尽全力救助灾民，为当时的赈灾活动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即漠不关心之政府现亦恻然心动，拟筹现款10万，发放急赈。但湘省财政枯竭，募集成数，殊非易事。”
7 月 2 日下午一时，省务院召开临时政务会议。各司长均出席。首讨论内务司所拟《湖南水灾筹赈会章程》十九条，讨论结果正名为《水灾急赈会》。组织原分三课：总务、审查、放赈，现改为四部，加一采买部，各课科长员改为干事主任及干事。“故增加采买部所掌事务一条，又加过必要时， 得随时修改一条。共为二十一条。”章程通过之后便讨论米关问题。“因厚储民食，决定本月七号停止民运，轮运照章后二十天封观。”
下午三时遂赴省属，向省长报告后，即开省属救灾大会。筹商急赈大会在省长署大花亭开会，军政各机关长官约到四十余人，以外到有沈让溪，曾重伯、彭静仁、唐规严等及黄商会长。朱（租承）农会主任，教育会代表欧阳刚中，筹赈会代表郭广寿与新闻界诸君共六十余人。
会上，赵省长首先讲明开会的主要目的，“系讨论水灾救济方法，湘省自入春以来，雨水过多，近因蛟水爆发，遂成水灾。” 而后介绍了湖南省灾情的情况，在衡山与江局长目见水涨丈于，县城水深五尺，沿河两岸屋宇尽倾，但见本排迫仅山侧，水中仅限屋顶，被淹没者更不知凡几，此尚南水上涨之顾。根本之策，在于疏湖，及严禁驻堤，以弥水患。至已被灾之区， 日前应急赈。七月一号召集各省务员开会， 由政府筹赈矣十万元，组设水灾急赈会，统筹进行，以资救济。由于灾区广，灾情重。对于灾民如何救助，捐款如何募集，政府一方面力量较为薄弱，须大家共筹善法，合力进行，讨论实行一些好办法。
随后，各议员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纷纷提出建议和办法，分别由慈善公所、华洋义赈会、警厅长、内务司长及赵省长等人作出安排。
宁乡旅省士绅童光业等急倡筹赈会于普天春，到者百余人，各捐赈款。并公推童光业及陶鼎勋、刘本钟、齐璜、梅尉南、刘宗向、成先杰、黄英灏为主任，设事务所于大东茅巷梅宅迁移朝阳巷"朱长记"。立请省公署颁发急赈，拍电旅外同乡及京沪各团体，请捐款赈济。宁籍军官贺耀组、叶开鑫合部下各捐银五千圆，洪兆麟合部下共捐银六千圆，谭润生捐银五百圆。（刘雪轩认捐五百圆，未缴。）旅苏、旅甘同乡均有捐款，旅沪湘阴左臬司孝同、武进盛庄夫人、长沙柳菊生均复电允代募捐款。
救济款到，而湖南各县继续发生水灾，遂平均支配。其款本由宁人呼吁而来，徒有其名，未沾实惠。全省赈务会坐办某竟谓宁赈款甚多。陶鼎勋迭与辩论，驻省筹赈事务所复具呈力争，某持之益坚。凡外省慈善团体来湘放赈者，某辄言宁乡不须赈济。当水退时，运粟往济灾民，并施粥散放急赈。旅省士绅亦推鼎勋回县筹商赈务。
金坛冯梦华氏名煦派方某来湘发赈，初亦误听某坐办言，拟不来宁。经旅省士绅王泽洪等力争，始莅县沿河视察，散发赈款。其旅赈方法不假手地方，亦不普发，躬自巡视灾区，见确有贫苦者随时予以金数圆数十圆不等，灾民尚得实惠。
毁于这次水灾的宁乡南门桥，也于第二年得到修复。
玉潭桥冲毁后，居民于缺口架木桥以通行人。县人迭议兴修，迄无成局。童光业、谭润生、梅尉南等集旅省士绅会议，移农工贷赈会款项作修桥之用，并发起募捐拨还。全体认可，即日具函县府，督促施工。仍请以唐寅清、廖基朴董其事。上年举定寅清任工程，基朴任出纳，至是不另举。
九月，县长荣任率同士绅行礼开工。寅清朴实耐劳，其施工纯用土法，日役工徒千余人，昼夜巡视有条不紊。按：桥毁偏在沩水北岸。寅清于桥之南端筑堤障水，督工日夜车。初时，水不能涸。群咎寅清措施失当，谓乾隆间修桥时障水于余济桥，故能有成，今宜仿行。县长荣任且信之。寅清则谓余济桥水经百余年之变迁，沙石壅塞，其河身高于沩水。今欲障水改流，非大加疏浚不能为功。且余济桥水下游入为仍在高筒车以上，亦不能使水面低落。为益无多，而繁费不可计数。持之益坚。及见工程有成，蜚语始息。历五阅月而桥成。
廖树蘅之子廖基棫，特意撰写了《重修玉潭桥碑记》，以纪念这一义举：
宁乡南关外之桥，乾隆时建。桥长六十有三丈，宽一丈，高二丈有奇。累石为柱，分水为二十四道，架巨石其上，其平如砥。左右翼以扶阑，阑外有石亭一、铁牛二。
同治壬戌，蛟水为患，阑石尽毁，桥亦欹仄，铁牛亦随波而去。甲子秋，前知县郭庆飏劝县人募捐重修。阅六十年，为民国甲子，山洪暴发，为数百年所仅见，乌江两岸受祸尤惨。庐舍人畜漂没者以数千计。桥遂中断，存者无几。而行旅往来或比木为杠，或架小舟以济，人皆苦之。
岁乙丑，县人倡议复修，而经费无从出，遂议将前年贷赈款收回暂供支用。众皆曰"善"。于是鸠工选材，即以其年七月经始，十二月讫工。桥之修广一仍旧制，惟增高二尺许，使水无越桥横溢之患。当建址之初，昔年铁牛竟于石砾中复得其一，遂仿其形再冶一牛副之。桥之旧观自是悉复矣，行者莫不称便利焉！
是役也，糜番银三万五千元，用工凡五阅月。职其事唐寅清、廖基朴、庞卓武、唐云栋，筹款则有陶鼎勋、王泽洪、刘宗向、齐璜、朱友谅等十人。至于率先匠役，不避劳苦，则唐君寅清之力为多，匠人李金海等亦勤谨无误，可并书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