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科技革命与大国兴衰：技术扩散如何塑造中美竞争格局

一直以来，国际关系学者都注意到了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和大国兴衰之间的联系。然而，就像如今关于新兴技术对中美力量对比影响的诸多猜测一样，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解释技术变革如何为大国创造条件，使其弯道超车对手。

既有研究一般强调新崛起大国在快速增长的新兴产业，即领头羊产业 (leading sectors) 中对关键性技术创新的支配。依据这一逻辑，英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是因为它是新技术的发源地：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为英国蓬勃发展的纺织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样，德国在化学工业上的重大突破也被视为其后来挑战英国经济领导力的关键。领头羊产业理论指出，在重大技术变革期间，全球经济实力平衡会有利于那些“最先引入最重要技术创新的国家”。

为什么领头羊产业发展的红利会集聚到某些特定的国家？对此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大多数都强调一个国家的国内制度和新技术需求之间的良好契合。

领头羊产业理论为当代中国挑战美国科技领导地位的讨论提供了参考。中国领导人在一篇关于中国如何利用新一轮工业革命成为“科技超级大国”的讲话中，呼吁中国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当美国政策制定者面对中国在人工智能这样的新兴技术上日益增长的实力时，他们也认为中美竞争的关键在于哪个国家能够率先在新的领头羊产业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谁是第一个做到的？哪个国家最先创新？对于令人惊叹的技术突破，人们自然会被最初发现的那一刻所吸引。但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内森·罗森伯格 (Nathan Rosenberg)指出了这些以创新为中心的视角存在的问题：“人们并不关注新技术被采纳并融入生产过程的速度。事实上，新技术的扩散过程往往被认为是不存在的。”然而，如果没有认真地扩散新技术，即使是最非凡的技术进步也无足轻重。

若我们认真对待技术创新扩散问题，就能对科技革命如何影响大国兴衰做出不同的解释。以扩散为中心的框架探究的是技术创新之后的问题。这一框架不太关心哪个国家首先出现了重大技术创新，而是思考为什么有些国家在适应和接受新技术方面更为成功。这种替代路径指向了一系列不同的、能够在技术变革时代支撑国家领导地位的制度因素，特别是扩大与基础技术相关的工程技能和知识储备的制度。

如今已在互联网上掀起热潮的ChatGPT模型及其前身GPT-3，其名称源于“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的缩写，但巧合的是，这个缩写也可以指向最近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突破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即下一个通用技术 (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可能即将到来。计算机在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能的任务中取得的根本性的能力突破，有可能改变无数行业。因此，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经常将人工智能与电力这样典型的通用技术相提并论。正如《WIRED》杂志前编辑凯文·凯利(Kevin Kelly)说的那样：“我们以前电气化一切，而现在将AI化一切……我们可以预测未来一万家初创企业的商业计划，只要输入X再让人工智能运算即可。”

本书作者认为，通用技术在整个经济中扩散的模式为技术变革如何以及何时影响全球权力转移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通用技术的出现，即一种可以改变许多应用领域技术的根本性进步，为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重大转移提供了契机。通用技术的特点是不断改进性、普遍适用性、以及与其他技术的协同作用性，因此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通过追踪通用技术在各个行业中被采用的过程，也就是通用技术的扩散过程，有利于我们理解科技革命是如何打破经济实力平衡的。

根据历史上的通用技术扩散模式，本书对由技术驱动的权力转移的解释和领头羊产业理论大相径庭。具体来说，这两种因果机制在以下三个关键方面存在差异：技术革命影响的时限 (impact timeframe)、相对优势阶段 (the phase of relative advantage)、以及经济增长的幅度 (breadth of growth)

首先，通用技术扩散理论(GPT Diffusion Theory)涉及从通用技术出现到由此产生的生产率提升之间的漫长酝酿期，而领头羊产业理论则假定只有一个短暂的窗口期可供各国从领头羊产业的发展中获利。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 由此推断道：“对经济增长的最大边际刺激可能出现在该部门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就是该部门本身正在迅速扩张的时候。”相反，通用技术扩散理论认为，对经济增长最明显的影响出现在通用技术发展的后期。

其次，通用技术扩散理论和领头羊产业理论也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赋予了不同的权重。科技革命包括技术首次孵化为商业上可行应用的阶段（“创新”阶段），以及创新渗透到潜在用户群体的阶段（“扩散”阶段）。领头羊产业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哪个国家在领头羊产业的创新中占据领先地位，并获取了相应的垄断利润。通用技术扩散理论则认为，成功适应科技革命与其说是率先引入重大创新，不如说是在各经济部门广泛且有效地采用了通用技术。

第三，在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的广度方面，领头羊产业理论关注的是少数领头羊产业在特定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反，通用技术扩散理论关注的是所有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许多行业和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来自于通用技术的延伸和扩展。因此，领头羊产业理论预期生产率增长将集中在头部产业，而通用技术扩散理论则预期生产率增长将分散于许多经济部门。

如果我们更清楚地理解经济权力转移时期的技术变革的特征，就能知道哪些制度变量是最重要的。根据领头羊产业理论，最重要的制度和措施是那些支持垄断领头羊产业技术创新的制度和措施。与之相比，通用技术扩散理论让人意识到了另一组技术因素的重要性，即通用技术的“基础设施”——扩大与通用技术相关的工程技能和知识储备的教育和培训系统。当广泛采纳通用技术为首要任务时，最重要的是普通工程师，而不是大发明家。扩大与通用技术相关的工程技能基础可以培养一个更加相互关联的技术系统，促进应用技术制度与基础研究制度之间的相互交叉融合。

当然，由于通用技术的扩散取决于人力资本以外的因素，通用技术的基础设施仅仅代表了许多起作用的制度力量之一。标准制定机构、融资机构以及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都会影响通用技术和应用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只是因为技能培训制度产生的影响会延伸到其他制度安排中，并对其他制度安排起到补充作用，所以构成了本书的分析重点。

本书采取了一种结合定性历史分析与定量方法的混合方法来论证主要观点。首先，本书通过历史案例研究来追溯以往工业革命中大国技术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探究技术变革与经济权力转移之间的因果过程，本书将领头羊产业理论与通用技术扩散理论在三个历史案例中进行了对比研究：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崛起；美国和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超越英国；日本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中对美国技术主导地位的挑战。

第一次工业革命（1780-1840）是技术驱动的权力转移的典型案例。众所周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推动了英国成为无与伦比的经济霸主。至于具体的因果路径，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将英国的崛起归因于对棉纺织和其他领头羊产业创新的垄断。根据这些说法，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领先地位源于它在这些领域培养大发明家的制度能力。然而，自这些国际关系领域标志性的著作出版以来，经济和技术历史学家发现棉纺织和钢铁这两个最突出的技术变革领域对英国工业化的影响事实上遵循着不同的轨迹。通过使用正式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理解关键技术的影响，这些历史案例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叙述提出了质疑。

第二次工业革命（1870-1914）提供了另一个比较通用技术扩散理论与领头羊产业理论的机会。国际关系学者将第二次工业革命解释为英国的竞争对手挑战其经济领导地位的一个案例，因为这些国家首先在领头羊产业引入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学者们往往强调德国垄断化工市场份额的能力与德国在科学教育和工业研究机构方面的优势有关。但对于工程教育跨国差异的更为详细的数据则表明，美国的技术优势依赖于该国广泛的机械工程师基础。结合对这一时期各国采用技术创新的速度和程度的详细追踪，本章的案例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传统理解有所修正。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1960-2000）中，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根本性突破为经济领导地位的转移提供了另一个契机。一些有名的思想家警告说，日本在经历快速技术变革的产业（包括半导体和消费电子产品）中的领先地位将威胁到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然而，日本并没有取代美国成为经济领袖。如果因果机制的前提条件部分存在的话，这一事实将为领头羊产业理论和通用技术扩散理论提供反例。就领头羊产业理论而言，日本确实主导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产业的创新，包括消费电子产品和半导体组件，因此否定了领头羊产业理论。相比之下，第三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否定通用技术扩散理论，因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各经济部门的广泛传播方面，日本并没有领先于美国。

对于每一个案例的分析，本书都遵循相同的标准化程序。首先是检验基于三对关键技术指标预期的竞争性命题，包括技术革命影响的时限(impact timeframe)、相对优势阶段(the phase of relative advantage)、以及经济增长的幅度(breadth of growth)。然后，根据领头羊产业理论或者通用技术扩散理论，本书分析了领先工业大国的制度能力与该理论之间的契合度。例如，如果一场工业革命更符合通用技术扩散理论的描述，那么，相应的案例分析就应该表明通用技术技能基础设施的差异会决定哪些强国崛起，哪些强国衰落。最后，尽管本书主要聚焦于通用技术扩散理论与领头羊产业理论，但同时考察了特定案例中其他的独特因素，以及另外两种关于发达经济体如何从技术进步中不同程度地获益的著名解释（资本主义类型论和威胁论）。

历史案例研究表明，通用技术扩散理论的解释力要优于领头羊产业理论。在所有的三次工业革命中，技术变革都是以一种渐进的、长达数十年的途径影响着大国的兴衰，有利于那些有效地将通用技术扩散到各个经济部门的国家。事实证明，培养大量普通工程师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对通用技术的推广至关重要。

其后，本书又采用定量分析，通过审视通用技术扩散理论在大国之外的可推广性而对历史案例研究进行了补充。本书论点的一个关键的、可观察到的含义是：通用技术在整个经济中传播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扩大相关工程技能和知识储备的制度能力。本书使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评估软件工程教育在不同国家的覆盖程度，并分析了从1995年到2020年19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通用技术技能基础设施和计算机化率之间的理论联系。本书还使用持续时间分析和横截面回归来补充时间序列横截面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至少在计算技术方面，拥有更高水平通用技术技能基础设施的发达经济体也拥有更高的通用技术扩散率。

本书对重大技术突破如何以及何时在国际体系中导致权力转移提出了新颖的解释。通用技术扩散理论修正了以领头羊产业为基础的主流理论——后者在学术界和决策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加深我们对技术革命如何影响经济领导权转移的理解，本书也为长期以来关于权力转移的长期争论做出了贡献。

就当下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而言，领头羊产业理论强调的是哪个国家首先产生根本性技术突破。这一观点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对中美技术领先地位的评估，还影响了两国政策制定者制定技术战略的方式。

然而，通用技术扩散理论表明，美国和中国的主要政策制定者和思想家从以前的工业革命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够重塑经济实力对比，它的影响也只会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实现。在此期间，像人工智能这样的通用技术将在广泛的生产领域获得多种用途。通用技术技能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不是确保技术创新的主导地位，将决定哪个国家拥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未来。

此外，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也是一个研究新兴技术政治的范本。一个长期存在的两难是，学者们要么过于看重技术变革，要么低估新技术的影响。技术的社会塑形论忽视了并非所有技术都是同等重要，而技术决定论则忽视了政治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影响。通过首先将通用技术及其扩散模式与其他技术和技术轨迹区分开来，然后探讨社会和政治因素如何决定了通用技术扩散的速度和方向，本书的方法指明了一条中间道路。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ow Diffusion Shapes Economic Competition

国际关系专家 Jeffrey Ding 在其新书中展示了有关大国兴衰与技术革命之间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国际政治和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现有论述普遍承认领先创新对于大国地位的重要影响，但并未深入探讨技术扩散和大规模应用对于大国秩序演变的作用。作者重新审视了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崛起，美国和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赶超，日本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中对美国发起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Ding 的聚焦点并非“哪一个国家率先发起科技创新革命”这一问题，而是分析为什么某些国家在成规模地适应和应用新科技方面比另一些国家更成功，并形成了一种有关技术革命对大国兴衰的影响的新理论。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当前技术革命背景下的中美权力博弈具有启发性意义。

关于技术如何促进国家权力最好的研究著作之一…一本具有重要意义且充满启发的作品。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内容丰富而至关重要，其贡献超越多个学科领域。考虑到当前美国与中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经济与安全竞争，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称其为“恰逢其时”的著作，实为轻描淡写。

“Ding 的新书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新视角，阐释了技术如何重塑全球政治格局。他论证了，建立起完善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培养发展新型通用技术技能的能力，对于维持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全球政治中的权力转移，可能更多依赖于普通工程师而非少数发明家的英雄式创造。” 

 — 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

普林斯顿大学

这本书写作严谨、视野广阔，具备雄心壮志。毫无疑问，它将对相关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并可能引发关于技术在大国关系中的作用的广泛学术讨论。

— Abraham Newman

乔治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