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英国和WHO狂犬病专家D. Nadal和S. Radhakrishnan于去年７月联名发表了综述文章《Global Dog and Human Rabies Control Efforts from Ancient Times to 2030 and Beyond（从古代到2030年及以后：全球一直在努力控制犬和人狂犬病》（见参考文献）。
人类有希望在2030年在全球消灭经狗传播的人类狂犬病。回顾人类数千年与狂犬病的奋斗史，有助于我们更加满怀信心地实现此项宏伟目标。
现将此文全文翻译供参考。
从古代到2030年及以后：全球一直在努力控制犬和人狂犬病(4)
Global Dog and Human Rabies Control Efforts from Ancient Times to 2030 and Beyond
4. 亚洲和非洲独立后狂犬病控制的历史
History of Rabies Control After Independence in Asia and Africa
随着动物狂犬病疫苗的发展，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逐渐成为控制犬类狂犬病的宝贵手段。1957年，日本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结合上述其他措施)成功消除了动物狂犬病(Kurosawa et al., 2017)，美国的类似努力也获得成功(Rupprecht et al., 2020），都为消除狂犬病的可能性提供了概念证明。在20世纪40年代，红狐(Vulpes Vulpes)狂犬病在北美和欧洲引起了普遍关注(King et al.,2004)，促使口服狂犬病疫苗(ORV)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发展。在瑞士于1978年成功进行第一次ORV野外试验之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ORV运动逐渐消除了西欧的野生动物狂犬病（King et al.,2004）。在南美和加勒比海国家，从1980年代开始，在泛美卫生组织（PAHO）的协调下实施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和加强疾病监测工作，导致该地区人类和犬类狂犬病死亡人数大幅减少（Del Rio Vilas et al.,2017; Rupprecht et al.，2020）。2016年，墨西哥报告了最后一例由RABV（狂犬病毒）引起的犬类狂犬病（Rupprecht et al.,2020）。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采用捕杀方法控制狂犬病的无用和残忍（Morters et al.,2013），全球的关注点已经转向使用人道的种群管理策略，如动物的外科或化学节育，以支持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运动（WHO, 2018b）。其他较新的进展包括采用节省疫苗剂量的皮下狂犬病疫苗接种用于人类暴露后预防（WHO, 2018a）、研发狂犬病单克隆抗体(Dias de Melo et al., 2022)以及在南美使用疫苗和生殖抑制剂控制蝙蝠狂犬病（Benavides et al., 2020）。
尽管有了这些进展，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狂犬病控制工作仍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Kuwert et al., 1985)。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亚洲和非洲的多个地区获得了独立。在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中，几乎所有国家都贫穷且经济欠发达，狂犬病是众多竞争性卫生优先事项之一。因此，该疾病在各国和地区公共卫生机构的优先事项中一直处于较低的位置。尽管有有效的犬用狂犬病疫苗，但狂犬病控制工作仍继续依赖于通过扑杀以减少犬只和野生动物的群体数量以及给家犬接种疫苗等措施(Kuwert et al.,1985; Rupprecht et al., 2020)。尽管有些国家从未成功控制狂犬病，但也有一些国家在局部或全国范围内消除了该疾病，而另有一些国家则在以前无病例的地区发生了犬或野生动物狂犬病疫情(Yang et al., 2018; Rupprecht et al., 2020)。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狂犬病在南非南部地区蔓延，穿越了今天的安哥拉、赞比亚、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南非(Brown, 2011)。面对新的狂犬病疫情，南部罗得西亚（即今天的津巴布韦）首先从美国进口犬用疫苗，进行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活动，随后贝专纳（Bechuanaland，即今天的博茨瓦纳）和南非（1952年）也开始这样做 (Brown, 2011)。与此同时，当局还对犬主征税并捕杀流浪犬。与以往一样，这些措施对非洲本土犬主及其犬只的影响更为严重，因此当地非洲人反对这些措施或积极规避它们 (Dande, 2021)。这些行动大大降低了这些地区狂犬病控制工作的有效性。从20世纪50年代起，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疫苗接种活动，并对流浪犬进行了捕杀。尽管如此，犬类狂犬病在这些地区仍呈地方性流行(Kuwert et al., 1985)。一些非洲国家的实地试验证明，在非洲大陆上，ORV作为与注射疫苗相补充的措施，对于控制流浪狗的狂犬病很有价值（Cliquet et al.,2018）。2015年，成立了泛非狂犬病控制网络（PARACON），这是一个非洲狂犬病专家组成的网络，旨在加强和协调非洲大陆的狂犬病控制工作。
在亚洲，情况则更为复杂。只有日本和新加坡没有狂犬病。印度于1947年获得独立，目前占全球人类狂犬病负担的三分之一 (Hampson et al., 2015)，直到2002年，狂犬病控制才首次在国家发展五年计划中得到讨论。尽管2001年禁止扑杀狗只，但反应性扑杀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发生，动物疫苗接种一直集中在自己养的狗身上，但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低(Radhakrishnan et al.,2020)。印度的第一个狂犬病控制正式政策直到2021年才发布，当时人类狂犬病也被列为必须通报的疾病(Benavides et al.,2020)。目前，印度狂犬病控制方法和整体犬类种群管理的特点是高度重视犬类种群控制(Nadal, 2020)。2008年，以前没有狂犬病的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报告了第一次犬类狂犬病疫情，导致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运动和广泛的犬类扑杀，但迄今未能控制该病(Ward, 2014)。相比之下，中国台湾从1961年开始没有犬狂犬病，直到2013年在鼬獾( ferret badgers )中出现狂犬病(Liu, 2013)。同样，马来西亚在2015年宣布狂犬病流行后失去了无狂犬病国家的地位。
犬狂犬病在中国(Liu, 2013)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Yang et al.,2018)仍然是地方性传染病。与非洲一样，斯里兰卡、菲律宾和泰国的实地试验已经证明了ORV对犬狂犬病控制的潜在益处 (Cliquet et al., 2018)。2018年，一些亚洲国家效仿泛非狂犬病控制网络（PARACON），成立了亚洲狂犬病控制网络(ARACON)。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D. Nadal and S. Radhakrishnan，Global Dog and Human Rabies Control Efforts from Ancient Times to 2030 and Beyond， Chapter 1, In a eBook on Rabies ©CAB International 2023. One Health for Dog-mediated Rabies Elimination in Asia: A Collection of Local Experiences，(eds V. Slack et al.)，https://www.cabidigitallibrary.org/doi/full/10.1079/978180062297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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