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编辑部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2024年08月24日 08:04 北京
内容摘要：近世《山海经》的图像生产是《山海经》接受史中引人瞩目的现象。作为民间随用随弃的“兔园册子”，既有讨论中难觅踪影的《万宝全书》，在《山海经》博物化、猎奇式的接受脉络中，以“诸夷门”这一部类重组了神怪鸟兽、远国异人的图文知识，并与胡文焕图本等坊刻俗本共同构成通俗文化视野中《山海经》知识的异文网络。此类知识一方面在清代重新被收编进《山海经》注本，与正统《山海经》学汇流；另一方面沿循《山海经》在后世的接受轨迹，进一步逸脱原始地理志的文本框架，与类书、画谱、民间版画甚至域外图像发生互动。在这一意义上，“诸夷门”为理解古典知识在民间的阅读与接受，乃至近世书籍、图像的知识环流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键词：《山海经》 图像 《万宝全书》“诸夷门” 知识环流 接受史
在《山海经》的接受脉络中，明清时期《山海经》的图像传承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如今所能得见的“山海经图”皆为明中期以后版本，且出现《山海经》插图本、附图本、单行图本等多种文献形态。在当前学术讨论中能见度最高的，当属现存最早的“山海经图”单行本，即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胡文焕文会堂《新刻山海经图》，不仅《山海经》“古图”的构拟假说以此为起点，而且诸多《山海经》接受史话题亦以此为参照而展开。例如，在《山海经》的域外流传这一话题中颇受关注的《怪奇鸟兽图卷》，自伊藤清司将其中内容推定为出自《山海经》以来，学者皆循此思路考证。马昌仪从图像一途着手，取得阶段性推进，在现有“古图”范围内锁定胡文焕文会堂《新刻山海经图》，认为日本图本可能据此摹写而成。然而，此种域外图本中未见于“胡本”的名称异写、衍生神怪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不仅如此，单一图本之间的影响关系也难以坐实：如果说，日本图本有可能参考了胡氏图本，又有什么文献记载可以证明呢？由于胡氏图本流传不广，在中国知者也不多。此图本在明万历二十一年，即1593年刊行，距离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开始只有十年；这期间，有机会、有可能见到胡氏图本的日本人，会是什么人呢？绘图者不仅有相当高的汉文造诣，而且喜爱《山海经》，且对之有一定的了解，这可不可以说明此前《山海经》或山海经图在日本已经有所传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山海经图，特别是流传不广的胡文焕图本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以什么方式传入日本的呢？这些谜一般的问题，正是笔者要向读者和中日两国专家学者求教的。
回溯此一话题的探讨径路，不难注意到，上述困局之所由来，大体可归结于文献层面的坐地自划。倘若把讨论“山海经图”的文献视野，仅仅圈定在题名为“山海经”的图本内部，在狭窄的文献范围内遽然论定单一图本的源流关系，难免会在个案的相似点与异质性之间左支右绌，而忽视知识传递的能动性与多样性。在《山海经》接受史的书写中，诸如此类的陷阱所在多有，其根源皆在于过分简明、整饬的文献预设。而上述语焉不详的缺环与盲点，恰恰提示着重新审视文献载体的必要：如何透过版本之间的关系错位与文本裂隙，探测流动不居的知识面貌及其多元灵活的传承载体。而这一少为人知的文献网络所勾画出的动态知识图景，对于理解近世《山海经》的阅读与接受，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递与接受史书写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即便只是在胡文焕文会堂《新刻山海经图》上稍事停留，这一图本的组织方式与附着文本，已然透露出以此为“起点”的线性叙事的可疑。其书两则序文分别来自书坊主胡文焕以及庄汝敬，其中两句一闪而过的文字颇值得留意：《山海经》乃晋郭璞所著，摘之为图，未详其人，若校集而增补之，重绘而剞劂之，则予也。（胡文焕序）
故《山海》一图中，多勾深索远，出耳目睹记之外，未敢深信。及取《臝虫》一书并观，然后知穷陬僻壤之外，千态万状，难以形貌拘之。（庄汝敬序）
这些看似无关要旨的“副文本”（paratext），实际上提供了回到书籍出版语境的重要线索。其一，所谓“摘之为图，未详其人”，可以推知文会堂所出《山海经图》，既不像学者所期待的那样，是沿承自南朝梁张僧繇、北宋舒雅一系的《山海经》“古图”，亦非明清画师专为《山海经》所新创的插图，而是作为书商的胡文焕，在广罗通行资源的基础上新立名目、摘辑翻印而来。在这个作为知识传统而存在的坊刻图像网络中，“古图”假说及“作者论”所包含的单一性预设哑然失效。其二，“《山海》一图”与“《臝虫》一书并观”，这一说法则勾画出读者市场对此类知识接受方式的一大转关。“《臝虫》一书”指胡文焕文会堂同年刊行的《新刻臝虫录》。两书形影不离，先后一并由书坊主胡文焕编入《格致丛书》《古今人物图考》等丛书，打包出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刻臝虫录》序文同样强调了两书的关系，并提到：“旧本多以毛、羽、鳞、介错杂其间，今予悉迸〔并〕诸《山海经（图）》中，而《山海经》中所有臝虫，亦悉拔之于此。”此段序文一方面再度印证“胡本”虽为现存最早“山海经图”，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由“未详其人”的诸多“旧本”编辑而来，从属于坊间流行的图本传统。而“胡本”之所以在当代研究中得以跻身“古图”序列，恐有其依附丛书、题名“山海”而得以传世之故。另一方面，这种拆解复打包的处理方式，亦可见出在通俗出版的语境中，“山海经图”的阅读不必被动、机械地依托于“五藏山经”的地理脉络，而可以自由重组为有关异兽、远人的博物知识。依循“校集异本”与“并观臝虫”这两条线索，明中后期以降，在通俗出版市场中层出叠见的《万宝全书》随之进入考察视野。在这类综合性日用类书中，有一个固定门类“诸夷门”与胡文焕文会堂的做法类似，同样一以贯之地将“山海异物”与“臝虫录”两大版块作为上下栏拼装打包（参见图1），由《山海经》“摘之为图”。目前所见数十种不同的《万宝全书》“诸夷门”版本，形制统一而详略有别，由神怪鸟兽、远国异人构成的图文知识，在其中辗转稗贩。这样一组由通俗出版形态所映射的异文网络，自然作为明中后期坊刻市场的知识语境，图1构成我们推想胡文焕文会堂《新刻山海经图》或日本《怪奇鸟兽图卷》等传世图本可能来源的必由之路。图1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四年刊本《新板增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假如姑且悬置单线的“古图”叙事，而是重建此类材料所勾连的书籍网络与知识现场，诸多先前无法解释的疑题，皆可由此找到解答的线索，这里以《怪奇鸟兽图卷》与《新刻山海经图》之间的缺环为例予以说明。在图文内容层面，《怪奇鸟兽图卷》中存在不少对《山海经》中异兽的名称讹写或名目新增。过去认为，这些情况是江户日本因袭胡本或其所独创；然而，同样的名称却在“诸夷门”中在在可见。如“陆吾”（《西山经》）、“相柳”（《海外北经》）在“诸夷门”等坊刻俗本的“山海经图”中，率以“神陆”与“相抑氏”之名流通。尤为关键的证据在于，《怪奇鸟兽图卷》中还存在“福禄”等六种异兽，“未见于《山海经》文本，胡本也无图”，过去同样被判定“为日本图本所独有者”。然而，这些看似为日本所独有的衍生异兽，同样出现在《万宝全书》“诸夷门”中，而其形象的构成元素也如出一辙（详见表1）。由此可知，此类名称“讹误”或“独创”的异兽，恐怕并非直接依据《山海经》经文作图，亦非直接袭自“胡本”，而更有可能与商业书坊所出的通俗图本存在关联。就文献之间的影响关系而言，《万宝全书》同样值得注意。事实上，目前学界所见大部分明版日用类书藏于日本，可以推知，《万宝全书》“诸夷门”应当存在进入日本阅读视野的可能性。倘若承认日本妖怪绘卷、博物图谱与《山海经》中的物怪知识存在关联，此类日本图本所盛行的江户时代，恰恰对应着坊刻日用类书出版方兴未艾的万历中后期。在这一阶段，书籍始终是中国对江户日本输出的重要部分，据考证，丛书和类书在其中所占比例最高，加上庶民文化的兴盛，《万宝全书》在其中颇受欢迎，譬如文政十二年（1829）即有一次性购入三十九部《万宝全书》的记载，这些《万宝全书》往往在出版后不久， 就被源源不断地运到日本，流通相当便捷广泛。至此，我们得以在推想江户图本中《山海经》知识来源的同时，进一步从书籍环流的现实性角度，发掘可能的媒介与中间环节。这一发现诚然构成推进《怪奇鸟兽图卷》等具体议题的突破口，而结合“诸夷门”在明清书籍史与《山海经》近世接受史中的互文现象来看，此一现象更成为冰山一角，透露出《山海经》知识传递与接受图景的复杂性。明清《万宝全书》作为“民间日用的兔园册子”，素来在正统知识体系中不登大雅之堂，在民间亦随用随弃。虽在当时流通甚广，但书目不予著录，亦少有馆藏。加上清末以来的社会动荡，此类材料更是星散海外，许多也只余残卷，难见全貌，尚可得见的数十种明清《万宝全书》不过一鳞半爪。尽管如此，从现有材料的物质形态及图文面貌来看，这一长期隐没不彰的知识传统，为重审《山海经》接受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关于《山海经》在后世接受方式的变迁，传统的解释往往由外部历史着手，强调汉唐以来实证地理的发展对《山海经》文本的证伪、质疑，使得《山海经》与其成书时体系完备的原始地理志渐行渐远。此一说法虽则无误，但在文体层面，中古以来诗赋、史志、类书对《山海经》的重读与挪用，对其接受轨迹的影响意义亦不可小觑，而《万宝全书》“诸夷门”正处在这一“拆解”《山海经》的延长线上。由于依托原始地理志的山川架构，《山海经》的实际内容包罗万象。历来学者关于《山海经》的性质各执一词，无非是在各自旨趣下分别侧重于开掘其中早期信仰、实证地理、物怪想象等不同的知识维度。不论是进入“五行”“符瑞”诸志的物怪叙事，还是《水经注》等地理志书对《山海经》的参证，此类各取所需的现象毋庸赘述。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引述《山海经》的文献中，传统类书的编排形式即是“区以部类，条分件系”，更加表现出知识拆解及再分类的特点。《山海经》中作为地理物产而附属于五方山川的鸟兽虫鱼，在类书的文体语境中，不仅被拆分进不同部类，而且其中奇特甚至神异的部分亦得到类聚与放大。如《艺文类聚》“天”部“雷”目引述“服其毛羽，令人不畏雷”的异鸟，“大人之国，坐而削舟”的异域传说被收入“舟”部，经过传统类书的门类筛选，这些被挑选出来的猎奇条目脱离了原本完整的知识体系，其存在的意义仅在于条目本身的神异功能或怪奇特征，而与华夏地理之间的联系则随之消失。作为民间日用百科的《万宝全书》，是在《事林广记》不断再版、更新的文献脉络中发展而来的，因此，其在知识形态上对《山海经》的再定义亦不例外。相较于传统类书，《万宝全书》的类目设置更贴近四民日用与通俗趣味。《山海经》中所述的山川背景，距离此时人们的日常地理经验愈发遥远，书中的异兽远人，更是只能在博物志怪的名义下寻得栖身之所；尤其是在编排方式上，《万宝全书》并非高文典册，往往以图表、歌诀呈现，更不对知识来源详注出处。因此，如果说传统类书对《山海经》知识的接受方式，乃是从便于查检的角度对其原本的上古地理志书写框架进行了博物化的过滤和拆解，那么，《万宝全书》“诸夷门”则是以拼装“山海览”与“臝虫录”的新形式，对这些已然片段化的知识加以通俗化的重新整合。在经由博物化、条目化的滤网筛选之后，《山海经》原始文本的知识体系，在此时重新拼贴、整合成为关于远国异人、怪奇鸟兽的知识资源库。因此，就书籍载体影响《山海经》接受方式之变迁的意义来看，《万宝全书》“诸夷门”等坊刻图本无疑在《山海经》博物化、猎奇化的接受轨迹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与之相关的另一接受史话题，可以回应前述学术史上有关《山海经》“古图”传承的构拟问题。类书原本就是纂而不著，而由商业出版语境生长而来的《万宝全书》，辗转稗贩甚至拼装翻刻的情形自然不足为奇。例如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的《新裁万宝全书》，现存诸卷卷首题署无一与目录所刊书名相符，而是至少由十种不同版本的《万宝全书》拼装而成（详见图2）。可以推知，《万宝全书》翻刻盗版、变换名目的现象应相当普遍。与其按照当前研究主流，历时性地将其缀连在《山海经》图本的传承序列中，不如将其视为同一套共享的知识语境中相互勾连、流通的异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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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新裁万宝全书》目录所刊书名及各卷卷首题署
以此为契机，则可在既有关于明清《山海经》图像传承现象的论述中，厘清“山海经图”与“《山海经》图”这两种不同层次的知识传统。事实上，不论是胡文焕文会堂等商业书坊所刻单行图本（如《新刻山海经图》《臝虫录》），还是《万宝全书》“诸夷门”，此类坊刻图本诚然与《山海经》相关，但实际上已按照异兽与远人两类知识重组，制成脱离经文而独立的图谱，可以理解为“山海经图”。在这一“山海经图”系统中，图本的实际作者（画师）不明，内容不必与经文相符，一图一名，图说结合，是作为神怪鸟兽、远国异人的博物知识图库而流通的。这种图写神怪的绘画传统自古有之，不论是引发朱熹、杨慎乃至当代学者诸多“古图”猜想的先秦纹样、汉墓画像中的神祇异兽，还是郭璞、陶渊明所见“畏兽画”，乃至传为五代胡瓌所作的《蕃兽图》，这些图像虽难以断言其与《山海经》本身的关联，但都构成这类近世“山海经图”的潜在知识资源。与之相对的“《山海经》图”，则是特定画师专门依据《山海经》文本所作的插图，明代蒋应镐、清代汪绂的《山海经》图本为其中最著名者。此类图本可以明确定位“作者”（画师）、各自风格、观念甚至其间影响关系。作为插图的“《山海经》图”与“诸夷门”等近世坊刻“山海经图”不同：在形式上，“《山海经》图”严格依附《山海经》文本，神怪鸟兽并非按照“五虫”等博物逻辑重新归类，而是随文插附，按照原书的地理顺序次第登场；在风格上，“诸夷门”系统的坊刻“山海经图”以博物志怪为旨趣，而蒋应镐图本、汪绂图本等诸“《山海经》图”却相对淡化这一博物知识中的猎奇取向，例如蒋应镐图本详细绘制地理山川，而汪绂图本则严格按照文本信息作图，即便图写异兽，仍保持写实特征。凡此皆可见出“山海经图”与“《山海经》图”在知识性质上的区别。职是之故，以“诸夷门”为线索，得以还原明中后期商业书坊依托“山海经”之名所刊行的“胡本”《新刻山海经图》所流通的实际知识语境。作为结集神怪鸟兽、远国异人的博物图谱，此种“山海经图”，与“作者”（画师）明确、作为《山海经》插图的“《山海经》图”不可同日而语。“诸夷门”由此不仅打破了以“胡本”为起点的“古图”迷思，提示着作为民间话语的“山海经图”与依据经典创作的“《山海经》图”之不同，更可以构成进一步追问近世《山海经》知识流转的关窍。 二、生产与联动：“诸夷门”与明刻“山海经图”的异文网络
王重民曾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版《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作提要，在抄录、辨析其版本信息后着意提到：余又检卷十三《诸夷》一类，全采《异域图志》。剑桥大学所接受威妥码藏书内，有《异域图志》一书，穆尔教授作跋，曾刊于《通报》。（An Introduction to the I Yü Tu Chih，by Prof. A. C. Moule，Toung pao vol.![]()
，No.2-3，pp.180-188，1930.）大致与是书相合。又日本成篑堂藏《臝虫录》一卷，似为《异域图志》之异名。该书在元、明间有数翻本，然《图志》与《臝虫录》余均未见。此本爪哇国条云：“自泉州路发船，一月可到”，颇似元人口吻。又高丽国条云：“至北京三千五百里”，则又似明永乐以后人口吻矣。故不能定所据为何本也。穆尔教授谓剑桥藏本为图百六十有八，此本有残缺，仅存百二十九图。
如果说《万宝全书》辗转杂抄、割裂拼装的成书背景使其在日用类书层面自我构成一种“内部网络”的话，那么，王重民在慕阿德（A. C. Moule，即引文中的“穆尔”）提要基础上，推断“诸夷门”与《异域图志》《臝虫录》等书“相合”，则提示了此种知识的“外部网络”。下面主要以“诸夷门”为窗口，通过简要的文献对比，进一步探测明清“山海经图”的互文关系，以及这一书籍网络对于知识流衍的意义。毋庸赘言，文会堂“《山海经》中所有臝虫，亦悉拔之于此”的《新刻臝虫录》，即为王重民提要中“诸夷门”所联系的《臝虫录》的其中一种异本。作为坊刻俗本的《臝虫录》，其具体来源难以考证，且数度变换名目，著者不详，版本复杂。鉴于内容高度雷同，现有成果一般从《异域志》入手，认为其与《臝虫录》性质类似，同为元明时期记录远国异人形象及风俗的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又各自有不同的抄写本或刊刻本，或有图，或无图，编撰、刊行者不定，内容则大同小异，在书目中常被归为一类，或张冠李戴。此类书籍在明中后期一度广泛流通，传世版本在序跋、编排与图文内容上，相互之间乃至与明清《万宝全书》“诸夷门”都高度一致，何予明更是将“诸夷门”视作《臝虫录》传世的其中一种类型。总之，诸版《臝虫录》与“诸夷门”在传播过程中难言“定”本，而是以一组互为异文的形态流通于世。在这个意义上，文会堂本《新刻臝虫录》序文中所谓“旧本多以毛、羽、鳞、介错杂其间，今予悉迸〔并〕诸《山海经（图）》中，而《山海经》中所有臝虫，亦悉拔之于此”的现象，便可获得不同的观察维度。文会堂所刊图本割裂《山海经》中与神怪鸟兽、远国异人有关的知识而成两书，故不仅庄汝敬强调读此“山海图”宜“取《臝虫》一书并观”，清人亦以“《蜾虫录》杂采《山海经》异状图之”评价其“不足存也”。结合明清《万宝全书》“诸夷门”的编排方式，文会堂所刻两册图本由此即可理解为分别以“诸夷门”上下栏内容为主体，集中整理出版的两册图本。其中，“诸夷门”上栏中按照神、毛、羽、鳞、介诸类划分的神怪鸟兽，相当于《新刻山海经图》的收录范围，而《新刻臝虫录》中包罗远国异人的条目选择与内容呈现则与“诸夷门”下栏大体一致。即如胡应麟讨论《山海经》性质时所提及的“近世坊间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这一现象意味着，此类“山海经图”的成书语境与实际功能，都与个人化、学者化的“《山海经》学”及作为插图的“《山海经》图”迥乎异趣。“山海经图”不具“作者”（画师），而民间编选者们显然对其所选条目、所刻内容是否确为《山海经》所载录不以为意，而是以世俗认知为导向。故虽然其收录范围弹性伸缩，图文内容精疏不一，但各版“诸夷门”上下栏皆有一定比例神怪鸟兽、远国异人不见于《山海经》。譬如胡文焕文会堂《新刻山海经图》共收录133幅图，其中，有23幅并不出自《山海经》，占全书内容的近六分之一。综合“诸夷门”各版所收内容，上栏虽多为《山海经》“山经”部分的神怪鸟兽，但一般还会额外收录白泽、玄鹤、龙马、獬豸、世乐鸟等人们喜闻乐见的祥禽瑞兽；下栏在收录《山海经》“海经”部分的远国异人之外，也会将后世史书、笔记中记载的周边民族一并纳入，呈现出虚实混杂的面貌。凡此皆表现出在作为经典文本的《山海经》之外，“山海经图”对集体记忆与民间知识的整合。借由“诸夷门”所勾连的此一相互联结的文本网络，不仅可以通过异本的交互参证，重新检视既有论述中在“作者论”预设下的诸多“误读”，更能由此进一步理解这一书籍网络联动与知识生产的互动模式。作为商业书坊雕版印刷的图籍制作，“山海经图”的文献面貌是在编者、抄工、画工、刻工、印刷工与书坊主的多方合力下完成的，而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讹变，都有可能影响到最终图文形态的呈现，乃至引发《山海经》物怪知识接受的连锁效应。这里仅以“山海经图”及“《山海经》图”两大图本系统皆有收录的《北山经》归山“䮝马”为例，以便对比。《山海经》对于“䮝马”的描述为：“《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有兽焉，其状如麢羊而四角，马尾而有距，其名曰䮝。”对此，蒋应镐图本的处理办法，如前节所述，即是将其与该区域其他神怪鸟兽一道，置于地理山川的背景中，并附在相应篇章中作为插图呈现（见图3），其形象特点也与《山海经》中的文字描述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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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山海经图”系统的图本，胡文焕文会堂图本中则出现了“鹰首”的特殊形态（见图4）。对于“鹰首”䮝马这样与《山海经》文字描述有所出入，甚至大相径庭的形象变异，既有成果往往在“作者论”的预设下，将其视为胡文焕图本与其他图本有异的“神话多歧义的一个生动的例子”。然而，回到“诸夷门”所联结的“山海经图”知识网络，此类看似别具一格的物怪形象实则不足为奇。例如，䮝马形象在“诸夷门”中一律添绘鹰首（见图5、图6、图7），而配合其图说文字的异变形态，大体可以推知此种物怪“新知”的生产过程。这里将所引“山海经图”系统的四种“䮝马”图像所对应的文本摘录如下：《新刻山海经图》：归山有兽，状如（音麦）而四角，马尾有距，名曰䮝（姑昆切），善还（言旋），其鸣自呼。
《三台万用正宗》：![]()
山有状如牛，鹰首四角，马尾牛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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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群玉》：归山之中有兽，其状如牛，鹰首而四角，马尾有距，名白〔曰〕䮝马，善还（言旋）。
《万用正宗不求人》：归山有兽，状如（音零）而四角，马尾有西〔距〕，名曰䮝，善还（音旋），其鸣自呼。
对比“山海经图”系统关于“䮝马”的异文，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䮝马”图像与“鹰首”的拼合，应与文本的讹误有关。《新刻山海经图》的图说部分将《山海经》经文中的“麢”刻为“![]()
”，《康熙字典》同样提到此字，称：“见胡文焕《山海经图》。按经作麢，疑传写之讹。”值得注意的是，画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本就误写的“![]()
”字误认为“鹰”，望文生义，将原本状似麢羊而四角的“䮝马”画成“鹰首四角”的形态。
由于同出“山海经图”系统，“诸夷门”中的神怪鸟兽、远国异人与文会堂图本的图文信息在构成要素、情节主干上高度一致，图像关系一般仅在方向上互为彼此的镜像翻转，恐与木刻模版先后有关。各版《万宝全书》“诸夷门”的文字仅存少许字形讹误与字句差异，甚至对《山海经》文本中生僻字的注音、俗解也大同小异，刻工水准则优劣不一，可以理解为对同一形象、知识不同的具体展演（performance）。“䮝马”自然不外如是，“诸夷门”中的相应形象皆被添绘了夸张的鹰喙与鹰眼，而对比文字部分，《三台万用正宗》与《学海群玉》的文本描述皆在“麢”误写为“![]()
”的基础上，直接将该字替换为“鹰”，而《万用正宗不求人》虽同是异写，但“麢”字注音为“零”，恐怕反而比时间更早的文会堂刻本（注音讹写为“麦”）更接近此一版本系统流传的早期阶段。坊刻“山海经图”的制作过程，与蒋应镐、汪绂等画师的插图创作判然有别。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山海经图”是由书坊主、编选者与抄工、画工、刻工配合完成。这种图本仅仅构成明清“山海经图”版本网络中的一种，而许多看似“别出心裁”的图文变异，实则基于明清“山海经图”知识资源库的一种异文展演。与其以传统“作者论”的视角得出所谓“图与说相配，每出新意”这样的拔高评价，不如尝试接近近世书坊的刻印“现场”，以理解其图文联动与知识生产的意义。这种不断叠加异类特征的怪异形象或许更加符合人们的期待，故而在目前可见的明中后期以降的“山海经图”系统中，诸如此类不见于《山海经》的怪异形象反而趋于定型，可以推想商业书坊的图本制作应是不断配合、强化这样一种怪异的解读方式。由此一来，明清“山海经图”在迎合读者与社会文化的尚奇心态的同时，也强化着《山海经》接受史中怪诞不经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出版市场的视觉转向与尚奇风尚固然是坊间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的背景;然而，明清“山海经图”的文献形态并非仅仅是商业出版的被动结果，而是有着主动的建构意义，参与进经典接受与知识传递的过程之中。《万宝全书》“诸夷门”折射出明中后期书坊“山海经图”知识接受的一道侧影。书籍的制作过程、读者的阅读行为与期待，都影响到“山海经图”的内容选择、图文形态。在商业出版的语境下，被重新编辑与复制挪用的《山海经》文本，仅仅构成此类文化商品的一个构件。因此，“山海经图”意义的生成并不完全依靠对既有经典的复述，而是在雕版刻印的批量复制与快速流通中，回应并重塑着读者关于《山海经》的认识与想象。在一般读者的认知光谱中，“山海经”由此脱离原始地理志的文本结构，而逐渐滑向博物猎奇一端，定型为神怪知识的代称。“山海经图”在循环往复的生产与流通中，将关于神怪鸟兽、远国异人的文化记忆落实为一种便携的知识库，并进一步与包括正统注本在内的《山海经》接受图景相绾合。在此种交叉影响的脉络中，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附图的内容选择及其编排方式饶有意味。初刻于清康熙六年（1667）的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附图五卷，在清版《万宝全书》“诸夷门”之外，是现存最早的清代“山海经图”。虽然柴绍炳为其作序称“同邑吴志伊任臣极泝源流……又取舒绘本，次第增订，为图象五卷，都为一部”，但北宋校理舒雅摹本亡佚已久，此恐为意图傍身“古图”序列的说法。事实上，此本《山海经图》五卷，集中置于吴任臣《杂述》之后，皆采一图一文配合的形式，图说位于图像右上角，与明清《万宝全书》“诸夷门”的形制一致。就其具体内容而言，第一卷《灵祇》由“皷”到“彊良”共20图，皆在明清各版《万宝全书》“诸夷门”与文会堂图本之中；第二卷《异域》由“羽民国”至“钉灵国”共21图，同样与《臝虫录》以及明清各版“诸夷门”重合；第三卷《兽族》从“狌狌”到“双双”共51图；第四卷《羽禽》从“![]()
”到“鸀鸟”共22图；第五卷《鳞介》从“旋龟”到“应龙”共30图，皆未出“诸夷门”系统“山海经图”的知识网络。《广注》附图分类亦与“诸夷门”高度一致，《异域》相当于“诸夷门”下栏的“诸夷杂志”，而卷一、三、四、五则分别对应“诸夷门”上栏“山海异物”各类。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尽管一般认为吴任臣《广注》所附图像文字最为精审，然而其中诸多图文错位的情形，皆透露出其信息渊源有自。这里仍以“䮝马”作为参照。事实上，不论是“状如麢羊而四角”的形态描述，还是“出太行山”的地理信息，吴任臣图本皆与《北山经》一致。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同在此卷“兽族”图像之中，“似羊而大，细角有圆绕蹙文”的“麢羊”图不过位于这幅“䮝马”图数页之前。即便如此，或许是此时“鹰头马身四角兽”的图像讹变流传已广，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附图文字虽写作“状如麢羊”无误，然而图像呈现却对文本视若无睹，仍旧选择了明版“山海经图”在文字传讹后制作的图像。这一形象选择虽然是在文本讹误基础上的“再误读”，却恰恰符合读者对于“山海经”怪异形象的阅读期待。“鹰首”元素加入后，原本只是麢羊、四角与马尾拼合的“䮝马”，在外形上因额外叠加了羽禽类的特征而更显怪异。诸如此类常见于“诸夷门”的图文误读与知识生产，亦可折射出此种坊刻“山海经图”的编排形式、图文信息已开始为正统《山海经》学所收编。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附图本在清代流传广泛，直至清末仍有佛山舍人后街近文堂刊行。尽管后者因图像粗糙、文字错讹颇多而被马昌仪等学者认定为“民间粗本”，不过比起风格之异同，更值得注意的自然是图本之间的影响与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附图本的重要性即显现出来。清光绪十六年（1890）学库山房毕沅图注本《山海经新校正》中的一册与吴任臣图本一样，包含144幅图像，且全部以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附图本为摹本；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石印图本一函六册，其中包含的五卷图本亦以前者为摹本，同样有144幅图。由此基本可以判断，清代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与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的附图版本，所附图像与“诸夷门”皆属明中期以来的坊刻“山海经图”系统。质言之，以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附图本为中介，明版“山海经图”系统的神怪鸟兽、远国异人，系统性地进入到正统《山海经》学的序列之中，由此迂回地完成了物怪知识在通俗出版语境与《山海经》之间的环流。尽管从《万宝全书》一维来看，入清以来简化、定型的“诸夷门”看似大同小异，不再呈现如明中后期那般百花齐放、异本迭出的样态，然而，单单是正统注本的图像收编，已然折射出知识流转的多元可能。事实上，正如何予明推断，明代流行的《臝虫录》之所以在清代不彰，原因在于此类关于殊方异域的知识已稳定下来，由清版《万宝全书》“诸夷门”、《古今图书集成》的相关部类所吸纳。而查检清代类书、图谱，“山海经图”系统的图文内容散见于《古今图书集成》中《博物汇编·禽虫典》的“异鸟部”“异兽部”“异鱼部”及“蛇部”、《博物汇编·神异典》及《方舆汇编·边裔典》。此外，在清宫《兽谱》《鸟谱》乃至《皇清职贡图》相关题材的图绘语言中亦可见“山海经图”的踪影。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类书、图谱的文类载体，与明清《万宝全书》“诸夷门”一并参与进对《山海经》的知识拆解。在这一过程中，《山海经》在人们的接受视野里愈发接近一种涵纳神怪、异人等知识的博物概念，而其作为地理志的性质则随之在人们的知识体系中逐渐边缘化。在此种接受背景下，近文堂刊本虽被定位为吴任臣《广注》的“民间粗本”，但其图绘语言却提供了意味深长的线索。佛山作为华南地区（特别是岭南地区）的核心年画产地，清中期以来木版年画尤为兴盛，“销行及于南洋各地”。虽然近文堂是否刻印年画不得而知，但清末近文堂所刊《山海经广注》“从刻版、印刷、纸张、画风等多方面审看，都比较粗疏，显系民间刻本”，而其刻绘风格，则尤其与佛山木版年画接近。譬如其图像镌刻的线条粗而宽，“很多地方干脆就是一条直线下来，很像年画中的线刻风格”。商业书坊与年画作坊的兼营自不必见怪，而在这一背景下，现存清末年画中的一批以“山海经”为题的年画就颇值得注意。最早源于门神图、辟邪画的年画，原本即与《山海经》相关知识渊源颇深，然而，这批材料在主题上再度分流。一方面，“山海经图”中的神怪鸟兽、远国异人，常常作为构图元素被吸纳进其他主题的年画中，例如清代王君甫画店发行的《万国来朝》（见图8），其中“小人国”等形象，即与“山海经图”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坊间与此同时又生产出一批托名“山海经”、实为精怪图的世俗画本。此类图像多题以“新增山海经各种奇样精妖”“新出山海经希奇精怪”“新增四海野人精”，却并非为驱邪除魅，更与“禹铸九鼎，以象万物”的物怪传统无关。虽然这些图像皆为具形拼合的精怪，与《山海经》表现出相似的构形思维，不过其中所展示的内容却无一为《山海经》原文所有，而是鱼精、羊精、荷花精等多种动植物精怪（见图9）。这类图像虽常冠以“山海经”之题名，实则却是借用作为神怪象征的“山海经”名义以汇集精怪。无论是“山海经”元素在其他类型图像中的挪用，还是题以“山海经”却实为精怪画的图像生产，皆是“山海经图”在后世的知识分流形态。因此，倘若将焦距拉远，则此类图像亦可统合在近世《山海经》的博物化、猎奇化接受脉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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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大英博物馆藏清木板彩色套印本《万国来朝》
图9 国家图书馆藏上海飞云阁彩色套印本《新绘山海经各种奇样精妖》由是观之，明清《万宝全书》“诸夷门”所呈现的“山海经图”在清代得到进一步的整合，并表现出两种看似背反、实则一体两面的接受方式。一方面，吴任臣《山海经广注》，以及其后的毕沅注本、郝懿行注本等各版清代《山海经》的附图本，将此类原本由《山海经》所分化、挪用的博物图像，再度作为正统“《山海经》学”的一部分，重新吸纳进《山海经》中作为附图，与经文一并刊行。另一方面，至晚在明中叶流行开来的“诸夷门”一系的“山海经图”，乃是在上下栏的版块中，从山海异物、远国异人两个方面对其中的地理信息进行切分，将《山海经》重新整合为以神、毛、羽、鳞、介、臝（异人）为类目的博物知识版块。伴随这一博物化、猎奇化的动态接受过程，世俗视野中的“山海经”不断概念化，成为一种有关神怪、异人的知识库的象征，由此为进一步逸脱出《山海经》原始文本的山川地理框架提供了可能。不论是建立在明清图本基础上的“古图”构拟，还是对近世坊刻图像的文化阐释，皆需回到其知识流转的整体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定位，而“诸夷门”无疑构成探测此一知识场域的重要窗口。十七世纪中期来华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1609—1677）在其《中国十二绝》中曾津津乐道于当时中国所流行的种种奇特的异域想象：小人国（Siaò Gîn Que），即这个国家的居民均为矮人，很小，他们必须几个人捆在一起，以免被鹰鸢叼走；女人国（Niù Gîn Que），即这个国家的居民全系女性，她们从井里或河中望见自己的影子而怀孕，并且只生女孩；穿胸国（Chuen Sin Que），即该国居民的胸口上都有一个洞，并有一根木棍穿过胸口，这样把人从一地带往另一地；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是人身狗脸；还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之臂长可触地，还有其他许多荒谬的描写。
传教士的这段记载看似不过是所谓传统中国天下观的老生常谈，其细节描述却颇值得玩味。文中的远国异人，乍看之下可以对应于《山海经》的“女子国”“贯胸国”“长臂国”“犬封国”。然而，对比《山海经》及其各家注本，安文思的记载不仅颇具画面感，而且诸多描述与《山海经》文本有出入。譬如历代注家皆未提及“穿心国”的“贯胸载人”之说，“人身狗脸”亦与《山海经》中“人面兽身”的记载相反。故此，学者虽多以《山海经》作为一时权宜的结论，却也留下疑窦丛生的书籍史悬案。这些难以解释的文本裂隙，事实上恰恰昭示着一个丰富的问题库。与其贸然将传教士所见材料盖棺定论为《山海经》，不如抛开对文献的圈地设限，循着已有的蛛丝马迹，追索此类见闻的可能来源。由文本间的龃龉处着手，不难发现“诸夷门”部分的图文无一不备地弥合了上述文献裂隙。参考域外汉籍目录及其他旁证文献可知，安文思等传教士所见文献恐怕并不等同于今天认知中的经典，当时社会上流通的通俗书籍更有可能进入他们的视野。这里的讨论并非贸然论定图本之间单一的、确切的影响关系或沿承序列，而是尝试勾勒此类神怪鸟兽、远国异人的知识网络与图像谱系。故此，无论是江户图本的可能原型，抑或传教士笔下的文献疑案，与其先入为主地设问“胡文焕图本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以什么方式传入日本”或预设“传教士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不如追问古典知识的动态流转及其传递形式的多元可能。不论是《万宝全书》“诸夷门”、《山海经》附图本，还是世俗年画、域外图卷，这类相互联结、互为异文的“山海经图”并非特定画师根据《山海经》经文而进行的个人创作，而是一种为当时社会所共享、乐见的知识资源。明清《万宝全书》“诸夷门”无疑在其中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并在这个意义上，为理解近世中国的书籍环流与知识传递提供了新的线索。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4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