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遭暗杀未遂：为什么政治暗杀频频发生？

* 川普遇刺后场景

在帝制时代，哪个领导人没经历过政治暗杀呀。甚至在19 世纪，暗杀甚至成为整个欧洲政治活动中的普遍暴力现象。下面这一连串名字，都有过遇刺的经历：

• 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1853年遇刺但没有丧命；
  
  
• 德国皇帝威廉一世：1878年遭袭未遂；
  
  
•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屡次遭刺，终在1881年遭袭被炸死；
  
  
•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一生遭遇了七次暗杀但都幸免于难。

但现在不一样了。毕竟，很多人震惊的原因很直接：对政治公众人物“暗杀”，这么古老和传统的现象，居然出现在2024年！而且发生在所谓的“灯塔国”、“漂亮国”的美国。

事实上，在民主政体的国家，虽然20世纪或21世纪已经较少发生政治暗杀，却并非不存在。我们依然能列举出一些近几十年的事件：

• 1978年，美国旧金山的地方政治人物、LGBT权利运动人士支持者哈维·米尔克遇袭身亡。
• 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遭遇枪击受重伤，但幸运地恢复地健康。
• 2002年，荷兰极右翼政党领导人皮姆·富图恩遇袭被杀。
• 2003年，瑞典外交大臣、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安娜·林德在逛街时遇刺身亡。

• 2022年，日本政治领导人安倍晋三遇刺身亡

  
  

所以，政治暗杀离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真的很遥远吗？其实并不！但不同的是，民众的心态确实越来越文明了，热爱民主的程序正义、和平非暴力，所以已经很难接受这样事件发生。只要发生政治暗杀，全国民众心中都很受伤，难以接受这样的政治暴力现实。

1963年，在美国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当时一项调查报告显示，79%的受访者认为TA们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73%的人说TA们很生气居然发生这样事情，83%的人对在美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羞愧。

1986年，瑞典首相帕尔梅被暗杀，当时一项调查也显示，90%的受访者表示对这样事情发生瑞典感到不安，84%的受访者表示不敢相信，也有82%的受访者感到愤怒。

由此可见，在现代这个民主社会里，政治暗杀事件影响整个民族的心态。也因此很多人相信，伴随着一声枪响，川普这总统肯定能选上了！毕竟，我们相信：老百姓会出于同情和愤怒，把票都投给川普。因为我们也理解在美国历史上，林肯、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等政治人物的遇刺，都产生政治与社会转型作用。

当我们将目光从个人遇刺转移到民族心态的冲击，那就不得不推荐一本专著：《政治暗杀的文化社会学》（The Cultural Sociology of Political Assassination）。作者是耶鲁大学的文化社会学家，以文化创伤研究著称的Ron Eyerman教教授。

Eyerman教授指出，当我们用“暗杀”这个词的时候就已经赋予了官方角色，也赋予了情感意义，因为它反应了我们情感上的失序与震惊感。更不用提，当肯尼迪、安倍晋三等政治人物遇刺后，媒体报道总是充斥着羞耻、悲剧、震惊和创伤之类的词。

所以，这位耶鲁教授通过跨国跨时段的比较研究，分析了美国的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瑞典的帕尔梅和安娜·林德，以及荷兰的皮姆·富图恩以及提奥·梵高遇刺的前因后果，提出了以下重要见解：

一方面，用犯罪学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去解释刺杀者的动机和手段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些刺杀者往往多是精神病患者。

另一方面，从个人转向集体，政治暗杀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集体的文化创伤。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是日常生活中隐而不露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政治暗杀。反过来，这样政治暗杀事件也彻底揭露了这些结构性问题。随后，人们会通过政治暗杀事件进行集体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反思。

所以，一起政治暗杀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导致文化创伤，包括以下三个过程：

• 集体的失序震惊：为什么会发生我们身上？
• 集体的文化耻感：怎么会发生我们身上？
  
• 集体的身份反思：这个事情到底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什么问题？

谁是刺杀者？

犯罪学的主流理论是理性选择理论：都会认为政治暗杀肯定和其它犯罪一样，都是有动机、手段、机会场景等因素构成的，因而要考虑刺杀者的潜在利益。这两种思维往往会考虑以下解释要素：

• 那些刺杀者，可能是职业罪犯，或者是想要金钱回报；
  
  
• 那些刺杀者，可能对于某些特定个人有执念；
  
  
• 那些刺杀者，可能特别有表现欲，希望借此暴力行为传达某些东西。

但是，这种动机—手段解释却也容易被反驳：至少在美国历史上，除了一次例外，其它所有暗杀总统的企图被判断为是精神失常人士所为。这说明该解释非常不合理。

下面这张图，是1981年刺杀里根总统的小约翰·沃诺克·欣克利。你可能觉得他肯定有明确理性的犯罪动机，因为他的智商高于平均水平，甚至大学毕业，是一位“文艺青年”！他还得到父母的金钱支持、想要报名耶鲁大学的写作培训班。你也可能觉得他太有计划了：从买枪到规划刺杀，有条不乱。甚至，他的刺杀行动本身也是为了博得世人关注，从而让自己喜欢的一位女学员对他产生好感。

* 对里根总统的政治暗杀者欣克利

这是不是理性呢？不是。甚至美国法庭判了这位政治暗杀者无罪，只是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了三十年左右！甚至到了2016年，他就被释放了。这几年，他还在Youtube上分享自己的音乐，成为网红！

在他暗杀里根之后，各种检测都反映出他患有精神失常。什么失常？他在1976年看了一部名叫《出租车司机》的电影。他对其中的女主角扮演者产生了特别的迷恋，于是不断追求这位女演员。在追求过程中，他陷入了失常。

这个电影中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一位男性为了追求女主角选择了去刺杀总统，以此博得名声和关注，从而让女主角重视他。结果，这位欣克利陷入精神分裂，觉得自己就是电影中的那位男性追求者，也要按电影剧本一样，去刺杀总统，才能得到该女主角的扮演者青睐。所以，这位政治暗杀者已经分不清现实和想象，分不清自己生活和电影情节了。最后，他才被判为精神失常。

谁是受害者？

Eyerman教授建议我们转向受害者视角：谁是受害者？这个问题看似很清楚，却又有解释的空间：受害的只是那个总统、那个首相、那个大臣吗？不是。在政治暗杀中，至少有两个受害者，被谋杀的那个个体和与该受害者相关的集体。

为什么集体也是受害者呢？

我们不妨看下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害后的反应。事情发生后，《泰晤士报》引述了一位知情人士的言——美国总统遇刺本身就会引起巨大的悲痛，而且肯定会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巨大悲剧和耻辱。所以，一起政治暗杀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导致文化创伤，包括以下三个过程：

• 集体的失序震惊：为什么会发生我们身上？
• 集体的文化耻感：怎么会发生我们身上？
  
• 集体的身份反思：这个事情到底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什么问题？
  

不妨再以马丁·路德·金遭刺事件来看。当时此事在美国引发了巨大的集体反应。不仅有大规模哀悼——超过20万人陪送葬礼，也引发了多个城市的骚乱——甚至有39人死亡，超过2600人受伤。

在当时，种族骚乱问题给予美国白人极端主义分子把柄，想进一步推行种族隔离政策。但是，遇害事件也更多引发了纪念与反思活动，甚至将为马丁·路德·金本人从美国种族问题贡献者上升为全球意义下、为了普遍人权而奋斗的战士。如今，美国有730多个以他的名字命名道路、学校和公共建筑。

谁为政治暗杀负责？

到底谁要为政治暗杀负责？谁才是真正的暗杀者？

就像肯尼迪遇刺后，当时继位的约翰逊总统立即下令成立主要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美国全国暴力原因和预防委员会，并发布报告指出，政治暗杀的发生与整个国家的暴力普遍性密不可分。由此，引发了美国关于是否禁枪的争议，挑战了美国传统的价值观。

再回到上面的马丁·路德·金遇刺的事件。在这样的震惊与耻感之后，美国社会掀起重新反思对于黑人的种族政治。当集体身份争议被开启时，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也被暴露，人们越来发觉：要为这样政治暗杀负责的，不仅是某个人，而是某个长期以来的社会问题。所以，就像个人创伤一样，政治暗杀作为一种政治与社会危机，既是一种冲击，也是一个机会，让当时的民众看到原本深藏不露的东西。“集体暗杀者”的追责指向了结构性社会问题。

一方面，《纽约时报》也在当时撰文称——“美国国会必须认识到，公民个人不得再被允许随意地携带武器”。这一批评直指美国传统坚持的持枪文化。

另一方面，追责“集体暗杀者”也指向二战后美国放任的消费文化和教育哲学。例如，好莱坞被大加批评，因为它经常暴露和宣传暴力文化。同时，保守人士也站出来，结合当时的青年亚文化和反叛运动，认为二战后学校教育变得过于宽容，不再尊重权威。

一起政治暗杀，就此重塑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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