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与《师说》哪个更讲道理？

《劝学》是荀子的文章。荀子是战国时的贵族，尽管没落了，但贵族气派还在。有道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比马大的不仅仅只是个体，还有说话腔调、处事的做派等。

比如荀子对别人说：

——你要好好学习：你看，青色的颜料是从蓝草中粹取出来的，但比蓝草蓝得更深; 你看，冰是由水凝结而来的，摸上去比水更冷；你看，一段笔直的木头火烤可以弯成圆形并保持下来；你看，刀具在石头上磨了就会锋利……

——你要专心如一地学习：你看，那只螃蟹只能寄托在别人的洞穴里，是因为它不能专心如一的挖洞；你再看，那条蚯蚓，身体柔弱，但上食埃土，下饮黄泉，那是用心专一的典范。

螃蟹不会掏洞；蚯蚓吃的是泥土，喝的是黄泉水。荀子对此常识性的错误却也言之凿凿，有十二分的肯定。我想，要么是从没有人质疑过他的话，要么是他从不屑于别人的质疑。

把受众与螃蟹、蚯蚓对举，是不是降低了人的尊严？这类似于对一位瘦子说：你要心宽多食就会胖起来、壮起来的，你看那头猪就是如此。

这似乎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贵族的腔调。至少荀子有把自己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嫌疑，甚至让人感觉到，这是在对着一群奴隶、愚氓说话时才有的姿势。

不仅荀子，还有孔子、庄子、老子、孟子等诸子。

我们看《论语》中那些短句子，没有说话的背景，没有听众的反应，没有多余的解释，当然也不会顾及别人的理解能力、可能有的质疑。一个短句突然而来，戛然而止，要做赤裸裸的真理。王安石评价《春秋》时说了四个字：断烂朝报。这个评价用在《论语》上，也合适。这些短句子似乎带着过度自信，甚至自负，还有对听者的不屑。

孔夫子明确说过：无友不如己者。——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夫子要结交的是国君，也希望从那里找到用武之地。夫子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是夫子的人才培养目标。

别人如果提出疑问会如何？看看夫子对待宰予和樊迟的态度可知一二。当宰予在守孝三年的事上提出质疑、樊迟提出想学农事被夫子一顿抢白转身离开后，孔丘大人指着他们的背影大骂：予之不仁也；小人哉，樊迟也！圣人之所以出离愤怒，置个人形象于不顾，不是弟子们说的不对，大概是对方没有给予自己的学术权威或是贵族身份以足够尊重。

2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孔子佯为不见之。少顷，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乎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

孔子等人被困在陈和蔡之间，七天没能吃上饭，孔子饿得大白天也起不了床。颜回讨回一些米，快要煮熟时，孔子闻到米饭味道，起来察看，见颜回正抓起一团米要吃下。孔子装作没有看见，弟子来请孔子吃饭时，孔子说：刚才我梦到先君，想要祭祀之后再吃。颜回说：不可以的，刚才灰尘掉进饭中，扔了可惜，所以我拿起来吃了；我先吃过了的饭，就不可以再祭祀了。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可孔子并不信任他。如果真的信任他，就当直接了当地问明情况。以祭祀之名，旁敲侧击地考验之后，又假惺惺地感叹说：看来眼见也不一定是真的啊。

试想如果颜回忘了刚才饥饿时的下意识之举，那又会是如何一番情况呢？孔夫子会不会又要大骂“小人哉，颜渊也”。

人与人之间，如果不信任，就不会互相尊重，不会开诚布公；如果不平等，就不会讲道理，不会讲逻辑。

逻辑体现出双方的平等性，格言则不是。

3

孟子也大骂倡导兼爱平等的墨子是禽兽。另一个让圣人爆粗口的是杨朱。骂起人来，说别人是禽兽，教化别人来又要他们以禽兽有榜样。这是始终把自己放在众生之上的贵族老爷做派。

想来也是，据林语堂，即使在清末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也不过百分之一。不仅仅在孔孟那个时代，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大概都难免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比如，古人强调的是教化，不是教育。圣人对他人是感化，菩萨于人是点化。

我们从儒家诸子那里没能看出一点平等思想，只有对君臣父子等级的强调。后来的专制思想也都是以此为张本的。

想想庄子的话：有一只大鹏鸟，它的翅膀如垂天之云，飞去南海也要乘着六月的大风才可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还有一条大鱼，脊背像一座大山。这话总让人想起小时候大人给小孩子说“瞎话儿”，试想，如果两个身份、年龄相等的成年人，会不会向对方说这些大而无当的话。

所谓童话或是民间所谓的“瞎话儿”，都是大人讲给孩子听的。一张口就是神话、寓言、“瞎话儿”，那是把别人都当小孩子了。充斥着神话、寓言、“瞎话儿”、格言的时代，是不讲平等的。

4

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士大夫文化，而非平民文化，这个特征越往古代越是明显。比如古文是要亲自过目才能读懂的文体，在你熟悉之前别人读给你听是听不明白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文章是《施氏食狮史》，网上可以查到。这个文章据说是赵元任写的，是现代作品，但类似的文章恰好体现了上述特征。即使现在，好多人喜欢用一些文言句子、文言词汇。这些人如果在古代几乎可以肯定都是属于士大夫阶层。

先秦的诸子散文与口语并不太远，有人称之为语录体，比如《论语》等。但这种口语性质的文章，基本上不讲逻辑。比如老子的话：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车轱辘中间要留下穿车轴的孔洞，车才有作用。陶器中间是空的，才能有用。房屋中是空的，房屋也才能用。所以凡事空的才有用。这里举出三个空的才有用的物体，就下此结论，显然是武断、不讲道理的。我们可以轻松举出十个百个实心才有用的东西来，但显然也不能说实心的东西才有用。

再看《鱼我所欲也》。孟子把鱼与熊掌、生与义两组概念对举便得出要“舍生取义”的道理。这四个概念有的是具象的，有的是抽象的，有的是自然界的，有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列举在一起，原本就是混淆概念。比如我们不能从猪的结构是某个样子，从而推出人的结构也是这个样子。不能从鱼和熊掌之间的选择关系，从而就推导出生和义之间的抉择关系。正如要弄清楚人的结构，还是要去研究人，而不是从猪的结构引申。后者可以获得一些最基本的认知，但这绝不是科学的态度。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那是没出息。

舍生取义，如此宏大的抽象论题，从简单的具象类比中得出结论。如果不是草率、懒惰或愚蠢，就是居心叵测的误导：不是蠢，就是坏。

5

相比于《劝学》，《师说》是讲道理的。这两篇文章相距1000年，这中间大约可以看出某种进步。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在韩愈那个时代，没有百度，好多人家里也没有书本，身边也没有多少识字的人，有了疑问，除了从师学习，应该也没有别的渠道。

人与人之间有了平等，才可能讲道理，讲逻辑。否则便是“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律”，始终不在一个频道上。

这种平等当然也会体现出对听者的尊重，不仅仅是屈尊俯就的姿态。

拿螃蟹、蚯蚓的做法来教训人，这种类比原本就是高高在上者不愿讲平等、不屑讲道理的霸道。类比不是逻辑范畴之内的概念。

人可以从螃蟹、蚯蚓那里得到一点启示，但它们决不能成为人的榜样。人应该怎么做，至少应该向人学习才对。

对比要比类比更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师说》是对比，是圣人与众人、士大夫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是圣贤与愚者之间的对比。不再是熊掌、鱼肉、螃蟹、蚯蚓等动物之间的类比，也不是关于这些动物可有可无之事的堆砌。

6

唐朝时韩愈等人发起了古文运动，潜意识里是有一个动机的，那就是想要把知识分子的地位提升到诸子时代，或者说是表达了对先秦诸子社会地位的艳羡。

在唐大部分时间，贵族势力仍然强大，普通知识分子在仕途或社会地位上无法与前者争锋。唐后期的牛李党争，即是世家贵族与儒者新贵之间矛盾的公开化。当然，我们知道，最后李党贵族退出历史舞台，儒者新贵真正成为统治阶级的合作者。

到了宋朝时，则是把文章写得一般人看不懂为能事，这是一味拟古的结果。这个拟古不是模仿先秦诸子时代，而是模仿魏晋到唐代的文风。宋时，知识分子的地位已得到足够的提升，贵族势力几乎不存在。文人自然没有必要再去提倡古文运动，没有必要模仿先秦诸子高高在上的文风。但他们的文章比先秦时还要难读懂。

相比于先秦的文章，我更喜欢读唐代的诗文。后者蕴含着文明的进步。相比于宋后的文章，我同样喜欢读唐代的诗文。后者也更有平等的姿势、自由的风度。

高中语文课本中，把《劝学》与《师说》两篇文章并列在一课之中，不会仅仅是都与学习有关，相隔千年的两篇文章之间应该体现出某种传承与进步。否则，就真如黑格尔所说，这三千年历史只有循环，没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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