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帝王录》一书曾统计过历代帝王的死因。
书中记载的611位帝王中，有50%以上的帝王为“非正常死亡”。
其中，被毒杀与服用“仙丹”致死的帝王近40位。由此可见，帝王确实是一个“高危”职业。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荆轲刺秦王”故事，燕太子丹为了保证荆轲能顺利刺杀秦王，不但重金请徐夫人打造锋利匕首，而且还在匕首上淬了毒。
《战国策》记载：“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可见早在战国时期，古人就已知晓毒药的厉害，也对其使用有一定的了解。
史书中，关于毒药的记载比比皆是。
汉代的耿恭，在西域屯兵金蒲城时被匈奴人包围，他便命人在箭镞上抹上毒药“以毒药傅矢”，导致中箭后的匈奴人“视创皆沸”，惊恐不安。
不懂毒药厉害的匈奴人认为这是“汉家神箭”，赶紧退兵。
说到毒箭，就不得不提到“关羽刮骨疗毒”。
《三国志》记载：
“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
所谓“流矢”，就是战场上的乱箭，不小心射中了关羽，而“矢镞有毒”说明，汉末时毒箭已经开始大量使用了。
关羽中了毒箭后，胳膊肿胀，疼痛难忍，幸亏有军医随行才得以解毒。至于《三国演义》将军医写作华佗，那就是春秋笔法，看看即可。
这里就有个问题，古时的兵器上抹的毒药究竟是什么？
有人可能以为是砒霜。
那可不是，砒霜这东西是剧毒，但是粉末状，不适合抹在兵器上，而且在晋代之前也没出现。
传说砒霜是晋代术士葛洪炼丹后的“副产品”，属于丹药的一种类型。
事实上，宋代以前，比较常用的毒药无非是野葛（钩吻，即断肠草）、乌头（附子）、马钱子、巴豆、蓝药几种。
其中，乌头（一种植物）最为常见，古人习惯以乌头汁液制膏，涂在箭头上。
乌头与附子本是一物——乌头是毛茛科的植物乌头的块根（母根），附子是毛茛科植物乌头的旁生块根（子根）。
乌头的有毒成分是乌头碱，毒性极强，只需3-4毫克就能令人心脏麻痹，随即骤停。由于毒性峻烈，乌头的汁常常被涂抹在兵器上。
关羽所中箭上的毒，很大可能就是乌头毒，按传统疗法，只需用药补疮即可，但关羽中毒已深，不得不刮骨疗毒。
而野葛比乌头还毒，本名为冶葛，产自南方。冶葛更著名的别名来自金庸的《神雕侠侣》：“断肠草”。
金庸的《神雕侠侣》中，杨过中了情花之毒，用断肠草以毒攻毒，最终痊愈。从此，断肠草成为武侠迷心中的奇魅之毒。
值得一提的是，不只是野葛，历史上至少有十种的植物或药材，被冠上过“断肠草”的名号，而名气最大、毒性最强的当数野葛”。
马钱子即“牵机药”，据说赵光义就是用此毒死李后主，中毒躯干向下弯曲，与足相接而死，状如在操作织布机，故称牵机药。
巴豆毒性较低，因人而异；蓝药则为一种蛇毒，《酉阳杂俎》中说：“
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为腊，反解毒药。”
有意思的是，植物性中毒后，大部分名医都同意粪便解毒法。
比如人中乌头毒，葛洪在其《肘后方》中提议：
“人若有中之，便即餐粪，或绞滤取汁饮之，并以涂疮上，须臾即定，不尔，不可救也。”包括孙思邈的《华佗神方》也对此表示赞同。
这不禁让人对“关羽刮骨疗毒”故事中所敷的疮药想入非非……
至于人粪解毒，其实没有啥科学道理，只能想象为过于恶心，有催吐功能。
顺便说下，中国人不仅善于制毒，更精于放毒。战争期间，在敌方水源投毒都是小儿科，毒药用得得还能制造成化学武器。
宋代有一种枪，枪头处会绑着火药筒，谓之“梨花枪”。使用时，火药先是喷出一股浓烟，使“敌着药昏眩倒地”，火药用尽后就再用枪直接杀敌。
这种武器，是宋军的秘密武器，学名叫“烟毬”。
烟毬种类不一，一种是纯粹火攻，内部是火药，外面是干草，使用时引燃即可；另一种是“毒气弹”，里面是硫黄、草乌头、巴豆狼毒、沥青、砒霜等剧毒物，引燃后就会放出毒烟，敌人闻到后，不死也无法作战。
除了烟毬，宋军还有火毬、火罐等，有时候里面也会放毒物，引燃后就能放毒，均能达到放毒杀敌目的。
也是自宋代之后，各类下毒方法极其简单粗暴，盖因砒霜崛起，一统江湖。
砒霜乃是一种矿物毒药，形如冬日清晨草上的轻霜，源于晋朝，兴盛于宋代。事实上，砒霜最初是一种天然砒石，其中以江西信州（今上饶市部分地区）质最优。
色红者即传说中的“鹤顶红”，号为毒物之王，一点即可毒倒数名壮汉。当时宋代的市场行情，“每一两大块者，人竟珍之，不啻千金”。
卖得这么贵，宋人可不是用来做毒药，主要是用来治病。宋代的《开宝本草》记载砒霜“味苦，酸，有毒。主诸疟，风痰在胸膈，可作吐药。不可久服，能伤人。”
可以看出，至少在宋代，砒霜还是药用为主。
但宋人也早知砒霜毒性凶猛，宋代制砒霜，是“取山中夹砂石者，烧烟飞作白霜”，就是将砒石末加明矾烤制，明矾遇热熔化，裹在砒石末上，不仅可以防止其中有效成分挥发，毒性也更强。
不过，制造砒霜的过程可得小心，闹不好会死人的。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提到煅烧制霜时，
“立者必于上风十余丈外。下风所近，草木皆死。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徙，否则须发尽落”。
正因砒霜剧毒，但宋人趋之若鹜，到了明代，名医李时珍就在自己书中警告：“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雀鼠食少许即死，猫食鼠雀亦殆，人服至一钱许亦死，虽钩吻、射罔之力不过如此。”
药用之外，砒霜其实也早成为居家旅行下毒首选。
相比毒性，砒霜远超乌头、野葛等植物毒药，相比价格，砒霜又比需要采摘熬制的植物毒药便宜，而且有用量小、见效快的优点，不仅潜入潘金莲这样的寻常人家，连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亦用此药。
没错，光绪皇帝就是被砒霜毒死的。
2003年，一个名为“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成立。专家们将清理地宫时保存的光绪头发与葬衣取出检测，最终发现，光绪帝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砷，最高值是隆裕皇后的261倍，为现代慢性中毒者的66倍，确定其死于砒霜中毒。
经常下毒的人知道，砒霜中毒者的死状极为恐怖，首先是恶心呕吐、腹痛，随后便四肢痉挛，抽搐，最后会因呼吸麻痹而亡。
不过，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来说，砒霜并不算各类皇室毒案的真正主角。
在皇权社会，还有一个厉害的毒物：鸩。
历史的长河中，在无数转折的瞬间背后，总有鸩毒的身影。
甚至，如果排名毒死皇帝最多的毒药，“鸩”一定名列前茅。
鸩是古代的一种鸟，据说是因为专门捕食蝎子、蜈蚣之类的毒蛇毒虫，日久天长浑身带毒，哪怕在山溪中饮水洗浴，河流里面也会有毒，人畜饮后立刻倒地而亡。
哪怕是用其羽毛浸泡的酒，不但色泽透亮，而且散发出难以阻挡的香气，令人失魂落魄，勾人一饮而尽。
用鸩酒毒死对方将领或士兵的例子，史料中记载颇多。
《后汉书》中有张纡“设兵大会，施毒酒中”，从而诛杀八百多名酋豪之事；《晋书》中有“以毒酒鸩其将牛金”的例子；《魏书》中有“新成乃多为毒酒”，诈败而去骗敌人饮毒酒后，又杀败敌人的事迹；《明史》中则记载过“倭寇嘉兴，守宪中以毒酒，死数百人”等。
至于鸩酒的毒性，《辨证录·中毒门》一书则说，一旦饮吞鸩酒，便会“白眼朝天，身发寒颤，忽忽不知如大醉之状，心中明白但不能语言，至眼闭即死。”
由于极易混于酒中，只要喝了鸩酒的人，基本都难以存活，而且还能被人说成是“寒热”病而死，比其他暗杀手段更加隐蔽，鸩毒遂很快成为政治和家庭生活中谋杀的上品之选。
至于想解鸩酒的毒性，也简单，用犀牛角熬制成汤服用……想想都知道这解药有多难弄，反正在砒霜没有出现之前，鸩酒一直是皇室下毒的首选，既高贵也神秘。
但是在历史上，鸩酒出现得离奇，消失得也离奇。
自从砒霜这么好用的毒药出来后，鸩酒就很少再出现在史籍之中。
有人可能要说了，小说中不是有用水银下毒和“吞金而死”的么？
比如，《水浒》中的宋江就是吞服水银身亡，而《红楼梦》中的尤二姐则是吞下黄金饰品而亡，他们算是中毒而死么？说起来，这是小说家的误解。
把水银放进酒或者茶中，并不会马上令人中毒身亡。因为水银不溶于水，进入人体后无法被吸收。
唯有汞蒸蒸气汞盐会给人带来伤害，但前者需要在1—44毫克/立方米的较高浓度下，人体暴露4至8小时才能中毒；后者常见形式为硫化汞，就是古代用的朱砂，曾被认为是炼丹的必备大补之物。
所以，宋江吞服水银而亡，可能是呛死而非毒死。至于吞服黄金而亡，这估计是曹雪芹老先生的误解。
或许，他可能将史书上有名的金屑酒，即“药金”误以为是黄金。
“药金”其实是古代炼丹时的副产品，是一种黄金替代品（古人看到黄金珍贵，一直不会腐化，觉得服之可以延年），但黄金太贵，一般人就炼出了黄铜为主的“药金”替代。
可炼制“药金”要使用水银和雄黄、雌黄、砒黄等硫化物，如处理不善，就会成毒药，“杀人及百兽”，这才是金屑酒的原材料。
正因为这些毒药大多唾手可得，又杀人于无形之中，明清时期的投毒案屡见不鲜。
如明代三大疑案的“红药丸案”，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等，其实都是因为有人中毒身亡而引出更多故事。
近代随着工业化大发展，生物科技进步，人工合成药物成为新的潮流，使得毒药既有毒害人的一面，也有其以毒攻毒的医治一面。
有很多知名毒素，都已被应用到遏制肿瘤、治疗心血管疾病等临床研究上，从而为人类的健康做出很大贡献。
然而，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恶，毒药的大部分用途，还是被人拿来害人。
但是，随着科技发展，化学合成的毒药不仅防不胜防，毒性也更为强烈。
比如20世纪中期发明的氰化物毒药，其中氰化氢（HCN）是一种无色气体，带有淡淡的苦杏仁味，但成人因缺少相应的基因，压根闻不出它的味，因而氰化钾成为现代最知名和最致命的毒药。
伴随生物工程的飞速发展，毒药的种类更是五花八门，有神经毒素、溶血毒素、血循毒素、生物毒素、无机物毒等等。
更有甚者，从基因着手，破坏人的染色体，令人无从防备。
其实，说来说去，不管哪种毒药，最终都需要有人投毒才能毒害人。
与其说某物有毒，不如说人心才是最厉害的毒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