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诺贝尔奖颁奖季。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诺贝尔奖，是因为它始终在表彰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让我们对未来满怀期待。
然而，诺贝尔奖也有“翻车”的时候，甚至这位获奖科学家，伤害了数万人的生命。
这本《冰锥外科医生》，记录了这一诺贝尔奖历史上可能最大的丑闻。
未读·探索家｜出品
这个有点儿邪恶的故事，要从两只黑猩猩说起。
1935 年，两只经过训练能完成一些基本任务的黑猩猩被切除了大脑的额叶，结果发现术后黑猩猩解决问题的能力被破坏了，也失去了工作记忆，其中一只变得很安静，也不会因为得不到食物而发脾气，仿佛进入了一种禅定的状态，而另一只则出现了无由来的咆哮狂暴。
按说这个操作会对黑猩猩造成何种影响，似乎很难得出确切结论，就算肯定会对动物的行为特点造成改变，好像也说不准，这两只黑猩猩不就一只变得安静一只变得暴躁了么？
这个动物试验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被披露之后，有一位研究者想到，如果在人类大脑的前额叶施加类似的操作，会导致什么结果？
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研究者是不是疯了啊，就凭这点儿动物试验的基础，就像在人脑子上比划？
这位研究者的名字有点儿长，他叫António Caetano de Abreu Freire Egas Mroniz(1874-1955)，我们且叫他莫尼斯。
莫尼斯认为，既然医学界对精神病人还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那是不是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法，也许就能对饱受精神病折磨的病人提供帮助呢？
关于这个故事，早就有很多人写过，但很多人在表达强烈的谴责之余，似乎都有意忽略了精神病对当时整个社会造成的压力，所谓病急乱投医，当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任何一个能带来一点点希望的办法都值得尝试。
莫尼斯的设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只不过他的设想是建立在一个已经过时的大脑模型之上，他认为，精神错乱有可能是因为大脑内部的神经线路出了故障，如果切断某些联系，就能让它部分地恢复正常。
这有点儿像老辈人发现电视机不清楚了，就咣咣拍打，有时候，电视还真的会在经过拍打之后图像变得比之前清楚了，但这个拍打时灵时不灵。
很不幸的是，莫尼斯提倡的这个手术，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1935 年，莫尼斯在那次伦敦会议之后的 3 个月，就指导了第一例在人体上的脑白质切除术（leucotomy），他让一位神经外科的同事在一位 63 岁女病人的颅骨上开一个小孔，然后用注射器插入额叶深处，注入无水酒精，通过酒精的脱水作用破坏该部的神经细胞。
1936 年，他向外界宣布这个病例被治愈了，她的偏执和妄想已经得到了缓解。随后，他又做了 7 例这样的手术，并对外声称，手术效果满意。
后来，莫尼斯又改进了操作方法，弃用了酒精，改成用旋转金属丝取出部分额叶的组织。
1936 年 6 月，莫尼斯将自己在精神外科方面的经验写成了一本书，3 个月后弗里曼（Walter Freeman）医生已经和自己的助手神经外科医生沃茨（James Watts）把第一批病人放到了手术台上，在原来操作的基础上，弗里曼改进了手术方法和器械，将这一手术命名为额叶切除术（lobotomy）。
1949 年，弗里曼在手术中，这是用一柄类似锥子的工具通过人的上眼眶插进病人的脑子。
随着这类手术越做越多，神经外科医生沃茨与弗里曼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沃茨认为，这样的操作跟乱戳也没啥区别，不符合外科精准操作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沃茨认为这一手术应该视为精神病治疗的最后手段，应严格把握该手术的适应症，可惜，彼时的弗里曼已经被迫切帮助精神病人的热情或不断到来的声誉冲昏了头脑，根本就听不进沃茨的逆耳良言，毫不意外地，两位合作者闹翻了。
随后发生的几件事影响了这一手术的命运。
罗斯玛丽·肯尼迪（Rosemary Kennedy）是约翰·肯尼迪总统的亲姐姐，由于出生时难产引发的窒息，导致其智力低下，情绪不稳定。肯尼迪家族希望借助弗里曼的帮助，用前额叶切除术为罗斯玛丽治疗。
但这次手术其实是失败了，1941 年，术后 23 岁的罗斯玛丽甚至丧失了说话及走路的能力，完全不能自理，但肯尼迪家族碍于颜面，并没有对外公布罗斯玛丽的手术效果，可怜的罗斯玛丽最后只能在收容所里度过余生。
1949 年秋天，莫尼斯因为发现了前额叶切除术对某些精神病的治疗学价值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奖项，无疑为该手术的推广又点上了一把火。
这一年，整个美国已实施了这类手术 5000 例，前额叶切除术似乎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尽管医学界对该手术价值的质疑声仍然不绝于耳，弗里曼还是成了精神病医院里最受欢迎的明星——至少院长们很喜欢他。
公允而论，如果弗里曼能够接受沃茨的建议，认真思考外界批评的声音，这个手术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福一部分病人的，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人不是傻子，这一手术还是得到了一些知名神经学家的支持的。
意外的是，真正为这一手术敲响丧钟的并非医界的批评也不是病人及家属的反对，1939 年曾有一位精神病人冲进莫尼斯在葡萄牙的办公室，朝他开了 5 枪——这 5 枪也没能阻止该手术越做越多，彼时，推广这一手术的主要执行者已经是弗里曼了，莫尼斯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已退出了该领域的研究。
1950 年精神病院的医生开始给精神病人使用氯丙嗪治疗，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一开始弗里曼也很推崇该药物，他自己也会给病人开氯丙嗪的处方，但当他意识到氯丙嗪实际上会成为额叶切除术的强力竞争者时，他人性阴暗的一面就复苏了，摇身一变就成了氯丙嗪的批评者。
他认为氯丙嗪并不完美，不能治愈病人，还有许多副作用。
这可真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咋不想想不加选择的额叶切除术副作用更大呢？
1955 年，莫尼斯去世了，他到临死之前都还认为自己的这一发现是对医学的巨大贡献。
弗里曼就没那么幸运了，他眼睁睁地瞧着自己从高峰跌落至谷底，1967 年，弗里曼最后做了一次额叶切除术，结果病人死于大出血，随后，他的手术权限被取消。
当今天的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除了那数以万计的精神病人的遭遇非常值得我们同情之外，这个事件其实也产生了另外一个纯然无辜的受害者，因为 1949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其实有两人获奖，结果很多人只是跟风骂这一年的评奖，可瑞士医生瓦尔特·鲁道夫·赫斯（Walter Rudolf Hess，1881－1973）招谁惹谁了？
赫斯因为发现间脑的对内脏的调节功能而获得194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莫尼斯共同获奖，不知道会不会让赫斯觉得有些尴尬，就像金庸小说里的乔峰慕容并相提并论，气得乔峰说：我乔峰大好男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没有氯丙嗪的出现，前额叶切除术带给病人的益处也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从未做过验证该手术疗效的对照试验，没做对照试验，那就没人能搞清楚手术带来的症状改善是不是也可能是疾病发展的自然结果，甚至不除外不做手术病人可能情况更好的可能（罗斯玛丽·肯尼迪小姐的情况就是手术反而加重了她的问题），就像我们多次在强调为什么要使用双盲手段时讲的那样，医生总是倾向于以最有利自己的方式解释数据，我们有理由怀疑弗里曼和莫尼斯呈现给同行的结果是否客观。
张庆柱和张均田主编的那本《书写世界现代医学史的巨人们》在提到莫尼斯是写道：他在 1936 年出版的关于脑叶切除手术的小册子中对手术效果的介绍含有夸大不实之词。这个评价算比较客气的了。
莫尼斯的一生非常幸运，他家世显赫，26 岁就成了葡萄牙议员，后来还当过西班牙大使，他有一个宫殿似的庄园还有众多仆人，在政治和医学领域都获得了巨大声望，还在这个手术被世人摒弃之前，及时去世了，可谓含笑九泉善始善终。
而弗里曼的悲剧人生除了他在手术方面的莽撞激进而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死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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