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凤凰山，群峰环抱，众水争流，这里是历次革命时期无数英勇的战士坚持斗争的地方，也有不少烈士献身在这一带。
医务处的同志在这里同样受了血和火的战斗洗礼，历练了极其严酷的考验，终于建立了这个后方医院。回顾其建立和发展历程，离不开一位不算正规医师的杨医师，倾尽心血带领同志们共同创建起来。
上世纪的1936年，杨在澄城认识了地下党员陈锐志同志，在其爱国思想的启发鼓动下，参加他领导的“读书会”，经常互相推荐阅读各类进步书籍，这些读物激发广大热血青年掀起抗日救国保家乡、不做亡国奴的运动。
杨老有重听(耳聋)的生理缺陷，但生性好学，从小与书本结上缘分，平日又自学了中医书籍。有这个基础，为其日后革命生涯中增添了一定的助推力，受用终身。
七七事变后，在锐志同志的领导下，杨参加澄海青年抗敌同志会(原称青年救亡同志会)。在抗日救国的鼓舞下，毅然投身于抗战大潮中。
君勉在澄城负责一区的工作，日夜忙于编写大字报，出版墙报，口头宣传，绘制抗战地图，发动群众乐捐物资支援前线。
潮汕沦陷后，他随队伍进苏南过樟东，踏上莲花山，参加周边地带的活动。
1940年春，国军和地方团队反攻被日寇所占的澄城。澄城光复后，日寇反扑，战斗持续了三天。杨参加了战地救护。由于共产党员和青抗会员等的抗日爱国工作突出，杨和几位同志被国民党列为异党分子，加上“抗日有罪”而遭监视和通缉。因此，由组织调赴潮、普、惠隐蔽。辗转至1945年上半年，上大南山参加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任卫生所主任，后二支队后方医院成立，杨任指导员。
不久党代表林美南同志为了提高杨之医术水平。亲自带领他同赴普宁流沙墟，向余秉坚医生“拜师”讨教。经余的认真传授培养，确增加了医疗技术和药物等知识，并获赠一些医疗书籍。及后在后方医院工作中再向陈健生医生学习。杨笑说“我这只三脚猫”也有进步了。
游击战争低潮时，队伍决定暂行疏散隐蔽，杨被调回潮澄饶，即往饶平海山岛坂上小学任教。在校期间，适逢冬季流行脑膜炎疫病，形势危急。陈谦同志为了解除人民群众的疾苦，急忙想方设法筹措款项，购买一批盘尼西林等药品，交付杨医师配合当地中医陈湘流深入疫区进行施药救治，及时挽救了一批群众，保住患病群众的生命安全。
通过这次对疫情的抑制，从实践中也给后来的医疗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1947年，支队政委吴健民同志带杨到莲花山入伍。途中当路上没有行人时，吴同志说：医师啊，我们的医疗任务除治疗队伍伤病员之外，也要尽可能关心医治贫苦群众的健康，这是一种教育发动群众最有效的“武器”。这个指引使杨终生不忘。
1947年底，杨与“大鼻李”(余锡渠)同志在大钱为发生疟疾的李钗打针，“画符”(即开出草字的药方)治病，李钗病愈后入伍，后被敌人杀害，成了英雄的女烈士。
在队伍中，杨从不在工作和生活发生困难时愁眉苦脸，总是笑容挂在脸上。除了关心队伍同志外，还亲近群众，为他们解除疾病痛苦。曾一次连续翻越五座山岭，只为替有病的村民看病、打一针、送上一包药。虽奔波劳累，辛苦一场，却换得群众对共产党的美誉。俗话说，好事传万家，感动了不少群众。
一次夜行军，队伍到达红花树宿营，要做饭，部队同志叫门，群众怕白军不敢开声。杨主动叫门，群众即开启了门。哦，是医师同志兄。因为杨的鸭母声群众普遍熟悉，平时有不少群众没见过面，偶有家人得病，开口便说去找杨医师，这说明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建队伍初期，医院没有固定位置，除上前线配合救护外，杨医师总是带着助手在山区几个支点之间巡回。从大钱到官头輋入五股，上双垭，过大山，进白水湖、彭溪至凤凰墟，凤凰解放后又上乌岽。杨少年时是学校运动员，跑路轻捷，有时带卫生员出门，小姑娘跟在后面要小跑。我们自嘲说，这是“山地一景”。
1949年春，四支队扩大队伍，为服务队伍需要，相应建立起医务处。开始苦于卫生队力量太小，后来来了一批海外、平原的卫生人员。为了培训新卫生员，又苦于没有教材，幸得吴健民同志从香港带来了一本柯麟同志编的《生理卫生》，还有一本《白求恩》，杨以这两本简单的技术和政治书为基础，着手摘编了三本小册子《常见病的常识》、《简明药物》《简易救护》，还绘了封面。
由于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物质欠缺，生活处在不稳定的困境中。杨对待事业认真负责，在这敬业精神支配下，动脑动手，使医务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医护人员达六十多人。他把所有业绩归功于党的好领导及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
光阴荏苒，当年在这条战线工作的男女小青年已逾古稀，离开工作岗位，过着安居、温饱、幸福的晚年生活。
2007年7月
1949年10月30日第四支队医务处工作同志留影。后排左一为杨君勉。
来源：《杏园彩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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