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文熙：文物修复师里的化学家

文｜宋燕

图｜杜广磊 贾文熙

高 22.5 厘米，口径 25.7 厘米的西周班簋，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器形和纹饰独具匠心，四个兽首环耳，以内卷象鼻长垂成足，将簋身悬托而起，优美不失厚重。簋中还有 197 字的铭文，讲述了西周时期毛公率领军队为周王征伐东部地区叛乱部族，并得胜回朝的故事。这件传世重器本为清宫旧藏，并被记载进著录清宫铜器的《西清古鉴》里，但在 1900 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就流失了，没人知道它去了哪里。

如今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班簋

上世纪文革初期，为了避祸，很多人将收藏品遗弃，1969年起，北京市文物商店派出工作人员参与到抢救文物的工作中，在各物资回收站，从废旧物品中拣选有价值的文物。

1972 年 6 月的一天，文物商店副研究馆员华义武在永定门外的物资回收公司看到一袋废旧杂铜，他打开袋子小心翻查，突然眼前一亮，发现一块如大饼般带有铭文的青铜残片，铭文足足有 193 个字。凭借他学到的知识，他认为这件器物一定非同一般。华义武捧着发现的青铜残片给师傅呼玉恒看。呼师傅对铭文、器型反复辨识，初步确认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残片。随后他们在袋子里反复查找，又找到一部分青铜器残片。经过青铜器鉴定专家傅大卣、程长新等人反复研究，一致确认此青铜器残件是遗失民间的西周班簋残件。

程长新等人随即前往故宫博物院，联系到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古铜张派第三代传人赵振茂和他的徒弟霍海峻。赵振茂看到破损不堪，缺损不少部分，又被压扁如大饼的班簋残件，认为修复起来难度不小，好在有《西清古鉴》可参考。经过了整形、拼配、焊接、錾刻、做旧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班簋终于被修复完成，交给了首都博物馆。

30 年后，班簋遇到了古铜张派第四代传人贾文熙。此时的它与首博的一批青铜器一起，遇到了氯锈问题，这件器物上内壁布满了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坑点，蓝绿色的锈迹啃食着原本坚固光洁的青铜器，把它们腐蚀出一个个的小坑，并继续向深处蛀蚀。

2003 年的贾文熙，刚刚从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内退下来回京修养不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受当时首都博物馆技术部主任刘树林的邀请，到位于孔庙的首博索斯曼文物保护中心参观，看到了孔庙东配殿展柜中这批生锈的青铜器。

当时正值“非典”期间，贾文熙忍不住用流行词半开了句玩笑：“这些铜器也得非典了。”在熟悉青铜器病害的贾文熙看来，这批青铜器得的，确实是严重的传染病。

人们如今见到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上，常有许多漂亮的锈色，有绿色的、红色的、黑色的、银色的，光滑、平整，紧贴在青铜器基体上，对于这层物质，目前有许多不同的称谓，有的叫漆古、有的叫包浆，有的叫皮壳、有的叫水银沁，它们都是在自然腐蚀过程中形成的，其颜色的不同只是锈蚀产物中二氧化锡、孔雀石、氧化亚铜、硫化铅等矿物含量不同所现出不同颜色，这些锈蚀都是可以保持文物稳定状态的“无害锈”。

而还有一种呈粉状出现的蓝绿色锈蚀却不同，它的主要成分是碱式氯化铜，穿透性很强，化学性质活泼且存在广泛，在潮湿的有氧环境下甚至可以通过循环反应，不断地消耗青铜器原本的合金，最后对它造成溃烂酥粉的伤害。贾文熙在 2003 年看到的这批铜器上，就生了这样的锈——当时的首都博物馆所在地老孔庙环境比较潮湿，保存条件也不如现在，有一件青铜器感染了碱式氯化铜，就容易通过空气和接触传染给周边的器物。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这些有害锈会逐渐蔓延，那这些国宝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

玩笑之后，贾文熙对刘树林主任说：“能不能把它们交给我处理？”很多年之后贾文熙回忆那个场面时，他说：“我当时心痒难耐，有一阵子没干活了，看到这堆器物，特别想上手。不给我钱我都想干。”在等了一段难熬的审批流程后，这件事终于成了，首博技术部为贾文熙等人成立了一个专家组，配备了人员，将这批感染了有害锈蚀的数十件青铜器交到了他手上。这其中，就有班簋。

贾文熙在修复青铜器

对这批青铜器，贾文熙根据病患部位、轻重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大部分铜器，他用的是超声波清洗法——将青铜器整个浸泡入配好的药水中，用超声波加速器不断产生震动，将锈层一点点震下来。白天将水加温到 50 度，夜里再将水温降到 20 多度，每隔几天换一次药水，直到所含氯离子清除干净为止。

锈蚀比较深的，他采用锌粉置换的方法，用酒精棉球蘸着潮湿的锌粉，轻轻地捂在清洁完表层锈的局部，往里滴入置换液，再轻轻擦拭，一遍一遍将锈“随”出来。更严重的，需要像打吊针一样，挂上一个吊瓶，一滴一滴缓缓地把置换液滴到器身上，滴个七八小时，才能完成一轮置换。

而像班簋这样的重要文物，他则是用了最保守的办法——用竹签、竹刀，一点一点将锈刮掉，如同“刮骨疗毒”一般。最后再用湿酒精棉球擦拭。之所以保守，是因为班簋曾经历过修复，他怕处理的手法重了，会破坏修复过的地方，造成破裂。

不过，到底是哪里修复过，他也没看出来：“班簋一共有 4 个耳、 4 个足，找回来时只剩 1 个耳 1 个足，其它三个都是补配的。但我拿着班簋看了那么久，愣是没看出来到底哪个是旧的哪个是补的。高手就是高手，（赵振茂）老师傅的手艺真是没得说。”

“抢救”首批 20 多件青铜器，一共花了 3 个月的时间。之后，这批青铜器就收进了专用的保护罩，并送进了新首博。贾文熙不太放心，他不确定自己的这番处理之后，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旧病”未来会不会“复发”，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他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展厅看看，连续几年都没有看到新锈，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了。

贾文熙在首博参观自己修复过的铜器

说起“文物修复师”，一般人的脑海中马上联想到的，会是让残破古物焕然一新的人，是让一堆碎片变成器物的人，人们往往忽视文物修复中同样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保护与抢救。

在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工作时，贾文熙曾参与过很多次考古工作。他说，考古工作者刚刚打开一座古墓葬时，里面的器物、壁画、织物等情况都很完好，色彩鲜艳。但一经暴露在空气中，接触到自然界的温、湿度变化，就会立刻发生变化，考古工作者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收缩、翘曲，有的甚至化为灰尘。因为封闭于墓葬中的器物，在长期稳定的状态中已经达成一种化学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旧的平衡向新的平衡急剧转化，就会引起器物的腐蚀损坏。像石器、陶器类器物，遇到急剧的干湿度变化，有的会破碎。因此，文物修复工作者参与考古工作，可以在发掘现场采取有效措施，抢救养护好每一件文物，避免损失。

这些年来，贾文熙如同文物的“赤脚医生”，在河南、陕西的多处考古工地，配合考古发掘，抢救性保护修复了许多珍贵文物，使一些酥脆即化的出土珍品得以保存。

为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文物除锈

河南平顶山市应国墓地，是 1996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在被发掘出来时，都感染了明显的粉状锈，有的已有多处溃疡穿孔。贾文熙参与了其中邓公簋、应事簋、乍伯簋、应伯盨等多件器物的保护性处理。这批青铜器雕刻精美，器壁极薄，装饰着纤细的饕餮纹，有的内腹还有铭文，处理难度很大。在清除完表面的有害锈后，缺损部位补配，还需要依原样重刻纹饰。全部处理完，为了避免它“旧病复发”，又配制封护剂，对器物进行了封护和做旧。这批器物修复完毕后观察了两年，除了一件编钟又有复发痕迹，其余的都保持了稳定。

贾文熙修复应国墓出土青铜器

在陕西发掘一次大型东汉砖室墓时，墓内淤土湿透，清理出的一组陶俑已经泥糊难辨。贾文熙将这些头与身体四肢分家的陶俑运回室内，先剔除泥土，在红外灯下烘烤脱水，之后对尚清晰可辨的衣纹，用自己配的化学药物进行加固，然后再拼对粘接。这组陶俑一共有 60 件，造型各异，寻找同一俑身的碎片花了他很多功夫。

与很多文物修复师不同的是，贾文熙谈到文物修复，听起来更像个化学家。在很多文章中，他都在讲述材料、药剂的物质含量，写分子式，比如“骨质加固后用 10%～15% 的过氧化氢进行漂白”，“E 44 #树脂、 650 #聚酰胺、乙二胺按比例调拌”，“用 5 %聚乙烯醇缩丁醛或 4 %聚醋酸乙烯酯、丙酮渗透加固”……他会列表比较翻模原料的收缩率、固化时间、抗拉强度；还会讨论到底哪个厂生产的 502 胶粘接力最佳。就算是跟同行一起接受采访，别人在谈修复理念，他也是津津乐道于聚乙烯醇和B 72 保护剂哪个对哪类器物更好用。

一个做文物修复的是如何学到这些化学知识的呢？据贾文熙自己说，很多年前，他在西安的工作单位看到一本蜡纸手刻的油印小册子，是上世纪 50 年代欧洲专家写的与文物有关的化学知识——有哪些有机物、无机物，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反应等等。他翻了几页，感觉解决了心里很多疑惑，于是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以这本书为基础，后来又找各种相应的资料学习、实验，逐渐在文物保护应用化学这门功课中越钻越深。受这个理念影响，他特别乐于试用各种新材料、新工具，在首博处理、修复文物的时候，他总是提出要采购超声波震荡仪、牙科用具、外国材料等听起来奇奇怪怪的东西，而首博的工作人员老黄最大程度地配合了他，像变魔术一样，隔三差五地给他变出来他需要的东西。他使用的很多国外的工具材料，后来都被国内各地博物馆同行要走了不少。

“实验”成了他工作中的一个基本方法。在修复一些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时，贾文熙发现器物上纹饰的缝隙里有填充物。这些填充物到底是什么东西，一直是业界的一个争论，有人说是古人举行祭祀时加热青铜器时产生的烟怠，也有人说是矿物颜料，是古人特意做的装饰，其中“烟怠说”长期占主流，也因此有很多修复师会将其刮掉。贾文熙觉得这种说法很可疑，但他也没有更有力的证据。于是在修复过程中，他有意识地留下了几十份样本，找了他的一个搞化学的朋友进行实验检测。限于条件，他们没能进行完整的检测，但有限的检测证明，红黑色物质中除碳元素外，主要含有天然漆酚的元素，再加上这些物质在青铜器上与器身结合很紧密，贾文熙认为，商周时期王室贵族在举行祭祀时祭台摆放的成组青铜礼器（当初始的青铜器表面均为黄亮铜色）黄亮的器物纹饰内填饰红色或黑色的大漆，黄红、黄黑相间，格外醒目，彰显礼仪的庄重。

贾文熙算不算是“家族叛逆”呢？他家是青铜器修复的手艺世家，而他却走上了现代科技之路。

贾文熙的父亲贾玉波，是京派青铜修复“古铜张”的第三代传人。中国的铜器修复与复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但直到民国前后，随着国际上出现的中国文物热以及国内的古董交易热，这门手艺才真正成为今天的文物修复的发端。

清光绪年间，清宫造办处一名古铜器修复高手，人称“歪嘴于”的，在前门内开了个古铜器修复作坊“万龙合”。于师傅先后收了 7 个徒弟，其中最小的徒弟是张泰恩。张泰恩继承歪嘴于的衣钵，将“万龙合”改名为“万隆和古铜局”，主要为琉璃厂古玩商修复青铜器。他收了 11 名徒弟，其中著名的有张文普、王德山等，开创了北京“古铜张”青铜器修复业。张文普收徒 7 人，王德山收徒 8 人，除个别改行外，后来大都成了 1949 年之后中国文博行业第一批青铜器修复师，张文普徒弟如李会生、赵振茂在故宫博物院，高英、张兰会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王德山徒弟如刘增堃在河北省博物馆，杨政填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王喜瑞、贾玉波在北京美术公司，王荣达在上海博物馆，王长青在河南省博物馆。青铜器修复“古铜张”一派的传人实力雄厚，均成为青铜器修复业的中坚力量。

1965 年从事文物修复的一批人员，右一是贾玉波，右三是王德山

贾玉波在 1949 年之前修复的著名青铜器就达到上千件，其中有数百件如今保存在海内外各大博物馆中。 1949 年后，他参与了大量重要的文物发掘和修复、复制工作，四羊方尊、虢季子白盘、大盂鼎、犀尊、越王勾践剑等众多如雷贯耳的文物的修复与复制，都有他的参与。贾玉波 7 位子女中，除 1 人改行外，均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其中老大贾文超、老二贾文熙、老四贾文忠，都是修复领域里的大家；第三代中也有 3 人从事文物修复。

贾玉波在工作中

贾玉波的手艺高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件事可以作为例证。 1983 年，秦陵铜车马出土，正处于制定修复方案的阶段。贾玉波去参观了两次，回来后说“我可以复制出一套”。1 年后，他仅凭看到的碎片，复制出了全国第一套完整秦铜车马复仿品， 1986 年在香港文物展览中心展出。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外事处长金枫看到了，以为是陕西的铜车马运来了，十分惊讶，一番调查后才知道是贾玉波做的复制品。这套铜车马后来在日本展出时被日本人买走。

贾文熙的手艺，就是跟他父亲学的，在他的手中，把一堆碎块恢复如初同样不在话下。而他对化学的兴趣，也是其来有自。古铜修复，其实从一开始，就与化学有着深刻的渊源。

早期“歪嘴于”时代，古铜修复只是用胶水、颜料、黄土来处理，修完的成品看上去完美，但一冲水，锈色就掉了。为了迎合古董商人，到张恩泰、张文普这两代，发展出了“榆木擦漆”、“漆地磨光”和“点土喷锈”的工艺，后来又从古董商那里学到了用氨水和铜绿做锈的方法。为了让修复后的作品更加天衣无缝，贾玉波他们一直没断过研究和学习。

传统的铜器翻模用的是石膏，上世纪 60 年代末，贾玉波将橡胶、搪塑、乳胶模具的翻制技术引入到文物修复、复制上来，到 70 年代，硅橡胶翻模已经成为文物修复中的主流。电解镀铜代替失蜡铸造也是贾玉波搞出来的，他自己买了一套设备，在当时的美术公司建成了一间电镀铜实验室，用此方法复制出的配块效果比传统方法更逼真。他还探索化学镀金银技术，以改变沿袭几千年的传统火镀金工艺，大大减轻传统方法中汞合金对操作者的伤害。

老手艺、新技术，一直在互相促进，彼此融合。从早期的“修古董”，到今天的“文物保护”，文物修复师也在不断地根据新的需求调整着自己的能力。成为一个“化学家”，不仅是个人兴趣，也是文物修复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