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生动的乐俑原来是出自他的墓！｜国宝身世

文|戴琪

文物摄影|杜广磊

成都博物馆三楼常设的“喧然名都会：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成都”展厅中，有一排憨态可掬、意趣横生的彩陶伎乐俑，观赏者总会被他们精美的服饰造型和经典的“成都微笑”打动。这些伎乐俑来自哪里？它们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部分伎乐俑

墓主何人？

自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5 月，历经近六个月的考古发掘，一座坐落于成都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 2 组、总面积约 400 平方米的大型竖穴砖室墓在沉睡千年后终于重见天日。在四川地区，截至目前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五代墓葬不足 10 座，此次发掘的赵廷隐墓，是继前蜀王建墓（即现在的永陵）、后蜀孟知祥墓后保存最完整、最精美的古墓，是四川五代墓葬考古的第三大发现。

赵廷隐墓发掘现场图

该墓内壁全彩绘，至今仍可见凤鸟、卷云图案。成都博物馆展出的伎乐俑就出自此墓。这一组陶伎乐俑共 20 余件，全是站立姿态，服饰鲜妍明媚，造型生动，俑人们各司其职，俨然一支完整的宫廷乐队，展现了墓主人生前的奢侈的生活。这组精美乐伎俑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最为精美的陶质伎乐俑组合，堪称五代时期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之一。

考古人员通过对墓志铭考证，确定了墓主人就是后蜀开国功臣、宋王赵廷隐。那么赵廷隐又是何人？出生异地的他为什么会在蜀地？

赵廷隐（ 885～950 年）并非生于蜀地。唐末乱世时效力于宣武军，历仕后梁、后唐、后蜀三朝。他戎马一生，随高祖（孟知祥）进入西川，辅佐其建立后蜀后，担任左匡圣步军都指挥使。孟知祥病逝后，他又受遗诏为后主孟昶的辅政大臣。赵廷隐深受后主信任，晚年因政治变化辞去军职，仍进官太师、中书令，封宋王。广政十三年（ 950 年），赵廷隐病逝，终年六十六岁，谥号忠武，后主孟昶将其厚葬于今成都市龙泉驿。

高祖孟知祥为后蜀奠基，在位七月便去世。后蜀在后主孟昶的统治下，社会稳定，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发展，在五代这个烽烟四起的时代中属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也是赵廷隐得以厚葬的经济基础。《九国志》卷七《赵廷隐传》载：“廷隐久居大镇，积金帛巨万，穷极奢侈，不为制限。营构台榭，役徒数千计。”古人信奉“事死如事生”，墓葬中展示的伎乐俑乐队很可能就是昔日宋王府中奢靡景象的一个缩影。

乐俑生辉

赵廷隐在后蜀的地位极高，伎乐俑这类主要的陪葬品必然也出自能工巧匠之手。墓中出土的这一组俑人共 28 件，是一个完备的伎乐俑组合，有舞俑、歌俑、乐俑、戏弄俑，分工明确；乐俑也细分为管乐手、弦乐手、打击乐手等多种不同的角色，生动地再现了宫廷贵族生活的奢华与仪式感。陶俑全部呈站立姿态，或翩翩起舞，或引颈高歌，或击鼓奏乐，塑造形象栩栩如生，仿佛正在王府内进行一场演奏。

男性乐俑的服饰多沿用唐代流行的袍服，圆领、腰部系有黑色腰带，呈自然交叉下垂之态，手肘弯折处准确呈现出布料的交叠之感，做工精细令人惊叹。袍服两侧开叉至腰部，便于表演活动；内著黄色底衣，足踏长靴，更好地衬托了男性乐俑挺拔的身姿，力量感十足。

女性乐俑服饰普遍为短襦长裙与褙子搭配，最突出的特点是衣襟前后长短不一，内衬外衫层次鲜明。内衣较外衣长，两侧的开叉较高，领口立体，与身体之间的曲度展现出布料的软硬厚薄之别，可谓匠心独运。前身的直领、抹胸束腰是唐代就十分常见的服制，区别在于赵廷隐墓的乐俑身形略有清减，已难见唐代的丰满雍容，少了几分大气磅礴，增了些许纤弱之美。

这些伎乐俑精致的面容刻画是其艺术性的重要表现。由于后蜀的陶俑在风格上对隋唐有很大程度上的继承，我们仍能在这批俑人上看出盛唐陶俑面庞的雍容华贵，但是又有一定程度上的清减。仔细观之，会发现他们面容圆润，身形轮廓清晰，表情刻画生动，线条平缓而丰满。

具体而言，面部不似胡人伎乐俑的高眉、深目、窄面，而是脸型饱满圆润，骨相并不锋利，整体比较柔和；多为柳叶眉、丹凤眼，眼球和眼苔饱满；鼻子略呈立体之态，整体圆润而小巧；唇部饱满圆润，嘴角微微内陷。这些特点表现出制作者灵活运用了隋唐以来的雕塑技术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扬，确保乐俑的面部得以生动呈现。

赵廷隐墓中的胡人俑

雕塑中的道风流转

这些俑中最具五代十国时期蜀地特色的还是 5 位头戴道冠的女伎乐俑。墓穴中共出土了 20 件女乐俑，服装大同小异，头饰却各有特色，其中 5 个女伎乐俑头戴道冠，分莲花形、并桃形、覆斗形三种。

头戴莲花冠的女乐俑

头戴覆斗形冠的女乐俑

莲花形道冠在唐代道教的石刻中十分常见，典型代表为四川仁寿县牛角寨的摩崖造像，其中的 64 号龛有真人像 35 尊，均头戴三叶莲花形道冠。40 号龛的道冠种类则更加丰富，包括并桃形、覆斗形、花冠、兜鍪等。

唐代时，道教曾被尊为国教，道教女冠也为人们所推崇，数量庞大，一度接近男性道冠的一半，在大唐诸帝 201 位公主中，有过入观作女道士经历的就达 21 人。《唐六典》载：“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一千一百三十七所道士，五百五十所女道士。”

明三清坐像

五代时期的四川地区深受唐风影响，延续了唐代崇尚道教的风气，百姓尊崇道教，后蜀皇帝更是如此。从宫廷到民间，道教的生长土壤肥沃，孟昶为帝时，颇重中医，下令编修《蜀本草》；道士参与到了实际的朝政中，朝野上下颇信道法的力量。《蜀祷杌校笺》记载：“又数日，雷雨大作，若失白昼，主大骇怖，急呼道士诵经祈祷，而太华（一位宠妃）已被震陨矣。”

成都作为前、后蜀的政治中心，道观林立，著名的有青羊宫、鸿都观、仙居观等，仅青城山就具八大洞天并七十二小洞口。赵廷隐墓中，除了这批伎乐俑外，还有一些神怪俑和买地券等文物，都极具道教色彩。

《花间集》在这里诞生

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和繁荣，五代群雄逐鹿的大背景下，四面环山的蜀地依托天然屏障得以偏安一隅。文艺成就在成都遍地开花，产生了大量杰出的代表作品。南唐的中主和后主除了帝王身份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词人身份，特别是后主李煜。赵廷隐之子赵崇祚编有著名的《花间集》，在敦煌曲子词问世之前，一直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词集。

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本《花间集》

《花间集》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 940 年）。是五代后蜀文学家赵崇祚编选的晚唐至五代词总集，集中收录了晚唐到五代时期 18 位词人的 500 首作品，是中国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词风影响很大，被誉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由于花间派词人继承温庭筠的词风，因此他的词收录得最多，共计六十六首，并且放在全书开头。

赵崇祚生于蜀地，在这片道风浸润得土地上生活，他所辑录的作品也与其父墓葬中的乐俑一般，贯穿着道教的审美风格。资深古籍整理出版专家李一氓先生曾感叹：“宋人已不能详知五代时人时事”，关于赵崇祚本人的史料零星芜杂，我们难以窥见这位功臣之子的生平，从《花间集》中或可窥见一角。

所有18位文人的词作中，全都有与道家相关的内容，如《女冠子》、《天仙子》、《临江仙》、《河渎神》、《月宫春》等。“女冠”、“天仙”、“河神”、“巫山神女”等都是道家典型的神仙意象。唐五代时期的词作所咏与后世不同，词与调多是相合的。《四库全书》中提到：“考《花间》诸集，往往词即是题，如《女冠子》则咏女道士，《河渎神》则为送迎神曲，《虞美人》则咏虞姬之类，唐末五代诸词，例原如是。后人题咏渐繁，词与调两不相涉。”由此可知，《花间集》词作的内容应与词牌契合度极高，道教思想是其基础性部分。

蜀地“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花间集》也是一部充斥着风花雪月的词集，这层浪漫面纱总让人们忽视其成书背后残酷的政治运动。赵廷隐“拳勇有智略，高祖麾下无及者”，是握有实权的“五节度使”之一，其功勋卓著——两败石敬瑭，力挫后唐进犯，解两川危局；弥牟镇之战中拒东川之进犯，使东川首领董璋迅速败亡，助孟知祥一统东西二川，拥有与后唐抗衡、在蜀称帝的资格。

然高祖享国不足一年便仙去，后主孟昶（孟知祥第三子，五代十国后蜀末代皇帝， 934～965 年在位）即位，朝中大员多是随其父南征北战的老臣，有“非望”者，后蜀的政治斗争也在君臣间展开，李仁罕、张业相继死于孟昶的屠刀之下，功高震主的赵廷隐迅速认清形势，急流勇退，带领赵氏家族由武转文，其子崇祚精心编成的《花间集》就是赵氏拥护孟昶文治国策、陈表忠心的重要体现。也是在《花间集》的助力下，后主将女儿嫁与赵崇韬（赵廷隐的另一个儿子，后蜀重要将领）之子，赵廷隐成为后蜀唯一的异姓王，赵氏家族在后蜀一朝得以善终。

孟昶

早在后蜀立国之时，赵家便以生活奢侈闻名。《北梦琐言》有载：“伪蜀王当僭位，诸勋贵功臣竞起甲第，独伪中令赵廷隐起南宅北宅，千梁万栱，其诸奢丽，莫与之俦”，赵廷隐墓的伎乐俑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最精美的伎乐俑组合，而伎乐俑是陶俑艺术作品中与现实生活最为接近的题材类型，是对皇家贵族乐舞生活形态和歌舞宴乐现实的客观表现和真实反映，就如同五代时期著名的写实绘画《韩熙载夜宴图》一样。君主专制的背景下，军功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政治眼光老辣的武将们建立功勋、名利双收后多会选择纵情声色，非甘愿也，实不得不为也。

陶兽蹄连座鼓，赵廷隐墓出土

静止的陶俑仿佛是古人的照片，他们的肉体已然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在这些俑人面世的那一刻，定格在刹那的歌舞穿越千年的时光展现在后人眼前，鲜活而热烈，不同时空的人共同沉浸在一场繁华绮梦中，这或许就是独属于国人的浪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