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沧浪亭入口处北侧,有一处园子,名叫可园,与沧浪亭隔水相望。清代文学家沈复在其《浮生六记》里提到,他与那个既能读书论古、品月赏花,又豪爽得能够拔钗沽酒的“女陶渊明”,也就是他的妻子芸娘,曾并肩坐在沧浪亭下,隔水观望可园。
沈复说的可园,就是这处园子。
可园在叫“可园”之前,还有一个曾用名,叫作“乐园(乐,音yào)”。
乐园为何更名“可园”?是乐园字义不祥、发音不动听吗?这里面深藏一段耐人寻味的掌故。
可园现为一处书院园林景观,水木明瑟,槛曲廊回,为大众读书、听讲座、做研学、休闲小憩的处所。然而,可园最初的身份,是私人园囿。文献记载,五代时吴军节度使孙承祐在此置地,始筑池馆(别墅)。后几度易主,北宋诗人苏舜钦退隐苏州时建沧浪亭,这座池馆归入沧浪亭。其间几度荒圮,园景园貌几近湮没。 时光到了雍正年间。江苏巡抚、造园大师、工诗善画的儒官尹继善在此建“近山林”,沧浪亭成了一处公务应酬场所,往来苏州的一些官员经常在此推杯换盏、观花赏月,风雅极尽一时。乾隆年间,苏州人、一代大儒沈德潜晚年因病辞官,请命归里,获特许在“近山林”的旧址上重筑林泉,取意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名“乐(yào)园”。沈德潜有“天子词臣”之誉,是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排得上号的人物,乾隆曾言:“我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沈德潜在此读书讲学,文人骚客在此雅集,为一时美谈。嘉庆十年(1805年),两江总督铁保等人在“乐园”附近创办了一座“正谊书院”,为官办书院。到了道光七年(1827年),著名学者、楹联学开山鼻祖梁章钜(因字茝林,亦作梁茝林)做了江苏巡抚。这是一位文学造诣极高的官员。他看到可园,总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好好的一座书院,旁边有这么一个官员吃喝玩乐的地方(指乐园),对士子的教化影响不好。于是,梁章钜遂对“乐园”重加修葺,园中遍植梅、李、杏等象征士林美好品格的花木植物,复刻匾额,亲撰楹联。然后将这座极具文人风雅气息的园子,划给了正谊书院。既是书院,那就是传道受业的地方,是读书、讲学、习艺的教化场所。既为士子读圣贤书之地,那么,“窃以弦诵之地为优戏之场,不可也!”梁章钜认为“乐园”有行乐之嫌,容易让人联想为一处“寻欢作乐的园子”,岂不亵渎圣贤,败坏士林风气,带坏乡风民俗?于是,这位大员断然大喝:“行乐不可训也!”指示这乐园的名字要改。想想,书院多的是饱学之士。一些大儒根据儒家“无可无不可”(随遇而安)之意,遂将“乐园”更名为“可园”。“可”,能随遇而安,无谓顺境逆境,无谓贫富贵贱,无谓遐迩远近;“可”亦能像清朝学者朱珔所作《可园记》里描述的一样,“可步、可憩、可钓,可观鱼、可赏荷,可听风、可观月,可读书、可延客”,在这里,读书人得以悠游自在,淡泊明志,放下一切尘俗之求,专心弦诵。前面不惜笔墨,铺陈一个园子的来龙去脉,真不是做文旅推介。翻找出这些史料掌故,是借以表明,这个园子不是单纯的一座建筑而已,它是一座有人物、有故事、有人文历史,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它是一座承载有文人、文化、文脉记忆的园子,它传承着苏州人记忆深处的美好追求与向往。梁章钜身为巡抚,一品封疆大吏,他不是官府的督学,不是书院山长,他既非传道者,又非授业者,完全可以视“乐园”二字而不见,这样既不得罪命名“乐园”的前贤,也不会让自己站上被人讥讽、指责的风口。他不是不知道明哲保身,是他更知道自己是朝廷命官,主政一地,就要承担厚风俗、存纲纪的世道重任。他深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古训,小到修齐治平,大到化成天下,首先须从教化抓起,从慎微慎小处着手,不苟且,不放任,一丝不苟履职尽责,才算得上德配其位,才对得起这“朝廷命官”四个字。今天的可园,是苏州唯一的一座书院园林。某种程度上说,是梁章钜奠定了可园“书院园林”的地位,给今天的我们保留了一座书香墨韵园林,让今天的我们走进园子还能感受那久远的斯文。—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