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史地】赵珍 | 清代河湟地区城市格局

提 要：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青海境内城镇发展区域基本限定在河湟谷地的湟水、大通河流域及黄河九曲的纵深方向，即在湟水中下游形成城镇网络雏形后，向西北连接河西走廊并扩展到青海湖地区，向西南延展至黄河上游两岸。这一分布格局的架构，不仅与清代逐渐完善的官僚设置、府县行政体制相附和，也与自然地理形势、民族集聚的人文环境关联。

关 键 词：清代；河湟；城市

作者简介：赵珍（1962－），女，青海西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史。

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发展与政区体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尽管从行政建置入手研究城市的方法、模式单一，但却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真实写照，符合城镇兴起的实情。清代河湟地区城镇分布格局的形成发展与官僚机构、政区体制的逐渐建立相伴而生，也与这里自然、人文环境为基础而架构，形成一个复杂动态的城镇系统。

纵观明清以来，尤其清代河湟地区城镇发展，基本限定在河湟谷地的大通河流域及黄河干流、湟水支流的纵深方向，即向西宁以北、以西方向延伸，向西北连接河西走廊并扩展到青海湖以北地区，向西南延展至黄河上游两岸，在湟水中下游形成城镇网络雏形后，继而向黄河九曲之地扩展，形成一个相对合理和完整的集市、防卫和城镇蓬勃兴旺的、以西宁府城为中心的城市格局，归属于施坚雅对19世纪中国地区城市化研究中所划分的九大地区之的西北区中。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甘肃省》图上，聚落、城镇和交通道路沿河流分布，城镇空间体系效果更直观。这一空间体系的行政隶属于逐渐完善的西宁府治体制。对应有府（附郭县）城1、县城2、厅城4，以及若干的驻防城堡，其中一些城垣是雍乾年间建筑，包括永安、北大通、黑古城等十多座驻防营堡型城镇。详见图1。

图１清代河湟城市分布格局示意图

底图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清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28－29页。

在整个府城为中心的筑城建设中，地方官遵循“惟经国之模，莫大于防边；而守边之道，莫要于建城”的治理理念，更突出了河湟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对政治区位的重视与经济城市治理进入了一个相对同步稳态发展格局，奠定了民国时期乃至当今该地区城市发展的基础，彰显了西部大开发以来青海城市的西北向发展，不仅是对地理环境选择的结果，也是人文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既有研究成果中，主要有刘景纯的《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相关章节，对西宁府县层级城镇空间分布及其特征等项目，宏观上进行研究，而朱普选《明清河湟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的内容论述，不论时间断限还是城镇分类，均较为笼统，有必要爬梳资料，加以具体深入讨论。本文企望以西宁府城市格局行政建置的地理走向为主线，结合新建城垣及修葺现状、驻防城升级因果、民族集聚单元、军政调控力度等问题，考察城镇格局形成的必然规律。即为尝试探讨，请教方家。

一 以西宁府城为中心向西辐射的城镇形成

至迟在17世纪30年代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之前，西宁府城周边可能扩展的行政空间基本处于蒙古贵族的控制之下，尤其是西宁府辖境以西的青海地区属于和硕特蒙古割据之区。据《秦边纪略》载，大通河流域的西宁以北为蒙古贵族麦力干黄台吉住牧；西宁之南川口、西川口，以及青海湖为达赖黄台吉住牧；滚卜川（南盆滩）为达尔加（达赖黄台吉从子）台吉住牧，处于西宁东川之南。更远的西部草原亦为固始汗子孙扎实巴图尔后裔的势力范围。雍正二年（1724），以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为契机，始将青海蒙古各部及其所属的藏族各部完全纳入了清王朝的统治体系之内。此后，清廷治理势力向西部延伸，城市建设也逐渐西移，以西宁府城为中心向西、西北发展，主要城镇为多巴、丹噶尔城、哈拉库图营等。

多巴位于府城之西50里，明末清初，多巴所设的“夷厂”被看成为“居然大市”。因为管理贸易的长官，称为宰僧，参与经营的商人有汉回藏蒙等不同民族，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筑屋而贾，各路商旅云集，而非以需要定时间开闭的互市形式。为方便论述，我们引《秦边纪略》如下：

在书中，梁份同时还记载了多巴的另一条信息：

从以上两条材料，我们可以分析出：

其一，在明末清初之际，多巴无疑是位于西宁府城西的一个重要市镇，商贸活跃。但是，官方文献不见记载，仅有镇海、北川作为市口的说法。其中，镇海位于府西约四五十里处。北川，位于西宁之北，属于本文所讨论的西宁府城西北向延伸发展的城镇。府城及二“市口”与多巴的距离位置是：多巴“东南至镇海五里、东至西宁五十里”、“北至北川七十里”。位在西宁、北川和镇海三点之间，靠近镇海。

其二，多巴作为“居然大市”，管理贸易的长官不是中央和地方所派，而是由蒙古贵族掌控，并为蒙古贵族麦力干和达赖黄台吉委托专人负责，称为宰僧。宰僧“司市持平”。参与贸易者为“大通河、西海之部落”，或称为“九曲、青海、大通河之夷”，以及“西宁习番语之人”，还有“极西之回与夷”。

其三，多巴作为“大市”，“土屋比连”，“黑番、回回”，筑土室成衢”，且“廛居逐末”者也为“黑番”。直至雍正年间，这里依然有山西、陕西商人“往来络绎，俱集于此”从事商业贸易，而非以需要定时间开闭的互市形式。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区分文献所载的“市镇”、“市口”、“边口”、“夷厂”、“番厂”的说法。史学界普遍认为“市镇”是对内地为贸易聚集形成的小城镇而言，而“边市”、“市口”、“市厂”和“夷厂”是对“沿边汉族和少数民族商品交换场所的总称”。说法尽管笼统，但已毋庸置疑。只是，在多巴“大市”贸易场所“夷厂”的判定上，还应该缕出其各自独特的涵义。

就笔者目前所寓及资料，尽管“夷厂”、“番厂”均是指边疆地区民族间贸易场所，但在明人眼中还是有些微的区别，因将居于青海湖周边的蒙古人称为“海夷”，与其间贸易的场所称为“夷厂”；即令与“甘镇边外择离内地远处，置立夷厂，令西海丙兔部落每年赴彼互市一次，松山宾兔一枝（支——引者），亦许岁庄浪小市一次，凡开市期务要与延宁同”。此处的“夷厂”，与梁份在《秦边纪略》中对蒙古人设置的交易场所的称呼相同，但涵义有别。而“番厂”则指分布在西宁、河州及洮州等处孳息沽贩马匹及住宿的场所。后来丹噶尔城所形成的市场，则限定集日，管理方式与多巴的“夷厂”也不一样，可以看成是史学界所认为的一般意义上的“市口”。实际上，在卫藏地区，藏族对贸易场所称谓也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即对长期固定的市场称“丛日（惹）”（Tshongra），对定期举行的集市贸易，称“丛堆”（Tshongvdus）。

清初，青海和硕特蒙古诸部的市口贸易十分繁盛，最迟在顺治十五年（1658）时，贸易互市地点大致有西宁的镇海堡、北川，以及甘肃洪水。康熙年间，多巴就是一个由蒙古贵族管控的民族贸易的重要城镇。“多巴岂非内地，而顾为夷之垄断哉”，“中国反不设官”。罗布藏丹津事件后，和硕特蒙古贵族势力重创，权力削弱，更由于插旗定地，势力西移，多巴城“大市”贸易地位的重要性也随之丧失，而被位在西宁府西90里的丹噶尔城取而代之。实际上，丹噶尔的藏语原称“东科尔”，就有“市镇”之义。该城的兴起，完全是由于地处民族贸易重要道口的缘故。

罗布藏丹津事件后，清廷对河湟间汉回与蒙古之间贸易往来予以严格控制，规定了贸易地点和时间，以每年二、八月在府城边外那拉萨拉（日月山）地方贸易。后因“各蒙古需用茶叶、布、面等物，交易之期过远，必致穷乏”，增加两次。即每年四季四次，以“二、五、八、十一月为互市日期”。不久，以那拉萨拉一处“恐不足供黄河东西两翼蒙古易卖”，又给居牧黄河以东的青海蒙古五旗指定河州的土门关、松潘黄胜关的西河口为贸易处所。且强调“此二处地方俱有城堡房屋，地方宽阔，水草俱好，利于互市，可为永久”。这一措施，十分有利于府城体系向西辐射和发展。不仅黄河西边、西宁以西的蒙古相关部落的贸易移到丹噶尔寺，而且规定蒙古贸易“每年不定限期，仍听不时贸易”。更由于这里“路通西藏，逼近青海”的缘故，成为“汉土回民远近番人及蒙古往来交易之所”，为后来形成事实上的城镇奠定了极好的基础。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起，在丹噶尔筑城，次年九月竣工。在日月山随地就市的贸易活动自此移至丹噶尔城内进行。

丹噶尔城周770丈，高2.2丈，根厚2.4丈，顶厚1.3丈。设东西门，城楼、腰楼各二，角楼四，月城楼二，炮台八。壕宽３丈，深５尺。设参将1员驻防，千把总各３员。乾隆九年（1744年），增设主簿一员。由是，官僚政治机构、地方行政体制逐渐建立，更重要的是城镇也因经济活动的需要而成形。

嘉道之际，丹噶尔城商业特盛一时，形成“青海、西藏番货云集，内地各省客商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两之多”的繁荣局面。湖海盐泽等丰富资源也成为蒙古人贸易交换的主要产品，“挖盐捉鱼，运往丹噶尔、西宁、大通等处售卖，以资糊口”。嘉庆八年（1803年），由于河南藏族部落不断北移攻掠蒙古，游牧于环海地区的约9000余蒙古牧民纷纷避入丹噶尔。大量人口的到来，对丹噶尔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道光九年（1829年），设丹噶尔厅，加快经济贸易发展，随之，作为商人集团的“歇家”则成为丹噶尔城贸易中集商业经纪人、货栈店主、牙侩、翻译身份为一体的居间商人。那彦成为陕甘总督期间，整顿歇家，创设“循环印簿”制度。近代洋行贸易兴起后，歇家多成为依附于洋行的商业买办，有的歇家发展成为民族资本家。

所以说丹噶尔城的创建是以经济贸易为先导的，为保障这里集市贸易体系的持续存在，清廷增设了哈拉库图尔军事城镇。城在西宁县西150里，位于多巴与丹噶尔城之间，地倚日月山，为商旅要区，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准予在此处建筑城堡衙署。城周228丈，东西二门。先设守备驻防，后改设千总。哈拉库图尔的设置，连接了多巴与丹噶尔，且组成了西宁府为中心西向的辐射圈层级，正或许即是施坚雅认为的“所有治所都为腹地发挥着重要的经济职能”，抑或是属于“将新近崛起的贸易中心合并成为治所”的尝试。

二 沿西宁府城外西北一线辐射的城镇

西宁府城西北向的城镇主要是白塔城、永安城和大通城，均位于大通河流域上游。顺康时期，这里尚处在蒙古贵族麦力干黄台吉的控制之下，为其子南力木的游牧地。他们“招纳流亡，牧羊孳马，溉种深耕，为根本地。且黄城、酸茨河、三角城、白塔儿、咎卜寺等，青海之部落，凡受命咸听于此，亦足征其为一都会矣！”在这里设卫筑城，则显示出城镇分布格局架构的另一层面，缘于重要的地理位置与控制蒙古的需要，即清廷所关注的是“防卫与安全”而非经济贸易为目的的“税收”。

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始设营卫，建立城堡。“以地通西宁、甘、凉”筑大通城（门源县城），“以地临西宁北川”筑白塔城（大通老城关），“以地通甘、凉”筑永安城。年羹尧在《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中，也强调了西宁北川口外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奏请在“西宁北川口外，至大通河、野马河，至甘州边都口外，修筑土墙，建筑城堡”；“西宁等处增添驻军”，“甘州等处，宜添设员弁也”。

大通卫治大通城向阳堡，城营同建。城周6里，门2。城周设壕，城上有角楼、炮台。初设总兵镇守，统白塔、永安二营。旋改副将，属西宁镇辖，亦曰西大通镇，驻兵3380名。随着大通政治军事地位的变化，在设“卫”十多年后，城镇行政级别迅速提升。雍正十三年（1735年），新疆战事结束，裁大通镇为协。乾隆八年（1743年），移守备于白塔城。大通卫属人口的集聚途径主要有三：一是农业垦殖。雍正六年（1728年），岳钟琪令兵丁在郊外空阔之地酌量试种，至十一年时以这里“气寒霜早”而罢。至十三年时，地方官勘得已有土著回民38户在城东试垦旱地。再至乾隆八年（1743年），黄廷桂考察得这些土著回民的垦地历年收获。故而，又于附郭四围左近及卫城东南红山嘴、多拢沟、黄田庄、细水台、直沟台、全吉兔、通化滩等处勘得水田，安插卫属土著及客民79户，又兵丁子弟69户，共计186户。乾隆十三年（1748年）时，仅在大通川、城西古边墙、旧古城、迭尔吉沟四处的民人有61户。十八年时，在大通白塔等处种地的民人兵丁子弟有170户，因部分试种旱地歉收而免交租赋。二是政府政策认可民间自发迁徙定居。大通地方人口也有自西部迁居者。雍正十三年（1735年），青海蒙古台吉班珠尔声称，分给自己属下的30户人，迁往大通卫久居多年。对于这种违背扎萨克制度的行为，清廷只能默认并调整管理办法，于乾隆元年（1736年）规定，已在大通卫久居的蒙古人，已立有家室、置有产业者，准其入籍，随民当差，由该卫管辖；其余无主者，则分给相关扎萨克管辖，不得随意进入内地。三是政府明令动迁。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割西宁县北川十八堡1191户归属大通卫。总之，多途径的人口移入，以及原本居于本地的3500多户，共同构成约4700余户的人口规模，并于是年升卫为县，仍隶西宁府。随着大通城人口增加，贸易规模扩大，集散地中心位置日益上升。咸丰三年（1853年）时，有人口73667人。

雍正初年，在府城西北设立的另一个重要城镇为白塔儿。《秦边纪略》载：

顺治八年（1651年），米喇印、丁国栋回民起义失败后，义众就转战于此，筑高堡、庄田、水磨、斗车，地横亘百数十里，村堡相望，种麦、豆、青稞，凡牛、种，皆由麦力干提供，人们每年以“添巴”的名义缴纳租赋。史载：“其地之汉人，则西宁之亡命，回回，则顺治八年之叛党，各仍其俗，共居于此。其添巴则麦力干。分地给种，皆麦力干所谓也”。若种屯田法也。因地有白塔，谓之白塔儿。初设游击驻防，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归大通县属；三十九年，改设都司。与上述城镇连成体系的还有永安、喇课、北川等驻防营城。永安营城在大通县西的测尔兔，雍正五年（1727年）筑城，周600丈，设游击、守备驻守。西北有沙金城，亦设官兵防汛。喇课营城位于西宁县西北80里，丹噶尔城北，“地通青海”，雍正十一年筑城。城周180余丈，设千总。北川营，旧名永安堡，位于西宁县北60里。城周3里，北有东西暗门，在营北10里，暗门之外为白塔儿。这些以军事性为主而建筑的城堡起到了护卫以西宁为中心的城镇的作用，也构成中心城镇辐射扩展的低一层级，形成“城镇——城堡”模式。

三 西宁府城南部城镇与厅所的同步发展

西宁府城以南的城镇，主要指依次由北而南的化隆、康家寨、循化厅和相邻而西的贵德城。这些城的增建，是清廷政治控制和军事选择理念的实践。

摆羊戎、巴燕戎格是化隆县城最初的名称，选择此处建城，与其北边扎什巴城失去“要隘”地位有关。雍正十三年（1735年），川陕总督刘于义从军事驻防的需要考虑，请在扎什巴筑建土城，“令西宁镇派游击一员，马步兵二百名驻城弹压”。经部议，奉旨依议。不过，随着政治军事控制西南向发展，扎什巴城的军事地理优势减弱，变成“并非众番要隘”，且“地窄小，难以建堡驻兵”的地方，不利于政治控制力量南向发展。于是，乾隆三年（1738年），经西宁道按察使司签事杨应琚、巴暖游击杨普、川陕总督查郎阿等逐层奏报，请在巴燕戎格建城驻兵。认为摆羊戎“西至西宁城170余里，东至循化营90余里，至巴暖营180余里，至碾伯县120余里。其东有碾伯所属番民十二族，其西有西宁所属番民十六族”。“地系各营适中扼要之区，为四面番回杂处之境，水草丰广，地土宽平”，适宜控制四周。同年八月，议政王大臣覆准，奉旨依议。遂在摆羊戎、甘都堂、千户庄等处移设营汛。选定扎什巴城东约70余里的摆羊戎，以及西边的千户庄，南面的甘都堂等处为建城新址。如果说中国古代的都城因“战略上的理由而选”，那么，在边界地区选择城址，其驻防与战略的控制意义更首当其冲了。

时摆羊戎为碾伯县属，当工部准建城堡衙署后，因工程浩繁，所需木、泥匠役甚多。碾伯地方人工不敷，遂从狄道州派雇木匠50名，泥水匠25名；从河州解送泥水匠50名帮助建城。乾隆四年四月，巴燕戎格城兴工，次年闰三月竣工。城周回计2.4里，长384丈。设东西二门。高2.5丈，根宽2.5丈，顶宽1.5丈。

建城同时，大学士查郎阿、甘肃巡抚元展成等又以西宁距离摆羊戎地方遥远，“向无郡佐”，奏设西宁抚番通判1员，驻扎摆羊戎城内，就近居中管辖。但是，没有下文。直到乾隆八年（1743）七月，黄廷桂又奏，碾伯县口外巴（摆）燕戎地方，自四年以来，“试垦数年，收成岁有增加”，垦户已有300余家。不仅“垦户日集，戎城窄小，不敷居住”，且垦户“开田处所，距城颇远”，往返耕种，十分不便。经官方考察询问，百姓情愿搬迁。遂奏准在戎城5里内东、西建筑土堡2座，“各自伐木构屋而居”。从而使已有城池得以外延扩展。与此同时，查郎阿等也提出，巴燕戎城聚集人口的民刑钱谷诉讼等诸多事宜，不便经理，再次奏请添设通判，驻扎城内。九年，准予增设通判1员。自此，巴燕戎格城人口增加很快，主要以垦殖为业。乾隆十七年（1752年），有17户在于滩等处认垦。十八年，有番民林欠等共56户在丹麻山并胡拉等处认垦农地。

贵德在元明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发展基础，清初完成了自营卫至府县的转变。城在西宁府南220里，初建于元至元年间，后废。明洪武七年（1374年），委河州左卫指挥筑修土城，十三年工竣。万历十八年（1590年）增修土城。城周3.8里，长638.5丈，高3.5丈。根宽2.8丈，顶宽1.2丈。设南北二门，城楼一，上置有守铺32间，城周壕深1.5丈，阔3.2丈。

贵德的行政设置早于建城。洪武三年（1368年），置归德所，属河州卫。八年，设守御所千总，仍归河州卫辖。河州卫“近有起台，远有保安，尤远有归德，缮堡屯兵于其中”。清初因之。顺治六年（1649年），设守备驻防。雍正四年（1726年），改隶临洮府。十一年，设都司。乾隆三年（1738年），裁入西宁县。二十六年，改设县丞分理，三十九年，改都司，设游击。四十七年，改归德为贵德。五十六年，照循化例，改设同知管理，设为旗缺。并自七月十三日起，“嗣后青海边境附近之循化、贵德等地方番子等，亦归驻西宁办事大臣兼管”。至此，河湟地区一府三县四厅的行政建置格局初步形成。至六十年时，贵德城发展已渐具规模，人口聚集，城中能够参加考试的生员已多至数倍，地方官奏请将原附于西宁的考试参照循化厅例，改在贵德本厅进行，“自设文武生员名额，同时添建文庙”。

嘉道时期，由于青海黄河以南藏族部落时常逾河武装抢掠蒙古，甚而占据河北蒙古牧地，清廷多次出兵整饬，加强对贵德、循化地区的控制，尤其重视自西宁中心辐射至该两地一线的治理，在各城之间增设军事驻防。道光四年（1824年），在西宁镇总兵所属之南川千户庄至贵德黄河官渡60里的道路上，增设塘汛3处、墩塘4处。当然，贵德以东170里至康家寨之间，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设有多处防守的墩塘，如下河墩塘、下马厂墩塘、暖泉墩塘、草初墩塘、李家峡墩塘、洞口墩塘，且“俱连界青海，番戎住牧之处”，在瓦家堡、乜家堡，也皆有外委驻扎。不过，这种驻防的部署，依当地的空间地理形态而设，康家寨就犹如咽喉要道，卡在贵德、巴燕戎格和循化三角的中心处，“逼近番夷”。雍正五年（1727年），即设千总防守。乾隆四年（1739年），为“以资联络，以控番回”，筑有土城一座，设南门一，周120丈，高2.2丈，根宽1.4丈，顶宽0.7尺。驻防马步60名。

位居黄河南的循化厅城是在循化营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循化营，雍正八年（1730）设。由于该营“逼近黄河，番回杂处”，旧设游击一员，后不足弹压，为加强和筹划军事兵力部署，改设参将，并以镇海营参将移驻，隶属于河州镇管辖。循化游击改驻镇海之丹噶尔，添中军守备一员；于哈拉库图尔营裁移，添千把总各一员。十三年，河州改镇，以起台堡隶循化营。仍归河州镇统辖。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奏，河州同知驻扎河州城内，所管番民71寨15族，计14000余户，散处河州边外之循化、保安、起台地方。为便利一切命盗词讼案件俱得就近迅速办理，请将河州同知移于边外之循、保、起三营适中之循化城内。二十七年三月吏部覆准，奉旨依议。始移河州同知于循化营，因曰循化厅。道光三年（1823年），循化同知改隶西宁府。

循化厅城的建筑始于雍正七年（1729），是年闰七月，在河州出老鸦关160里的草滩坝择地筑城。而选址时所考虑的因素也无外乎政治控制与地理位置，即“实为番回适中之处”，其地周围20余里，南面大山，北临黄河，河北亦有大山。地势平衍，开渠引水，亦属便利。雍正八年建成，城周围长680丈，东西各长120丈，南北各长220丈，高2.2丈，根厚2丈，收顶1.75丈。修筑城垣衙署兵房庙宇等项银44866两。

至光绪六年（1880年）时，对循化城垣有一个描述，其中城的轮廓尺寸与新建时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对城体的结构记录较为详细，即有垛墙888堵，各长5尺，根深2.5尺，顶厚1尺，垛口824个。城顶裹面，周围水道共36个。东西门土马道1道，斜长8.5丈，宽1.5丈。东西城头土房二座，各3间。东西瓮城各面宽11丈，顶宽同身。东西城门洞俱系砖圈，进深各7丈，高各2.5丈，宽各2丈，木门两扇，高各1.3丈，宽各7.6尺，厚各8寸，俱系铁箍三道。东西瓮城门洞俱系砖券，进深各2.2丈，高各1.7丈，宽各1.5丈，木门两扇，高各1.2丈，宽各6.5尺，厚各6寸，俱系铁箍三道。除此而外，也记到城垣“倒土累愈甚，工程浩大，不能随时补修”。

当然，循化土城建筑后，又先后修筑保安堡、起台堡土城，作为循化城的羽翼，以加强防卫。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陕甘总督福康安以循化厅所管沿关一带汉民回族户口日繁，参加应试又都往500余里外的河州，故而请设义学、添建文庙。

四 西宁府城及其东部城镇格局

西宁府城以东属于开发较早之区，自兰州以西，仅有一线通西宁，沿途重要城镇有下川口、享堂、老鸦、碾伯、威远、平戎城等。其中最重要的城镇是西宁、碾伯。西宁城是在汉西平亭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仅城池建筑来看，因“城因厓为基，池不能环”，所以，历代不断增修。又由于地处重要的军事交通地理位置，为“咽喉锁钥”，明洪武十九年（1387年），长信侯耿炳文加以修筑和扩建旧城，城镇规模随之扩大，以至于“东门连关厢，商贾市肆皆集焉”，经济地位凸显。

明末清初，西宁城内外商业辐辏，而城东为最。不但河西莫及，虽秦塞犹多让焉。自汉人、土人而外，有“黑番、有回回、有西夷、有黄衣僧，而番回特众，岂非互市之故哉”。“黑番强半食力为人役，回回皆拥资为商贾，以及马贩、屠宰之类”。“城之中牝牡骊黄，伏枥常以万计，四方之至，四境之牧不与焉。羽毛齿革，珠玉布帛，茗烟、麦豆之属，负提辇载，交错于道路。出其东门，有不举袂成云，挥汗成雨乎......则利为之阶也”。城镇经济发展较为成熟。

重要的经济中心价值催化其城镇的发展，包括城池的修建以及行政管理级别的提高。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卫守备廖腾炜在明代原有规模基础上修筑城池，雍正三年（1725年），将西宁县改为郡治。在西宁府城设衙置署，同时，正式设立西宁办事大臣，铸给关防印信。城池建筑规模也提上日程。十一年，署理西宁镇印务散秩大臣范时捷以“城堞多突缺”，奏请重修。从乾隆元年（1736）所奏报的城垣修筑费用可知，西宁府城应修城墙、城楼、角楼，添设汛守弁兵营房炮台等估算银29381两，奏准暂动司库银3万两用以修城。此次，“修垣为丈者一千五百三十有六，内裒实土，外甃用砖，东西南北为门。为楼者四，增修者二，加甃如之。四隅增瞭望楼四，为睥睨者一百九十有八，为炮台者三十有一，为驰道、为榨（栅——引者）门者各四”。扩建后的城“周八里有奇，门四，壕深一丈，广二丈五尺。东关外有郭，周里许，门三”。次年，对已经修筑过的西宁镇海、南川、北川、威远四营修筑边墙、土堡、营房、卫署，并西宁府建造城门、城楼、角楼，及修筑砖土城工等项用过的物料、工价口粮银加以核算，实际用银28535两。继之的乾隆二十六、三十一年都有整修，其中较大的一次修筑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此次“内衰（裒）实土，平其凸凹；外甃用砖，弥其脱落。驰道悉平，无沮洳虞；女墙备修，无坍塌处。台址则筑其坎窗，楼橹则易其栋榱，功金以为门之衣，设色以缋楼之采”。

碾伯县城，即旧碾伯堡，明初筑。周３里有奇，门三，壕广2.5丈。洪武十一年（1378年），置碾伯卫指挥使司，“仓学所驿，建置纷然，亦湟属之大镇焉”。其“东接老鸦、西连威远，南通南林，北抵胜番、剩防，可谓八达矣”。由于湟水绕城南流，久之城湮就圮。雍正二年（1724年），改碾伯千户所为碾伯县。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因旧址修筑。

乾隆三年（1738年）时，碾伯县山南上川口，新增上、中、下三堡，由下川口堡、石嘴堡，以及李土司所属的松树庄，还有旱台子、东塬、马鸡塬、匠役户、新户、王家户等多处村堡，还有吉家堡、万泉堡、祁家堡，三川之王家堡、巴暖户、吕家堡、钱家堡、红嘴堡、古约塬、上张户、下张户、李家户、鄂家堡等庄堡，俱从事农垦生产。除此而外，还有威远城、老鸦城、冰沟城和甘都堂城等。其中威远城，为乾隆三四年间所建之新城，设军驻防。位在西宁县东北80里，北至闇门边墙20里，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筑。城周３里有奇，东西各长125丈，南北各长110丈，高3丈，根厚2.4丈，顶厚1丈。清初先设守备，后改都司。本区较成熟的城堡体制，是府城得以发展的重要支柱。

综上，河湟地区城镇空间分布格局于清代形成，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所增加城镇和辐射方向均是以西宁府为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地形、河流等自然地理环境，也和民族聚居关系密切，也与自汉至明清之际以前历代王朝对湟水流域东部区域治理和开发基础以及社会发展进程关涉，与人文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军事和宗教等密不可分。在这一体系中，城堡、墩塘、塘寨的字样，以及防守边寨，都是建城、筑城的主要目的，客观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话说回来，没有军事防守，民间的贸易也不能进行，只是能否筑城，就单说了。如果说城市形态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重要影响的话，在河湟地区其城市体系的形成及其城市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受这里自然地理地形的影响更大。

（原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1期。本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