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沈桂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李军龙在《西藏研究》发表署名文章《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以下为全文内容：
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汇集而成，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成就了中华文化共同性。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三大体系之一，是佛教与青藏高原本土文化、中原文化互动融合而成，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从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共育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历程中演变而来的。自形成伊始，护国利民、爱国爱教便成为其传承、弘扬和践行的基本理念和行为准则，藏传佛教界形成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后，藏传佛教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征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藏传佛教寺庙3800多座，僧尼16万多人，其中活佛1700多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进程不断加速，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美西方反华势力借机制造涉藏议题，加紧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如将西藏历史、藏传佛教、藏族文化进行“去中国化”的话语建构，既干扰了各族信教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简称“五观”），也干扰了藏传佛教的健康传承。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反分裂斗争，形成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在2021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不断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五个认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这表明，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既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宗教中国化重要战略部署的需要，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人心、打赢意识形态争夺战、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应有之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不仅要推动藏传佛教更好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要推动藏传佛教界承担起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增进“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任务。
一、关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学理阐释
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以来，宗教中国化怎么看、怎么办，成为我国学者研讨的热点话题。2020年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后，各级党政部门、藏学界和藏传佛教界举行各种政策宣传会、理论研讨会、工作交流会，围绕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特点、时代使命以及实施路径等进行学理探讨和政策阐释，形成许多共识性的研究成果，为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打下了重要理论基础。
（一）关于藏传佛教中国化内涵和属性的探讨
“藏传佛教中国化”刚被提出时，有人认为这一提法隐藏了藏传佛教不是中国宗教的指向，也有人认为藏传佛教在历史上已经完成了中国化，无需再提“中国化”，十四世达赖集团及境内外反华势力甚至直接把“藏传佛教中国化”妖魔化为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汉化”、“同化”战略。面对这些模糊的或具偏差的认识，以及敌对势力的蓄意反动歪曲宣传，广大学者们站在党中央关于“宗教中国化”整体战略高度，对“藏传佛教中国化”命题进行正确的学理阐释。沈卫荣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藏传佛教也是中国佛教共同体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一个既定和确凿的事实，但它与藏传佛教中国化这一命题并不互相矛盾、冲突，前者是不能成为后者是一个伪命题的理由的”；陆军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的重要论述，以中央权威的声音重申确证了“藏传佛教属于中国佛教”的合法性身份地位，确立了“藏传佛教与国家关系”上的原则性认知框架，对于统一、规范藏传佛教界、学界和社会上的思想认识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廖云路认为，藏传佛教具有“双向双化”的特点，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应“以西藏社会现代化推动藏传佛教的现代化，从而实现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发展目标”。
（二）关于藏传佛教中国化历程的探讨
班班多杰阐释了藏传佛教是在与中原文化互动中发展演变的，认为“藏传佛教的传入、形成、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藏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郑堆认为，“中国三大语系佛教义理相同，佛法不二，均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虽然各有特色，但是从本质上二者同源共生、根脉一体，在互相吸收融合进程中，共同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华文化色彩；石硕、王鑫源认为，藏传佛教是根植于中国土壤不断发展起来的，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藏传佛教中国化既是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适应时代、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不断满足民众需求并实现自身进步的结果；孙悟湖认为，汉传佛教为藏传佛教中国化树立了坐标参照；张云认为，佛教自传入西藏伊始就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并大量吸收了儒家思想、内地制度文明以及多民族风俗，维护统一、抵御入侵、护国利民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主线。陈庆英、郭卫平、冯智、尕藏加等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阐释了藏传佛教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爱国爱教，护国利民，顺应时代，与时俱进”等中国佛教共有的基本精神。
（三）关于新时代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怎么办的探讨
当前，学者们对“怎么办”问题的探讨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推进藏传佛教教义阐释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文化体系相适应。陈宗荣认为，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应在宗教界人士和信众中增强法治教育，宣扬国法大于教规，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郑堆、张涵静认为，藏传佛教教义应在中国法律体系的框架内进行阐释和实践；徐东明认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中之重就在于解决好僧尼、教职人员正确认识国法和教规、传统与现代、出世与入世的关系，解决政教合一思想残余等问题；刘洁认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吸收国家法律法规内容，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进行新阐释，帮助僧尼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迫切要求。
二是推进藏传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履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使命。李德成认为，藏传佛教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须承担起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职责，参与到中华文化建设中来，丰富中华文化的特征和品质；尕藏加认为，藏传佛教中国化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众，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中国发展进步、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班班多杰认为，立足中国本土，植根中华文化，传承保护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时代使命；次仁多吉认为，新时代藏传佛教中国化必须弘扬优良传统，引导信教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信教群众的“五个认同”；旦科认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开展“五史”教育，引导广大信众树立正确的“五观”，做好宗教领域的反分裂工作。
三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沈卫荣认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强调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一体性，积极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和行为；杨胜利认为，应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强三大语系佛教间的交流与团结，“既要尊重三大语系佛教存在的差异，又要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础，加强不同语系佛教之间的交流学习”；嘉木样·凯朝、王帅认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处理藏传佛教事务的重要指导思想，藏传佛教中国化最终要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信教的各族同胞的心灵深处不断生根发芽；石硕、王鑫源认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就是要让藏传佛教积极参与到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建设和发展之中，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积极作用；索南才让认为，藏传佛教中国化必须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进行，必须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综合诸多学者的研究探讨成果，笔者认为，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同根同源，是扎根于中华文化，吸收古代藏族社会民俗文化，并在与汉传佛教文化交流互鉴中形成发展的。藏传佛教中国化历程既是不断自我变革、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环境的过程，也是与汉传佛教交融互鉴，共筑中华传统佛教文化、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过程。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成果是中国佛教界形成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传统，共同构筑了中国佛教文化精神。新时代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是一个由表及里、由外到内逐步深入的过程，表层主要解决藏传佛教对外树立起“中国佛教”思维，对内树立起“依法治教”而不是“以教治教”的法治观念；中层主要是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相适应的藏传佛教管理制度体系；深层主要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传统教义教规新阐释，构建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符合中华优秀文化价值体系的藏传佛教教义思想体系。总之，新时代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根本使命，是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推动藏传佛教健康传承，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新时代藏传佛教中国化建设
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命题，其核心任务是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准确把握“两个结合”，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认同、情感归属和价值共识的总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任务。纵观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主要可以分为“怎么看”和“怎么办”两部分。“怎么看”的核心是怎么看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释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其中当然也包括藏传佛教界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在“怎么办”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五史”教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际形象的表达体系，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藏传佛教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历史上藏传佛教中国化，一方面吸收了汉传佛教、中原文化等文化精华，另一方面也在与其他民族的佛教文化交流中，共同铸就中华佛教文化共同性，包括圣地、寺院、佛塔、法器等在内的藏传佛教物质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物质文明，比如扎什伦布寺、哲蚌寺等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布达拉宫、大昭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包括教义经典、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在内的藏传佛教精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要弘扬爱国主义等中华民族精神，也要研究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构建具有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关重要论述，笔者认为新时代藏传佛教中国化，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藏传佛教教义新阐释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深度契合，树立和突出中华佛教文化共同性因素，建设符合新时代的中国藏传佛教新面貌，承担起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统领藏传佛教宗教思想文化建设的时代使命。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设适应新时代的中国藏传佛教新面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包括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界努力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新理念，如佛教界提出了“人间佛教”理念，道教界提出了匡正道风、提高素质、培养人才、实现现代转型等理念；伊斯兰教界提出了深化“解经”工作以及弘扬爱国、团结、和平、中道、宽容、善行等理念；天主教界提出了深入推进“民主办教”的主张；基督教界以“爱国、守法、和谐、诚信”等为主题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等。宗教界的上述探索，确保了各自宗教跟上时代步伐。
新时代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藏传佛教思想观念、组织制度和教风建设中，在宗教教义教规、组织制度上体现，在行为规范上恪守，并将其作为鲜明的精神轴线贯穿藏传佛教各要素、全过程，使之成为藏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自觉追求；支持藏传佛教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文化，树立中华民族文明新风尚，自觉革除传统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文化中的陈规陋习，做到移风易俗，形成健康文明的宗教生活习俗；构建具有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时代藏传佛教思想和话语表达体系，在礼仪习俗等方面形成中国气质，在宗教建筑、服饰、音乐、雕塑、绘画、装饰等文化形式方面体现中国风格，真正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二）挖掘藏传佛教思想文化积极因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共同性
宗教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创造，宗教文化主要体现在精神、制度和器物三个层面。宗教精神文化主要包括宗教经典教义、神学思想观念、宗教伦理艺术等。各种人间力量和自然力量一旦被建构成信仰或被崇拜的对象，人们就会以不同的方式，诸如神学理论、宗教神话、宗教道德、文学诗歌、音乐绘画、礼仪节庆等符号对之进行阐释和表达。藏传佛教制度文化主要包括藏传佛教组织结构、教阶制度、礼仪教规、修持方式等。这些既是藏传佛教信仰的外在表现，也是信仰活动和宗教行为得以有序进行的保证。藏传佛教的器物文化主要指运用各种物质手段表达与展示信仰，包括寺庙、佛像、经书、服饰等进行藏传佛教活动时所需的一切物品和场所。
历史上，我国各大宗教文化都是在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如汉传佛教在教义、建筑、文学、艺术等方面与儒、道取长补短。新时代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必然要推动藏传佛教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文化深度契合应深入挖掘藏传佛教传统思想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汉传佛教互鉴融通的内容，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在藏传佛教经典及其注解中，挖掘藏传佛教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道德方面的积极因素。如藏传佛教“四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核心教义蕴含着慈悲行善、无私利他、扬善抑恶的价值取向，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和谐”等价值取向相契合。如藏传佛教传统教义阐释中会通中华传统“和谐共生”的宇宙观、“兼收并蓄”的文化观、“谦和礼让”的道德观、“崇尚和合、和而不同”的社会观等价值取向，在藏传佛教新阐释的话语体系中突出体现“藏传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藏传佛教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责任感。
（三）突出和树立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西藏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实施传承优秀中华文化的“五大工程”，规划建设、调整完善了一批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中华文化特征、彰显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工程项目。目前，西藏各地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如博物馆、广场等树立的文化符号和雕塑，在展示民族特色文化的同时，重视突出和树立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特别是一些中小学的校园墙壁标语、图书角、民族团结主题活动等较为生动地展示了各民族共有的历史文化符号。
各地藏传佛教寺庙在中国化的实践探索中，应融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相关要求，如在寺庙宣传栏目、建筑装饰，壁画、唐卡等多个方面融入各民族“共同开发祖国锦绣河山”、“共同缔造祖国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的内容，展示阐释“共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等中华民族共同性、中华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共同性的符号和精神；在寺庙文化活动中注重构建和运用体现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如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标识，军民团结守边疆等国家象征形象，藏传佛教界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人物形象等，鼓励寺庙结合春节、藏历新年、雪顿节、萨噶达瓦节等重要节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展现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族同胞在语言文字、戏曲、饮食、社会风尚、节庆文化等方面的共享文化符号信息，阐释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孕育的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精神；鼓励各地寺庙有针对性地探索寺庙文化旅游促进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如在寺庙文旅产品设计中，增加寺庙中华文化体验馆、陈列馆等主题展馆，挖掘整理、提炼概括藏传佛教寺庙对维护国家统一、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以及藏传佛教对中华文化的贡献等内容；在寺庙文旅建设中融入“五观”教育，如在解说词中融入藏传佛教爱国爱教、护国利民、利益众生的优良传统，藏传佛教历史上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发挥的纽带作用的内容等；寺庙可举行“寺庙中华文化展”等活动，挖掘藏传佛教寺庙中蕴藏的中华文化资源，让藏传佛教建筑艺术、绘画艺术、文物遗产等自己“发声”，展示阐释历史上藏传佛教与中原大地交流互鉴，共同成就了中华优秀文化共同性等；在寺庙文旅中设计“中华民族一家亲”体验活动，增强广大信教群众与游客之间共有历史文化体验与互动，增进广大僧尼对中华民族共有历史文化的认同，增强藏传佛教信众的中华民族自豪感和中华文化认同感；组织僧尼、信众参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活动，在寺庙景点制作、分发有关“中华民族一家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的宣传手册等，推动藏传佛教与外界文化交流互鉴。
（四）建设适应新时代的中国藏传佛教教义思想和表达体系，阐释好藏传佛教教义的时代内涵
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本质上是藏传佛教自身的一次时代变革，其根本任务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藏传佛教思想建设，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在尊重经典核心要义基础上开展藏传佛教经典新编新译和新注工作，也要支持藏传佛教深入开展教义教规新阐释，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增强藏传佛教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既要适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要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藏传佛教新文化，特别是在藏传佛教经典教义阐释上、宗教制度建设上、宗教活动方式上、音乐服饰建筑表达上，建设体现当代中国形象的表达体系。
在推动建设新时代藏传佛教思想和教义阐释工作中，可鼓励藏传佛教界将当代中国思想观念、时代精神融入藏传佛教思想建设，进行系统化研究和理论化集成，形成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国特色藏传佛教思想和话语表达体系，为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思想理论支撑。目前，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已经取得突出成果，如《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文集》等著作的出版。这些教义教规新阐释大都体现出时代特色，即注重回答广大信教群众密切关注的社会问题；构建具有爱国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的现代教义思想体系；注重使用当代话语表达，深入浅出、准确透彻地向信众阐释好藏传佛教教义的时代内涵。今后，可以组织藏传佛教界的高僧大德深度挖掘并宣讲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中的积极内容，提高宣讲主体与受众主体的互动交流；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打造新时代藏传佛教教义新阐释的表达和传播体系，将藏传佛教教义新阐释中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等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内容，通过动漫解说、短视频制作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叙述方式，融入寺庙文化创作和日常学经活动中，引导寺庙僧尼正确认知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时代内涵与核心要义。
三、以藏传佛教中国化，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
西藏地处反分裂斗争第一线，其宗教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始终是国家与境内外敌对势力斗争的主战场。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承担着排除分裂思想渗透干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使命。藏传佛教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既可以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力量，也可能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利用和渗透的对象。加之传统教义中“根本上师”、“政教合一”等思想残余的消极影响，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藏传佛教进行渗透破坏提供了条件。境外敌对势力分裂思想渗透，主要表现为由美西方政府机构、美西方非政府组织、美西方主流媒体等组织机构，建构藏传佛教“去中国化”话语叙事，或通过互联网制造声势，进行舆论炒作，或通过境外达赖集团杜撰、境内传播不实信息等，干扰信众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正确认知，如“不信仰藏传佛教就不是藏族”、“藏族文化来源于南亚次大陆”等虚假叙事，曲解历史上西藏地方与祖国、藏族与中华民族、藏传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刻意制造“藏传佛教”和“中国宗教”的对立等。这些“去中国化”话语既不利于我国藏传佛教健康传承，也不利于藏传佛教信众增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认同。
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必须巩固深化藏传佛教是中国法律制度框架体系下的中国佛教意识，强化藏传佛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种共同精神财富的意识，引导信众自觉抵制“去中国化”话语干扰，增强各族信众“三个意识”（即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树立正确“五观”、坚定“五个认同”。换句话说，增强包括藏传佛教界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中华文化认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去中华文化”化、“去中国佛教”化，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是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特殊使命。
（一）深化“五史”、“五观”教育，不断增强藏传佛教界的“五个认同”，巩固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五个认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也是藏传佛教健康传承之基、安身立命之本。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巩固共同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必然要求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针对性地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等“五史”教育，引导信众深刻理解党情、国情、社情和教情，弘扬爱国精神，讲大局、讲法治、讲科学、讲爱心，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导信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在藏传佛教寺庙、教职人员、僧尼群众中深入开展“五史”教育，特别是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深刻认识到西藏各族同胞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族同胞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藏族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血脉相连、情感相依的重要成员，引导信众树立正确的“五观”，夯实中华民族共有历史文化记忆。在藏传佛教界进一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推动中国佛教交流互鉴、促进藏传佛教健康传承、落地落实藏传佛教中国化各项目标的重要途径。通过线下集中培训，提升寺庙僧尼、教职人员以及寺管会干部掌握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水平，如近年来，西藏昌都市举办的藏传佛教教职人员教育培训班以及拉萨市林周县宗教事务局组织僧尼开展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班，成效显著；着力打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媒体网络宣教体系，利用互联网覆盖度广、信息载量大等特点，为广大僧尼在日常生活学习、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更好地增进藏传佛教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二）引导藏传佛教信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坚持独立自办的宪法底线
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首先是国家公民，宗教团体、宗教场所、宗教活动涉及公共利益，遵守宪法法律是公民的基本义务，不允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我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法”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是保护社会团体和公民合法权益、规范社会关系的准则。藏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作为国家公民，必须遵纪守法。“法”体现国家意志，具有普遍约束力，必须强制执行，而“教规”是以信仰为基础的行为规范，属于自律行为，没有强制力。“国法”大于“教规”，“教规”不能违背“国法”是宗教适应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底线原则。
独立自主自办宗教是宪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随着对外开放深入推进，我国在宗教方面的对外交往和联系日益增多，一段时间以来，境外一些宗教组织企图控制我国宗教。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坚持我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宪法原则，坚持藏传佛教事务不受境外势力支配的宪法底线。只有藏传佛教信众内心深处牢固树立起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才能在内心深处构筑起反对各种分裂思想渗透颠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在正面宣传引领的同时，采用理论研究、宣讲解读、舆论驳斥等方式，深入揭批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藏传佛教散播错误思潮的分裂本质，及时澄清敌对势力蓄意抹黑我国宗教政策、歪曲历史事实的不当言论和有害信息，帮助广大僧尼和信众廓清模糊认识。
（三）构建依法办教的现代寺庙管理制度体系，推动藏传佛教内部管理制度的现代转型
藏传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历程，是按照“政教分离”原则，运用民主办教、依法活动、服务社会等现代理念，不断建设与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相适应的藏传佛教管理制度体系的过程。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藏传佛教在“政教合一”制度下拥有绝对权威，既包括世俗特权，也包括宗教在信众控制中产生的宗教权威。虽然经过民主改革实现了政教分离，但其消极影响还没有被彻底肃清。因此，应进一步深化“依法治教”理念，推动藏传佛教自觉改革传统教育制度、组织制度和宗教社会服务方式，成为公民信仰生活的组成部分，真正践行和实现“以法治教”。
藏传佛教寺庙承担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以及国家安全等社会责任。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藏传佛教寺庙管理、组织制度和教风建设中，引导藏传佛教寺庙内部管理和组织制度跟上时代步伐，特别是深入推动藏传佛教活动场所管理制度的变革，引入现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建立依法管理、民主办教、社会监督相统一的寺庙管理体制机制，自觉契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根本上完成藏传佛教内部管理制度的现代转型。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必然承担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根基的时代使命。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充分利用中国佛教共有精神和话语表达，深入挖掘藏传佛教教义中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安宁、信众积极向善等思想内容；运用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对藏传佛教教义进行新阐释、新表达、新传播，加强藏传佛教界“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宣教，讲好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和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史实，讲好藏传佛教推动各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牢牢树立“国法大于教规、公民大于教民”的观念，增强信教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不断提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自觉抵御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能力水平，增强中华民族共有历史文化自信。
审核｜李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