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推介丨阙明坤 倪好 季玟希：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三维解读：价值、 机理与路径

阙明坤，浙江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学院分中心执行主任、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倪好，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季玟希（通讯作者），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及“新质生产力”，强调依托科技创新资源，推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首次进行了详细阐述：“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既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新阶段针对生产力升级的新研判，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归根结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实质在于人才驱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亟须扩充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生产力理论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劳动者是最重要的因素，人才队伍的素质水平直接决定着新质生产力的能级，但提升人才队伍素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的渐变过程。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本质逻辑在于，高等教育在优化劳动者质量的量变过程中催化生产力发生质的跃迁，即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发展新质生产力。

唯物史视角下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并非变革性的颠覆，而是在传统生产力要素基础上的新质重塑，具体表现为提升劳动者素质，变革劳动资料的获取方式与运行效率，改造与拓展劳动对象等。

（一）理论必然性：高等教育赋能生产力要素结构性重塑

基于生产力理论，高等教育有助于促进生产力诸多要素实现结构性重塑，即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理论必然性，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的推动作用。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创新推动传统生产力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息息相关，而创新需要由人才来实现，人才需要靠教育来培养，教育、人才、科技与新质生产力密切关联。

高等教育以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培养为中介，推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之间的结合，优化传统生产力中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性质、功能，提升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即“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等。当诸多要素水平得到提升的时候，劳动生产率自然会提升，随之而来生产效能也会越来越高。具体而言，基于劳动者要素，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者表现为充分利用现代技术的新型劳动者，即创新型、技能型、智力型人才队伍；基于劳动资料要素，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资料表现为高精尖的仪器装备，能够及时解决供给体系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质量问题等；基于劳动对象要素，新质生产力中劳动对象绝非未经系统加工的自然物质或者仅经过简单加工的原始材料，而是融入科技探索后的新物质材料，或者是以数据等形式存在的非自然物质。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升级能够促进数字化产业结构的迅速发展，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高等教育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必然发挥重要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资料升级、劳动对象数字化转型均需要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创新育人功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愈加重要，不仅培养专业人才，还需要提升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

高等教育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数智化劳动者，以及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有助于促进劳动者要素拥有更高水平的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进而同时提升生产的效益与质量。基于此，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均相对传统生产力实现全方位的突破，而高等教育在此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以构建“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前提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因此，高等教育可视为传统生产力跃升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突破点，它赋能生产力要素结构性重塑具有必然性。

（二）实践重要性：高等教育加速助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基于实践操作，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基础性人才支撑与科技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强基赋能，能够加速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可通过大学教学、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三项基本职能发挥，或可认为大学职能的交叉共荣发展路径与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路径具有内在一致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发挥大学职能均应关注社会实际需要：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新时代重要理论命题；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法》规定的高等学校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职能并非固有定式，也应在社会现实需求基础上综合调整并发展。基于此角度可认为，新质生产力为大学职能的调整提出了现实要求与指明了发展方向，而大学综合发挥三项基本职能有助于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撑、科技支撑与人才支撑，进而加速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对人才培养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均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大学人才培育绝不能仅局限于授课式教学，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均应该构建以“学以致用”为核心的高校课程体系，融合教学、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三项职能，打破教学课程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增强教学内容的社会适应性，使学生能够将知识理论真正应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之中。

“质”是某一事物成为其自身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规定性，新质生产力不是传统生产力的局部优化与简单迭代，而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高等教育通过调整与优化大学三项基本职能助力课程体系改革、专业建设发展、培养模式优化等，能够培养出新时代社会所需的高素质、高技能、高水平人才，并在此过程中以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为抓手实现科研突破与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速度，积极培育和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为扩大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注入新动能。因此，以大学职能为主要表现的高等教育可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对加快实现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极具价值。

关于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探究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诸如：闫志利和王淑慧提出职业院校需要优化教师创新团队、实习实训基地、技术技能课程、教育管理制度等要素，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林夕宝等关注职业院校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人才培养存在局部“功利性”色彩、教师教学与科研能力不同步等阻碍因素。其二，关注新质人才培养，诸如：祝智庭等提出新质人才应具有人机共生思维与人工智能渗透技能、人文精神等素质；张军认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提高劳动者素质、革新劳动资料、拓展劳动对象。其三，围绕新质生产力展开案例研究，诸如：李奕以首都高等教育为例，提出加快建设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高教园区新生态等。已有研究较少从理论层面展开分析，而高等教育缘何能够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和转型？大学职能与使命将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高等教育如何与产业发展进行良性互动？对于此类问题可从学术理论中寻得答案。

（一）高等教育学经典理论为培育创新创业型人才奠定理论基础

其一，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符合高校、政府、企业的共同期待。布鲁贝克（John Seiler Brubacher）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并驾齐驱，前者甚至有压倒后者势头。“为国家服务的大学”得到认同，学术知识为创造工业奇迹奠定基础。“三螺旋”理论揭示了大学、企业、政府紧密交叉的关系，为高校、产业界、政府构建联合创新育人的机制提供了借鉴。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是高校、政府、企业共同的价值追求，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其二，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应发挥集聚效应以促进知识溢出。知识溢出理论认为，高等教育所提供的知识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创新者难以阻止他人使用其研发的创新成果，知识具有溢出效应（无意识地）或者“转移效应”（有意识地），且具有空间局限性和集聚性。区域间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在布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格局时，应在知识生产主体、研究主体、传播主体等之间形成合作区，以人力资本流动、商品贸易、合作研发等形式推动知识溢出。

其三，创新创业型人才成为推动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能动主体。创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教育和人力资本开发是创业生态系统必不可少的生态因子，对创业活动起催化作用。基于大学创业生态系统（university-based entre preneurship ecosystem）理论，强有力的院校支持、持续的财政资源以及合适的组织模式成为大学内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保障因素。因此，高校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关键在于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文科专业、文科与理工农医科的深度融合等。

（二）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诠释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

基于高等教育使命和新质生产力特点，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可揭示高等教育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开放式创新最先由亨利·切萨布鲁夫（Henry Chesbrough）教授提出，并在《开放式创新：创造和从技术中获利的新要求》中进行系统论述，认为开放式创新是指利用有目的的知识流入和流出来加速内部创新，并为外部创新扩大市场。相比而言，封闭式创新是指在自身内部进行的创新，相对忽视通过知识的流动实现价值创造与知识溢出。开放式创新的典型表现有：吸纳外部专家、组建战略联盟、建立合作关系、坚持协同共生的原则等。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是开放式创新理论的最新发展，强调“政府（公共机构）—企业（产业）—大学科研—用户（公民）四螺旋”的开放创新生态系统。在开放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活动单元通过联结形成群落，在相互竞争与合作中不断产出新思想、新技术与新模式，并通过复制、推广等手段将创新模式推广到其他系统之中。

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解释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即将大学视为创新群落中的核心要素，开放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包括市场、政策、文化、基础设施等。大学在此生态系统中是核心位置，并重视教育之外的政府、企业、民众等诸多因素，通过发挥职能与践行使命加速知识流入与流出，在此过程中不断培养创新型人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大量智力与人才支撑。

（三）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和“四螺旋”模型理论为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创业生态系统具有构成要素多样性、治理交互性、多层次性、动态演化多阶段性等特征。该理论认为，高校学术创新成果的利用对创业企业具有正向影响，创业企业可以通过利用高校的学术创新成果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

其一，高校是创业生态系统中的核心要素。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参与主体，如学习者、教师、研究者，以及高等教育外的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应相互沟通融合，以组建由大学引领、多主体共同构建的创新共同体。在大学职能发挥作用过程中，注重多方协同，如汇聚创业者、投融资机构、孵化器与加速器、非政府组织等，以及校友、学生组织、科创基地等的资源。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涉及多系统的复杂工程，而高校可集合多学科力量解决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

其二，创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通过信息流、能量流、物质流等路径影响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生态因子包括市场、政策、文化、基础设施与资源等。立足整体，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应做到“跳出教育看教育”，即重视行业市场转型、行业政策、社会流行文化、市场资源、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等教育之外的因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改革，应共同指向以大学与研究人员为中心的多种创新单元集合以及围绕前沿技术进行研究的共生系统，诸如：畅通创新人才合理流动的渠道、提供适配的资金支持、建立验证创新所必备的中试机构等。立足部分，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应重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高精尖科学技术领域发展。

其三，以政府为主导的“政产学研”四螺旋模型，为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而构建一体化的创新网络提供了新启示。该模型为大学重新审视市场与科层组织提供了理论视角，通过打破传统组织发展的二重性，将偏向传统保守的大学文化、规范约束导向的政府属性、利益导向的企业精神进行连接，进而开展深度产学研融合。在此模型的结构中，人才是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也是各螺旋发展跃迁的底层推动力。石建勋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大量拥有较高科技文化素质、具备综合运用各类前沿技术能力、熟练掌握各种新型生产工具的新型数智人才。高等学校应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培育结构。

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高等教育使命重大、责任在肩。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有不同的着力点和组织模式。如综合性大学可以侧重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战略型科学家、科技型创业者等，工科院校更多培养国家急需型人才，高等职业院校应该更加重视对“大国工匠”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不同维度（如人才培养模式、教育评价、教育对外开放等）都应围绕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必要的调整。基于自身特性，结合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提供的启示，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行动可遵循以下路径。

（一）加快培育拔尖创新人才，着力破除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原创性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能，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策源地。高校要立足国家战略需要，聚焦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顺应信息技术革命及时更新观念，及时调整和淘汰一批不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专业，把“小而准”的专业群建立在产业链上。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需要与头部企业进行密切合作、协同攻关、合力育人，重点依托产教融合型企业和产教融合型城市，大力开展“新工科”教育。推进科教融合育人，将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紧密结合与融合发展，使科研与教学在形式和内容上相互渗透，完善科教融合的组织结构，充分利用高水平科研平台的学术资源，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加快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发挥新主体、新介质、新对象优势，坚持以顶尖人才为基、以前沿技术为用、以交叉学科为限，在基础科研攻关、管理体制改革、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上持续发力，助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

着力破除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的科研体制、评价体制、教师考核制度、学生培养制度等障碍。政府应支持高校进行长周期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示范，从地域、行业领域、学科专业、城市特色等维度出发，探索建立个性化、地域化、覆盖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长周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区。在对人才的评价上，应基于“破五唯”的有效做法，探索建立长周期考核制度，从“选拔性”转向“支持性”，从“短跑赛”转向“长跑赛”。

高等教育在和产业变革、科技革命相结合上力度不够，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为适应新发展格局仍需优化，同时高等教育在造就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及其后备人才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应重视企业在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使之切实参与到学校办学理念的转变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之中。

（二）以大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质效

大学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前端力量。大学是“三螺旋”结构中的重要力量，也是“政产学研”多主体协同整合创新资源要素中的重要角色，在塑造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势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仍存在显著的能力弱点、转化难点与政策堵点，意味着人才链对创新链、产业链的供给力度尚且不足。《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我国高校发明专利实施率为16.9%，其中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面向未来，大学应及时将科技成果应用到具体的产业和产业链上，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质效，创新资源整合方式。

大学要精准布局创新链，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高效协同。加快建设一批基于大学的概念验证中心，建立知识创新与产业技术之间的重要桥梁，让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强建设大学科研“软环境”，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潜力，对科研人员的管理要更加侧重于服务并提升服务水平；防范大学科研生态环境过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科技成果评价要充分体现多元价值，重视科技成果在产教融合方面的成效。

（三）系统发挥创新创业教育的作用，推动STEM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大学不仅是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是创新的动力泵和人才源。建立与创新体系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刻不容缓。专精特新企业会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基于创新的创业教育应该发挥培养未来创业家的作用。大学应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制定科学、协调的创新创业教育战略规划。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是教育、科技与人才一体推进的聚焦面、着力点。应重新认识和定位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功能价值。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并非缓解就业难题的“缓兵之计”，而是关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发展的长远之计。系统发挥创新创业教育的作用，对创新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层次、体系、制度与课程进行顶层设计。打造大学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创业生态链，构建优质且可持续的创业教育协作育人体系，呼唤政府、高校、企业三方合作，建立和完善校友企业家驻校制度。

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的缩写，最早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2001年提出。STEM教育强调跨学科整合，把原本分散独立的不同领域的学科知识和技能进行整合、运用和迁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等。它旨在培养创新人才，与创业教育具有理念目标一致性。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香港地区等均着力推动STEM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以课程融合、项目式学习等形式推动创业体验式跨学科教育。以美国为例，在2009年、2011年、2015年发布的《美国创新战略》以及《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中均强调培养高素质、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人才队伍，其举措之一就是发展STEM教育，培养高水平工程师、科学家和创新创业者。《21世纪日本教育新生计划》等将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视为重要目标，指出要推进作为技术革新体系的产学合作机制并支持重点大学开设附属公司，为高科技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法律和金融支援。培养创业型STEM人才是前瞻性部署建设人才链的重要手段。

（四）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与新型生产关系匹配，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

职业教育是实现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力量。除了拔尖创新人才，造就一支庞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对于建设教育强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样具有重大支撑意义。当前，在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加快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上仍面临一些“梗阻”，如技能人才评价机制不健全、职工技能培训跟不上时代需求、深化产教融合面临多重困难等。

面向未来，全社会应以“大人才观”全力打造新质生产力提升大军，全面提升高职院校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将建设高素质劳动者队伍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队伍同等对待；创新职业教育课程设置和技能养成模式，增加更多与新质生产力（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等）契合的内容，促进理论学习和岗位实习的对接；加快建设企业学院、产业学院、农村农业学院，确保专业设置、产业结构、职业岗位、生产过程等相关环节的精准衔接；强化以人才、技能、知识、创新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

（五）深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吸引世界一流资源来华办学

追求科技创新的自立自强并不意味着要“闭关锁国”或“闭门造车”。交流与合作同样是获得发展主动权的方式。越是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教育转型具有深刻影响的情况下，越是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越要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开辟国际教育交流新赛道、新路径。

高等教育要勇挑重担，发挥国际合作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学习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经验，以国际交流赋能人才培养。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促进国家发展和跨越经济发展阶段最有效的武器。要做好优质高等教育“走出去”，也要积极引进世界一流资源来华办学。习近平总书记从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高度指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研究表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对省级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5%，有效促进了人均GDP提升。

首先，吸引海外名校来华办学需要科学制定引进规划，完善名校分校的战略区域布局。瞄准国家战略需求，聚焦基础研究、世界科技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一流资源，以及国内薄弱、空白、紧缺学科专业，与该领域专业排名靠前的海外名校开展高质量合作。其次，以“规定”“条例”“立法”等方式，完善优惠政策的具体化描述，加强海外名校在国内办分校的意愿。完善细化《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鼓励各地出台具体化优惠政策及相关规定。鼓励借用跨国企业、金融机构等的资源，推动产教融合，发展教学和筹资新模式，在培养人才的同时提高收入。如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通过“双元制”“实践嵌入式”协同育人模式，深化校企合作和项目式、订单式人才培养，增加企业收入及大学潜在捐赠。鼓励高校在与海外名校合作办学中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促进民心相通。利用大学公共外交、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智库二轨外交等多轨道推动教育交流与合作，深化教育外交，支持和规范打造学术特区，探索和持续优化中外合作大学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

（六）拓展劳动对象种类形态，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

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对应不同种类的劳动对象。数字化、智能化的劳动工具使得现代人们处理信息、数据及其他劳动对象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也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国竞争的主战场。《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提升至41.5%。但遗憾的是，我国数字人才的数量还远不能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数字人才缺口巨大并将继续扩大。高校在数字人才培养方面还面临跟不上产业数字化升级迭代速度、专业和课程体系不够健全、产学研协作培养数字人才机制不成熟、招生规模有限等阻碍。强化下一代的数字教育，培养适应和引领数字时代的现代化人才，引进海外关键核心数字技术人才，是开启未来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

推进数字化社会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数字人才培养生态，需要丰富数字资源供给，完善各类网络、基站、千兆光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人民群众的生活学习场景不断丰富智能产品和服务种类。高校应丰富各类数字教育资源，完善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方法，积极主动面向社会需求提供优质免费的线上学习课程。应立足培养具有计算思维、数字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的数字公民，推进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同时，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形态也必将引发教育理念、内容、方式和治理体系的变革，高等教育也应未雨绸缪，做好数字社会各种危机的应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