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召开了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
因为中央红军攻下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红军才得以在这里有了短期休整的机会，这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红军为啥会来到遵义呢？
这就要从一个月前的黎平会议说起了。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中共在这里召开了长征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的错误战略方针；决定由原定的北上黔东、再入湘西计划改为毛泽东主张的向贵州转兵，在川黔边新苏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12月31日，他们来到乌江前一个叫猴场的地方，在这里召开了一个跨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中，李德、博古强烈反对毛泽东的“直取乌江”的策略，但是自己又提不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没办法，最后会议决定红军还是按照“强渡乌江、直取遵义”路线前进，但是，这次会议却进一步削弱了博古、李德的话语权。让“最高三人团”对红军的指挥权被“政治局二十人团”所取代。
随后，红军渡过了乌江，到达了遵义。这才召开了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一共召开了三个晚上，整个会议上都充满了火药味。
第一天晚上，博古首先作了一个并不实事求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将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太强大，将自己的责任推脱得干干净净，这就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不满，但会议刚开始，大家也不好说什么。
但是周恩来在做副报告时，承认了“最高三人团”领导层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接着张闻天直接就说：“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强大是不对的。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4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时，张闻天从口袋里取出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这个报告一做就是一个多小时。报告主要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
第一天的会议就这样在指出错误与批评中开到了十二点半。
第二天晚上的会议，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的发言矛头直指李德，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大部分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发言点头赞同，但是当时负责共青团中央工作，支持李德、博古的何克全，却突然站起来发难。何克全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他的战术是从《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中学来的。”
毛泽东听了何克全的话，站起来说道：
“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战术是从那里来的？李德同志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靠着一幅并不准确的地图瞎指挥！”
聂荣臻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李德坐在位置上一个劲地抽烟，一言不发。
火药味充满了整个会议，但大部分与会人员开始明确态度，指出博古、李德在领导层的错误，慢慢地形成了将他们孤立的局面。
第三天的会议，周恩来也主动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周恩来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由过去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同时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照搬别人的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这是遵义会议留给我们党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的：“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我们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