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NMIBC:局部和系统治疗“并蒂花开”
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是最常见的膀胱癌类型,约占初诊患者的四分之三。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TURBt)是NMIBC的首选治疗[1],但仍有约一半的患者可在1年内复发[2]。目前,国内外指南共识根据NMIBC复发进展风险和预后的不同,将其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和极高危。针对中高危及以上患者,通常使用卡介苗(BCG)膀胱灌注免疫治疗,但仍有部分患者对BCG无反应,或无法耐药BCG相关不良反应(如膀胱炎、血尿、感染、发热等),且部分国家和地区存在BCG供应不足的情况。
近年来,有诸多研究采用新的局部或系统治疗策略,以应对BCG灌注无反应问题,以及降低复发和进展风险。这些治疗策略涵盖了化疗、免疫治疗以及新型药物的膀胱腔内治疗或系统治疗。
化疗 | 免疫治疗 | 其他新型药物 |
多种药物联合灌注 | 灌注剂量与频率优化 | ADC类腔内灌注 |
热灌注 | BCG与化疗联合灌注 | FGFR3 TKI靶向药物 |
增加灌注频率与 时长 (Chemoablation) | BCG与化疗序贯灌注 | 病毒样药物偶联物(virus-like drug conjugates,VDC) |
持续释放(TAR200) | BCG与ICI序贯治疗 | 溶瘤腺病毒CG0070 |
逆温凝胶化疗灌注 | BCG与ICI联合治疗 | IL-15超激动剂 |
免疫增强剂TARA-002 |
TAR-200腔内治疗
TAR-200是一种半渗透性的硅胶管状结构,可以在膀胱内持续数周连续释放化疗药物(吉西他滨)的新型给药系统。SunRISe系列研究在不同治疗场景探讨了基于TAR-200的治疗模式,如SunRISe-1和SunRISe-5是针对BCG无反应的高危NMIBC,采用TAR-200联合Cetrelimab(PD-1单抗)或者单独TAR-200、Cetrelimab治疗的II期和III期研究;SunRISe-2和SunRISe-4则是针对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患者,分别采用TAR-200联合Cetrelimab对比GC+放疗的III期研究,以及采用TAR-200联合Cetrelimab新辅助治疗的II期研究;SunRISe-3则是针对初治的高危NMIBC患者,采用TAR-200或BCG灌注治疗的III期研究。
2024年ESMO大会报道了SunRISe-1研究[3]结果,针对BCG无反应的高危NMIBC的患者,队列1(TAR-200+Cetrelimab)、队列2(TAR-200)、队列3(Cetrelimab)确认的总体CR率分别为67.9%、83.5%和46.4%;1年CR率则分别为56.7%、57.4%和22.8%。单独使用TAR-200(6%)和cetrelimab(7%)时,因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导致的停药率较低,而联合使用时停药率较高(TAR-200 26%或cetrelimab 23%)。未发生治疗相关死亡。这项研究初步展示了TAR-200腔内治疗具有较高的CR率和可控的安全性。
ADC系统治疗
维迪西妥单抗(RC48)、维恩妥尤单抗(EV)等靶向于HER2、Nectin-4的新型ADC,已经在mUC领域一线免疫联合治疗取得突破性进展。这种“靶向化疗”药物相较于传统化疗具有增效减毒的特征。近年来,新型ADC开始拓展至局限期膀胱癌的治疗,包括针对NMIBC的系统治疗或膀胱灌注治疗。例如2023年ASCO大会报道的EV-104研究[4],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开放标签、多中心、剂量递增I期试验,该研究显示静脉注射EV用于BCG无应答的高危NMIBC患者的耐受性良好。125mg剂量时观察到了初步抗肿瘤活性,4例患者中有3例达到了CR。2024年ASCO大会也报道了RC48用于高危NMIBC患者的初步疗效数据[5],在入组的27例患者中,有10例患者接受维迪西妥单抗、17例患者接受BCG。研究结果显示HER2过表达显著影响膀胱癌的肿瘤免疫响应;而且RC48相比BCG具有更高的1年RFS率(100% vs 58.8%)。2024年AUA大会公布的TRUCE04研究[6],在24例肿瘤无法完全切除或无法耐受手术并且HER2中高表达(IHC 2+或3+)的NMIBC患者中,有8例患者接受了RC48单药治疗,16例患者接受了RC48联合替雷利珠单抗治疗,结果显示有16例患者达到完全缓解(CR),8例患者达到疾病稳定(SD)。
ICI灌注治疗
如前所述,SunRISe系列研究中探讨了TAR-200腔内治疗单独或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系统治疗;当前的大多数研究也主要将ICI作为系统治疗。从理论上来看,ICI阻断PD-1/PD-L1的免疫逃逸机制,与BCG同样具有免疫激活效果,但二者是否具有协同增效作用?
一项由希腊生殖和泌尿癌症协作组开展的开放标签、单臂、多中心、Ⅱ期临床试验[7],两个阶段共入组30例高危NMIBC患者,接受度伐利尤单抗的膀胱灌注治疗。结果发现,在灌注后1年,19例可评估患者中有7例仍未出现高级别复发(1年HG-RFR:38.5%)。研究治疗结束后1、3和6个月的HG-RFR分别为70%、55%和38.5%。除局部刺激外,没有发现严重不良事件。该研究初步展现了ICI膀胱腔内治疗的抗肿瘤活性,未来仍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ICI与BCG应该进行序贯的还是联合的腔内治疗?如果序贯治疗应该先试用ICI还是BCG?
02
MIBC:围手术期治疗“百花齐放”
MIBC的标准治疗是根治性膀胱切除术,但有不少患者难以接受尿流改道带来的生活质量损害,而且部分患者仍面临术后疾病复发或进展风险。因此,MIBC围术期治疗焦点主要通过术前和/或术后治疗,达到肿瘤降期、延长保膀胱生存以及降低术后复发风险的目的。
ICI辅助和新辅助治疗
CheckMate-274研究开启了MIBC辅助免疫治疗时代,既往发表于NEJM的结果[8]显示,针对高危MIBC(未接受新辅助铂类治疗或不适合辅助铂类治疗的pT3、pT4a或pN+患者;接受过新辅助铂类治疗的ypT2至ypT4a或ypN+患者),纳武利尤单抗辅助治疗可显著改善DFS(20.8 vs 10.8个月,HR 0.70;98.22%CI:0.55~0.90;P<0.001),其总生存(OS)结果令人十分期待。2024年EAU大会上,首次报道了该研究的OS数据[9],纳武利尤单抗组和安慰剂组的中位OS分别为69.5个月和50.1个月,死亡风险降低24%(HR 0.76,95%CI:0.61-0.96);而PD-L1≥1%的人群中,纳武利尤单抗组的死亡风险降低44%(NR vs NR;HR 0.56,95%CI:0.36-0.86)。
AMBASSADOR研究是另一个ICI辅助治疗MIBC的III期研究。该研究入组患者为新辅助化疗后≥pT2和/或pN+/切缘阳性,以及不适合或拒绝新辅助化疗的≥pT3和/或pN+/切缘阳性患者,术后接受帕博利珠单抗或安慰剂辅助治疗1年。2024年ASCO-GU大会报道达到了研究的主要终点之一DFS:帕博利珠单抗组和对照组的中位DFS分别为29.0个月和14.0个月(HR 0.69,95%CI 0.54~0.87,P=0.001)。但另一个主要终点OS尚无显著差异(50.9 vs 55.8个月,HR 0.98,95%CI:0.76~1.26;P=0.883)[10]。
NIAGARA研究则是将免疫治疗贯穿于术前新辅助和术后辅助治疗,针对入组的顺铂耐受且计划进行根治性膀胱切除的MIBC(cT2-T4aN0/1M0)患者,试验组接受4个周期的术前度伐利尤单抗联合GC新辅助治疗,术后接受8个周期的度伐利尤单抗辅助治疗。对照组则仅接受新辅助化疗,研究的主要终点是EFS和pCR。2024年ESMO报道且同步发表于NEJM的结果显示,试验组和观察组患者的中位DFS分别为29.6个月和14.2个月(HR 0.73;95% CI,0.59~0.90;P=0.003),pCR率分别为37.3%和27.4%。但次要终点OS,目前尚未观察到显著性差异(HR,0.98;95%CI:0.17~1.26)[11]。
ADC新辅助治疗
多队列、II期SURE-01研究,入组了21名不符合或拒绝接受顺铂新辅助化疗的cT2-4N0M0 MIBC患者,给予4个周期的TROP2 ADC戈沙妥珠单抗(SG)新辅助治疗,2024年ASCO报道的结果显示[12],在11例接受根治性手术患者中,有4例(36.4%)达到了pCR。同样为多队列的II期EV-103研究,报道了队列H的结果[13],该队列入组了顺铂不合格的MIBC(T2-T4aN0M0)患者,在术前接受3个周期的EV新辅助治疗,在可评估的患者中,pCR率为36.4%,病理降期(pDS)率为50.0%;2年EFS率为62.0%。II期RC48-C017研究[14]入组了未接受过治疗的MIBC(cT2-T4aN0-1M0)患者,术前接受6个周期的RC48联合特瑞普利单抗新辅助治疗,pCR率为61.3%(19/31)。这些研究都初步展现了ADC在MIBC新辅助治疗中的抗肿瘤活性,有较高的肿瘤降期作用。
TAR-200新辅助治疗
2024年ESMO大会报道了TAR-200用于MIBC新辅助治疗的SUNRISE-4研究[15],入组患者术前接受4个周期的TAR-200膀胱内治疗联合Cetrelimab静脉注射治疗,或者单独Cetrelimab静脉注射治疗,然后接受根治性手术并继续术后随访。研究结果显示,TAR-200+Cetrelimab组和Cetrelimab组确认的病理完全缓解(pCR,ypT0N0)率分别为42%和23%,总体病理缓解(pOR;≤ypT1N0)率分别为60%和36%。TAR-200+cetrelimab和cetrelimab分别有72%和44%患者出现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其中大多为1-2级。
03
mUC:“免疫plus”涌现更多组合
在转移性尿路上皮癌(mUC)领域,既往IMvigor130与KEYNOTE-361的阴性结果,为ICI联合化疗的应用蒙上一层“阴影”,但此后仍有更多免疫联合治疗模式的探索,包括联合化疗、ADC治疗以及FGFR靶向治疗等。
ICI联合化疗 | ADC:后线单药,前线顺铂不耐联合免疫 | FGFR:特定突变患者 |
IMvigor130与Keynote361均为阴性结果 | EV 103 cohort A:mUC一线顺铂不耐受 EV + Pembro | NORSE:mUC一线顺铂不耐受,Erda + Cetrelimab vs. Erda |
Checkmate 901:NIVO+GC获得阳性结果 | EV 103 cohort K:mUC多重后线顺铂不耐受 | THOR:mUC多重后线, Erda vs. 后线化疗 |
TROPHY-U-01:mUC多重后线,UGT1A1酶多重活性 SG单药 | ||
EV-302: mUC一线 EV+Pembro vs. Chemo | ||
RC48 C014: mUC 前/后线 RC48+PD1 |
EV-302研究:ADC+ICI
EV-302研究则是全球首个证实ADC联合免疫治疗作为mUC一线治疗并获阳性结果的III期临床试验。既往发表于NEJM的结果[18]显示,与单独化疗相比,EV+帕博利珠单抗组的mPFS(12.5 vs. 6.3个月;HR 0.45,95%CI:0.38~0.54;P<0.001)和mOS(31.5 vs. 16.1个月;0.47,95%CI:0.38~0.58;P<0.001)均几乎延长了一倍。2024年ASCO大会进一步报道了该研究的患者报告结局(PRO)[19]。结果发现,EV+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治疗并不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体机能,这也进一步表明了联合治疗对于mUC的临床应用价值。而2024年ESMO Asia报道在泛亚洲亚组中,EV+帕博利珠单抗组的PFS事件风险更是降低了70%(NE vs. 6.3个月,HR 0.30,95%CI:0.19~0.48),亚洲患者在OS方面也同样显示出更大幅度的获益趋势,死亡风险降低66%(HR 0.34,95%CI:0.18~0.65)
04
总结
随着诊疗研究的深入,膀胱癌的治疗已经呈现多元化、个体化的综合治疗发展趋势,涵盖了从NMIBC到MIBC、mUC各个疾病阶段的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均涌现了许多新型的治疗手段或药物。在NMIBC领域,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TAR200等创新的腔内治疗手段有望促使更多的局部治疗变革;而MIBC围术期治疗无论是新辅助、辅助治疗还是保膀胱治疗,在ADC、ICI等新型药物的加持下,都产生了新的疗效飞跃;而在mUC领域,不同联合治疗模式为晚期患者带来了更多延长生存的希望,尤其是免疫联合化疗或ADC涌现了即将或已经改变临床实践的循证医学证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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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强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系统疾病中心主任、泌尿外科学科主任、教授、博导
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前列腺癌、肾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男生殖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四川省肾病及泌尿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
四川省医师协会外科机器人医师分会会长
四川省抗癌协会泌尿男生殖肿瘤专委会主任委员
成都市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主任委员
获CUA“金膀胱镜奖”吴阶平泌尿外科医学奖及全球华人泌尿外科终身成就奖
(来源:《肿瘤瞭望-泌尿时讯》编辑部)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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