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涌泉 罗慕君 朱若溪
来源：“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1900年6月22日，一个偶然的机会，道士王圆禄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俗称“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写本文献（少量为刻本）。文献内容涉及中国11世纪以前（尤其是4世纪至10世纪）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科技、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其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影响之大，震动了整个世界。敦煌文献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写本为抄写于东晋升平十二年（368）的《法句经》（甘博1号），最晚为《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1002）七月十五日敦煌王曹宗寿、夫人氾氏添写报恩寺藏经录》（俄弗32号），前后跨越600多年，历经十余个朝代。据最晚的纪年推断，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应在11世纪初。但封闭的具体原因，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与之相关的藏经洞的性质，也长期困扰着海内外学术界，包括避难说、废弃说、书库改造说、佛教供养物说、排蕃思想说、三宝崇拜说等，众说纷纭。其中提出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是避难说和废弃说。所谓避难说，是指藏经洞的封闭是为了躲避战乱。在某种紧迫的威胁来临之前，僧人把经卷、绢画等封存起来。至于躲避什么战乱，又有种种猜测，迄无定论。废弃说是指藏经洞的文献都是废弃不用之物，但又不宜随便丢弃，便集中起来加以封存。但以上种种说法，都有较多的猜测成分，未能得到广泛认同。
1990年，施萍亭提出，藏经洞文献应与三界寺僧人道真修复佛经有关。荣新江也认为“道真从各寺收罗来的古坏经文，也作为有待修补的材料保存在三界寺，并最终进入藏经洞”，“藏经洞的主体文献佛典和供养具，原是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郑炳林进而认为“藏经洞出土的藏经就是三界寺的藏经，藏经洞是三界寺的图书馆”。林世田等通过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卷的考察，认为“藏经洞文献文物与道真收罗古坏经卷和修补佛典的活动有密切的关联，修补古坏经文应是三界寺藏经的重要来源”。
近十年来，本课题组对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作了全面普查，深刻感受到敦煌文献实际上是以残卷或残片为主体，它们确实与道真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藏经洞就是道真安放修补佛经材料的场所。藏经洞的封闭，则可能与道真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
在这个话题正式展开以前，有必要先认识一下本文关注的核心人物——道真和尚。道真俗姓张，19岁时已是敦煌莫高窟三界寺沙门。北敦5788号（北747；柰88）《佛说佛名经》卷一三末题：“沙门道真修此经，年十九，俗性（姓）张氏。”施萍亭推测这一年可能为长兴五年，近是。道真长兴五年编《见一切入藏经目录》（北敦14129号）中有“官写《大佛名经》一部，一十八卷”，也许正是北敦5788号道真修补的《佛名经》。那么道真“年十九”这一年确应是长兴五年或前后一二年。
大约950年至985年间，道真出任沙州释门僧正。敦研322号《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末署“辛亥年十二月七日释门僧政道真”，“辛亥年”应为951年（十二月七日则已是952年）；伯3238号《乾德二年（964）九月十四日沙州三界寺授女弟子张氏五戒牒》、伯3320号《乾德二年九月十五日沙州三界寺授女弟子张氏五戒牒》授戒人皆为“授戒师主释门僧正赐紫道真”；斯330号《雍熙二年（985）五月十四日三界寺道真授程惠意八戒牒》、斯4115号《雍熙二年（985）五月十五日沙州三界寺授八戒牒》授戒人皆为“授戒师主沙门道真”，后者应是省去了“释门僧正赐紫”字样。
大约986年至987年间，道真升任“都僧录”一职。斯4915号《雍熙四年（987）五月沙州三界寺授女弟子智惠花菩萨戒牒》授戒人为“传戒师主都僧录大师赐紫沙门道真”，则当年早些时候或此前一年道真已经出任都僧录。伯3440号《丙申年三月十六日见纳贺天子物色人》，其中的“丙申年”《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定作996年，甚是。文中有“张僧录黄绫子壹匹”的记载，这个“张僧录”应该也是指张道真，“僧录”即“都僧录”之略。这是关于道真有明确时间线索的最晚的一条记载。
道真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下面这段话：
长兴伍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北敦14129号《见一切入藏经目录》，同一目录又见于敦研345号、斯3624号）
道真搜寻的这些“古坏经文”去哪儿了？它们和藏经洞文献是什么关系？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这是下文要回答的问题。
一、敦煌文献的主体是残卷
要讨论藏经洞的性质，首先就必须对藏经洞文献的完整和残缺情况有一个准确的评估。
（一）残卷的比例
如众所知，敦煌文献主要是佛教文献，后者约占敦煌文献总数的90%以上，而这些文献，又以残卷或残片居多。但残缺的比例究竟有多大，以往人们往往只有一个感性的认知，具体残缺到何种程度则语焉不详。方广锠说：“所留下来的五六万号遗书，绝大部分是残破不全的，或者首残，或者尾残，或者首尾均残。”后来他在深入调查编目的基础上，作过如下统计：“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总计为16578号。其中同时具有天竿和尾轴的佛典，只有8号……英国共收藏汉文敦煌遗书14000号，其中真正完整的卷轴装，只有30号。”
《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乘无量寿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般涅槃经》《维摩诘所说经》《佛名经》是敦煌文献中留存卷号最多的八部大经，约占全部敦煌文献卷号的三分之一以上。据方广锠统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这八部大经敦煌本的总号数为10940号，其中某卷首尾完整的仅466号，占总号数的4.3%。最近，本课题组普查了这八部大经在所有已刊布敦煌文献中的完整度情况，结果如表1前8行所示。较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全部已刊布的敦煌文献中八部大经的完整度略有提高，不过也仅占5.18%。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表1中所谓的“完整”，是指一部经中的某一卷首尾完整，而不是整部经完整无缺。若用整部经来统计，除了《大乘无量寿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仅一卷）以外，其他六部大经能拼成一部完整写经的恐怕少之又少。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的大经，甚至连一部完整的也无法凑齐（《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某一卷整卷全缺的就有七卷之多，详见下文）。
（二）从残卷缀合看藏经洞的原貌
如上所说，敦煌文献绝大多数是残缺不全的，残卷比例达90%以上。那么这种残缺情况是不是藏经洞发现之后人为造成的？
法国伯希和是继英国斯坦因之后，较早进入敦煌藏经洞查看敦煌写卷的探险家，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看到的每包写卷的情形：“余解数版观之，其中写本或失首，或缺尾，或中裂，亦有仅存标题者。”这应该是对藏经洞文献发现之初藏品完缺真实情况的披露。
通过对残卷缀合情况的分析，我们可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为方便讨论，以下凡是残缺不全的卷子，所存行数不足一纸的称为“残片”，所存行数超过一纸的则称为“残卷”，但一般情况下则统称为“残卷”。
近十年来，在对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作全面普查的基础上，本课题组正持续对敦煌残卷做系统全面的缀合。按目前已经缀合的成果来看，可缀合的残卷比例在四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假定敦煌文献的总数为7万号，那么可缀合的残卷数就达17500号以上，数量极其惊人。仍以敦煌文献中的八部大经及其他部分我们已做过缀合的佛经为例，其可缀残卷比例、缀前残卷比例、缀后残卷比例等数据如表1所示。
就八部大经而言，表1中可缀比例最高的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可缀残卷占写卷总数的39.05%；最低的是《大乘无量寿经》，可缀残卷占写卷总数的11.42%。后者仅1卷，篇幅较短，是敦煌陷蕃后流行最广的佛经之一，故留存的完整文本相对较多，相应的可缀残卷也比较少。除八部大经以外，其他佛经残卷的可缀数也大多在25%以上，平均则达27.83%。
敦煌残卷的可缀比例如此。下面笔者试以《金光明最胜王经》为例，作进一步的分析。
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是敦煌文献的四大收藏机构。根据统计，四大馆藏《金光明最胜王经》写卷达1885号，占《金光明最胜王经》敦煌写卷总数的95%，其中国家图书馆藏《金光明最胜王经》写卷875号，有392号可与其他写卷缀合；英藏522号，有132号可与其他写卷缀合；俄藏444号，有214号可与其他写卷缀合；法藏44号，有9号可与其他写卷缀合。其具体缀合情况如表2所示。
分析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1）国家图书馆藏卷“残卷＋残卷”“残卷＋残片”缀合的比例都很高，其中本馆藏卷互缀83组，与其他馆藏缀合66组；英藏分别只有11组、32组；俄藏分别只有2组、27组；法藏只有与其他馆藏缀合5组。可缀比例相差悬殊是有原因的。据记载，1910年国家图书馆藏卷运送北京途中，李盛铎等人与押运者监守自盗，盗取部分卷子后又割裂写卷以充数，国家图书馆残卷可缀比例奇高，很可能与此有一定关系。李盛铎藏卷现归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所属杏雨书屋所有（以“羽”编号），国家图书馆藏卷颇有可与杏雨书屋藏卷缀合者，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羽348号+北敦6510号、北敦8516号+羽457（16号）+羽457（2号）、羽261号+北敦2609号三组可以缀合，缀合方式皆系“残卷＋残卷”缀合，衔接处所有裂痕皆呈竖直向下之势，带有人为撕裂的痕迹，很可能就与李盛铎等人监守自盗有关。
（2）俄藏卷“残片＋残片”缀合的比例很高，本馆藏卷互缀、与其他馆藏缀合分别达57组、12组；国家图书馆藏卷只有20组、5组；英藏只有22组、9组；法藏只有馆藏互缀2组。俄藏残片与其他馆藏残片缀合的12组中，与英藏缀合的有8组，与国家图书馆藏缀合的有4组。另外俄藏以“残卷＋残片”形式与其他馆藏缀合的27组中，俄藏残片与英藏残卷缀合1组，俄藏残片与国家图书馆藏残卷缀合25组。由此可见，俄藏残片不但数量多，并且相当一部分可以与国家图书馆藏、英藏写卷缀合。四大馆藏中，俄藏入藏时间最晚，1914—1915年，奥登堡在敦煌把藏经洞中的碎片也席卷而去，俄藏的不少碎片正是从英藏和国家图书馆藏卷上掉落下来的。
由此可见，藏经洞文献发现后，确有部分写卷的撕裂是流散过程中人为造成的，但这些残卷的比例应该不会太大。更大量的写卷应该是原本就以残卷或残片的形式保存在藏经洞中。即便那些可以缀合的残卷或残片，如《金光明最胜王经》英藏以“残卷＋残卷”形式本馆藏卷互缀2组，与其他馆藏缀合13组；俄藏“残片＋残片”形式本馆藏卷互缀达57组，这些残卷或残片多数可能就是原本以分离的状态保存着的。
尽最大可能缀合以后，敦煌写卷的完整度自然会有所提高。根据表1对近百种共计32585号敦煌佛经写本的统计，缀合前某一卷基本完整的仅1962号，残卷数达30623号，残卷比例为93.98%；缀合后某一卷基本完整的写卷增加了92号，残卷比例虽略有降低，但也仍达92.38%。就具体佛经而言，如《金光明最胜王经》，普查所得写卷总数为1977号，其中某一卷基本完整的69号，完整写卷仅占总数的3.5%；缀合以后，大多数缀合而成的写卷依然是残卷甚至残片，某一卷首尾完整数增加了19件，完整数提高到5.91%（88÷（1977-770＋282））。又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汉文写卷总数为4881号，其中某一卷首尾完整的为318号，完整写卷仅占总数的6.5%；缀合以后，大多数缀合而成的写卷依然是残卷甚至残片，某一卷首尾完整数增加了29件，完整数提高到9.5%（347÷（4881-1906＋679））。但即便如此，残卷或残片依然是绝大多数。如以整部完整的十卷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和六百卷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经本而言，完整数还会低很多。其他佛经写卷的情况大体相仿。由此可见，无论是缀合前，还是缀合后，残卷或残片都占绝大多数。这的确就是藏经洞文献的原貌。
二、三界寺“经藏”与“故经处”
如上所说，敦煌文献以残卷为主。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藏经洞文献为什么以残卷为主？这些残卷汇聚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残卷与三界寺藏经是什么关系？这是接着需要深究的问题。
三界寺位于莫高窟前，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官寺之一，如前所说，三界寺僧人道真曾长期担任敦煌地区的最高僧官——都僧录，可见其地位非同一般。荣新江认为藏经洞的主体文献佛典和供养具都来自“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包括三界寺“供养经和画”，也包括“道真从各寺收罗来的古坏经文”；郑炳林认为藏经洞出土的藏经就是三界寺藏经，来源于抄经、供养经、收集诸寺古坏经文、乞经等四个方面。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藏经洞文献的主体源自道真搜罗的古坏经文，而三界寺的藏经则另有其地。
（一）三界寺的“经藏”
人们指称敦煌文献为“废弃”物，一个主要理由是敦煌文献以残卷为主，而完整的写卷数量极为有限。如方广锠指出，唐代会昌废佛以后到宋初，全国的藏经基本上均以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基础而组织，但敦煌遗书中的佛典只有170部左右，约占《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的七分之一，即便是这些佛典，除少数单卷经、小部头经及若干当时极为流通的经典尚称完整之外，绝大部分佛典也是帙残卷缺、珠零璧碎。敦煌佛教兴盛，统治者崇信，晚唐、五代敦煌教团曾向内地乞求经本，请得包括金银字大藏经多部，补足了本地的大藏。因此，“根据藏经洞封闭前敦煌存有的完整的大藏经以及多部金银字大藏经没有被收入藏经洞，收入藏经洞的全部是单卷残部，碎篇断简，乃至破烂不堪的残卷废纸的事实，‘避难说’确难使人信服”。因而他赞同藏经洞文献为“废弃说”。其实，这与人们把三界寺藏经与藏经洞藏经混为一谈有关。
道真所编三界寺藏经目录，共有3个抄本，即敦研345号、北敦14129号、斯3624号，其中敦研345号原卷无题，《甘肃藏敦煌文献》拟题“三界寺藏内经论目录”，此本最后有“此录不定”四字；北敦14129号首题“见一切入藏经目录”；斯3624号首题“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仅存首页。施萍亭认为敦研345号是第一部藏经目录，清理登记了三界寺本寺所藏经卷；北敦14129号是第二部藏经目录，是道真“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之后所进行的登录；斯3624号是最后的誊抄本，格式统一、字迹规整，可惜仅存一纸。敦研345号云：“长兴伍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应有藏内经论，见为目录。”其中敦研345号第一种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一部，六百卷，六十帙”，斯3624号同；北敦14129号称“应有所得经论，见为目录，具数于后”，第一种作“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一部，六百卷，六十帙，全”。又斯6225号“三界寺比丘道真诸方求觅诸经，随得杂经录记”：“集《大般若经》一部，六百卷，具全。又集《大般若经》一部，未全。《大涅槃经》三部。《大悲经》三卷，具全。”可见当时三界寺不仅有完整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一部，而且还有残缺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一部。
又斯5663号《中论》卷第二末题记：“乙未年正月十五日，三界寺修《大般若经》，兼内道场课念。沙门道真兼条修诸经十一部，兼写《报恩经》一部，兼写《大佛名经》一部。道真发心造《大般若》帙六十个，并是锦绯绵绫具全，造银番伍拾口，并施入三界寺。铜令香卢（炉）壹，香槏一，施入三界寺。……道真修《大般若》壹部，修诸经十三部，番二七口，铜令香卢（炉）壹，香兼（槏）壹，经案壹，经藏一口，经巾一条，香花毡壹，已上施入经藏供养。”乙未年应即道真发愿“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复佛经的次年，即935年。佛经一般每十卷为一帙，道真“修《大般若》壹部”，“造《大般若》帙六十个”，可见这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不但全套完整，而且连锦绯绵绫帙子俱全。这部修好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最后“施入经藏供养”，这个“经藏”连同道真发愿文中“当寺藏内”“藏内经论”的“藏”，应都是指佛藏，也就是三界寺的藏经处，这才是三界寺真正的图书馆。
考宋人据梁顾野王原本改编的《玉篇》艸部云：“藏，才浪切，库藏。”汉刘向《列仙传》卷上《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人也。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好养精气，贵接而不施。转为守藏史，积八十余年。”其中的“守藏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作“守藏室之史”，司马贞索隐：“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故“藏”即可指“藏室”“藏书室”。佛典的“经藏”既可指佛教经、律、论三藏的经类典籍或泛指佛教经典，也可直接指寺院存放佛经处。前者如伯3808号《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玉泉山上，圣人重饰宝莲宫；金谷河边，皇后［□□］经藏殿。”（脱字周绍良拟补作“更修”，近是）“经藏殿”就是指收藏佛典的楼阁。类似的称呼还有“经藏院”、“经藏阁”、“经藏楼”等。后一种含义如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所有经典章疏皆不应分，当纳经藏，四方僧共读。”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七一《白氏集后记》：“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益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此例“经藏”与上句“经藏院”同义）斯2073号《庐山远公话》：“远公便制疏抄，前后三年，方始得成。……后取其疏抄将入寺内，于经藏中安置。”伯4004号《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大佛名》一部，在经藏。”斯5818号背《蕃卿当纳印子数》：“于经藏里蕃卿印子下一万九千九百六十四，卿当分纳一万一千一百六十四。”北敦841号背（北679；盈41）有“癸未年八月十一日于经藏内再点勘经教现有部帙数目”。其中的“经藏”皆指寺院存放佛经处。北敦841号还详细标明每部佛经存放在“经藏内”的具体位置，包括西面藏、南面藏、北面藏以及上层、下层等。敦煌寺院中有“知经藏”的僧职，就是管理寺院藏经的僧人。如斯2447号《壬子年（832）知经藏所由僧光璨共僧伯明交割经律论手帖》：“壬子年二月二日，共前知经藏所由伯明剖经论律等。”可参。道真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施入经藏供养”，这个“经藏”正是指寺院藏经处，他把修复完整且经帙俱全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1部、诸经13部，连同经案、经藏（此指书柜）、经巾等，一并施入“经藏”——三界寺的藏经处——供养。
据普查，敦煌文献有汉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4881号，尽可能拼接缀合后，600个卷次中，有完整写本的卷次为265卷，没有完整写本的卷次为335卷，其中卷七五、卷一二二、卷三一四、卷五○八、卷五一三、卷五一七、卷五六一凡七卷整卷缺失，另外卷三九、卷四〇、卷一二八、卷一三二、卷三四〇、卷四三七、卷四六三、卷四八〇、卷五三三、卷五四六、卷五九六这11卷也仅见很小的残片或一纸左右的残卷。很明显，道真把修复完整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施入三界寺藏经处以后，留下的就只能是“未全”的本子以及另外一些复本和零卷碎片了。
事实上，作为“镇国之典，人天大宝”，唐五代敦煌地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信仰颇为盛行，很多寺庙都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如龙兴寺、普光寺、乾元寺都有整套《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乘寺（斯5045号、斯4688号）、灵修寺（斯4627号）、圣光寺（北敦7954号）则各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本一部。北敦841号背癸未年“经藏”目录，所属寺院不明，则分别有“金字题头并锦帙子”和“布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本各一部（据原卷标注，分别缺13卷、32卷）。虽不能排除这些残缺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后来作为“古坏经文”被道真收集的可能性，但至少那几部完整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没有理由一并归入三界寺（当然更不会归入藏经洞）收藏的。
再看《大般涅槃经》。敦煌文献中通行的是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和唐若那跋陀罗与会宁等译《大般涅槃经后分》二卷合编的四十二卷本。敦研345号《三界寺藏内经论目录》：“《大涅槃经》三部，各部卌二卷”，北敦14129号《见一切入藏经目录》作“《大般涅槃经》三部，各部卌二卷”，斯3624号《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作“《大般涅槃经》三部，每部四十二卷，四帙”。三部目录记载略同，可见三界寺至少有三部完整的四十二卷本《大般涅槃经》经本。据普查，敦煌文献中有这一系统的《大般涅槃经》写本2789号，其中某一卷首尾完整的达181号，比例很高，但其中卷三十、卷四一都只有一个卷子是完整的，要勉强拼凑成一部完整的写卷已是不易，更别说三部了。很显然，道真登录的三部完整的《大般涅槃经》经本也必另有去处——大概率也是施入三界寺的“经藏”，即有别于藏经洞的本寺藏经处了。
《三界寺藏内经论目录》应是三界寺的藏经目录，也是道真修复佛经的工作目录。其中敦研345号收经169条152种，北敦14129号收经171条157种，二目重合的佛经123条117种；斯3624号收经22条20种（其中19种见于敦研345号，17种见于北敦14129号）；这三部目录总计收入佛经192种。这192种佛经，仅“《佛本行集经》，一部，六十卷，欠三卷，六帙”“大方广佛花严经七卷，全无”两种北敦14129号有残缺情况介绍，这也许意味着其他所登录的佛经都是完整无缺的。但普查敦煌文献，这192种佛经中有全本的仅67种，未见的约58种，仅见残本的约67种，后二类占近三分之二。这些佛经之所以藏经洞不见或残缺不全，也是因为这是“藏内经论”，入藏的不是藏经洞，而是“经藏”处。那些敦煌文献中有全本的佛经，大多可能是复本，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光明经》《维摩经》《父母恩重经》《八阳神咒经》《大乘稻芉经》《善恶因果经》《盂兰盆经》《药师琉璃本愿功德经》等，敦煌文献中都有大批复本（有的复本多达百千部），它们出现在藏经洞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又如敦研345号、北敦14129号均收载《救护身命经》一卷，敦煌文献中存有该经24号，包括国家图书馆藏5号、英藏4号、法藏1号、俄藏11号、散藏3号，其中基本完整的仅伯2340号。如图1、图2所示，该号除首部略有残破且有修补外（前五行文字略有残缺），大体完整，卷背包首题“佛说护身命经一卷”，题目下署“界”“比丘道真”字样，很明显这是经过道真修补的本子。这个基本完整的本子没有“入藏”，极有可能是因为“藏内”本身已收藏有更完整的本子（伯2340号第六、七行中部有补字，必有依据）。
（二）三界寺的“故经处”
那么藏经洞的性质又是什么？考北敦7711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一六（兑废稿）末题记：“此一纸请于故经处安置，为白，恐得罪。”此号原卷仅存1纸27行，卷面有两个残洞，天头上有一“兑”字。方广锠据此认为“故经处”是敦煌寺院“专门存放废弃经典的地方”，甚是。“故”谓故旧、破旧。伯3638号《辛未年正月六日沙弥善胜于前都师慈恩手上见领得诸物历》：“故经案壹。无唇经案壹，在李上座。经架壹。”“故经案”与下句“无唇经案”并列，是指旧书桌、破书桌，是其义。前引道真发愿文的“古坏经文”亦即故坏经文，指破旧零散的经本。北敦7711号末题记的字体与正文不同，应是其他人所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三界寺修复的重点佛典，这条题记也许就是出于三界寺的僧人之手，“故经处”极有可能就是后来的藏经洞，藏经洞也就是道真“谨于诸家函藏寻访”所得“古坏经文”的存放地。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加以说明。
1.藏经洞文献多源于“诸家函藏”
藏经洞文献大多来自敦煌各家寺院，对此，前贤已多有阐发和讨论。如荣新江说：“三界寺是个小寺，无法雇用大量写经生来抄写佛典，所以道真采用从各寺收集古旧佛典抄本，修补集成的作法，藏经洞出土的一些非三界寺的写卷，应当就是这样从各处收罗来的结果，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敦煌佛经写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出自不同时代、不同抄书手，有不同寺院的藏书印，其原因就是它们原本是集成的。”郑炳林也说：“张道真等人不仅将敦煌诸僧寺闲置佛经作为搜集配补三界寺藏经的对象，而且晚唐五代敦煌诸尼寺的闲置佛经也是他们搜集配补对象。”“这些寺院主要有龙兴寺、灵图寺、报恩寺、净土寺等，几乎晚唐五代敦煌主要寺院都有佛经及其经录转入三界寺，成为三界寺藏经的一部分。”
敦煌写卷所见大量其他寺院的印记，充分印证了上述说法。即以荣新江提到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写本为例，原卷有很多标有来源的勘记或题记，除了标有“界”“三界寺”19号外，还有“恩”（报恩寺）35号，报恩寺与三界寺同见23号，“土”“净”“净土”“净土寺”5号，“圣”（圣光寺）5号，“龙”（龙兴寺）4号，“连”“莲”（莲台寺）3号，“乾”“乾元”（乾元寺）3号，“永”（永安寺）3号，“乘”（大乘寺）3号，“啚”“灵图”“灵啚寺”2号，“乾明寺”1号，“显”（显德寺）1号，“普”（普光寺）1号，“开”（开元寺）1号，“金光明寺”1号，“济法寺”1号。此外还有“张记”4号（其中与三界寺、乾元寺同见各1号，“张记”疑出自张道真），等等，五花八门、来源不一，这说明道真搜集的古坏经文后来确实放在了藏经洞。
2.藏经洞文献的分类汇聚
敦煌文献被誉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内容无所不包，但给人的感觉似乎有些杂乱。其实藏经洞文献原本杂而不乱，有着它自己的汇聚和存放系统。斯坦因是最早对藏经洞文献的原始面貌留下记载的考古学家。虽然在他之前王道士已然做过翻检捣腾，但根据斯坦因的描述，汉文、藏文以及其他文字材料原本是被分类摆放在一起的。其中“杂包裹”包裹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写卷以及绢画、丝织品等，“正规的图书包裹”分别包裹汉文和藏文卷子，摆放整齐有序。甚至碎片也是集中包裹在一起：“当我打开一个素色帆布的大包裹时，发现里面满是各式各样的纸片、画有图像的薄如蝉翼的丝绸或布片以及大量的写有文字的丝绸残片。”“我在密室中发现了许多包装仔细、缝制精美的小袋子，里面所盛的仅仅是一些汉文经书的残纸断片。……在其他更大一些的包裹中……里面所放的主要是带有木轴的佛经残卷、卷轴、绸带及装经卷的布袋等文房用具。”其实这些正是道真发愿文所说的“古坏经文”及已被废弃的护封、经帙等。把它们类聚在一起，目的正在于“修补头尾”或作为裱补材料，一旦需要，修复者即可根据放置材料包裹的不同，按包索取需要的材料，以作修补之用。
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敦煌文献，仍然有大批把内容不同但装帧或行款相同的材料聚集在同一卷号下的情况。如斯5665号，《敦煌宝藏》题“佛经碎片”，方广锠目验原卷后说：“原件用纸为一包。打开纸包，可见有数十张残片。每张残片用铅笔标有序号，共编到56号。……这批残片规格大体相同。……大抵均为经折装，亦有个别为卷轴装。……每半叶6行到8行，其中以每半叶7行为主流。”除第49号为一信封装有残片13片外，其余部分包括《维摩诘所说经》《摩诃僧祇律》《大宝积经》等14种佛经的数十张散叶，有的佛经有多张散叶，但先后顺序散乱，互不衔接。为什么会把这些不同佛经的散叶汇集在一起？方广锠没有说明。笔者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它们“规格大体相同”“大抵均为经折装”，把这些装帧或行款相同的材料汇聚在一起，目的同样在于为修复同类装帧的佛经作材料上的准备。又如斯2943号，共244行，依次汇聚《弘道广显三昧经》卷四、《正法念处经》杂抄、《悲华经》卷二、《正法念处经》卷六七等散叶，这些散叶出于不同抄手，但皆为卷轴装残纸，纸张规格、行款格式近似，其汇聚在一起，目的同样在于作为修复材料之用。
另如北敦4724号，《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以下简称《国图》）拟题“大宝积经废稿缀卷”，共10纸133行，所抄内容分别见于《大宝积经》卷八三（2）、卷二八（26）、卷二（10）、卷一○（7）、卷二七（12）、卷二二（12）、卷五（25）、卷四（4）、卷二（15）、卷四八（20）。这些不同卷次的散叶错落缀接在一起出于什么目的？《国图》条记目录认为是“备作抄写其它文献”，甚是。再如台图57号，《台图》题“妙法莲华经”，共5纸104行，所抄内容分别见于《妙法莲华经》卷一（26）、卷二（11）、卷二（14）、卷五（28）、卷五（25），其中第五纸为“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第十四”（首题），是一个单独的散叶，姑置不论。而第一纸、第二纸＋第三纸（此二纸内容先后衔接，书风字迹近同，可以缀接）、第四纸却见于经本的不同卷次，各纸行数参差，书风字迹也明显不同（见表3），原卷却黏接在一起，也应是修复者有意为之，目的在于类聚同一经本的散叶，方便修复或保存。
进而我们还发现台图57号第一纸后部可以与三井11号、俄弗119号缀合，这就进一步说明台图57号把此五纸归并在同一号下，应系搜集者或藏家对同一经本散叶的临时类聚，而与误缀无关。类似的卷号比比皆是，恐怕正是道真他们搜集并分类汇聚或缀接的“古坏经文”，目的在于作修补之用。
由此可见，三界寺藏经与藏经洞藏经确实是两回事。那些完整的佛典都收藏在三界寺“经藏”中；而留在藏经洞的只是一些复本、残本甚至是碎片，它们来自“诸家函藏”，意在“修补头尾”，而且各类材料分类包裹、井然有序，为开展大规模修复工作提供了便利。以前人们纠结于敦煌文献没有一些本该有的完整佛典，因而生发种种疑虑，原因就在于把两者混为一谈了。
三、藏经洞文献“修补头尾”实证
如上所说，藏经洞本是三界寺的“故经处”，是道真放置“古坏经文”的场所，但它们并不是废弃，而是为了“修补头尾”，即用于修复佛经。那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藏经洞文献有没有经过古人尤其是三界寺修复的具体证据呢？本节我们就从“修补头尾”的角度来看看藏经洞文献被修复的实例。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古书的破损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那些使用频繁的佛经，破损更快，而卷头卷尾尤甚。敦煌佛教经录中有不少经卷完缺情况的记录。如伯2727号《酉年（829）三月十三日于普光寺点官〈大般若经〉录》：“酉年三月十三日，缘国家建福，水则道场转经，次至永康。……会先年官《大般若》一部，诸帙内欠数及无头尾者，一一抄录名目。……弟卅四帙，内弟一欠头，弟七欠尾；弟卅五帙，足，内弟四无头；弟卅六帙，内欠弟二；弟卅七帙，内弟二欠尾，弟三欠头；弟卅八帙，内欠弟四，弟三卷欠头。……已上共计□（伍）拾贰帙，计经卷叁伯玖拾捌卷。余不足者于龙兴藏官经数内取贰伯两卷。通前共计陆伯卷。”其中整卷缺的，直接用龙兴寺藏的官经本来配补；而那些缺头尾的，写卷没有交代，恐怕只能补抄或者想法找其他复本来缀接。斯4447号《某寺〈大般若经〉点勘录》：“弟十六帙：内欠弟二卷，十七纸；弟三卷，无头；欠弟五卷，十五纸；弟九卷，十七纸；弟十卷，十四纸。”该卷背面注：“共六帙经，圈者未得本。”这是说所缺的卷目，需找另外的本子补抄来配补（所缺卷号后标出的纸数，就是根据异本统计而得），但有些卷帙，尚未找到另外的本子，则在帙号上画一圈标出（原卷分上下栏抄写，上栏帙号上部画圈的位置已被裁去，下栏第卌六帙等六帙上方画有圈号）。斯5046号《某年四月十三日上下藏〈般若经〉诸帙点欠数目》云：“四月十三日，上藏点《大般若经》欠数：弟五十六帙，内欠弟十卷；弟三十帙，内欠弟八卷；弟三十五帙，内弟四卷欠头，要接。点下藏欠《大般若经》数：弟二十二帙，内弟六卷无表，头破；又弟七卷表破，要接；弟二十卷无表，头破；欠弟五卷。……弟三十五帙，内弟四卷要接头。”“表”应是指护封。“接”指缀接，这些表破或缺头少尾的残卷“要接”，就是说需要缀接配补。伯3869号《付金光明寺、龙兴寺诸色人等经历》史法律之下有“接头《大般若》两卷”的记录，所谓“接头《大般若》”，大概就是指卷首经过修补缀接的经本而言。即便那些没有破损的卷子，由于写卷本身“是一张纸一张纸拼起来的，到某个时期浆糊脱了，就可能脱成两卷”乃至更多的散叶，同样需要做缀接和修补。
事实上，藏经洞文献中也存在大量缺头少尾的残卷被缀接配补的例子。道真长兴五年编《见一切入藏经目录》（北敦14129号）中有“官写《大佛名经》一部”，大概是他“修补头尾”的重点对象之一。《大佛名经》或称《佛说佛名经》，简称《佛名经》，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曾流传多种不同的版本。最早的是元魏菩提流支译的12卷本，后来又有20卷本、16卷本、30卷本等改编本。敦煌文献中有大量该经的抄本，仅《国图》收录的各种版本的卷号就有452号，其数量之多，可见一斑。由于《佛名经》是僧人日常持诵的经典之一，使用率高，散脱或破损在所难免。斯6055号16卷本《大佛名经》点勘录，其中第十一、十四、十五卷下均注明“欠头”，第十三卷下则注明“欠头，欠尾”，就是对该经残缺情况的记载。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道真等人对《佛说佛名经》缀接修复的具体例子。
上文已提及的北敦5788号，为《佛说佛名经》第十三卷写本，原卷首尾完整，共24纸（第1纸为护首，第2纸仅7行，第3纸20行，2、3纸相合相当于一整纸），首题“佛说佛名经第十三”，尾题“沙门道真修此经，年十九，俗性（姓）张氏”。此卷护首为麻纸，染黄而未涂蜡，2、3纸及尾纸为白麻纸，其余各纸为经黄打纸，砑光上蜡。卷背第1、2纸骑缝处有题记“三界寺道真念”，第2纸卷背有题记“三界寺沙门道真受持”，其余各纸骑缝处有勘记“三界”“界”“三界道真”多处。经文前2纸及尾纸与中间各纸纸张、行款、字体均有所不同（图3、图4），应即长兴五年前后道真“年十九”时缀接修复。尾纸背面倒书“佛名经卷第十六”，其下署“界比丘道真受持张”，林世田等推测“此尾纸原为道真受持的《佛名经》第十六卷的护首，后来《佛名经》第十六卷可能不堪使用，故而改作《佛名经》第十三卷的尾纸”，当是。斯6055号某寺勘经目记录《大佛名经》第十三卷“欠头，欠尾”，也许正是指此本修复前的原貌而言。
又如北敦5679号系《佛说佛名经》卷十六写本，原卷卷轴装，首尾皆全，经文30纸（第1纸4行，第2纸18行，以后各纸大抵每纸23行，个别24行）。此号可分作北敦5679A（首纸4行）和北敦5679B（第2纸以后）两部分，内容虽前后相接，但第1纸与第2纸（总第4行与第5行间）的黏接不是很合缝，第1纸卷心明显较第2纸高，如图5—1所示，接缝处上下栏线错落不齐，第2纸首行（总第5行）文字右侧笔尖颇有被第1纸遮盖者（如上栏“兜”末笔、下栏“南”的右下侧竖笔、“无”末笔），行末“成就”2字的右侧笔画应是被遮盖后补描在第1纸上的，而且前后两部分抄写行款格式不同（前4行字形、字间距均较后一部分大），书风书迹有别，可以确定第1纸与后面各纸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第1纸应该是后来修复时缀接黏贴在第2纸之上的。
再看北敦11567号，如图5－2右部所示，存2纸，首纸为护首；次纸经文仅存3残行，首行题“佛说佛名经卷第十六”。此号与北敦5679B号抄写行款格式相同（皆有乌丝栏，卷心等高，行距、字距、字体大小相近），书风相近、字迹近同，当出于同一抄手（如表4所示，三号共有的“佛”“面”“第”“南”4字的横折笔，北敦11567号与北敦5679B号顿笔后，顺势向左下方行笔；而北敦5679A号的横折笔有明显的凸起，顿笔力度较大，出锋；又“无”字上部北敦11567号与北敦5679B号不连书，而北敦5679A号连书），北敦11567号很可能就是北敦5679B号前面丢失的部分，试作缀合如图5－2所示，虽难以完全缀合（除北敦11567号留存的3残行外，二号之间应还缺1整行），但字迹书风、上下栏线等皆密合无间；北敦5679B号第2纸共18行，加上北敦11567号残存的3行及缺失的1整行，另外首纸标题一般占2行，共计23行，亦合于北敦5679B号完整各纸每纸抄23行的纸幅。
既然北敦11567号本属北敦5679B号前面残损的部分，怎么又会被北敦5679A号取代呢？这是因为北敦11567号位于卷首，破损过甚，后来“修补头尾”时便裁去第1纸，用北敦5679A号来代替。《国图》条记目录称北敦5679号“背有古代裱补”，这个“修补头尾”“裱补”的人，极有可能就是道真等人，时在长兴五年前后。
上面这例可以称作因卷首磨损而缀接。下面我们再举一个因抄写脱误而补缀的例子。
北敦2051号《佛说佛名经》卷四，首缺尾全，存22纸613行。尾题“佛名经卷第四”。后21纸有朱笔校改字，背有古代裱补。局部如图6－1所示。《国图》定作十六卷本，条记目录称该号用经黄打纸，为7—8世纪唐写本；首纸（前29行）与后边纸质、字迹不同，系归义军时期后补。对比完整的16卷本《佛名经》第四卷写本，如羽567号，北敦2051号的首纸（后称北敦2051A号）与后21纸（后称北敦2051B号）文句前后相承，没有疑问（比较图6－1、6－2）。但如同《国图》该号叙录所说，“首纸与后边纸质、字迹不同”，明显不是同一人的手笔。
让人欣喜的是，后来我们意外发现了与北敦2051B号字迹行款相同的北敦9259号。北敦9259号，仅存1纸24行，前6行有残损，如图6－3所示，所存部分皆为佛名。有朱笔校改字，背有古代裱补。正面缺题，《国图》拟题《佛名经》（12卷本）卷三，叙录说此卷为7—8世纪唐写本；卷背有校勘记“佛名经卷□（第）”，又说该卷卷背原来的裱补纸上有“四”字。事实上，北敦9259号正是北敦2051B号前面原来的一纸，此二号不单内容先后相承，而且行款格式类同（框高相同，行距相当，字体大小相近，都有乌丝栏，皆有朱笔修改），书风字迹似同（比较表5所举例字），甚至连错字也相同（“奮”字皆误书作“舊”，又在其右侧用朱笔改正），可见此二号确实来自同一抄手，当可缀合。此二号缀合后，如图6－4所示，起“南无无畏佛”句“畏佛”二字，到尾题“佛名经卷第四”为止，所见内容与同样属于十六卷本的羽567号、斯4240号《佛名经》卷四全本相应部分大致相同，可证此二号也应为十六卷本《佛名经》卷四残卷，北敦9259号卷背裱补纸上原有的“四”字，应该就是指该经的卷数。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进一步推断北敦2051A号也许是北敦9259号从北敦2051B号上离散后，修补的人缀接上去的。现在北敦9259号得以重见，散失千年的“骨肉”再得团圆。
不过北敦9259号仅一纸，且前部破损严重，所存文句亦似有脱误，如图6－4下面三行文字：
类似经过缀合修复的例子，敦煌文献中比比皆是。斯2423号《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云：“复次，善男子，应修破寺、破塔、破像、破经，如前所说，得无量福。”由此可见，修补残缺经卷应是古代寺院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也是一种功德。道真搜集“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修补头尾”，做的正是这种缀合修复工作。林世田等通过对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卷的考察，发现“约三分之一的写卷有明显的古代修复痕迹”。这是他们摩挲写卷实物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可信的。同样，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献也存在同样的情况，限于篇幅，我们不能更多地举例。这就进一步证明藏经洞确是道真等人汇聚修复材料的场所。那些经过修复配补成套的经本，“施入经藏供养”；修补后首尾完整的零帙散卷，可供公私藏家作配补之用；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断片，则继续留在“故经处”作为配补或修复材料备用，并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
四、藏经洞封闭原因猜想
如前所述，大约986年至987年间，道真升任敦煌都僧录一职，关于他有明确时间点的最晚的一条记载是“丙申年（996）”，这时他已届80高龄。道真去世在哪一年？道真之后的敦煌都僧录是谁？这些敦煌文献都未再见记载。也许996年之后的若干年间，道真继续担任都僧录一职。即便道真死于996年或稍后，距离敦煌文献纪年最晚一件写本的时间——大宋咸平五年（1002）五月十五日，也已经非常接近了。也许道真就是死于1002年前后，道真去世之后（也不排除道真生前，因其年事已高），他主持的三界寺佛经修复工作也最终画上了句点。那些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断片不能随便处理，于是三界寺的僧人们稍事整理，就把道真一生倾注了最大心血的“故经处”——即今天的藏经洞，临时封存了。上文介绍的藏经洞封闭原因，其中之一是“佛教供养物说”。此说较早由文正义提出；后来张先堂进一步加以深化，他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古代佛教三宝供养有关，佛教信徒“将这些残破、陈旧而退出流通使用的经像视作宝物，予以集中埋藏供养，使之永久保存”。这与我们所说的因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而封闭的判断，颇有殊途同归之感。
施萍亭说：“公元1002年，道真可能82岁，如果他当时健在，那么在这一时期，如果发生什么威胁佛经存在的危急情况，道真以其身份、地位主持将佛经封存，是完全可能而合乎情理之举。”施萍亭把藏经洞的封闭与道真关联起来，可谓先得我心；但她又把具体原因归结于某种外来“威胁”，当是受了“避难说”的影响，则未必符合实情。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藏经洞作为“故经处”，虽然保存的大多是“古坏经文”，但因其来源于“诸家函藏”，搜采对象不但包括敦煌各个寺庙，也包括道观、学校甚至官府衙门，从而使其具有了图书馆或百科全书的性质，其价值也就超越了三界寺和佛教本身，而有了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并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