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治亭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5期
国家统一 “华夷”一统
国家统一，是辨识盛世的首要条件。国家分裂、国土沦丧之时，绝无“盛世”可言。
清朝统一全国，始于努尔哈赤创建后金政权，至清军入关前，完全统一东北地区与漠南蒙古。入关后，历18年，灭亡南明政权。继顺治之后，康熙帝继续推进统一：削除三藩割据，平定吴三桂之乱；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降台湾郑氏政权；挥师北上，两度发起雅克萨反击战，挫败沙俄入侵，收复被占领土；康熙三十年举行多伦诺尔会盟，漠北蒙古正式归附；消灭噶尔丹，稳固西北地区统治。在噶尔丹之乱后，准噶尔入侵青海、西藏，康熙帝出兵驱逐准军，恢复清朝对西藏、青海的控制。雍正至乾隆前期，又相继平定罗卜藏丹津、噶尔丹策零、达瓦齐、阿睦尔撒纳之乱，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南疆霍集占兄弟之乱，真正统一新疆全域。次年，乾隆帝宣称，“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至此，清朝疆域达到全盛：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接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日本海；北抵戈尔诺阿尔泰、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曾母暗沙；西南到喜马拉雅山脉。这样辽阔的国土，陆地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凡否定康乾盛世之说，皆不论其国家一统、疆域一统。须知，这是论盛世的首要条件，舍此，则免谈！
两次雅克萨之战有力打击沙俄的侵略气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图为广廷渤、吴静雨、刘剑英创作的油画《雅克萨自卫反击战》，表现了被击败的俄国侵略者在清军监视下仓皇撤退的景象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在实现疆域统一的同时，康雍乾三朝打破千百年来“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创建新“大一统”理论，这是盛世放射出的一道思想光芒。中华文明史上，“大一统”理念源远流长，自秦汉始，历朝皆奉行“大一统”，显示出这一理念的强大生命力！但是，彼时的“大一统”存在理论缺陷：守持“华夷之辨”观念，“内诸夏外夷狄”、“内中国外夷狄”。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不断推进，这种“大一统”思想亦需随之调整。
清朝突破“华夷之辨”始于入关前。皇太极提出“满汉一体”、“满蒙汉视同一体”的政策，明确表达了崭新的民族观——“华夷一体”。在此基础上，雍正帝构建一套全新的“大一统”理论，重新阐释“中外”、“华夷”关系。他提出，“夫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雍正帝还反复强调：国家一统，所用之人，所行之政，皆属“中外一家”，即“华夷一家”。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清朝的“大一统”政治得到空前发展。
在巩固国家统一的同时，康雍乾三朝还进一步推进边疆与内地行政管理体制“一体化”，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秦始皇废分封、建郡县，实行中央集权制，历代沿袭，直至清代。中国历史证明，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是巩固国家统一、深化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清以前，历代王朝自唐代始以羁縻制管理边疆民族地区，并没有将其纳入中央直辖的管理体制。清朝把中央直辖的管理体制推广到边疆地区：在东北地区设置“三将军”；在蒙古地区施行盟旗制；在西北分设伊犁将军、领队大臣、盟旗、八旗、伯克及土司等多种管理制度；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废除分封制残余的土司制，改设流官管理。通过以上举措，清代国家统一水平达到新阶段，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臻于成熟。
经济发展 帑藏充盈
否定康乾盛世者断言当时是“饥饿的盛世”，“民不聊生”、“经济萧条”，这些言论完全站不住脚。有关康雍乾三朝经济情况的历史记录，可谓比比皆是、史不绝书。这里仅举几组数据，不辩自明。
康雍乾时期的中国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因此，耕地增减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首要指标。以康熙六十一年耕地数为例，全国耕地数为8.51亿余亩，与明代耕地面积的峰值7.84亿亩相比，高出6千余万亩。雍正朝耕地继续增加，至乾隆末期，已达10.5亿亩。康雍乾三朝耕地面积何以在百余年内持续猛增？早在入关后的统一战争中，清朝就颁布垦荒兴屯令，招集各地流民返乡恢复耕地，允许开垦无主荒地。垦荒多少，成为地方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上述原因使得垦荒高潮迭起，至乾隆时，已到了无荒可垦的程度。这时，乾隆帝倡导要向“山头地角”要地要粮！清朝开始在边疆地区，如西北、东北、西南垦荒屯田，史称“盖雍乾以来，各省军屯民垦，称极盛焉”。
清朝在大规模推行垦荒屯田的同时，大力兴修水利。康熙十七年，朝廷开始整治水灾频发的黄河，历时30年治河成功；淮河、京杭运河皆得治理。“黄、淮俱已安流、运河较前深通，重运无阻”。自此，黄河“安澜顺轨百有余年”。在全国范围内，凡为害的水系，如京畿地区永定河、清河，江浙地区的太湖及其他地区的水患，也都得到有效治理。水患得到控制，加之大量开垦耕地，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百姓生活日渐充裕。在经济繁荣、国家富足的情况下，康熙帝先后宣布两项重大决策。其一，自康熙五十年始，3年之内“天下地丁钱粮……全免一周”，即在3年之内免除全国大多数地区农民及其他纳税人的地亩人丁钱粮。不仅如此，“历年旧欠钱粮，一并免征”。总计3年内“蠲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这一数据，已超出此前清代最好年景的全国收入。其二，自康熙五十一年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自秦汉以来，历代相沿征收丁税，至此，千年之成规终被废除，是对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一次解放。仅此两件大事，足以反映康熙朝后期国家之富足，可谓“海宇升平，国用充足”。百姓生活状况又是如何？康熙帝于康熙五十一年会见大学士、九卿等官员时提到，“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二三人交纳钱粮”。那些抹黑“盛世”论者，是否看到这些记录？
雍正帝于雍正二年（1724年）改革赋役制，将丁赋与田赋两项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减轻农民负担，又简化赋役征收方式。雍正帝另一项重大举措是消除“贱民”籍，如广东“疍民”、浙江“惰民”、山西“乐户”、安徽“伴当”、江苏“丐户”等。此前，这些从事“低贱”行业的人被定为“贱民”，世代承袭，不得应试。从雍正元年到八年，雍正帝针对各省存在的“贱民”，陆续发出谕旨，予以废除，在恢复他们平民身份的同时起到解放社会生产力的作用。
乾隆朝继续大力垦荒屯田、整治水利。受气象影响，乾隆朝水患猖獗，江苏、浙江临海处，海潮倒灌，淹没大片土地而不得耕种。乾隆帝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全面整修江浙沿海地区海塘。史家统计，乾隆朝60年中，河工、海塘花费“以亿万计”。清朝蠲免全国钱粮，在乾隆朝达到顶峰，充分显示国家财政的强大实力。乾隆朝共有5次全国蠲免，达1.4亿两；还有3次全免江南各省漕粮，总计1200万石，值银1200万两，两项合计，共1.52亿两，相当于平常3年的全国总收入。此项举措大得民心，蠲免“诏下之日，万方忭舞”。晚清学者王庆云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本朝丁田赋役素轻，二百余年以来，未尝增及铢黍，而诏书停放，动至数千百万；敛从其薄，施从其厚，所以上培国脉，下恤民依，岂唐宋以来所可同年而语者哉！”
盛世之景 不亚前代
史家所称盛世，并非指每代王朝都有一个盛世，而是从几个王朝的比对中，确认某个王朝的某个时期为盛世。需要强调的是，一个王朝某个时期仅有一项或几项重大发展成就，亦不足以称盛世。史家所认定的盛世，当指国家统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发展，并且比前代多有超越。史家公认汉代“文景之治”、唐代“开元之治”、明代“永宣之治”、清代“康雍乾之治”。平均计算，大致每500年出现一个盛世，足见一个王朝缔造盛世绝非轻而易举！康乾盛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无须与历代王朝逐一对比，只与前三个盛世作比较，便知其是否堪称盛世。
首先，比较疆域统一。清朝疆域不仅远比前三个盛世更为辽阔，其根本变化在于将各边疆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故雍正帝自豪地宣布：“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
其次，比较国力。四大盛世都达到各自时代的最高水平。汉武帝初，“海内乂安，府库充实”。唐开元、天宝间，“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明永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康雍乾时，人口达两三亿，国用仍然充足，不逊前代。不同的是，自康熙时废除人丁税，其后雍乾两朝更频繁蠲免赋税，尤其是五次蠲免全国地丁钱粮，数额之巨，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为前三个盛世所不及。
最后，比较文化发展水平。自西汉始，儒家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司马迁著《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新体例，为世代传承，历2000余年不改不变。文学如“汉赋”、乐府诗，亦属首创。盛唐文化，以诗歌著称，诗人辈出，成就非凡。其他如绘画、音乐、舞蹈，既超越前代，又被后世树为典范。至于明永宣之世，历时不足40年，故其文化总量不如汉唐，但也有独创，如《永乐大典》，首次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整理。在成祖主导下，还编纂《五经四书大全》《天下郡县志》等关涉史地、伦理等方面的典籍30余种。纵观康雍乾百余年文化发展，可谓成果丰硕。诸如经学、理学、史学、绘画、小说、戏剧、诗歌等，各有名著、名篇问世。其中，考据学为史学独创，称为“乾嘉学派”；官方开设国史馆，撰写本朝历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皆属传世不朽之作；《四库全书》更集中国文化历史之大成，堪称中华5000年文化宝库。戴逸先生认为，“清代载籍之富，学者之众，流派之多，领域之广，业绩之丰，为前史所罕见”。当然，作为封建王朝，清朝的文化政策也有时代局限性，比如修撰《四库全书》的同时也禁毁了不少典籍文献，康雍乾三朝文字狱也成为禁锢文化创新的一道枷锁。
以上列举事实，并非全部，却足以反映康雍乾三朝开拓进取，不亚前代盛世。康雍乾三朝被称为“盛世”，应是实至而名归！学术争论不同观点的表达，是正常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须以大量可靠的事实为据，展开深入分析研判，进而得出结论。所谓“饥饿的盛世”论者，无视大量清代文献档案所载史实，引用英人以西方眼光看中国社会的所谓“事实”，必然得出匪夷所思的结论。康乾盛世是清朝最重要的时期，也是清史最精彩的篇章。我们应正确认识清代历史，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建设提供宝贵借鉴！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东北亚古丝路文明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