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宇晴：宋代诸帝论史官修史、史学名著与“史才三长”

自唐代设立史馆修史，历代沿袭制度。宋代皇帝重视史馆、史官的作用，对史官修史有明确的要求。宋太宗认为“良史”当做到“务摭实而去爱憎”。淳化五年（994），宋太宗读唐史后，有感而发，而对身边左右大臣说道：“大凡帝王举动，贵其自然。朕览唐史，见太宗所为，盖好虚名者也。每为一事，必豫张声势，然后行之，贵传简册，此岂自然乎！且史才甚难，务摭实而去爱憎，乃为良史也。”《新唐书》成书于宋仁宗时期，这里说的“唐史”，当指《旧唐书》。宋太宗对唐太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做事过于注重声势和虚名，不符合“自然”之道。这一评价反映了宋太宗对帝王行为的看法，也体现出他对历史记载的要求，即史官应在记录历史时追求真实，避免受个人情感和政治因素影响造成的偏见，以保持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宋太宗还批评时人胡旦《春秋》“褒贬出于胸臆”。史官胡旦编两汉事为“春秋”，言于太宗，愿给借馆吏缮写，太宗对侍臣说：“《吕不韦春秋》，皆门下名贤所作，尚悬千金咸阳市，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之。’如闻旦所撰，止用其家书，褒贬出于胸臆，岂得容易流传耶？俟其功毕，且令史馆参校以闻。”胡旦因惧而止。这说明，宋太宗对时人撰述，持谨慎态度，对胡旦的撰述在采撰和议论上的不当提出严厉批评。

宋神宗颇有宋太宗风范，他强调史官修史重在“实录事迹”，“去取褒贬”当留待于贤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五神宗元丰四年八月庚申条中，载宋神宗与大臣王珪的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

总体上看，这是宋神宗对史官修史提出的一个原则性要求。具体而言，这也是神宗对于曾巩编修《五朝国史》的指导性意见。显然，神宗认为曾巩只当“实录事迹”即可。

此前，早在熙宁十年（1077），宋神宗诏修仁宗、英宗两朝正史。元丰四年（1081），宋神宗又命曾巩待《两朝国史》修成后，同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合编，通修为《五朝国史》。他于当年七月下达手诏，诏文称：“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方朝廷叙次两朝大典，宜使与论其间，以信其学于后。其见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国史》通修成书。宜与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取《三朝国史》先加考详，候两朝国史成，一处修定。”宋神宗亲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的曾巩“专典史事”，足见其对本朝国史修撰、史官人选的重视，而这种重视更是突出地反映在他对史官修史原则的强调。

然而，曾巩却未能达到神宗的要求，对宋太祖本纪有过多浮夸评论，直接影响了宋神宗于元丰五年（1082）四月罢曾巩修五朝史之职的决定。史载：

曾巩的这种喜作夸张的弊病，也反映在他的“良史”观上。他曾这样写道：“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里提出的“明”“道”“智”“文”四个标准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而他把这种理论的实现放大到“天下”和“难知”“难显”的极致范围和程度，不免言过其实了，不仅他自己达不到这些要求，即使在中国史学上也难以找到这样“全能”的良史。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宋神宗的看法和做法的合理。

南宋理宗同样提倡不以己意议论是非、优劣的修史原则。景定二年（1261），宋理宗对修史做出这样的要求：“诸书将备，进呈有日，只照凡例修纂，不必用己意，置议论其间，他日自有史官任删润之责。”这同样是强调直书史事，排除史官以“己意”评史，几乎成为宋代诸帝的共识。

两宋诸帝论史学而涉及史学名著的内容甚为丰富。原因有三：一是在史学传统中，史学名著的影响力更为显著，易于受到后人的关注；二是史学名著包含丰富的哲理尤其是治国之道，统治者希图从中获得治国理政的历史借鉴；三是知名学者多对史学名著有深入研究，更易于同皇帝对话、讨论，形成政治理念上的共识。两宋君臣经常论及的名著有《尚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

评论《尚书》：“主言治世之道。”《尚书》是宋代皇帝在经筵讲席上很重视的一部书。宋太宗曾令大臣孙奭讲《尚书·说命》三篇，听罢，宋太宗评论道：“《尚书》主言治世之道，《说命》最备。”足见宋太宗君臣对此书的重视。《尚书·说命》见于《古文尚书·商书·说命》，分上、中、下三篇，记载了商王武丁为振兴商朝而苦心寻求贤人傅说，以及傅说尽心辅佐武丁的种种谏言和措施，使商朝得以复兴。文中多有武丁、傅说君臣相敬相知的对话，尤其是傅说的“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说命上》）、“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说命中》）、“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说命下》）等语，对后世影响、启迪尤为突出。宋朝诸帝如此重视《尚书》，这同《尚书》相关内容和宋代所处的历史形势都有密切的关联。

宋真宗在东宫时便喜读《尚书》，命大臣邢昺反复讲读至十四遍，即真宗自谓“唯《尚书》凡十四讲”，表明他对这部经典的深度挖掘和钻研精神。建炎初年，宋高宗以御书《尚书》一帙赐予贤相赵鼎，并说：“《书》所载君臣相戒饬之言，所以赐卿，欲共由斯道。”宋高宗对《尚书》的评价分量极重，由此也可见宋高宗时君臣关系的融洽及宋高宗本人的态度。在宋代皇帝看来，《尚书》是政治上的指导方针，君臣都应当恪守、遵行，以达到和实现《尚书》所要求的思想境界和政治局面。

评论《资治通鉴》（或简称“通鉴”）：“正可为谏书耳。”中国史书所记历代盛衰治乱之故，极为后人所重，引为鉴戒的传统。而《资治通鉴》由于贯通古今，着眼于历代统治的盛衰，有益于国家治道，在历史鉴戒作用上有更突出的成就。故从撰述之初就受到皇帝的重视，最具代表性的言论当首推宋神宗的序文。这篇序文，是宋神宗在史学批评方面的一篇宏论，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神宗序文强调了史书对于政治统治的鉴戒作用。他明确指出史书具有垂鉴后世的功用，并从《诗》《书》《春秋》最早的历史典籍讲起，反映了他对史学功用乃是史学本质属性有深刻认识。他在序文末尾道出了赐名的深意，即“《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正是强调此书在政治统治中重要的资治价值。

元丰七年（1084），《资治通鉴》书成。神宗对辅臣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汉纪》是东汉史学家荀悦奉汉献帝之命编撰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特点是“辞约事详，论辨多样”而撰，其中心和主旨在于：“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鉴”，故而受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唐太宗曾赐大臣李大亮《汉纪》，并下书说：“此书叙致既明，议论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这突出反映了《汉纪》的社会价值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而宋神宗说《通鉴》远过《汉纪》，既表明了两书在主旨上存在连续性，又强调前者在内容的广度、史料的丰赡上远甚后者。宋神宗的话不过寥寥数语，分量是极重的。

此后，宋高宗对大臣说：“《资治通鉴》首论名分，其间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马光雅有宰相器。若《通鉴》正可为谏书耳。”这一评价，着眼点在于《通鉴》的鉴戒功用，这也是皇帝与思想家、史学家对《通鉴》评论相比较中显示出的最突出特点。宋高宗把它视为“谏书”，足见他对《通鉴》内容的高度重视。可以认为，从《资治通鉴》中吸取历代治理的经验教训，成为宋代君臣关于此书的一种普遍的认识。

评论《通鉴纪事本末》：“治道尽在是矣。”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袁枢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关于袁枢编写此书的情况，《宋史》本传记载：“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曰《通鉴纪事本末》。”在史书体裁上，袁枢易编年体为纪事本末体，使此书具有“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特点。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将《通鉴纪事本末》奏呈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宋孝宗评价史书的着眼点在于“治道”，对于皇帝来说，史书的重要价值莫过于此。

此外，南宋史家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受到皇帝的重视。《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上起建隆，下迄靖康，是一部仿《资治通鉴》体例的续作，而所记则为本朝史。李焘以垂四十载的心血，著成此书，自谓“精力几尽此书”。如果说他对续作《资治通鉴》的执着追求和作为史家的历史责任感是他专心撰述的主观动因，那么，宋孝宗对其著述的肯定和相关诏令，则是此书在撰述与流传的政治保证。李焘曾举汉石渠阁、白虎观故事，“请上称制临决，又请冠序，上许之，竟不克就”。淳熙十一年（1184），李焘离世，孝宗赠其光禄大夫称号，以示尊荣。但宋孝宗对作序未成之事，颇感遗憾，他对大臣宇文价说：“朕尝许焘大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七字，且用神宗赐司马光故事，为序冠篇，不谓其止此。”总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因其翔实的特点和宋孝宗的推崇而广为流传。

宋代皇帝重视史学名著，其内在因素是他们对史学功用的深刻认识。概括来说，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和重要的。

第一，皇帝读史与政治统治的以史为鉴。历史的鉴戒作用，是史学功用反映在政治统治上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历来关注的重要内容。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在论关于太子教育时，指出：“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这表明，在史学发展早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史学对政治人物具有鉴戒作用。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唐太宗强调要以历史上的鉴戒作为政治统治的参照，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故而表明“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唐太宗的史学观对盛唐而下的政治家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宋代皇帝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认识。宋太宗淳化二年（991），秘书监李至进呈新校御书三百八十卷时，宋太宗真诚地说：“朕他无所欲，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宋太宗所说的读书，自是包含了经史的广泛内容，反映了他自觉的鉴戒意识。

这种自觉的历史鉴戒意识，在宋真宗时更被赋予“典法”的意义。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在谈到修撰《编修君臣事迹》的意图时，对史臣王钦若、杨亿说：“朕此书盖欲著历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也。”这句话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宋真宗认为记载过去事实的史书，不仅对现实有所借鉴，而且可为将来的“典法”，从而把史学影响的广度延展到更长远的未来；二是他指出“开卷者”都能从中得到教益，这就阐明了史学具有的广泛社会功用。次年，宋真宗赐王钦若手札时，强调：“朕于此书，匪独听政之暇，资于披览，亦乃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监戒。”这些话，再次强调了史学的鉴戒功用。《编修君臣事迹》于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修成，凡一千卷，真宗赐名为《册府元龟》，并亲自作序。所谓“元龟”，正是强调了此书对于现实和未来的借鉴作用，可谓意味深长。

第二，皇帝读史与经世致用。政治家通过读史，从纷繁复杂的史事中，总结历代兴亡治乱之故，从中得到启示作为政治统治的鉴戒。其关键在于，把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宋代皇帝有清晰的认识。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对近臣说道：“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可见，他认为读书的目的必着眼于政治统治的参考。而现实政治在吸取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时，参照前代的制度、政治措施等，有所损益。这实际上是讲史学致用于政治的过程中，要加以辨别，择善而从。对此，宋真宗又有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他对大臣王旦等说：“经史之文，有国家之龟鉴，保邦治民之要，尽在是矣。然三代之后典章文物、制度声名，参古今而适时用，莫若《史》《汉》。”这段话，说明了人们从经史中认识到的前代政治文化遗产，要根据现实政治的实际，对承袭而来的种种制度和措施加以调整。这就把宋太宗讲的“以尽损益”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了。这些认识，都显示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求实、致用的精神。宋高宗也有类似的言论，绍兴十二年（1142），他对大臣们说：“朕于宫中无嗜好，惟好观书，考古人行事，以施于政，凡学必自得乃可用。”这些话，同前文只是口气上稍有差异，实际上表达了同一含义。这几个皇帝分别以“行”“用”“施”三个动词，强调了皇帝读史的初衷和归宿。

第三，皇帝是否学史与国之治乱密切相关。如果把皇帝读史的重要意义归结为一点，那么就是其学与不学同国之兴亡治乱有密切关系。北宋史家范祖禹在上宋哲宗《劝学札子》中写道：

以上是宋代君臣关于皇帝读史的几点认识。概而言之，从读史主体上看，这一时期皇帝重视读史更具有普遍性；从认识的深度上看，皇帝论读书颇具理论色彩；从目的性上看，皇帝读史着眼于联系现实政治实践。这些，都反映了皇帝对史学功用的认识和思考。

编辑：拾 壹

校审：初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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