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海军
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南湖红船
争取对外话语权，构建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向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既是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前提，又是中共形象国际化塑造的重要保证。2021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除在军事上“围剿”革命根据地外，还在文化领域实施文化专制统制进行“文化围剿”，对中共污化宣传，致使国际社会对中共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中共为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和政治污蔑，迫切需要建构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将党的革命故事告知世界，以彻底粉粹国民党“文化围剿”。该时期中共采取多种叙事策略建构对外话语体系，把“党的革命故事”有效传递到国统区和国际社会，为外界架起一座了解中共的桥梁。对该时期中共构建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进行系统研究，可以为我们今天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供诸多有益镜鉴。
一、研究困境：历史视阈下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建构研究
目前国内学界对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研究，主要立足于新时代以来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建构语境、内涵属性、目标任务、重要内容、主要理路、当代价值等层面展开，而从历史视阈下探讨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问题研究较为薄弱。目前国内学界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的研究著述较少，主要集中于当前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研究，呈现以政治宣传和阐释类居多、学理性探讨较少等特点。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该问题实证性研究不够，源于对原始文本资料收集不够全面，有待深入挖掘。海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问题没有直接研究，而是将其置于思想史与外交史研究中去理解和思考。海外以思想史为切入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国际形象的探索愈发深入，一批研究著述不断涌现。在由回忆录到学术研究范式转换过程中，一批主要来自英美国家的作家或记者，如冈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迈克尔·林赛（Michael Lindsay）等对该领域问题研究作出开创性贡献。他们在著述中对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等方面问题探讨，为我们对该问题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素材和较好学术视角。
整体而言，当前国内学界探讨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党史深入研究的困境。近年来学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问题的研究，处于相对冷门的境地。与之相反，对当前中共执政理论、执政实践等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则居于“显学”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并没有与时俱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问题，应注重该领域的史料挖掘，要在具体问题研究中“论”从“史”出，需在关注该时期中共外交政策的同时，重视中共对外宣传和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互动关系层面问题的研究。
关于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主体学理研究是薄弱环节，该时期推动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建构主体，不仅有中国共产党，还有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外进步人士。目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主体方面文献资料整理，未全面展示除中共以外其他建构主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需深入挖掘。
第二，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割裂。目前学界对通过历史关怀现实问题的学术研究缺乏足够重视，带来了学术研究与服务现实之间的割裂。该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对今天中共国际形象塑造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当前学界对该问题已有研究的学术视野大多停留在对历史资料的阐释层面，历史与现实的“直接对话”不够，未深入分析其对当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借鉴意义。
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共对外话语建构路径领域研究主要以创办外文期刊和国外记者宣传为主，虽有重要史料价值，但难以反映其整体情况，对其他路径如通过电影广播及发动海外侨胞等方面则缺乏深入细致研究。只有进行深化和拓展，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今天中共的对外传播。
第三，文献资料收集的薄弱。于中共党史研究而言，文献资料重要性不言而喻。文献资料与学术研究联系密切，新文献资料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会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化。文献资料选用的类型，就现有研究而言，大多数研究者基本以文集、报刊等作为基础文献，而忽视了对回忆录、口述访谈、档案材料等方面资料的收集。在研究相关专题时从选用材料的语种上来说，研究者大多使用中文文献，忽视了对一些重要外文文献的搜集与利用。
为此，在当前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基础上，应注意全面收集与整理目前为止还未被充分挖掘利用的各种文献资料，力争突破当前资料收集与整理的不足，以推动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研究取得新进展。
第四，研究方法利用的局限。研究方法与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体两翼”，在研究方法层面，现有研究基本沿袭传统的文献分析法，缺少对新方法的综合使用。需要探讨多学科综合性研究，该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问题研究，涉及中共党史、新闻史、外交史等诸多学科，需运用多学科方法对该课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深度探究。同时，要学会引入大数据话语分析等交叉学科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实现研究方法创新。
二、历史逻辑：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的文献整理
丰富文献资料是深入开展研究的重要前提，需充分占有文献资料，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真正做到文献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密切结合。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需结合中共党史学、新闻学、外交学等学科学术研究有序进行，大致可以涉及以下四类：
（一）中共领导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的核心主体，该方面文献资料主要包括：
一是中共领导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方针政策层面文献资料。其中，在早期探索阶段（1921—1927）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制定对外宣传工作的组织法规、提出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方法及强调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等。在成长发展阶段（1927—1937）文献资料主要涉及设立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组织、提出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方法和强调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等。在初步建构阶段（1937—1949）文献资料主要有制定对外宣传工作组织架构和原则、提出对外宣传工作的目标任务、强调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和中共对外宣传工作现状的反思，等等。
二是中共领导人对党的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的重视与指导层面文献资料。其中，在早期探索阶段（1921—1927）文献资料主要有主办各类报刊，宣传党的主张、撰文总结对外宣传经验及借助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事件进行宣传等。在成长发展阶段（1927—1937）文献资料主要有主办各类报刊，宣传党的主张；毛泽东、张闻天等对党的对外宣传工作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党的领导人在国外报刊和会议介绍中国革命等。在初步建构阶段（1937—1949）文献资料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邓小平等对党的对外宣传工作的主要主张等。
三是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管理机构文献资料。其中，在早期探索阶段（1921—1927）、成长发展阶段（1927—1937）和初步建构阶段（1937—1949）的文献资料都涉及中共设立对外宣传领导机构、地区党组织设立对外宣传工作部门和中共领导的群众性对外宣传组织，等等。
四是中共领导建构对外话语争取国际援助文献资料。其中，在早期探索阶段（1921—1927）文献资料主要有中国的改造要依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工人要建立与外国工人密切联系和各被压迫民族要建反帝反封统一战线等。在成长发展阶段（1927—1937）文献资料主要有为取得苏联援助开展的对外宣传和号召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等。在初步建构阶段（1937—1949）文献资料涉及中共争取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援助、中共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支持，等等。
（二）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过程中国共两党话语权博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专制政府实施文化统制，对中共进步革命主张和领导出版发行的革命书刊实施全面“查禁”。国民政府为维护其一党专制独裁统治，除在军事上用武力“围剿”革命根据地外，还在文化宣传领域实施文化专制政策而进行“文化围剿”。该方面文献资料主要包括：
一是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过程中反对北洋政府意识形态专制统治文献资料（1921—1927），主要包括北洋政府加强意识形态专制统治如设立反动新闻检查局、制订反动法令等方面文献资料。此外，还有北洋政府禁止宣传马列主义文献资料等。
二是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过程中国民党加强意识形态专制统治文献资料（1927—1949），主要包括国民党建立庞大意识形态审查系统，如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战时新闻检查局等；国民党制定严格意识形态审查法规文献资料；国民党对进步意识形态审查与查禁文献资料和国民党严酷审查与查禁进步话语表达文献资料等。
三是中共反对国民党意识形态专制统治，争取对外话语权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中共积极利用报刊发表评论，抨击查禁，呼吁言论自由；充分依靠党领导下的出版发行阵地；努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以及灵活运用各种隐蔽手段等方面文献资料。
四是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过程中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博弈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中共对“三民主义道统化”如“戴季陶主义”“力行哲学”与“唯生论”批判等方面文献资料；中共与西山会议派政治、学术争论文献资料；中共对蒋介石、叶青“假三民主义”批判等方面文献资料。
（三）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主要内容
该方面文献资料较为丰富，主要包括：
一是政党形象叙事文献资料，该时期对外呈现的政党形象主要包括理想高远的政党形象、民族先锋的政党形象、民主平等的政党形象、纪律严明的政党形象、民众拥护的政党形象、艰苦朴素的政党形象、忠诚为民的政党形象、敢于斗争的政党形象和友好团结的政党形象，等等。
二是革命理论叙事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纲领文件外文译稿、中国共产党人著作的海外传播、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理论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宣传持久战军事理论、中共领袖人物革命理论对外译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毛泽东著作的译介传播、中共方针政策的对外译介及中共对时局的主张和评述等。
三是革命人物叙事文献资料，主要有播火传薪的革命先锋、刚毅智慧的工人形象、勤劳勇敢的农民形象、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心怀天下的革命领袖、不畏牺牲的革命将领、朴实的边区劳动群众、英勇奋战的革命战士、支持革命的海外侨胞和支援抗战的国际友人，等等。
四是重大事件叙事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国际宣传、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工农红军重要战役、红军长征精神事迹、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动员民众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揭露国民党制造反共摩擦及反映国统区黑暗腐朽状况，等等。
五是政权建设叙事文献资料，主要有建党初期新型民主政权方案、建党初期新型民主政权运动、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实践、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民主政权的经济政策、民主政权的生产运动和民主政权的教育事业，等等。
六是价值观念叙事文献资料，主要有永葆建党初心、追求自由解放观念、追求爱国进步、崇尚团结协作、追求民主平等、崇尚独立自主和追求公道正派，等等。
（四）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重要路径
一是建立组织建构，设立专门外宣机构，打开对外话语传播“窗口”。其中，在早期探索阶段（1921-1927）文献资料主要涉及积极创设对外通信机构、充分利用国共合作平台、创办海外图书发行机构和利用国际舞台对外宣传等。在成长发展阶段（1927-1937）文献资料包括中共设立对外宣传机构、建立对外联系沟通机构和借助共产国际对外宣传等。在初步建构阶段（1937-1949）文献资料包括成立对外宣传机构、建立外宣新闻通信系统、国际宣传组与国际宣传委员会、积极参加国际活动宣传中共主张等。
二是注重报刊宣传，领导创办报刊，架设对外话语传播平台文献资料。其中，在早期探索阶段（1921-1927）文献资料主要涉及国内创办报刊对外宣传、中共海外支部创办期刊和外国报刊主动报道中国。在成长发展阶段（1927-1937）文献资料主要有中共在国外创办期刊、国外期刊对中共报道等。在初步建构阶段（1937-1949）文献资料则包括了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和海外创办的革命报刊及其对外传播等。
三是借助他者叙事，加强与外国记者、政要交往，发挥对外话语和叙事建构中介作用文献资料。其中，在早期探索阶段（1921-1927）文献资料主要涉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代表和英美人士的交往。成长发展阶段（1927-1937）文献资料包括外国记者造访延安、中共与外国政要友好接触、中共与援华友好人士交流等。初步建构阶段（1937-1949）文献资料包括接待外国著名记者、国际友人投身宣传、中共与援华友好人士和外国政要交往，等等。
四是进行影音记录，通过戏剧、电影、广播等影音记录形式进行对外话语和叙事文献资料。主要涉及早期向外传播共产主义性质宣传口号及歌曲、红色中华通讯社广播、中国“左翼电影小组”“左翼美术家联盟”和“左翼世界语联盟”以及反映中共形象的国外电影和照片、发展对外新闻广播事业、通过戏剧和电影、歌曲、漫画、木刻等方式进行对外传播等。
五是积极建立统一战线，发动民主人士、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推动话语传播文献资料。包括中共推动组建华侨组织、中共通过创办海外刊物和当地华侨紧密联系、南洋华侨积极回国援助建设、侨胞自发创办各种爱国刊物、侨胞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外宣、成立国际统一战线性质组织，等等。
六是加强政党支持，海外共产党组织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声援文献资料。主要涉及早期探索阶段西方共产党、共产国际及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成长发展阶段中共加强与海外共产党的密切联系、共产国际积极声援中国共产党，初步建构阶段海外其他国家共产党对中共革命事业支持等。
三、未来视野：基于文献整理基础上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研究
目前国内学界围绕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问题研究，主要从传播学、外交学和翻译学等学科角度，就当前形势下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概念范畴、具体路径、时代价值等层面展开，但从历史视阈下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共党史学科角度对该问题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
（一）“历史语境”下文本分析的基本遵循
基于历史语境深刻分析文本的内涵意蕴，是中共党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在对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研究中，以文本为线索具体考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的社会语境与政治语境等，从“历史语境”的视角进行文本分析，需要密切关照以下方面问题。
首先，注重文本的整理与分析相结合。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重要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一重要党史课题，要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为脉络，增强文献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历史厚重感，拓宽党史研究的“历史视野”，增强对该专题研究的“学理深度”。在对文献资料收集与整理过程中，又要以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为纲，以凸显该专题研究的现实价值。
其次，注重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理应从历史视角对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为今天党的国际形象塑造提供镜鉴。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过程中，注重从历史层面深入挖掘中共在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过程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档案文献。从实践层面整理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的方针政策、话语权博弈、具体路径等方面史料。在专题研究过程中，注重从理论层面分析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主要动因、基本途径与重要经验，等等。
最后，注重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结合。
对该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重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从文化思想史视角对中共党史的一种新解读。由于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体现在各学科领域，需要通过详细文献资料从多学科视野展开研究，从多学科视域总结中共推进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的经验。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研究不仅涉及宏观顶层设计层面，也注重从中观层面整理与分析建构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影响因素，并从微观层面对建构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进行详细研究。
总之，加强对本专题的研究需要有宏大明确的总体思路，有多维立体的研究视角，有科学可行的研究方法，以此深入挖掘不同研究视角，使该专题研究真正达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
（二）多元视角下中共党史学研究视域的学理拓展
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问题研究涉及政治史、外交史、思想史、文化史、新闻史等领域，需要拓宽该专题研究的“历史视野”，努力揭示其在新时代加强对外宣传“必然逻辑”的现实需要。
第一，加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外话语权争夺问题研究。该时期国民党实施文化统制，对中共进步革命思想实施全面封锁，国共两党展开了话语权的争夺。为此，探讨该时期政治论争具体情形，梳理各党派话语演变轨迹，对推动中共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大有裨益。
该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话语权的控制，从政治、文化、思想、外交等领域对于中共话语权进行了严格限制。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称“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对于“所有思想庞杂，淆乱人心之谬论，固应严加取缔，以杜流传”。为此，国民党建立和完善庞大的图书杂志审查系统，将全国所有文化出版纳入其一党管制之下。国民政府从建立开始，先后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战时新闻检查局等系列专门图书监管机构，以“适应战时需要，齐一国民思想”为名，成为国民党当局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重要工具。除了建立庞大的图书杂志审查系统，国民政府还颁行许多严格的审查法规，对中共领导发行的进步革命书刊进行全面查禁和扼杀。为推行其一党专制独裁统治，国民政府颁布了系列反动新闻法规，用三民主义作为思想钳制的唯一工具，主张以“纯正的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国民党通过这一系列反动法规，严禁中共进步革命思想的传播，企图扼杀和摧残进步革命文化，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因此，从新闻传播史、文化思想史角度加深对上述问题学理研究，探究中共为争夺对外话语权所做出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探究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过程中民主党派和海外华侨的主要贡献。该时期有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海外华侨在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需要对其在收集文献资料基础上，作个案与专题研究，详细勾勒出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在1921-1949年时段内产生、发展和初步建构的演变轨迹。
当年尤其在抗战时期，在中共领导下上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国际新闻供应社”，在救亡协会内专设负责对外宣传的“国际宣传委员会”。在香港，中共领导建立了“全民通讯社”、“国新社”香港分社等带有统战性质的进步媒体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外宣传党的抗战事业。1938年6月，党的侨务机构“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其重要宣传阵地是发行英文刊物《新闻通讯》，负责对外介绍党领导抗战的方针政策等。中共制定的许多重要方针政策主要是通过海外民主人士传递到国际社会，推动了党国际形象的塑造。中共积极借助海外华侨力量开展对外话语宣传，成立华侨抗战救国统一组织、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带有国际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海外创办《纽约新报》（美洲华侨创办）、《星洲日报》（新加坡华侨创办）等报刊，抨击国民政府反动政策，促进了革命话语的国际传播。因此，客观梳理民主党派和海外华侨在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过程中的主要贡献，对于今天加强统战工作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第三，探究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的基本经验问题。借鉴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基本遵循。要重视对收集与整理第一手文献资料的考证和利用，以求达到史实创新的同时，通过客观分析这些文献资料，进行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主要经验的研究，以达到观点的创新。通过收集与整理文献，拓宽和深化该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研究领域和范围。
该时期中共革命话语国际化传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启发。例如，遵循科学方法论原则，为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指引；积极利用多种传播手段，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传播体系；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科学建构对外话语表达体系；以开放姿态发挥“他媒”在对外话语叙事中重要作用；提高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主体素质，健全对外话语体系；积极搭建对话平台，促进与不同意识形态对话与合作，等等。所有这些宝贵经验需要对其进行深层次研究，多维度探究和分析这些重要经验，为新时代加强国际传播提供丰富思想资源。
第四，加强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与中共领导革命事业之间互动关系研究。关于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与中共领导革命事业发展及其作用的探究也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经过对外宣传领域话语权争夺，最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助推了中共国际形象的改变。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是中共领导革命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课题，需认真探究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对中共领导革命事业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些作用表现在多方面，例如，彻底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和政治污蔑，使党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治认同感，认为中共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的建设力量。抗战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部分西方记者撰写文章和出版书籍，宣传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外国记者报道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形象认识，很大程度消除了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偏见，提升了中共的国际形象。由此，加深对当年西方记者、外国政要在华活动的研究，挖掘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对中共领导革命事业所发挥重要作用的研究等，都是今后学界需要关注的热点。
第五，深化该时期相关学理性问题研究，为当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重要历史镜鉴。目前学界对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研究，难以形成长时段的、具有整体性观念的学术思想史研究，需从历史层面深入收集与整理文献资料，深化该问题研究视野，在研究深度方面，要在掌握翔实文献资料基础上对该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问题进行较为系统完整的学术研究。例如，深化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对外话语和叙事主体重要作用的比较研究，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建构主体对叙事选择和解读内容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比较研究。此外，在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文献资料整理基础上，加强对文献资料的实证性研究，运用科学表达方式，深入挖掘和解读该时期各种原始文本资料，在深入学理性分析基础上为今天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丰富历史镜鉴。通过多维视野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方针政策、国共两党话语权博弈、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内容与途径等方面资料整理，以期为当今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提供重要经验参考。
第六，立足于对外传播史宏大叙事，深入挖掘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的“本土化”资源。加强党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既要善于总结和提升当前实践经验，更要整理和吸收民主革命时期“本土化资源”。深入加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研究，要详细梳理其建构轨迹，承续其传统，借鉴其经验。中共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中共领导制定科学方针政策，为推进中国对外宣传事业做出重要探索，开创对外宣传工作新纪元。当年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对推动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方面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要探析近代中国报刊等在推动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中的重要媒介作用。报刊于对外宣传工作而言至关重要，当年中共领导创办党报及其他进步报刊，成为推动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重要途径，对促进党的理论传播发挥重要作用。应对该方面内容结合翔实历史资料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以期实现学术观点的突破。
总之，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相关问题研究过程中，要全力挖掘新材料，在新文献资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对新问题研究过程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力争使课题研究侧重思想性，凸显学术性，强化史料性，最终实现话语体系层面创新。努力开拓整体研究与专题阐释并举的研究视野、文献史料梳理与解读的研究方法，以及历史与现实相对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理念，努力实现中共党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创新。
四、当代意蕴：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研究的价值旨归
当前学界加强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研究，在推动当代中国新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外交学等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推进学术创新，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等具有重要价值。
（一）可以有效推动中共党史学、新闻传播学、外交学等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这一重大理论课题研究，对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加强中共党史学、新闻传播学、外交学等基础学科研究，以及打造具有学科特色的话语体系等方面，都会产生深刻影响，能从更长远意义上推动当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深入发展，充分发挥其咨政育人和服务社会重要作用。整理该领域的文献资料有助于拓宽研究视域，使人们了解20世纪前半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内容及其主要途径的嬗变轨迹与机制。同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学术史、中共党史、新闻传播史及外交史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重要参考资料。对中共党史领域研究者而言，有助于深入拓宽研究视角，深化中共党史相关问题研究。同时，又可以极大丰富中共外交史与新闻传播史研究。
该研究专题对今后推动教师学术研究和研究生专业培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该时期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相关文献资料收集与整理，将逐步改变当前学术研究与历史档案资料相脱节的弊端。在研究“史料”问题时密切关注当前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真正凸显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特色。
（二）以史鉴今，为加强党的对外传播现实问题研究提供重要学理化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推动学术创新，增强对中共党史相关学理问题的理解能力和驾御能力，深化该时期中共在领导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过程中重要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性阐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阐释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实践，用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实践升华党的对外宣传理论，进一步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围绕学界普遍关注的关于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的学理性问题，运用科学表述方式，阐释中共推动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的重要价值观念，展示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独特话语魅力，为今天学界对加强中共对外宣传层面现实问题研究提供本土化资源和学术史基础。通过对中共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历史轨迹的探究，充分展现该时期中共对外叙事的演进图景，为新时期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提供重要历史坐标，为今后推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通过历史视角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当前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构，全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