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屹：道荒宏雪岭——重识横跨葱岭的三条古道

作者：刘屹

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期刊”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4期

尽管“丝绸之路”的概念，目前看来并非像人们一直以为的是由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首创，但李希霍芬仍是最早将“丝绸之路”所经的线路标识在地图上，从而给人以“丝绸之路”确实以某种交通路线状态存在的直观印象之人。李希霍芬主要根据《汉书》的记载，标画出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间的中亚交通路线。在其中，西域南道和北道，分别对应了西越葱岭的南北两条道路：西域北道从疏勒向西，可沿阿赖山脉，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再向西抵达撒马尔罕；西域南道则从莎车出发，向西南方向登葱岭，再横穿葱岭上的瓦罕走廊，西去昆都士（Kunduz）和巴尔赫（Balkh）。这很可能是第一张标绘了葱岭东西两侧交通路线的地图。但是，由于李希霍芬本人没有来中国的甘肃和新疆进行过实地考察，他在画这幅中亚彩图时，明显缺乏对葱岭地区实际道路交通状况的充分了解，以至于有的路段画得有些想当然。而李希霍芬这一最早的“丝绸之路”路线图，对后来的“丝绸之路”地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很多由此衍生的“丝绸之路”地图，在涉及葱岭地区的交通路线时，基本上都沿用李希霍芬这一并不准确的描绘。换言之，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丝绸之路”路线图，在葱岭路段的线路都有很大改进的必要。

李希霍芬的这幅《中亚地图》还用红线勾勒出一条从地中海东岸一路到中国内地的路线，这是依据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100—168）《地理志》（Geography）所转载的叙利亚商主马厄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所属商队一路东行所留下的记录。这个商队活动于公元前1世纪末或是公元2世纪初，堪称从西方角度关于“丝绸之路”实际道路情况的最早和最重要的记录。1941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也专门分析了这条商队通行葱岭的道路。白鸟氏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对葱岭地区道路的考订也有需要订正的地方。马厄斯商队的记录，对研究“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价值，至今仍然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

此后，关注东西交通、丝绸之路的学者日益增多，但对于葱岭地区道路的考察，仍然是整个“丝绸之路”地理交通研究方面最为欠缺的一环。以笔者有限的知见，只有日本学者桑山正进在研究迦毕试和犍陀罗的历史时，对中国史书记载的求法僧西行求法经行葱岭时的路线，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但葱岭地区的道路并非其研究的重点，因而在整体上相较前人的研究突破性不大。

虽然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但受限于国境线，出国实地考察又极为不便，所以大多数关注葱岭古代交通的中国学者，主要依据的是传世文献记载，只有少数人能够实地考察葱岭地区，但通常也仅限于中国国境线以内的部分。由于人为地截断了葱岭古道的贯通性，对域外的道路交通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所以借助这些成果，很难窥见整个葱岭交通道路的全豹。

近年来，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努力将视野扩展到国境线以外的地理交通状况，他们的成果极大地弥补了国内学者对葱岭地区境外地理状况和相关研究信息的缺憾。但由于这一领域对国内学者来说长期缺乏必要的前期积累，所以仍留下一些不太准确的描述，或是未能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近年来还有勇敢践行域外葱岭古道的中国学者，也为葱岭古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地考察经验。还有西方学者如傅鹤里（Harry Falk），虽然未曾亲履其境，但善于利用谷歌地图（Google Earth）等现代科技手段，也在探索葱岭古道方面做出了重要推进。本文在利用卫星地图，认定葱岭古道除了传统的南道、北道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中道”等方面，都可说是直接得益于傅鹤里研究的启发。

总之，对于葱岭这一“丝绸之路”上重要路段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一百多年间断断续续地一直在努力推进。但国内学者通常受阻于国境线，对葱岭古道的认识难窥全豹。国外学者往往对汉文史料的理解和掌握存在明显的不足。两方面的研究亟须互为补充，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对葱岭古道研究的突破性进展。这种突破性一是要建立在对葱岭古道上个别重要地点的重新比定。如对“悬度”位置的重新确认如果可以成立，就会极大强化关于瓦罕走廊在古代葱岭东西两侧交通上重要地位的认识。二是要有对整个葱岭古道的全新认识。以往的研究受李希霍芬的影响很深，以至于似乎横越葱岭的道路只有南北两条，实际上还有一条“中道”更值得重视。而这条“中道”在李希霍芬以降直到今天的各种“丝绸之路”路线图中，却很少得到体现。

当然，即便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也只是阶段性的推进。毕竟关于葱岭地区道路的研究，将牵涉历史、地理、地质、民族、语言、宗教、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真正综合性的研究仍然有待未来条件具备时才能展开。

关于“葱岭”的得名，郦道元《水经注》引佚名的《西河旧事》云：“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葱岭上生野葱之说，还见于《水经注》引郭义恭《广志》的记载。葱岭生葱的景象，已得到现代亲履其境者的证实。但葱岭上能够生长野葱的景象，与人们想象中葱岭是终年积雪和寒风凛冽之地，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不由得令人想到葱岭的地理范围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文献中的记载来自玄奘《大唐西域记》云：

玄奘所说的葱岭“四至”相当于：北起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塔拉斯一线，南至瓦罕走廊南端的兴都库什山，东起今新疆莎车，西至今阿富汗的昆都士一带。历来谈及古代葱岭的地理范围，都要引述玄奘这一说，并将古之“葱岭”与今之“帕米尔高原”相对应。然玄奘所说的“葱岭”范围，与现代地理概念上的“帕米尔高原”并不完全重合。玄奘之所以用乌铩、活国、热海、千泉、大雪山来界定葱岭的四至，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是他经行过的。玄奘是历史记录中为数不多的，几乎绕着葱岭走过一圈的旅行者。但对于没有这样旅行经验的人来说，未必也能想象得到，或是都认同玄奘关于葱岭四至的说法。所以，虽然玄奘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葱岭四至的宝贵记录，但这一记录具有他强烈的个人色彩，需要我们谨慎看待。

例如，乌铩和活国这两个地点，一东一西，都在帕米尔高原以下的地势平缓、海拔较低地区，理论上就不应属于帕米尔高原。现代地理概念上的帕米尔高原，北部应以外阿赖山脉（Trans-Alay Range）为界，以北就进入费尔干纳盆地（Fergana Valley）了，属于另一个地理区域。东部一般以公格尔峰（Kongur Tagh）一带的西昆仑山脉为界。西部一般以喷赤河（Panj River）自南向北流的河段为界。这三个地理方位上的界线，都与玄奘所言不符。只有玄奘所谓“南接大雪山”，即葱岭的南界应在兴都库什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的连接山脉，与现代地理学概念上的帕米尔高原的南界是符合的。“大雪山”以南就是印度河流域的上印度河谷地带（即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巴控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Gilgit-Baltistan），属于另一个地理区域。但现在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公众认知，往往把上印度河谷地带也算作葱岭或帕米尔高原的范围。这是需要澄清的。况且，“帕米尔高原”的得名，是由于高原上有所谓“八帕”。这“八帕”的地理范围也不包括上印度河谷地区。因此，如果把“葱岭”界定为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则其东缘为西昆仑山，西缘为南北流向的喷赤河，北缘是外阿赖山，南缘是兴都库什山。本文讨论的“葱岭”，也主要是指这个地理范围之内。

所谓“葱岭古道”，本指所有跨越葱岭地区的道路。这些道路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而且彼此间犬牙交错，并非呈规则性的直线分布。就“丝绸之路”研究的关注点而言，本文主要讨论东西方向上横跨葱岭的道路。最早李希霍芬标示出了南、北两条路线，现在则应该按照方位，进一步将葱岭古道分为“北、中、南”三条道路。

葱岭北道，即从今新疆伊尔克什坦口岸西行，进入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阿赖山谷。这条道路早在《汉书·西域传》就有体现：

“休循”是从伊犁河流域迁来的塞人所建立的国家。“鸟飞谷”或是指阿赖山谷。如果要说个更具体的地点，应在阿赖山谷的萨雷塔什（Sary Tash），这里也是北上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重要岔路口。“捐毒”也是见于《汉书·西域传》的塞人小国，位于与休循接壤的东边，应该在今新疆境内。可见，捐毒和休循就扼守了这条东西方向上横穿阿赖山谷的葱岭古道“北道”。阿赖山谷非常宽阔，水草也多。走这条路既可北上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塔吉克斯坦奥什（Osh），也可西行至杜尚别（Dushanbe）。《汉书》既然说从休循“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说明当时通过这条路是可以通往已经迁徙至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大月氏，自然也包括中亚传统的粟特地区。因而这条“葱岭北道”，在古代主要是从西域北道向西的天然延伸，从西域经此路可去往费尔干纳盆地和阿姆河北岸的粟特地区、阿姆河南岸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吐火罗）。

李希霍芬标示出的这条路线，此后也成为丝路交通路线图上关于葱岭地区道路最有代表性的一条。近代以来的外国探险家，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都曾经由这条道路进出中国。但是傅鹤里对这条道路的实际利用率提出质疑，认为在古代很难见到有通行这条道路的记载，这是因为这条道路的降水（雪）量大，又盗匪横行，所以不应作为横穿葱岭的主要道路来看待。他这个意见是有偏颇之处的。

葱岭中道，即从今塔什库尔干出发，向西南行，而非向南行，越过纳兹塔什山口（Nezatash Pass），进入今塔吉克斯坦的穆尔加布（Murghab）地区，西行至霍罗格（Khorog），再前往阿富汗的法扎巴德（Fayzabad）、昆都士一带。这条路古代主要是从西域通往古代的吐火罗地区，即今天阿富汗北部地区。因这条路的西段有衮特河（Gunt River），故又被称为“衮特路”。衮特河发源于雅什库里湖（Yashilkul，汉文史籍中葱岭上的“三池”之一），自东向西流，与喷赤河交汇处，即霍罗格。这一地带在历史上被称作“识匿”或“赤匿”，即今天的舒格楠（Shighan）地区。这条路以往几乎不被学界所重视，讨论到与这条路相关的历史记录，也大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完全可以单独列出的重要通路。直到近年，傅鹤里才强调了这条路的重要性。在沙俄和苏联时期，从杜尚别经霍罗格到穆尔加布，最终到奥什，修筑了今天帕米尔高原上唯一一条连续贯通的高原公路（原M41）。这条路部分修建于19世纪末沙俄与英国对中亚展开争夺的“大博弈”时期，部分修建于1930年代，居然沿用至今，成为一条几乎横贯帕米尔高原的公路（不含中国境内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通常情况下，现代公路往往就是沿着古代交通路线而修建的。由于这条公路并未连接到中国的边境线，所以国内学者一般对这条路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葱岭南道，也是李希霍芬根据《汉书》的记载大致勾勒而出的。或从塔什库尔干出发，或从于阗的皮山出发，皆可行至瓦罕走廊的东端入口，再自东向西，横穿大部分属于今天阿富汗境内的瓦罕走廊。到瓦罕走廊的西端，既可沿兴都库什山继续西行抵达阿富汗的喀布尔、巴米扬、贾拉拉巴德地区；也可从兴都库什山的几个山口南下，经巴基斯坦的奇特拉尔（Chitral），前往斯瓦特、白沙瓦一带。这条路古代主要是从西域通往巴米扬、迦毕试、犍陀罗等佛教圣地，因而在历史记录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也是以往学者们关注度最高的一条道路。

古代的行旅不是今日的旅游，尤其是翻越葱岭这样的高寒高原地区，一定要充分准备，精选线路。除非有必须要绕远才能到达的特定目的地，否则一般不会选择绕远的道路。葱岭古道上这三条道路的选择，主要是根据旅行者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来定。例如，从中亚粟特地区出发的商人和商队，大概率会选择“葱岭北道”进入西域。这对于他们是最便捷的道路。但中国的求法僧西行求法，却基本上不会选择这条“北道”。因为求法僧要去兴都库什山以南的犍陀罗和印度，选择“葱岭南道”或上印度河谷的道路，才是近便的道路。求法僧如果走“葱岭北道”去犍陀罗和印度，就要先到粟特和吐火罗地区，再南下兴都库什山，这样的选择与从“葱岭南道”西出瓦罕走廊后就从兴都库什山口南下相比，无疑是费时和绕远的。历史上只有个别的求法僧为了去被誉为“小王舍城”的巴尔赫去参礼，才会选择这条路。

此外，民间商人和商队的活动一般是很难进入古代历史记录的。“葱岭北道”与“葱岭南道”相比，的确很少见到有经行此路的历史记录。求法僧主要选择“葱岭南道”西去东归，因而对于“南道”留下较多的记录。商人和商队则有强烈和明确的逐利意识，在安全有保证的前提下，他们不会选择需要绕远、增加运输和时间成本的道路。粟特商人当然不会只走“葱岭北道”，他们也曾在上印度河谷地区道路的岩刻中留下过踪迹。既然如此，就不能排除粟特商人也会经行过“葱岭中道”和“南道”的可能性。这完全要看他们商业活动的目的地是哪里。像葱岭这样特殊地理环境下的道路，自古至今一直都在那里存在，很多路段甚至千百年来也几乎没什么变化。不能因为没有，或很少见到某条道路的历史记录，就认为这条道路的利用率不如那些频繁见诸记载的道路要低。也不能因为某条道路的记载在某个特定时期明显多于另一条道路，就认为两条道路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兴衰轮替。

笔者已尝试按照朝代先后的顺序，梳理了中国古人经行葱岭古道所留下的历史记录。在此则按照葱岭上三条古道的地理方位，重新爬梳一下这些记录，以期加深对这三条葱岭古道在历史上分别被使用情况的认识。

1.葱岭北道

有记录的、最早通行“葱岭北道”的中国人，应是张骞。他在第一次出使时，被匈奴扣押十多年后逃脱，继续西行，就是经鸟飞谷至大宛。也就是从疏勒向西，进入阿赖山谷，从萨雷塔什转而向北，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然后张骞应从盆地的西侧进入康居所在的索格底亚那地区，再南下到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进而渡河到阿姆河南岸的蓝市城（巴克特拉，Bactra）。当时大月氏已经征服“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但王庭尚未迁至蓝市城。在张骞返国后，大月氏王庭才南迁到巴克特拉。当张骞返国时，特意要避开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不会再走经行鸟飞谷的来时路，既可能走“葱岭中道”也可能走“葱岭南道”。总之东归途中下了葱岭，就选择走经过于阗的西域南道，一直到羌中地区才又被匈奴捕获。

此外，李广利伐大宛，史书虽未记载其具体的出征路线，但从西域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十有八九是要从葱岭北道的衍敦谷、鸟飞谷进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远征军经行葱岭北道，尽管只是走了半途，就转而北上费尔干纳盆地。陈汤攻伐郅支单于时，有“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也应走的是阿赖山谷这条道路。不过，这些军事行动都不能算是横穿“葱岭北道”。其他可能有大量的粟特商胡是通过“葱岭北道”进入西域乃至中原内地的，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直接的文献记录而已。

2.葱岭中道

至于“葱岭中道”，前述叙利亚商主马厄斯所属下属的商队，从巴克特拉出发，经葱岭的Komedoi地区，即汉文的“识匿”地区，抵达“石堡”，即塔什库尔干。如果是走“葱岭北道”就无需在“石堡”停留。所以应该是走的“巴克特拉—霍罗格—雅什库里”一线，再通过纳兹塔什山口，抵达塔什库尔干。这虽然不是古代中国人经行的记录，但可以证明这条“葱岭中道”在当时的确是商队经常会选择的一条道路。此外，《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末年时，从皮山出发，经“悬度”到罽宾的途中，将会经过葱岭上的“三池”。这“三池”就是帕米尔高原上六大湖泊中比较靠南的三个，即最南的切克马廷库里（Chaqmaqtin-kul）、中间的佐库里（Zorkul，又名萨雷库里，Sirikul，汉文史籍称“大龙池”）和靠北的雅什库里。雅什库里也是前述衮特河的发源地。可见早在西汉时，汉使已有经行雅什库里的经验。汉使走雅什库里这条路，不仅仅是为了就近水源，因为另两个淡水湖就在“葱岭南道”的途中，完全没必要为了取水而绕远走到雅什库里。而选择经过雅什库里的道路，就意味着前行是要去往霍罗格一带。从霍罗格可以选择向北去阿姆河北岸的粟特地区，还可以南下至伊什卡申，继而向西去往吐火罗的法扎巴德、昆都士；或向南越过兴都库什山，南下犍陀罗。因此，所谓“三池”的记录，实际上就暗示了葱岭的“中道”和“南道”都已有汉使经过。

在公元1世纪末，贵霜新继位的君主因向东汉求娶公主，被拒，遂由“副王谢”率七万大军进攻西域，围攻疏勒未成而退兵。要动用7万大军穿行葱岭，需要尽可能在葱岭西部（霍罗格和伊什卡申一带都是从西向东横穿葱岭前必要休整、准备的据点）获得足够的给养，再选择相对比较适合大军通行的大路。考虑到当时贵霜都城不是在巴克特拉，就是在犍陀罗的弗楼沙（白沙瓦前身），贵霜军不太可能先北上到阿姆河，再通行阿赖山谷进入西域。他们应是先进入葱岭，到霍罗格和伊什卡申一带，再沿“葱岭中道”至塔什库尔干，这是最有可能的线路。至于“葱岭南道”虽然也可以通行，但要让7万大军鱼贯穿行瓦罕走廊的狭长地带，在军事上恐非明智之选。

到6世纪初，宋云、惠生出使的去程中，葱岭一段的路程，走的是“汉盘陀—钵和—嚈哒王庭（昆都士）”。以往的研究，包括经常被引用的桑山正进所画的宋云使团的行程路线图，也没有体现出宋云等人的去程走的应该是“葱岭中道”。本文想强调的是：宋云使团很可能是经过“葱岭中道”，而非走“葱岭南道”的瓦罕走廊后，抵达嚈哒王庭所在的昆都士。首先，在宋云使团的记录中，也明确提到了“三池”。如果只走横穿葱岭的单程，这“三池”是没必要都要走到的。宋云很可能去程经过雅什库里，回程则经过佐库里。其次，“汉盘陀”即“渴槃陀”，亦即塔什库尔干。宋云等人从塔什库尔干出发，也是经过纳兹塔什山口，从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进入到小帕米尔。这时既可以向北走“中道”，也可以向南走“南道”。由于“宋云行记”中记载了“波知国，境土甚狭，七日行过。”这应是指瓦罕走廊的狭长地带，七天就可走完。而且波知国只有“二池”，应是指佐库里和切克马廷库里。如果“波知国”指的是瓦罕走廊，则“钵和国”就不可能还在瓦罕走廊上。所以，“钵和国”合理的位置应该在“葱岭中道”上。宋云使团出使的首要目的地是位于昆都士的嚈哒王庭，走“葱岭中道”不仅路途最短，而且路况也比较好走。

此后，明确走“葱岭中道”的，还有8世纪中期至末期的车朝奉（730—812）。他于751—790年间也游历葱岭东西，并在“罽宾”出家，“悟空”是其法号。回国后，将其经历口述，由圆照于795年记录，作为贞元新译《十力经》《十地经》等经的序，收入大藏，亦名《悟空入竺记》。《悟空入竺记》记载其去程经过葱岭时的路线是：疏勒—葱山—杨兴岭—播蜜川—五赤匿国—护密。这其中，“葱山”应即唐朝在葱岭东部的重要据点——葱岭守捉，或曰“葱岭镇”。亦即说车朝奉一行是从疏勒西登葱岭，到达葱岭镇（塔什库尔干）。“杨兴岭”很可能是纳兹塔什一带的山口，因为“播蜜川”是佐库里湖所在的峡谷，从塔什库尔干到佐库里之间，相对有标识度的山岭，就是纳兹塔什山口。不只是车朝奉，玄奘和慧超也都是经过播蜜川后抵达塔什库尔干的。这说明经行佐库里的道路相对于经行切克马廷库里的道路要更经常被使用。其实这与“石山悬度”的位置有关。因为走切克马廷库里向西通行瓦罕走廊，就一定要经过“石山悬度”；反之，若选择走石山“悬度”东去塔什库尔干，也一定会通过切克马廷库里。最初汉使通罽宾时，之所以走石山“悬度”这条险路，是因为距离最近。后来随着对葱岭地区道路认识的加深，可以替代“悬度”的道路也会出现。但如果像玄奘那样由大象驮着经书，是肯定不会选择“石山悬度”，也就不可能走切克马廷库里之路。车朝奉一行在经过播蜜川后，经过“五赤匿国”。“五赤匿”就是“五识匿”，即是今塔吉克斯坦的舒格楠一带，属于“葱岭中道”的西段。然后从“五识匿”南下到“护密”，亦即“胡蜜”，这是瓦罕走廊西端，今伊什卡申一带。关于“五识匿”和“护密”的位置关系，还可通过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得到清晰的理解（详见下文）。这也说明“葱岭中道”与“葱岭南道”之间并非截然分隔，车朝奉一行就是先走了“南道”的东段，然后又走“中道”的西段，再从“中道”回到“南道”的西段。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去罽宾犍陀罗地区，所以最终要从瓦罕走廊西端南下。

至于车朝奉在返程经过葱岭时，他走的是“拘密支—若瑟知国—式匿国—疏勒”一线。其中“拘密支”，Komidai，玄奘记作“拘谜陀”，又作“居密”“俱蜜”，位于葱岭的西部，五识匿地区之北。可见车朝奉还是由葱岭西部向东，经过式匿国，抵达疏勒。其中省略了从式匿到葱岭镇的路段，应该是与去程相差不大，所以没什么特别可记的。车朝奉之所以来去都选择了“葱岭中道”，很可能是因为吐蕃势力已经浸染到上印度河谷的大、小勃律，乃至瓦罕走廊有时也被吐蕃所控制。这种情况下，走“中道”比走“南道”会安全一些。

此后，清乾隆年间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时，清军追击叛军在葱岭北部的喀拉湖、穆尔加布和雅什库里，与叛军激战，三战三捷。平定叛乱后，乾隆命人在雅什库里湖边树立《平定回部伊西洱库尔淖尔勒铭碑》。这也是最远的一座“乾隆纪功碑”。雅什库里一带可以作为战场，双方投入万人以上规模的部队作战，也说明这一地带相对瓦罕走廊更为开阔，更适合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葱岭南道

以往的研究，有一种从整体上忽视葱岭古道在丝绸之路东西交通上的重要性的倾向。如桑山正进认为：原本上印度河谷道路是中印之间交通的主要通道；由于种种原因，上印度河谷道路被通行瓦罕走廊、走兴都库什山北麓的道路所取代，导致巴米扬地区开始建造大佛像。其实如果梳理历史记录就会发现，葱岭古道很可能较之上印度河谷道路更重要，持续发挥作用的时间也更长。见于历史记载的选择走“葱岭南道”的行者，似乎远多于上述“北道”和“中道”。因而“葱岭南道”一直是西域通往中亚和印度的主干道，甚至上印度河谷道路最兴盛之时，也无法与“葱岭南道”分庭抗礼。

早在公元前130年左右，从伊犁河流域被大月氏赶出故地的塞人，在“塞王”的带领下，“南越悬度”“南君罽宾”。因为“悬度”已经可以比定为在瓦罕走廊上的一段石山险路，所以塞人就是从塔里木盆地西缘出发，通过瓦罕走廊，实现横穿葱岭，再南下去攻占犍陀罗地区。这也是从葱岭东侧的西域出发，去往葱岭西侧的犍陀罗地区最短的一条路径。因为塞人骑兵要对犍陀罗的希腊人政权发动突袭，所以不可能选择上印度河谷地区那种“悬絙而度”的绳索桥，也不可能在河谷山坳中绕来绕去浪费时间。石山“悬度”虽然凶险，但不是不可逾越。所以塞人进占罽宾，就是通过快速穿越“葱岭南道”的瓦罕走廊而实现的。

塞人占领犍陀罗地区，建立起塞人的罽宾王国。到西汉末，大批的西汉国使和护送所谓“罽宾使者”回国的汉军将士，都是经历“悬度”险路完成使命的。这其中，只有文忠和赵德等极少数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姓名。汉使和汉军的马匹不适合葱岭上的高原险路，通行“悬度”时损失较大。所以杜钦建议汉朝放任罽宾，不再参与其国政事；罽宾再有来使，汉朝只负责将其护送到皮山即止，不要再冒着危险将所谓的“罽宾使者”护送回罽宾。这样就避免了在通行“悬度”时的无谓牺牲。

公元97年，甘英从龟兹出发，“逾悬度，乌弋山离”，去往大秦。既然“逾悬度”，显然也是走了“南道”的瓦罕走廊。因为这样走，出了瓦罕走廊，再沿着兴都库什山西行，就可到达乌弋山离。可以说是最近的道路。甘英无需去往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地区，所以南北朝的求法僧才说甘英不曾走过上印度河谷的绳索桥和傍梯险路。

根据僧传的记载，公元4—5世纪，法显、智猛、昙无竭等大部分求法僧，都是从塔什库尔干南下，不去横穿瓦罕走廊，而是在瓦罕走廊东段的山口，就南下到上印度河谷地区。选择这样的路途，主要是为了去陀历国（Darel，达丽尔山谷）参拜陀历大像。而且通过口耳相传，使得这条路成为南北朝时期大多数求法僧都会选择的道路。但这条路并不能一直保持畅通，如果发生地震，形成堰塞湖，就会破坏道路交通，乃至有的路段会断路两三百年之久。这也就是为何还会有个别求法僧，如北魏的道荣，仍然会在去程和回程都选择走“葱岭南道”。

大魏使者谷巍龙的题字出现在乌秅，而其出使的目的地是粟特地区的“迷密”（米国）。这并不意味着谷巍龙接下去会沿印度河谷道路一路到犍陀罗，之后北上兴都库什山，经过吐火罗地区，再到粟特地区。前述《汉书·西域传》就有这样的道路，即从乌秅西行会经过“石山悬度”。而要从乌秅西行到“悬度”，就要通过乌秅西北的山口进入到瓦罕走廊东端，再向西经过悬度，横穿瓦罕走廊。到走廊的西端，或者继续西行，就是当年甘英去往乌弋山离的路线，只不过谷巍龙还要继续从乌弋山离北上粟特地区。或者从瓦罕走廊西端沿喷赤河北上，再转西，都可以抵达粟特地区。谷巍龙之所以没选择“葱岭北道”，或是直接从西域北道或南道西上葱岭，大概是因为与北魏敌对的柔然势力控制着西域北道，所以谷巍龙走了西域南道，且从于阗南下到拉达克地区，再转向乌秅。

520年左右，宋云完成了觐见嚈哒王的使命，带着北魏使团，携带170部佛经，回国复命。因为他是从乾陀罗，即罽宾犍陀罗之地返国，自然会走从犍陀罗去西域的传统道路，那就是“葱岭南道”。宋云带那么多佛经，驮畜行走“悬度”不易，故其返程很可能也是从帕米尔河与瓦罕河交汇处的Gaz Khun村就转而向北，绕开“悬度”，经行佐库里所在的波谜罗川，再抵达汉盘陀（塔什库尔干）。

大约100年后，玄奘的回程，也是从瓦罕走廊西端开始横穿走廊，经过达摩悉铁帝国（瓦罕走廊西部，汉杜德）、波罗蜜川（播蜜川、大帕米尔）。即从帕米尔河与瓦罕河交汇处的Gaz Khun村以东，就选择相对好走一些的经行“大龙池”（佐库里）道路，大体上走的是“南道”。

距玄奘经行葱岭差不多一百年，723—727年间，新罗僧慧超，也在从天竺返回唐朝的路途中，走了葱岭古道。他具体的路线是：胡蜜—识匿—葱岭镇。《往五天竺国传》云：

“胡蜜”又称“护密”或“休密”，本是贵霜时期的五翕侯之一，应该镇守的就是瓦罕走廊西端的伊什卡申一带。慧超到胡蜜时，恰逢“汉使”即唐朝的官使经行胡蜜去往“西蕃”。具体是谁，要出使哪国，都已不可知。就在这域外雪岭之地，两个从东土大唐来的旅人，一个西去，一个东归，意外相遇，而又都喜好汉语诗文，遂以诗相酬，共同抒发在域外偶遇知音、怀念故乡的悲情愁绪。此后，慧超记载了他没有亲履其地，而是听闻传说的“识匿国”：

通常认为这里的“九个识匿国”“九个王”应该是“五个识匿国”“五个王”之误。五识匿地区就是今天的舒格楠地区。五识匿中，有的归属胡蜜，有的归顺唐朝，与安西都护府来往频密。但当时唐朝最西境，就是下文提及的“葱岭镇”，亦即“葱岭守捉”，今天的塔什库尔干。从“葱岭守捉”向西，就是识匿地区。应该是比较靠东的两个识匿王更乐于与唐朝往来。“大播蜜川”即玄奘东归时经过葱岭的“波谜罗川”，亦即佐库里湖。这是说五识匿国经常派人劫掠来往的“兴胡”，即通过经商兴利的胡商，主要是指粟特商人。说明粟特商人显然也是经常通行佐库里所在的“葱岭南道”。不仅劫掠胡商，包括来往的国使，也不放过。故前文有诗云：“险涧贼途倡。”这种劫掠行为属于识匿国的“国家行为”，他们劫得大量的“绢”，也不会用来制作衣服，还是习惯穿他们传统的皮裘之衣。实际上在葱岭这样苦寒之地，丝绸、绫绢之类的原料不可能被用于制作当地人的衣服。由此可见，丝绸的确是胡商冒险经行此路运营的主要货品。而识匿国不信佛法，故慧超也不会选择“中道”。慧超选择的道路是：

慧超从瓦罕走廊西端的胡蜜，一路东行，就是走瓦罕走廊，经播蜜川（佐库里），抵达葱岭守捉所在的塔什库尔干。这也是开元时期唐朝西境的极限了。

公元747年，高仙芝征讨小勃律之役，其大军从龟兹出发，上葱岭后，《旧唐书》记云：

小勃律即吉尔吉特。此前唐军曾三度征讨，都未获胜。天宝六载，高仙芝率一万大军从安西都护府（龟兹）一路西行百日，登上葱岭。在葱岭守捉休整后出发，并未直接从瓦罕走廊东端南下巴罗吉尔山口和达尔科特山口去进攻吉尔吉特，而是直接挥师西进到“葱岭中道”西段的五识匿国地区。“特勒满川”一般认为是帕米尔河。此前唐朝已使位于瓦罕走廊西段的护密国归降，故高仙芝此行并非去攻占五识匿和护密，当地应有亲唐势力接应唐军。他也无需带领一万大军全数西进五识匿地区，应该早在葱岭守捉休整时，就定好分进合击的战术：赵崇玭从“北谷”进军吐蕃占领的连云堡（即萨尔哈德）。所谓“北谷”应即从佐库里一带穿行山谷能够抵达萨尔哈德的道路。今天从萨尔哈德出发，如果不想走石山“悬度”之路，就要向北绕远穿行山谷，也可去往佐库里或切克马廷库里。贾崇瓘则走“赤佛堂路”，有说是在瓦罕走廊东段从帕米尔去往贾帕尔桑河谷的道路。“赤佛堂”的地名或许和《汉书·西域传》所记的“赤土身热之阪”有关。亦即说贾崇瓘这路唐军负责从切克马廷库里这一路夹击连云堡。无论“赤佛堂路”具体地点何在，都不影响学者们认为贾崇瓘这一路实际上是唐军攻击连云堡的“东路军”。赵崇玭和贾崇瓘这两路，不可能是唐军到了五识匿后再回过头去走“北谷”和“赤佛堂路”，应是高仙芝率军绕行到五识匿和护密去实施战略迂回，留下另外两军分别从北面和东面，约定日期，合击连云堡。连云堡南十五里还有吐蕃的一座城寨，下有“婆勒川”。姚大力认为“婆勒”就是Baroghil的音译。在萨尔哈德向南翻越巴罗吉尔山口时，当时吐蕃也派重兵把守。唐军攻下连云堡后继续南下吉尔吉特，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葱岭道路范围。总之，高仙芝打小勃律之前，先要拔掉从“葱岭南道”南下小勃律的必经之地连云堡。但如果直接走瓦罕走廊，从东向西进军连云堡，一旦被吐蕃扼守住石山“悬度”，大军就无法前进。高仙芝采取的是通过“葱岭中道”迂回到连云堡的北方和西方，再实现三面合击的战术安排。由此也可见“中道”与“南道”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

此后，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吐蕃不仅反攻夺占了葱岭古道上的“中道”和“南道”，而且唐朝连西域、河西诸地也逐渐丧失。中原人出于各种政治、军事或是信仰的目的，艰难跋涉于雪岭葱外的时代，遂暂告一段落。

以上通过将“葱岭古道”细分为“北道”“中道”和“南道”，并将历史上与葱岭有关的每个历史事件和每个具体的旅行者事迹，还原到“葱岭古道”具体的每一条道路上去。这样做希望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些人物和事件的理解。

例如，玄奘返程中经过的“大龙池”到底是佐库里，还是切克马廷库里？只要考虑到“石山悬度”的位置，就不难确认“大龙池”一定是指佐库里，因为这条路相对于经过石山“悬度”才能抵达的切克马廷库里之路，要好走得多。再如高仙芝征伐小勃律之战，按照以往的看法，唐军似乎是从瓦罕走廊东端直接进军连云堡，再南下坦驹岭的。但这样一来，唐军必须要经过石山“悬度”才能抵达连云堡。这对上万人的远征部队而言，肯定是危险的选择。高仙芝之所以能够成功，与此前夫蒙灵詧替他打通了护密道路有很大的关系。这使得高仙芝的军队可以得到瓦罕走廊西端护密国的支持，甚至五识匿地区也不会给唐军制造麻烦。所以高仙芝能够采取迂回到连云堡以西，从东、北、西三面合击连云堡的战术。这一点似乎是以往研究高仙芝征伐小勃律的学者都没有意识到的。

此外，还可得出以下几点关于“葱岭古道”的全新认识：

其一，从地理上说，葱岭的四至应以今帕米尔高原为界，玄奘的记录并不符合葱岭的实际情况。上印度河谷地区在地质板块上属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印度板块，不属于帕米尔高原的范围，应排除在“葱岭古道”之外，单独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其二，“葱岭古道”进一步应划分出“北、中、南”三条道路。这其中，“北道”与“中道”和“南道”相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者说从“中道”和“南道”较难在东西横向通道上与“北道”产生关联性。但“中道”和“南道”之间，则往往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穿插经行。实际上，葱岭上的道路组合是多样化的，不是简单的三条线能够涵盖的。古人根据出发地和目的地的不同，可以灵活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但基本的原则是会选择保证安全和距离短、耗时少的路程。玄奘之所以在回程中选择走葱岭而非去程时走天山以北再到中亚粟特地区的道路，就是因为正常情况下从西域到印度去的道路就应该走葱岭古道。

其三，所谓“瓦罕走廊”，只是葱岭上的“南道”而已，不应被视作通行葱岭南部地区的唯一选择。与之相比，霍罗格与塔什库尔干之间的葱岭“中道”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今后的“丝绸之路”路线图在经过葱岭地段时，至少应该画出三条东西横贯的路线，而不是只有两条。

编辑：拾 壹

校审：初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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