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西奇
来源：“思想战线THINKING”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24年第5期
海岛是指海洋中四面环水、高潮时高于海面、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具有独特的地缘表征和资源特征。历史时期对于海岛的认识、利用和管辖，既是中国古代海洋知识、开发、利用的组成部分，更关系到中国古代海疆疆域的历史演变，是当今海域（包括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划界实践的基础。因此，海疆史、海洋史研究均非常重视对中国沿海岛屿的历史地理考察，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明清以来沿海岛屿的开发利用、海岛社会及其文化的形成与特征等方面，对于明清以前对海岛的认识、控制、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历史文献有关海岛的记载，初见于《山海经》。秦汉以迄于隋唐时期，人们对于海岛的认识逐步加深，王朝国家对近海岛屿的控制一步步加强，与远海岛屿国家的交往也愈益增多。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以山、洲、岛、屿等名称指称海岛，运用不同方式确定海岛的位置与大小，结合观察经验描述海岛的人群、社会与文化，从而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关于海岛的认识体系。本文即主要围绕海岛的称谓、位置与大小、岛屿人群及其生计与社会等方面，梳理汉唐时期人们对于海岛的认识，分析这些认识的来源、内涵与结构，及其在中国古代地理知识体系中的地位。
《山海经·海内北经》谓：“蓬莱山在海中。”《列子·汤问》假托夏革之言，说渤海之东的大壑中有五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在海中”的蓬莱山与大壑之中的五山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海岛。《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巡，“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显然，三神山乃燕齐滨海方士的“发明”。司马迁说：“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当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海中神山虽然从无人得至，但这些传说却指明海中岛屿的存在，并明确以“山”指称海岛。近海岛屿也称为“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上泰山、禅梁父之后，“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史记·封禅书》记秦始皇此次东巡，祠三山、之罘、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汉书·地理志》东莱郡“曲成”原注：“有参山万里沙祠。”参山，即三山。《史记·封禅书》说齐时在三山祀阴主。《太平寰宇记》谓三山在莱州掖县北五十里，“海之南岸”。其地当即在今莱州市东北二十五公里处之三山岛。之罘山，《汉书·地理志》东莱郡“腄”原注：“有之罘山祠。”据《史记·封禅书》，之罘山亦为齐时所祀八神之一，祀阳主。《括地志》云：“之罘山在莱州文登县西北九十里。”其地当在今烟台市区之罘半岛。三山与之罘山自齐国以来就建有神祠，分别供奉阴主、阳主；秦皇、汉武沿用其祠，以待神祇降临。二山虽非神山，却是祭神之山。
《山海经·海内北经》谓：“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射姑国在海中，属列姑射，西南，山环之。”郭璞注云：“山名也。山有神人。河州在海中，河水所经者。”《列子·黄帝篇》云：“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则列姑射山在河州（洲）上，河州（洲）在海中，是以“洲（州）”为称的海岛。《山海经·海内东经》又记有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水经注·淮水》记淮水下游北支游水，自淮浦县东北流，迳朐山西，山侧有朐县故城，“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山海经》所谓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苍梧徙此，云山上犹有南方草木”。又引崔琰（字季珪）《述初赋》叙云：“郁州者，故苍梧之山也。心悦而怪之，闻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观焉。见一道人独处，休休然不谈不对，顾非己所及也。”则郁（都）州又作郁（都）洲、郁山，其主体部分是苍梧之山，在汉时朐县东北海中。《山海经·海内东经》说大江“在长州南”入海。《续汉书·郡国志》广陵郡东阳县原注：“故属临淮。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此。”刘昭注补曰：“县多麋。《博物记》曰：‘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随此畯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又扶海洲上有草名蒒，其实食之如大麦，从七月稔熟，民敛获至冬乃讫，名曰自然谷，或曰禹余粮。”长洲（长州）与扶海洲，皆当是长江入海口以北滨海湖沼滩涂地带的洲屿。洲上有人民居住、耕作、采集，与海中蓬莱、大壑五山以及三山、之罘等山乃神仙所居或神明所临迥异；河州（洲）以列姑射山为主体，郁州（洲）以郁山（苍梧山）为主体，山上有神人，州（洲）则为人所居。夷洲与澶洲，初见于《后汉书·东夷列传》。其文沿袭《汉书·地理志》关于“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的记载之后，接着说：“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徐福即徐市。夷洲、澶洲均在海中，从会稽出发，需要“入海”方得至，当然是海岛。《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载：黄龙二年（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夷洲、亶（澶）洲都是海中的大岛屿，其上可居人民数万家，与会稽间亦颇有来往。朱崖州（洲）在西汉时即已著名，其初仅被称为“大州（洲）”。《汉书·地理志》谓：“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应劭解释说：“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儋耳者，种大耳。渠率自谓王者耳尤缓，下肩三寸。”《异物志》曰：“二郡在海中，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崖，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镂其颊皮，上连耳匡，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则知海南岛本无专名，汉人以其出产与人群特征分别称所置之郡为珠厓（崖）、儋耳，又以儋耳郡旋罢，岛上仅置珠厓（崖）一郡，遂以“珠崖”（朱崖、珠厓）指称全岛，晋世以后遂称之为“朱崖州（洲）”。《说文》释“山”，谓其“有石而高，象形”，“能宣散气、生万物”。《释名》曰：“山，产也，产生物也。”故古人言“山”，多关注其高低、形状与出产之草木万物。《说文》释“州”，谓“水中可居者曰州。水舟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释名》曰：“水中可居者曰洲。洲，聚也。人及鸟物所聚息之处也。”故古人言州（洲），多强调其为水中可居之处、人与物集聚之所，亦多详明其上之居人、物产。因此，先秦至秦汉时期，以“山”指称海岛，多强调其所生万物，其上有神仙居住，或建有神祠，以待神仙降临；以“州（洲）”指称海岛，多强调其为人物集聚之所，其上有人民居住。简言之，“山”上有神（神仙或神祠），州（洲）上有人；以“山”指称海岛，强调其神居性质；以“洲”指称海岛，强调其人居性质。也因此之故，以“山”为名之海岛规模小一些，以“洲”为名之海岛一般较大。山、州（洲）抑或通用，如郁州（洲）亦可称为郁山（苍梧山），而以“山”为称，则意在强调其神性。“岛”字从“山”。《说文》曰：“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岛，从山，鸟声。”《释名》曰：“海中可居者曰岛。岛，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鸟也，物所赴如鸟之下也。”然则，“岛”之本义是海中可依止、居住之山。汉末，崔琰于高密从郑玄学，遇黄巾之乱，泛海而南，作《述初赋》，谓：“朝发兮楼台，回盻兮句榆；顿食兮岛山，暮宿兮郁州。”楼台，当即琅邪台；句榆，当即句游岛，在大朱山东南海中，即下句所说之岛山。崔述从琅邪台乘船出发，沿着海岸南行，在句游岛停泊就食，晚上住在郁洲。则句榆（岛山）、郁洲均有人居住，可以依止。以“岛”指称海岛，或亦可追溯至《山海经》。其《海内东经》记有韩鴈，谓“在海中，都州南”；又有始鸠，“在海中，辕厉南”。韩鴈、辕厉一般认为是同一词，音近形似而讹，多以先出之“韩鴈”为是。韩鴈，一般释为三韩古国名；始鸠，郭璞谓为国名，“或曰鸟名也”。今按：鴈、鸠，皆从鸟。韩鴈在都（郁）州南，始鸠更在韩鴈南，二者皆当是候鸟所至之岛，很可能都是岛名。《史记·夏本纪》录《禹贡》，谓扬州之“岛夷卉服”。裴骃《集解》引孔安国曰：“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百济国西南渤海中有大岛十五所，皆邑落有人居，属百济。”又谓倭国在百济南，“隔海依岛而居，凡百余小国。此皆扬州之东岛夷也。”是释“岛夷”为居于海岛之夷。冀州之“岛夷”在碣石山之东海中，当是居于今渤海海峡庙岛群岛的土著人群。据此推测，扬州之“岛夷”当是居于扬州之东海岛上的诸夷。然则，“岛”言其远，意味着其在远海之中，距离陆地甚远，然人亦可“奔到”。《史记·田儋列传》记楚汉之际，齐田横为韩信、灌婴所败，走依梁王彭越，后彭越复归汉，“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为乱，廼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后田横自杀，留居海岛的部属五百余人“亦皆自杀”。《史记集解》引韦昭曰：“海中山曰岛。”《太平寰宇记》谓田横岛在莱州即墨县东北一百里，“横众五百余人，皆死于此岛。四面环海，去岸二十五里，可居千余家”。田横岛被视为不服王化的亡人居留之地。所以，岛与州（洲）虽皆可居人，然其含义却又有所不同。洲之所居，被称为“人”或“民”，其是否从王化，并不受到特别关注；居于岛上者，则多未入或不服王化，如岛夷、田横及其五百徒属。东汉永初三年（109年），海贼张伯路等寇缘海九郡，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雄等率军征讨，“连战破贼”。法雄主张招抚，谓“贼若乘船浮海，深入远岛，攻之未易也”。后来，部分海贼“遁走辽东，止海岛上。五年春，乏食，复抄东莱间，雄率郡兵击破之”。“深入远岛”与“止海岛上”者，皆为海贼。《后汉书·东夷传》说马韩之西，“海岛上有州胡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居于海岛上和“依山岛为居”的州胡与倭，都属于东夷，是化外之人。以“屿”指称海岛，盖为后起。左太冲《吴都赋》：“岛屿绵邈，洲渚凭隆。”刘渊林注：“岛，海中山也。屿，海中洲，上有山石。魏武《苍海赋》曰：‘览岛屿之所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旷瞻迢迤，谓岛屿也；回眺实蒙，谓洲渚也。”据此，屿是海中有山石的洲。那么，岛屿大抵皆有山石，较为高大，故于远处亦可得见；洲渚则一般没有山石，较为平缓，故回望即如海平。丘希范《旦发渔浦潭》：“藤垂岛易陟，崖倾屿难傍。”吕向注：“岛、屿，皆水中山也。陟，升也。傍，近也。”都说明岛与屿都有山。
魏晋南北朝时期，“岛屿”渐成为海岛的总称。葛洪述“可合药”的“海中大岛屿”，有会稽之东翁洲、亶洲、纻屿，有徐州之莘莒洲、泰光洲、郁洲。葛洪又说石芝生于海隅之名山，“及岛屿之涯有积石者”。谢灵运《山居赋》云：“远北则长江水归，巨海延纳。崐涨缅旷，岛屿绸沓。”原注：“海人谓孤山为崐。薄洲有山，谓之岛屿，即洲也。涨者，沙始起将欲成屿，纵横无常，于一处回沈相萦扰也。”积沙而成，亦得称为“屿”；有山之洲，亦谓之岛屿。显然，山、岛、洲、屿，四者皆得通称为岛屿或岛。
可是，特别以“山”指称的海岛，仍然往往与神仙传说或宗教信仰、祭祀有关。如临海县东一百七十里海中的覆釡山，传说“山上有巨迹，是夸父逐日之所践”。昌阳县有昌山，亦名巨神岛，“有祠，能兴云雨。崔琰避黄巾贼于此山”。北朝后期，巨神山建有大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欻现于道。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永嘉郡阳屿有仙石山，“顶上有平石，方十余丈，名仙坛。坛陬辄有一竹，凡有四竹，葳蕤青翠，风来动音，自成宫商。石上净洁，初无粗箨。相传云：曾有却粒者于此羽化，故谓之仙石”。其中，巨神山可称为巨神岛，仙石山在阳屿上，所以，被称为“山”的海岛，亦可称为“岛”“屿”。然特别指称为“洲”的海岛，如郁洲、夷洲、澶（亶）洲、朱崖洲（州）等，则一般规模较大，往往不被称为“岛”。《梁书·诸夷传》说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洲”。凡此诸洲，规模都比较大。隋唐时期，岛（岛屿）更进一步成为海岛的通称，山（石）、岛、洲、屿皆可称为“岛”，并统称为“岛屿”。《隋书·南蛮传》记大业三年（607年）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焦石山、陵伽钵拔多洲、师子石、鸡笼岛等并是岛屿。《白氏六帖》释“岛屿”，谓“海中山曰岛，海中洲曰屿”。将“屿”释为“海中洲”，不再强调屿上有山。慧琳《音义》释“细柳”，谓其乃《山海经》所记“西海中近日月所没之处小洲名”，“有常阳山，日月所入也，即此洲也。一名细柳，亦名阳柳岛”。则细柳洲、常阳山、阳柳岛实为一处。同时，“山”也不再与神仙、神祠等联系在一起，其规模也未必较小。如海澶（坛）山在福州长乐县东一百二十里，“在大海中，周回三百里”。地胏山，“在海中，周回五百余里”。但一般说来，称为“洲”的岛屿仍比较大。义净说南海诸洲有十余国，“从西数之，有婆鲁师洲；末罗游洲，即今尸利佛逝国是；莫诃信洲；诃陵洲；呾呾洲；盆盆洲；婆利洲；掘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录也”。凡此诸洲，皆在今东南亚海域，多是大岛。
总之，先秦时期，人们以山、州（洲）指称海岛，前者多与神仙、神祠有关，后者则多有人居住。秦汉时期，增加岛、屿指称有山石的海岛，而前者偏重于指称未服王化、夷人所居的海岛。魏晋南北朝时期，“岛屿”渐成为海岛的总称，山、岛、洲、屿皆得通称为岛屿或岛，但以“山”为名的海岛仍常与神仙传说或宗教信仰、祭祀有关，以“洲”为名的海岛则一般规模较大。隋唐时期，岛（岛屿）更进一步成为海岛的通称，山（石）、岛、洲、屿之间不再有清楚的区别，以“山”为称的海岛也不再强调其神性。海岛称谓的变化，说明在人们的观念里，海岛由虚无缥缈的神仙居地，渐变为与陆地人群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类居地，反映出人类不断认识海岛、开发利用海岛的进程。
据今本《山海经·海内北经》，盖国、朝鲜、列姑射、蓬莱山等在巨燕南；而《海内东经》谓巨燕在海内东北陬，则列姑射（海河州）、蓬莱山等，大抵在海内东北陬。其所述都州（郁州）、韩鴈、始鸠，亦在海内东北陬或以南。《海内南经》谓：“海内东南陬以西者：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瓯、闽以及闽中山都“在海中”，处于海内东南陬之西部。则据海内外经所记，海内东北陬与东南陬有岛屿。《海内经》云：“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朝鲜处于“海内”，其具体内涵是指它在“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海内经》又说：“北海之内”，有蛇山（蛇水所出，东入于海）、不距之山、幽都之山；“南海之内”，有衡山、菌山、桂山、三天子之都山。按照《海内经》的说法，北海、东海、南海都有其“海内”。其所谓“海内”，并非指被大海围绕的陆地，而是指大海靠近陆地的部分，亦即“内海”“近海”。
《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记有长臂国（据其叙述顺序，当在海外东南陬），谓在周饶国之东，“捕鱼水中”，“一曰在焦侥东，捕鱼海中”。郭璞注：“魏黄初中，玄菟太守王颀讨高句丽王宫，穷追之，过沃沮国，其东界临大海，近日之所出。问其耆老：‘海东复有人否？’云：‘尝在海中得一布褐，身如中人衣，两袖长三丈。’即此长臂人衣也。”其所说的“海东”，是指沃沮之东大海以东。其《大荒东经》说：大壑在东海之外，有少昊之国，有大言山（日月所出），有波谷山、大人之国、大人之市等；东北海外，有女和月母之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所说的“海外”是指东海之外，亦即东海的外海。同样，南海、北海（以及西海）也各有其“外”。其所谓“海外”，当即指“外海”“远海”，亦即远离大陆的海域。今本《山海经》之海内外经、大荒经、海内经并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其所反映的空间观念并不统一，但总的说来，海内外经将其所述空间区分为海内、海外，海内经与大荒经也将其所述空间区分为海内、海外，二者均将其所认识或想象的世界分别为海内、海外两部分，其所涉及的相关岛屿也分处于海内与海外。海内、海外的分划，遂成为界定海岛位置的基本架构。“海外”强调其距离遥远，其意大致同于今之所谓“远海”。《汉书·地理志》说“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东鳀人及其国在“海外”，既指它在会稽大海之外很远的地方，亦意味着它们远离且不属于中国。《梁书·诸夷传》将“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的诸国合称为“海南”，其意当是指大海（南海）之南。其中，干陁利国“在南海洲上”，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所以，“海南”实际上指南海的南部海域，也属于“海外”。《子虚赋》谓：“齐东陼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仿偟乎海外。”服虔曰：“青丘国在海东三百里。”青丘国既在海东，自属于海外。“海中”则既可泛指“大海之中”，亦可表示在海域的中部，亦包涵距离遥远之意。《汉书·地理志》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东夷传》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则所谓倭在“乐浪海中”或“在韩东南大海中”，除说明倭居大海之中外，也都指明其地距离乐浪、韩较远。又由倭之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倭人所居诸岛“在海中”，拘奴国、朱儒国、裸国、黑齿国更在“海中”的倭之外，是“海外”。这里的“海中”并非“海内”，而是在“海内”之外、“海外”之内。这样，实际上就将中国大陆之外的海域区划为海内、海中、海外三部分。“海中”与“海外”诸岛国属于徼外。《汉书·地理志》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都元、邑卢没等国皆在日南障塞之外。上引《后汉书·东夷传》说倭从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人余里”。障塞、徼，都表示汉朝疆界之所至。《晋书·四夷传》所说“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贿”的“徼外诸国”，也有部分是“海南”岛国。刘宋大明六年（462年），明帝给倭王世子兴的诏书中说：倭王“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是将倭视为外海之藩。《梁书·诸夷传》说海南“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也是将日南郡以南诸岛国视为“徼外”。不在“海外”或“海中”的岛屿，是“海内”岛屿，属于徼内。先秦时期，齐国即在参（三）山、之罘山置有祠庙，汉代在郁洲岛上置有盐官，汉武帝在朱崖州（洲）置立郡县，南朝时海昌郡威宁县领有穿州；唐贞观二十年（646年）伐高丽，在乌湖岛、大谢岛置有镇、戍，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舟山群岛置立翁山县，贞元间在海坛山置立群牧（属万安监）；《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5页、第399页；淳熙《三山志》卷18《兵防》，《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32页。长江口北侧的东洲（东洲）形成未久，唐朝即在其上置立军镇。凡此，都说明历代王朝均将“海内”（近海）岛屿视作徼内，只要条件许可，即设官立治，将之纳入统治体系。“海内”（也是徼内）大抵都是近陆海域，是近海。天宝三载（744年）春，鉴真一行欲从下屿山到桑石山（今双子山岛），舟船触礁破损，为白水郎所救，报告给逻海官，被明州刺史安置在县阿育王寺。下屿山、桑石山均在今舟山群岛，其所在海域有逻海官巡逻，说明唐王朝对近海海域有明确认识与管控。日本延久四年（宋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十九日，求法僧成寻等于肥前国松浦郡壁坞乘唐人船，前往中国。“廿日（庚子），天晴，飞帆驰船，云涛遮眼，只见渺渺海，不见本国山岛。午时比过高丽国耽罗山。”“只任风驰船，不知方角，由唐人所申。”廿二日，“艮风大吹，唐人为悦”。但唐人林皋告诉成寻：“昨日未时，入唐海了。以绳结铅，入海底时，日本海深五十寻，底有石砂；唐海三十寻，无底石，有泥土。昨日量了者。”廿五日未时，“始见苏州石帆山，大岩石也。无人家。船人大悦。丑时，至苏州大七山宿。从日本国至大唐苏州三千里”。行船的“唐人”对于航行所经海域及其岛屿的归属，均了然于胸，其相关经验知识必有较长期的积累。按照林皋的说法，唐海较浅，海底为泥沙底，已接近陆地，是近海。林皋明确地区分日本海与唐海，说明其时大约已形成“领海”或“海域管辖”的观念。唐海、日本海的观念与分划，至迟在唐时即已萌蘖。唐开成三年（日本承和五年，838年），求法僧圆仁随日本遣唐使团入唐，六月十七日由志贺岛出发。廿四日，“海色浅绿，人咸谓近陆地矣”。廿七日，“海色白绿。竟夜令人登桅子见山岛，悉称不见”。廿八日，“巳时，至白水，其色如黄泥。人众咸曰：‘若是扬州大江流水！’令人登桅子见，申云：‘从戌亥会直流南方，其宽廿余里。望见前路，水还浅绿”。新罗译语金正南申云：“闻道扬州掘港难过，今既逾白水，疑逾掘港欤？”未时，海水亦白，“令人上桅，令见陆岛，犹称不见”。其时“海浅波高，冲鸣如雷。以绳结铁沉之，仅至五丈。经少时下铁，试海浅深，唯五寻”。船师、水手及新罗译语等对近陆海域的认识及处理方式，与成寻所见大致相同。圆仁虽然没有明言，但海色浅绿或白绿的海域，在其时航海人的观念里，已是唐海。所谓“唐海”，亦即唐朝的海内。因此，汉唐时期，大致将其所认识的海域区分为海内（近海）、海中（海域中部）、海外（远海）三个层次：海内（及其岛屿）属于徼内，在王朝疆域范围内，海水较浅，水色亦可辨别，在唐、北宋时期均被称为“唐海”；倭、流求等“在海中”，拘奴国、朱儒等“海东”诸国以及南海以南的“海南”诸国更在“海外”。海域的三个层次及其所属岛屿之间虽然并无明确分划，但其与中国大陆间的距离及其与中国王朝间的政治关系，是基本清楚的。汉唐时期确定海岛的位置，首先就是要确定其属于海内抑或海中、海外。“海中”“海外”诸岛国，或有使译（使节与译人）通于中国，其与中国间的道里路程及其大小，主要得之于使译所传。《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倭人“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其下文详记由带方郡至倭人诸国里程：“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对马国“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从对马国“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方可三百里”。“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东南至奴国百里，再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马〔台〕（壹）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自带方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这些信息，显然得之于使译所传。“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盖为使译所经；“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盖使译未经行其地。由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去女王国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侏儒等国与女王国之间的距离，乃使译在倭地“参问”而得。《梁书·诸夷传》在侏儒等国外，又记有文身国，谓“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其所说里数由倭国计起，亦当来自使译在倭地的参问。由使译所传的里程或航行日数，大抵仅言其大概，并不翔实。《宋书·夷蛮传》说：“南夷、西南夷，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夷虽言里数，非定实也。”《梁书·诸夷传》说在南海中的狼牙修国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婆利国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皆当来自“诸夷”之言，“非定实也”。《隋书·东夷传》说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魏时，译通中国三十余国，皆自称王。夷人不知里数，但计以日。其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于海”。其《南蛮传》谓赤土国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其国“北距大海，地方数千里”；婆利国“国界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凡此，皆当出自“外国诸夷”所言。《通典·边防》记多摩长国，谓其“居于海岛”，东与婆凤、西与多隆、南与半支跋（华言“五山”）、北与诃陵等国接，“国界东西可一月行，南北可二十五日行”；“从其国经薛卢那、思诃卢、君那卢、林邑等国，达于交州”。这些信息，当来自显庆四年（659年）来唐朝贡献的该国使节。《唐会要》记耽罗国，说它“在新罗武州海上，居山岛上，周回并接于海，北去百济可五日行”。当来自龙朔元年（661）八月来唐的其国朝贡使的报告。中国派出使节的报告则多详记其航行日程，以表示距离远近。《汉书·地理志》记自日南障塞或徐闻、合浦船行至都元、邑卢没、谌离、夫甘都卢、黄支等国航行日程，并谓回程从黄支国出发，船行可八月到皮宗，再二月到日南、象林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孙吴时康泰、朱应出使南海诸国，虽未留下系统的航行日程，然康泰《吴时外国传》留下一条记载：“从加郍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隋书·南蛮传》记大业三年（607年）常骏出使赤土之行，说他从南海郡（今广州）出发，昼夜二旬，过焦石山，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其回程则由赤土国“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复“循海北岸，达于交阯”。这是使者乘舶航行的记录。贾耽《皇华四达记》记广州通诸蕃国海道，谓：“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由屯门山西行，经九州石、象石，到占不劳山，均用航行时日表示其路程。其下所记历诸国到乌剌国航海水程，亦皆用时日表示。
航行日程与里数应可以换算。义净说南海诸洲有十余国，“诸国周围，或可百里，或数百里，或可百驿。大海虽难计里，商舶惯者准知”。其下文说：“州正南步行可余半月，或乘船才五六潮，即到匕景。”那么，富有航海经验的“商舶惯者”应当是按照航行所经的潮数推算（“准知”）里程的。
“海内”（近海）岛屿的位置与大小，亦多来自航行经验与实际观察。《汉书·地理志》说朱崖州（洲）在合浦徐闻南海中，“东西南北方千里”；《汉书·贾捐之传》谓儋耳、珠崖二郡“在南方海中”，“广袤可千里”。《汉书·武帝纪》张晏注引《异物志》说珠崖、儋耳二郡“在海中，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臣瓒注引《茂陵书》谓：“珠崖郡治瞫都，去长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去长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领县五。”朱崖州（洲）在武帝时已置立二郡十六县，领有二万三千余户，“方千里”“广袤可千里”云云，当是郡县上报的提封数；二郡去长安里数，则当是水陆驿路里程数。晋人王范说从合浦徐闻县遥望朱崖州，如囷廪一般大小，“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周回二千余里，径度八百里，人民可十万余家”这是把朱崖州（洲）看作圆形，以周、径（直径）描述其大小。《旧唐书·地理志》云：“崖、儋、振、琼、万安五州，都在海中洲之上，方千里，四面抵海。北渡海，扬帆一日一夜，至雷州也。”扬帆一日一夜，当然来自航行经验。《临海水土异物志》谓：“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距孙吴临海郡东南二千余里的夷洲，当即《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记夷洲，亦当即卫温、诸葛直率甲士浮海往求、得数千人而还之夷洲。《隋书·东夷传》说：“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又录大业元年（605年）海师何蛮等传言，说“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大业五年，陈稜、张镇州率隋军远征流求，从义安郡（今潮州）出发，“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新唐书·地理志》泉州原注：“自州正东海行二日至高华屿，又二日至鼊屿，又一日至流求国。”其所记泉州至流求间海道，也当出自《隋书·东夷传》。义安郡（潮州）、泉州至流求间的海路水程，是按航海时间计算的。而贾耽《皇华四达记》记由登州经渤海、黄海诸岛至新罗水程，则均用里数表示：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渌江唐恩浦口。
《元和郡县图志》说郁洲岛（东海县）“西至（海）州水路九十里”，也是指航行里程。《太平寰宇记》说从明州“东北至大海岸浃口七十里，从海际浃口往海行七百五十里至海中检山”。也是以水程里数表示海岛的位置。以航行日数或潮次计算航海行程、测定距离，是古代世界航海活动中通用的办法。那么，上述航海行程的里数，是如何得出的呢？一些文献还记载了海岛的周长或边长、直径（方、径）以及高度。如《太平寰宇记》说大谢岛在登州蓬莱“县北海中三十里，周回百二十步”。之罘山在文登县西北九十里，“山高九里，周回五十里”。田横岛在莱州即墨县东北一百里，“四面环海，去岸二十五里”。海州东海县嘤游山，在“县东北一百三里海中，去崖二十里，高二里”。大谢岛、之罘山、田横岛、嘤游山等海岛与陆岸间的距离、周长、高度，又是如何得出的呢？凡是用里数表示其与岸上距离或航行路程的岛屿，大都在近海（海内），在可以观察得到的范围内。王范说在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囷廪大”。他说朱崖州周回二千余里，径度（直径）八百里，应当是从徐闻观察、计算朱崖州的大小。《元和郡县图志》记莱州掖县有浮游岛，“在县西北四十里。遥望岛在海中，若浮游然”。是站在掖县海岸上遥望浮游岛。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广州通诸蕃国海道，从广州到屯门山、环王国与占不劳山之间用里数，从屯门山到九州石，再至象石、占不劳山，均用航行日数表示行程。显然，用里数表示者，在近海，遥望得见陆岸、岛屿，可藉观察、测量，计算里程，以及所见岛屿大小、高低；用日数表示者，是航行在“海中”，“不识东西”，“亦无准”，故无由测算距离。观察、测量、计算海岛距离、高低、大小的方法，至迟到魏晋时期已经成熟。今本《海岛算经》（魏晋时人刘徽撰）第一题就是关于海岛高度及其距离的计算。它首先提出问题：“今有望海岛，立两表齐高三丈，前后相去千步，令后表与前表参相直。从前表却行一百二十三步，人目著地取望岛峰，与表末参合。从后表却行一百二十七步，人目著地取望岛峰，亦与表末参合。问岛高及去表各几何？”然后给出答案：“答曰：岛高四里五十五步。去表一百二里一百五十步。”最后又给出可以普遍运用的方法（“术”）：“以表高乘表间为实。相多为法，除之。所得加表高，即得岛高。求前表去岛远近者，以前表却行乘表间为实。相多为法，除之，得岛去表里数。”唐人李淳风解释说：“二去表相减为相多，以为法。前后表相去千步为表间。以表高乘之为实，以法除之，加表高，即是岛高积步，得一千二百五十五步。以里法三百步除之，得四里，余五十五步。是岛高之步数也。”“前去表乘表间，得十二万三千步。以相多四步为法，除之，得三万七百五十步。又以里法三百步除之，得一百二里五十步，是岛去表里数。”这种计算方法简明易行，说明到魏晋时期，人们已掌握测量海岛高度及其与海岸间距离的方法。
海岛的大小（周、方或径），则可参照城邑大小的计算方法。今本《海岛算经》第三题是计算方形城邑的边长及距离。其问题是：“今有南望方邑，不知大小。立两表，东、西去六丈，齐人目，以索连之。令东表与邑东南隅及东北隅参相直。当东表之北却行五步，遥望邑西北隅，入索东端二丈二尺六寸半。又却北行去表十三步二尺，遥望邑西北隅，适与西表相参合。问邑方及邑去表各几何？”答案是：“邑方三里四十步，四分步之三。邑去表四里四十五步。”方法（“术”）是：“术曰：以入索乘后去表，以两表相去除之，所得为景差。以前去表减之不尽，以为法。置后去表，以前去表减之，余以乘入索为实。实如法而一，得邑方。求去表远近者，置后去表，以景差减之，余以乘前去表为实。实如法而一，得邑去表。”若将方邑换成海岛，其测量、计算方法也基本相同。上引张晏说朱崖州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可能是将朱崖州作为长方形计算的；而王范说朱崖州径度（直径）八百里，周二千余里，则应是将朱崖州视为圆形而计算的。又如《南齐书·州郡志》说郁州（洲）“周回数百里”，沈怀远《南越志》记广州南海县有江南洲，“周回九十里”，可能都是这样测量计算出来的。
总之，汉唐时期对于海岛的具体位置，一般用其与中国大陆间的距离表示。其中，远海岛屿的距离，多用航海日数表示（其大小也多用陆行或水程日数表示）；近海岛屿，除用航海日数或潮次表示外，还可以用里数表示。魏晋以后，测量、计算近海岛屿距离、高低、大小（周、方、径）的数学方法已经成熟，并具有普遍适用性，易于掌握、使用。
《汉书·地理志》描述朱崖州的居住人群及其生计、社会，谓：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
《汉书·贾捐之传》说元封元年（前110年）立儋耳、珠崖二郡十六县，领户二万三千余，“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多受“吏卒中国人”侵陵、数岁一反、与汉兵相抗的暴恶之“民”，就是成为汉朝编户齐民的土著人民。贾捐之说朱崖州“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淫，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其民譬犹鱼鳖”，既不足贪，更不足置郡县治之。孙权时，久客交州的薛综上疏言交州形势，说交州诸郡“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袵，长吏之设，虽有若无”。并特别说到自己“昔客始至之时，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面目耳。”薛综是沛郡竹邑人，所说反映了中原士人对于岭南土著人群的看法。王范说朱崖州上“人民可十万余家，皆殊种异类，被发雕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长发美鬓。犬羊相聚，不服德教”。盖泓《珠崖传》说岛上“男女皆椎紒，或被发徒跣”，也是将其视为“殊种异类”。
吴人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所记夷洲风土知识，当来源于卫温、诸葛直浮海求夷洲。据沈莹所记，夷洲“四面是山溪”，“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夷洲居民被称为“山夷”，分为若干部落，各有王，分领土地人民。夷王在战斗时使用以骷髅做的假面具。夷王治所有廷，廷中立一巨木，高十余丈，上悬战斗所得首级，“历年不下，彰示其功”。普通民众被称为“弥麟”。凡征召民人，即用木杵击打廷中巨木，“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各部落间时有战争发生。武器多用鹿角做成的矛，以及石镞、石斧。人皆髡头穿耳，善歌舞；聚居在荆篱围绕的聚落里，筑屋而居；生活用具多为陶器（瓦器）、木器，较少铁器，然“能作细布，亦作〔斑〕（班）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其家庭生活则与汉人颇不相同：“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饮食皆踞相对。凿床作器，如〔狶〕（稀）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叙述者显然将夷洲之民也视为“殊种异类”。上引《史记·田儋列传》说田横兵败，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于岛中，齐人贤者多附之。东汉中期，海贼张伯路受到官军围剿时，即“遁走辽东，止海岛上”。东汉末年，海贼管承被乐进、李典击败后，即“走入海岛”，余部即在海岛上留居下来，其岛遂被称为“管彦岛”（在崂山东北五里，当即今大管岛）。因此，在秦汉魏晋人的观念中，近海岛屿上有两种人群：一种是“夷人”（蛮夷、骆越之人、山夷），一种是“亡人”（田横五百士、海贼等）。前者是海岛土著人群，后者是在陆地受到压迫逃到海岛上的移民。二者皆不服王化，或“暴恶”“数反”，或“畏诛不敢还”，“止海岛上”，属于“化外之民”。值得注意的是，汉晋时人对于朱崖州（洲）、夷洲以及田横岛、辽东海岛、管彦岛等近海岛屿的描述，均未提及岛屿的鱼盐之利与航海之便。显然，叙述者关注海岛土著人群的生计，重心是其农耕桑麻（“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并未注意捕鱼制盐；关注海岛人群的社会状态，如婚姻家庭、夷王及其权力、部落分划及其纠纷争斗等，并不重视其与外界的联系。至于遁入海岛的亡人、海贼在海岛上的生计及其社会，更鲜被提及。所以，在今见汉晋文献中，近海岛屿的海洋性并不凸显。《隋书·东夷传》关于流求国的记载，大抵来自何蛮、朱宽的报告，以及陈稜、张镇州征流求之后的奏报。其述及流求物产生业，谓：有熊罴豺狼，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而垦之。土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枫、栝、樟、松、楩、楠、杉、梓、竹、藤、果、药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
其所注重者，仍然是流求的农耕及其出产，未及海产，仅在述及其饮食时，才提及“以木槽中暴海水为盐”。其时流求国已建立起相对松散的层级制统治体系：“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诸洞间亦颇有征战杀伐：“国人好相攻击，人皆骁健善走，难死而耐创。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收取斗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髅将向王所。王则赐之以冠，使为队帅。”可是，无论是流求王、帅，还是诸洞，均未见拥有水军。《隋书·东夷传》说大业三年（607年），朱宽、何蛮俱到流求国，“言语不通，掠一人而返”；翌年，隋炀帝复令朱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则流求与大陆间来往并不多。然在陈稜率领的“南方诸国人”中，却“有昆仑人颇解其语”，故陈稜遣之先往流求慰谕，“流求不从，拒逆官军”。看来，流求与“南方诸国”间有所联系，但大抵多是善于航海的昆仑人来到流求国。所以，流求国虽“居海岛之中”，却并不长于航海。或正因为此故，唐五代时期，大陆与流求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即便是以重视海上贸易著称的吴越国、闽国，亦未见与流求来往通商的记载。自萧梁置崖州之后，海南岛稳定地处于梁、陈以及隋、唐、南汉等政权的控制之下。隋改崖州置珠崖郡，大业六年（610年）分置珠崖、儋耳、临振三郡十余县，贞观五年（631年）又分崖州置琼州，分崖州、振州置万安州，从而形成五州之制。唐代、南汉海南五州中，崖、儋、振、万安四州皆沿海，航海、渔业均具有一定地位。唐时崖州北十五里极大海，“去雷州徐闻县隔一小海，相望见崖，春秋便风，一日早过”；若“泛大船，使西风，帆三日三夜，到地名崖（山）门，从崖山门入小江，一日至新会县，从新会县入；或便风，十日到广州。路经黎州，皆海之险路，约风水为程。如无西南风，无由渡海，却回船，本州石镬水口驻泊，候次年中夏西南风至，方可行船”。说明从崖州到雷州徐闻县、新会县崖山门、广州等地皆有航路相通，而石镬水口则当是崖州城外的海港。崖州舍城县符江口东岸又有蕃、蜑二坊户，“不耕田，以捕鱼为业，官司亦差为水工驾船”，是以捕鱼、航海为生业的水上人群。儋州“北至大海二十五里，西南至大海四十五里”，与广州之间亦有航船来往：“若泛海乘船使便风至广州七日七夜，如无便风则不可。”《太平寰宇记》述儋州风俗，说它“在海渚，不食五谷，食蚌及鳖而已”。所说虽失于偏颇，但渔业在儋州生计中显然占有较大比重。振州（治宁远县）南至大海七里。天宝七载（748年）冬十一月，鉴真一行在海上漂流十七日后，“到振州江口泊舟”。振州江口，当即振州城南、宁远水入海之口，应是振州城外的海港。万安州初治万安县，开元九年（721年）移治陵水县。天宝八载（749年），鉴真一行由振州抵达万安州。《东征传》云：（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三日供养。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
冯若芳遣人到海上劫掠经过的波斯船舶，大获财货，因以致巨富，可知其时南海航道当经过万安州以东海域。冯氏出海劫掠，自当拥有船队。贞元元年（785年），万安州复移治万全县（万安县所改），其地东至海三十里，南至海四十二里；“在州南渡海，便风十四日，经鸡笼岛”，即可至赤土国；“东南舟行十日”，则可至丹丹国。万安州新治所在南海航道上的位置更为重要。
在唐代海南五州中，琼州深处海南岛中部，辖境皆为山地，人民多居山洞。贞观年间建置琼州未久，乾封元年（666年），琼州即为“山洞草贼”攻陷，直到贞元五年（789年）才由岭南节度使李复讨平收复。李复“以琼州控压贼洞”，奏请升琼州为下都督府，加琼、崖、振、儋、万等五州招讨游弈使，而停废崖州都督。这样，琼州遂成为海南五州的军政中心。或因为此，晚唐至宋初对于海南诸州风貌的记载，多强调其山地与夷蛮特征。如《太平寰宇记》述琼州（包括唐代琼、崖二州）风俗，谓：
有夷人，无城郭，殊异居，非译语难辨其言。不知礼法，须以威伏，号曰生黎。巢居深洞，绩木皮为衣，以木棉为毯。性好酒，每酝酿，用木皮草叶代麹蘖，熟以竹筒吸之。打鼓吹笙以为乐。男则髽首插梳，带人齿为璎饰。好弓矢，削竹为弦，箭镞锐而无羽。女人文领，穿耳垂环。病无药饵，但烹犬羊祀神而已。
其述儋州风俗，也说其地多山岭，“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杀行人，取齿牙贯之于项，以衒骁勇。弓刀未尝离手，弓以竹为弦。织木皮为布。尚文身，豪富文多，贫贱文少，但看文字多少，以别贵贱。观禽兽之产，识春秋之气，占薯芋之产，纪天文之岁”。凡此，均凸显海南诸州的山地风貌与蛮夷文化因素，而忽略其海岛特征，同时也说明海岛因素在海南五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亦确实并不突出。
郁洲在汉时即置有盐官，盐业生产在其早期开发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南齐书·州郡志》云：“郁州在海中，周回数百里，岛出白鹿，土有田畴鱼盐之利。”其时岛上有“分居土著”和“流荒之民”两种人群：前者中的一部分从事盐业生产，后者主要是青齐侨流，以农耕生产为主。南北朝时期，由于青齐侨流掌控郁洲—朐县一带的军政事务，故垦殖耕种一直是郁洲经济开发的主流。唐宋时期，郁洲岛上建置东海县。隋开皇九年（589年），县令张孝征在县城北主持修筑了西捍海堰，“南接谢禄山，北至石城山，南北长六十三里，高五尺”；开皇十五年，县令元暧在县东北主持修筑了东捍海堰，“西南接苍梧山，东北至巨平山，长三十九里”，“外足以捍海潮，内足以贮山水，大获浇溉”。两道捍海堰保护了郁洲岛西部与北部地势较低的滨海平原地带，使之发展成为良畴美田，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盐业生产。地胏山（木履山、玉环山）的土著人群本多从事渔业。《永嘉郡记》说：“乐成县木履山东带采门。凡海采者，皆由其门，故以为名。多香螺、文蛤之属。”木履山以东的“采门”，应即今玉环半岛与大陆联接处的楚门。海采，即诸种采自海中的物产。而陶弘景《登真隐诀》曰：“郗司空先立别墅于此中。自东晋居人数百家，至今湖田见在。”郗司空即郗愔，曾任会稽内史、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年老后退居会稽。在地胏山的别墅当即其田业之一。湖田，当是围垦湖泽而成的田地。六朝时期，包括会稽在内的江南地区围垦湖泽，造作湖田，技术上已逐步成熟。到地胏山为郗家围垦湖田的数百家居人，或即来自会稽等地。
《元和郡县图志》说翁洲在明州鄮县东，“入海二百里”，“其洲周环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鹿”。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翁洲岛上建置翁山县，说明翁洲已有稳定的居住人口，农业亦有较好发展。衢山皇坟基出土《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并序》说墓主程夫人出自广平程氏，嫁于吴郡顾氏，开成三年（838年）九月二十八日终于私第，葬地在明州县蓬莱乡岣山，“山号于郭端埭”，“后□峨峨之山，前临淼淼之水”，“东南三里有陈将军灵庙焉，正南二里道场俗号东亭之寺”。其时翁山县已废罢，蓬莱乡属于县，岣山当即今衢山岛。顾氏、程氏当是来自岛外的移民。程氏墓前临大海，背依青山，当处于港湾山麓。山前有郭端埭，是水利设施。陈将军灵庙，即陈大王庙，祭祀隋时率军征流求的将军陈稜，是船民、海贾奉祀的神庙。东亭寺当是佛寺，东亭则当是盐亭。程氏所在的海岛聚落，既有外来的移民，也有土著居民；其所从事的生业，既包括捕鱼、海上运输，也包括制盐、农耕。
有的岛屿，来自陆上的移民较少，岛上土著人群多赖采集捕捞为生，或以制盐为业。如晚唐五代泉州同安县煮海里领有四个岛屿，“计四百余家居焉。无田畴，人以钓鱼拾螺为业”。广州新会县所属的上川洲、下川洲，“其洲带山，湾浦极广。出煎香，有盐田，土〔人〕煎盐为业”。上下川洲既出煎香，又产盐，必多与外界贸易，也当有较多人从事航海。
总之，自南北朝以迄五代十国时期，海南岛、流求、海坛山、地胏山、翁洲、郁洲等沿海岛屿，均有一些从事制盐、捕鱼、航海的人群，盐业、航海业与渔业在岛屿生计体系中也占有一定比重，但除了同安煮海里所领四个岛屿等较小岛屿外，大部分岛屿上的大部分人群（无论是岛上土著，抑或来自陆地的移民），均以垦殖农耕为主；王朝国家对这些岛屿，也基本视同陆地区域，努力通过置立郡县、编户著籍、征发赋役等方式加以控制（对未能有效控制的流求等，则视为海外蛮夷），并无适应海岛特色的控制制度。所以，无论是在有关海岛的知识体系中，还是在海疆控制的制度体系中，沿海岛屿的海洋性均不凸显。
对于海中、海外岛国的记述，却与此迥然相别。《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述倭人诸岛国，说对马国“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从对马国渡瀚海，至一大国，“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末卢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其总述倭人风俗，谓：“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倭人当然也主要从事农耕，“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然叙述者仍特别强调其捕鱼、航海在岛屿生计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述及女王国与倭人诸国间关系时，《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特别指出：“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带方）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说明倭人诸国岛屿之间已形成航海网络，倭王通过航海网络，统治诸岛国，并与诸韩、中国往来。刘宋昇明二年（478年），倭王武遣使上表，称自其祖祢以来，颇事征战，“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又说他要“驱率所统”，“装治船舫”，去征伐百济、高句丽。所言虽为夸饰之辞，然也说明倭人拥有渡海征战的水军。
《梁书·诸夷传》记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尝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蚶贝罗，初采之柔软，及刻削为物干之，遂大坚强”。叙述者将谷物与海产并重。《隋书·南蛮传》记赤土国，谓其“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余物产多同于交阯。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隋使常骏等到达赤土，“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进金锁以缆骏船”，说明赤土国拥有较多船舶。《通典》谓盘盘国“在南海大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国”。“百姓多缘水而居。国无城，皆竖木为居。”盘盘国与林邑隔小海，百姓多缘水而居，则至少有一部分是滨海而居。
航海贸易对于南海诸国至为重要。康泰《吴时外国传》载：“加营国王好马，月支贾人常以舶载马到加营国，国王悉为售之。若于路失靽，但将头皮视王，王亦售其半价。”其《扶南土俗》记有北攎洲，谓其在诸薄之东南，“出锡，转卖与外徼”；薄叹洲在诸薄之西北，“土地出金，常以采金为业，转卖与诸贾人，易粮米杂物”；躯兰洲也在诸薄之西北，出铁；巨延（迹）洲在诸转薄之东北，“人民无田种芋，浮船海中，〔载〕（截）大蚶螺杯，往扶南”。凡此诸洲（岛国），对航海贸易均特别依赖。
诸岛国之人对于航海事务，亦颇为熟稔。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夏秋，法显从师子国浮海东还：他登上一艘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船，海行艰险，以备大船毁坏”。得好信风东下，二日便值大风，飘流十三日，到一岛边，“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行九十日许，到耶婆提。“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东北行，趋广州。途中“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商人议言：“常时行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尔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说明师子国、耶婆提、广州间频有商舶往来，其商人、海师于海路亦甚为熟稔。
战国秦汉燕齐方士关于海中三神山或海东五神山的说法，虽虚幻怪诞，但也并非全无观察经验之基础。《山海经·海内北经》谓：“大人之市，在海中。”郝懿行说：“今登州海中州岛上，春夏之交，恒见城郭市廛，人物往来，有飞仙遨游，俄顷变幻，土人谓之‘海市’，疑即此。”大人之市，是在岸上看到的海市蜃楼。上引《列子·汤问》描述海东五神山“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由岸上遥望海中浮游岛“若浮游然”非常相似。即便是方士对于海中神山的描述，也当以一定的观察经验为基础。汉唐时期对于沿海岛屿的认识，首先是从陆地出发、立足于陆地岸上、以陆地人的眼光观察的。《太平寰宇记》描述之罘山，说：“其山在海中，山东南海水中有叠石，俗传云武帝造桥，有两石铭仍在。”之罘山东南海水中的叠石，就是连接之罘岛与大陆的沙石堤。观察者显然是站在岸上，遥望之罘山，看到连接山岛与陆地的沙石堤，并见到了位于叠石近岸一端的石铭。王范说“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囷廪大”，是站在雷州半岛的海岸边远望海南岛。即便是亲临岛屿，也是以陆地人的眼光观察岛屿。台州临海县东北七十里有芙蓉山。《智者禅师传》云：“出海口，望芙蓉山，竦若红莲之始开。”智者大师是从临海县乘船出海口，远望芙蓉山。台州以东海域的东镇大山，“去岸二百七十里。生昆布、海藻、甲香、矾等物。又有金漆木，用涂器物，与黄金不殊。永昌元年，州司马孟诜以闻。中有四墺，极险峻。山上望海中，突出一石，舟之往高丽者，必视以为准焉”。观察者从台州岸上乘船来到东镇大山，观察岛屿上的物产、港墺，并注意到岛屿附近海面有一块礁石，具有航标的作用。
如前所述，汉代认识朱崖洲的基础，是武帝时征南越，立儋耳、珠崖郡，并在其后屡次发兵平定岛上民夷的反叛。《汉书·地理志》说儋耳、珠崖“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丞相于定国说：“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进入朱崖洲击服、侵陵其民夷的“吏卒中国人”为数众多，对于朱崖洲的认识，也多出自这些“吏卒中国人”。在这些“吏卒中国人”看来，其土著人群自然“皆殊种异类”，“与禽兽无异”，“譬犹鱼鳖”，“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
唐代对于朱（珠）崖洲的认识，也主要来自入岛陆地人的观察。刘恂《岭表录异》云：自琼至振多溪涧。涧中有石鳞次，水流其间，或相去二三尺，近似天设，可蹑之而过。或有乘牛过者，牛皆促敛四蹄，跳跃而过。或失，则随流而下，见者皆以为笑。彼人谚曰：“跳石牛骨碌，好笑又好哭。”
叙述者将传说谚语的当地人称为“彼人”，是外来的观察者，并曾亲历琼振途中的溪涧。他说：“琼州不产骡马，人多骑黄牛，亦饰以鞍鞯，加之衔勒。可骑者，皆自小习其步骤，亦甚有稳快者。”其骑牛行旅者的身份非常明确。总的说来，汉唐时期，关于沿海岛屿的认识，主要是由来自陆地上的人，站在陆地岸上远望岛屿、或航行经过岛屿、或亲临岛屿观察记录下来的。他们站在陆地及王朝国家的立场上，主要以农耕文明的视野，观察并描述海岛：按照其与陆地及王朝国家的关系，确定其位置，衡量其远近、大小；根据陆地农耕经济与农耕社会的基本要素，描述其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参照王朝国家的政治体制与运作机制，分析其权力结构与政治模式。这样，其所叙述并界定的沿海岛屿及其经济社会体系，无论其是否纳入王朝国家的控制体系，均成为陆地及其经济社会体系的延伸。当然，来自陆地的观察、记录者的叙述，也包含了来自岛屿土著人群的诸多信息。《临海水土异物志》关于夷洲“山夷”社会与《隋书·东夷传》关于流求政治结构与社会关系的诸多描述，主要来自对当地“土人”的采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著人群的观念与认识（虽然经过了改写）。《太平寰宇记》记儋州昌化县西北二十里有浴泊石神，谓其“石形如人帽，其首面南，侧有橘柚甘香〔之果〕，〔或〕（云不可）携去，即黑雾暴风骇人。池中有鱼，亦然。土人往往祈祷”。又有朋山，“山有二石，如人形。故老传云：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鱼，因化为石，号曰兄弟石”。浴泊石神和兄弟石，大抵皆与当地人群的生计特别是航海、捕鱼有关，反映出土著人群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可是，这些稀见的零散记载，完全不足以构建起岛屿人群对于其所在岛屿的认识，更无从据之讨论古代岛屿人群的“岛屿认同”和“海洋意识”。
对于海外岛屿的认识则有很大不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谓：“荒域之外，重译而至，非足迹车轨所及，未有知其国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环之献，东夷有肃慎之贡，皆旷世而至，其遐远也如此。及汉氏遣张骞使西域，穷河源，经历诸国，遂置都护以总领之，然后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详载焉。”古代对于域外知识之获取，不外三途：一是域外诸国遣使入贡，报告其国相关信息；二是中国王朝遣使出访，巡历慰抚，收集相关信息；三是王朝国家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其疆域范围，迫近域外诸国，甚或将其纳入直接间接控制范畴，从而获取相关信息。无论何种形式，获取上述知识的主体都是中国王朝国家，故亦多将其获取知识的对象视为“国”。因此，在汉唐知识体系中，对于海外诸岛，无论其大小、是否为独立的政治体，一般均视为“国”，并特别关注其政治组织或国家形态。
《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倭“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其下文说：“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若在途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凡此，皆当为使者自述。其下文述东汉后期，倭国内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法俗严峻。”这些记述，当是在使者所述的基础上加以改写而成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传译所通诸国，除说明其道路、方圆大小之外，即言明其君王官守。如述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渠觚。有千余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其下文综述倭人诸国，则曰：“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史。”《东夷传》更明确地记载：魏正始八年（247年），王颀到任带方郡太守，“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王颀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前往谕告。“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狥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郞将掖邪狗等二十一送政等还。”这些信息当来自张政回到带方郡之后的报告。《隋书·东夷传》载：开皇二十年（600年），倭王遣使来朝，文帝“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先报告倭王之理政，及其与王弟、太子、王妻之关系，接着述及城郭、官僚、乡里之制，然后是户口、刀兵、刑法之事，服饰、婚姻、祭祀之俗，以及与新罗、百济间关系。
《梁书·诸夷传》说海南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吴孙权时遣朱应、康泰“南宣国化”，“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康泰回国后的报告，即以《吴时外国传（志）》为名传世，其所记多以“国”“洲”为纲目。其相关记事，亦多强调各国权力关系与国家形态。如康泰记斯调国，谓：“斯调洲湾中有自然〔盐〕（监），累如细石子，国人取之，一车输王，余自入。”《梁书·诸夷传》记海南洲岛诸国，亦均以“国”为单位，如丹丹国、干陁利国、狼牙修国、婆利国、师子国等。于诸国下各叙其位置、大小、气候、物产、人群、信仰、风俗等，特别着重其君王世系或改朝换代。如叙狼牙修国，谓：“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台盖，兵卫甚设。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之。王闻之，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其中关于狼牙修都城、国王出行仪仗的描述，当是使节所见；关于改朝换代的史事，则当是使节采访狼牙修“国人”之所言。隋时常骏出使赤土，在回国后的报告中，首先说：“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近远。”然后叙其都城规制、官府设置，最后才是其官民信仰、祭祀与生计、风俗。
即便是来自各种形式的采访以及非官方的报告，也大都将海外岛屿人群及其政治体视为“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魏军击败高句丽之后，“穷追极远，逾乌丸、骨都，过沃沮，践肃慎之庭，东临大海。长老说有异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观诸国，采其法俗，小大区别，各有名号，可得详记。虽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对于海外岛屿之采访，无论其小大，均先明其名号，视之为国、邦。其下文所记使节在倭地“参问”而得之侏儒国、裸国、黑齿国，即是其例。法显记师子国，虽重在佛法，亦注意其国家形态。他说：“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又说：“其国本无人民”，“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述常慜往天竺求法路程，谓其在海滨“附舶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复从此国欲诣中天”。诃陵国、末罗瑜国，《南海寄归内法传》分别作诃陵洲、末罗游洲。义净又记无行在室利佛逝国受国王礼遇，“后乘王舶，经十五日，达末罗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国。至冬末转舶西行，经三十日，到那伽钵亶那。从此泛海二日，到师子洲”。其中，末罗瑜洲、师子洲，分别可称为末罗瑜国、师子国。
总之，汉唐知识体系中处于“海外”的诸岛，规模一般较大，政治发育较为成熟，故多称为“国”（无论其是否为单独的国家），其相关认识的重心，首先是其政治权力的掌控与国家的基本形态，其次才是其人群、生计及其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相关知识的叙述者和记录者，无论是来自海外岛国的使节，还是中国王朝派出的使节，均将这些岛国视为相对独立的政治体，相关叙事一般也并不带有明显的陆地人视角，甚至带有鲜明的岛国视角，特别是在海外岛国使节的叙述中，表现出对岛国作为独特存在的强烈意识。换言之，海外岛国无论其是否向中国王朝称藩纳贡，均属于“徼外”，它们并非中国大陆及其政治、文明的附庸，而是具有鲜明海洋性的“岛国”和“岛屿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