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近期多次炒作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兴奋剂争议，尽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随后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媒体将反兴奋剂问题政治化。
实际上，美国全国滥用药物问题由来已久，甚至严重到“每5分钟就有一个美国人因药物过量死亡”。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致幻剂之一就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很多娱乐界名人把致幻剂当作毒品来吸食。而让LSD得以大规模流行的，正是CIA美国中央情报局。
查尔斯·E. 劳克斯准将,在位多年的美国陆军化学武器官员，负责监督在埃奇伍德工作的“回形针行动”（在该行动中，美国招揽了 1600多名纳粹科学家）科学家。
1948年6月，他被调往德国海德堡，担任欧洲化学战计划情报中心负责人，和希特勒前化学武器专家共同创立了海德堡工作组，从事沙林毒气的生产,是美国陆军中第一个对人工致幻剂 LSD 产生兴趣的人。
（《科技掠夺行动》内文图片 ）
（来源查尔斯·E.劳克斯档案，美国陆军军史研究所）
查尔斯·E. 劳克斯和德国科学家等人在埃奇伍德兵工厂的一个派对上。劳克斯与纳粹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库恩相交甚笃，后者向他介绍了LSD。后来军方和中情局利用LSD 在埃奇伍德的数百名士兵身上进行人体实验,LSD 还被用于化学心理战项目和中情局的“精神控制”项目。
文｜《科技掠夺行动》节选
作者普利策奖候选人 调查记者安妮·雅各布森
LSD 精神控制实验
1948 年 12 月 16 日，劳克斯将军抵达瑞士。为低调行事，以免被人识破自己的身份，给美国军方造成麻烦，劳克斯脱下了戎装。军方解密的文件中没有关于此事的记录，但劳克斯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次经历。这本日记后来被捐赠给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国陆军遗产中心。
劳克斯于次日返回德国。他在日记中写道：“理查德·库恩来到家里共进午餐，同时还有一名特殊的宾客参加，即 9/91 制剂塔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在Dyhernfurth（位于今波兰的Brzeg Dolny）的工厂正式生产塔崩，编号“Trilon-83”）的发明者格哈德·施拉德博士。”
室外，大雪纷纷扬扬从空中飘落。室内，理查德·库恩、格哈德·施拉德博士和劳克斯将军一边享用猪扒，一边愉快地交谈起来。
查尔斯·E. 劳克斯 （美国陆军军史研究所）
数十年后，在为美国革命女儿会和美国革命之子组织的阿默斯特分会演讲时，劳克斯将军透露，理查德·库恩提及的这名化学家就是巴塞尔大学的精神病研究专家维尔纳·斯托尔教授。
劳克斯在瑞士寻找的致幻剂即某种“能够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的化学制品”，这种制剂能够“将人击垮而非置于死地”。这种化学品的学名是“麦角二乙酰胺”，简称“LSD”。但率先合成LSD的人并非斯托尔，而是瑞士巴塞尔山德士制药厂的药剂师阿尔伯特·霍夫曼。斯托尔曾经与霍夫曼同在山德士公司工作。
(1948年，弗里茨·霍夫曼在马里兰郊外家中前院草坪上休息)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重复进行这项实验后，斯托尔得出结论 ：“经过改良的 LSD–25 是一种无毒的精神促进剂，治疗精神疾病的效果甚佳。”
1947 年，维尔纳·斯托尔教授在瑞士医学杂志《瑞士神经病学档案》上发表了首篇关于 LSD 的文章，并于两年后发表了第二篇文章，题为《新型致幻剂 ：用量小效果强》。但劳克斯将军认为 LSD 还有更广泛的用途 ：一种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巨大威力、致使敌军丧失行动能力的武器。没过多久，美国陆军和海军都开始利用 LSD 进行武器开发实验，而中情局也将其作为控制人体行为的手段，而开展“精神控制”实验项目。
一次环境保护活动中，行人打出的标语
“拯救地球，这是唯一有毒品的地方”
（来源Unsplash）
洋蓟计划”和吐真剂
在施莱伯前往阿根廷期间，国王营里进行的“知更鸟行动”审讯项目所涉领域不断扩大，其中包含了“在非常规审讯中使用药物和化学药品”。在此期间，库尔特·布洛梅博士（第三帝国纳粹生物武器计划负责人）在国王营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之职。据解密的外国科学家档案显示，布洛梅曾经为“军方1952 年的‘1975 计划’”工作。该计划本身从未解密。
自此之后，布洛梅档案中空无一字。
国王营在冷战时期是一座黑狱。美国中情局、陆军、空军和海军情报部门都将抓捕的间谍关押在此。
“‘知更鸟行动’就是再生版的‘洋蓟计划’”
前国务院官员、中情局精神控制项目权威人士约翰·马克斯写道。马克斯说，“洋蓟计划”的目的是“通过非常规手段改变人的行为”。
据该计划管理者、后来的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透露，在实验中，研究人员为了达到此目的对受试者使用了药物。
“我们认为，在该领域，我们有责任使美国不落于苏联人之后，而要想弄清风险何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对能够用于控制人类行为的人工致幻剂进行测试，例如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赫尔姆斯说。
为测试 LSD 和其他致幻类药物，中情局与陆军化学特种部队联合成立了“特别行动部”。两个机构开始在德特里克营（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是美国生物化学武器基地）的一处秘密设施里从事该项目的研究开发工作。
第439号楼是一座混凝土结构的平房，与四周的建筑相差无几，很难看出有何特别之处，但绝密研究工作正是在这座毫不起眼的建筑里进行。在特别行动部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特别行动部的薪酬由中情局技术服务部支付，后者隶属中情局秘密服务处。
特别行动部其中的一名外勤特工就是实验舱“八号球”的设计者、库尔特·布洛梅博士昔日的同事哈罗德·巴彻勒博士。特别行动部的另一名特工是前陆军军官、细菌学家弗兰克·奥尔森博士，后来他成了中情局的工作人员。1953 年，奥尔森突然离奇死亡，此事险些导致中情局垮台。
-库尔特·布洛梅（左）和德特里克营的“八号球”（右）-
这个容量100万升的装置，能让德特里克营的科学家了解生物雾化剂在野外不同海拔中的作用方式。
这里的实验曾将猴子和人当成受试对象（美国陆军）
1950 年 4 月，上级发给奥尔森一本外交护照。虽然奥尔森不是外交官，但该护照使他可以携带外交邮袋，而外交邮袋不需要经过海关检查。
奥尔森乘飞机前往德国法兰克福，然后驱车来到国王营。与此同时，中情局副局长艾伦·杜勒斯向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和计划处副主管弗兰克·威斯纳，就“洋蓟计划”中即将采用的审讯技巧发去一份秘密备忘录。
“在 1951 年 2 月的谈话中，我向你们简要介绍了利用药物、催眠术、电击等方式加强常规审讯方法的可能性，并且强调了这一应用在医学领域中既有防守的一面，也有进攻的可能性。”杜勒斯写道，“附件中名为‘审讯技巧’的文件夹由辖下的医学处提供，以便你们了解相关背景。”
位于奥伯鲁塞尔的国王营是开展此类机密而又备受争议实验的最佳地点。由于地处国外，这里更适合开展“洋蓟计划”进行审讯，因为外国政府“允许某些美国政府所禁止从事的活动（例如炭疽研究等）”，中情局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这份备忘录在 1977年的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被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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