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丘墟
近十年来，我在全世界范围内追寻蒙古人的遗迹。比如，我曾经骑自行车穿越蒙古国西部，去考察那伟大的都城哈剌和林。这座由窝阔台建立的都城曾经见证过许多重大事件发生，也接待过无数使节。为了让它举世无双，大汗从全世界掳掠和雇用了大量的能工巧匠，制造精美的机械作品，将它打造得如同天堂一般，甚至让见多识广的外国传教士都感到惊叹。窝阔台在这里策划了长子西征，蒙哥大汗在这里观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包括景教和天主教）的辩论。这里曾经是蒙古人心目中的世界中心。
但是，当我来到哈剌和林时，感觉它连丘墟都算不上。除了两个石狮子和偶尔点缀其间的被后人挖掘出的一两块石头，其余都已经被掩盖在稀疏的草原和沙土之下。在它的旁边，是蒙古最著名的寺庙额尔德尼召，正是在修建这座寺庙时，人们把哈剌和林遗址上能用的材料全都拿走了，导致这座世界性的城市除了在书中，几乎无处凭吊。
除了哈剌和林，我还跑遍了元朝在中国境内的三座都城。在北京，真正的大都已经被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的城市。现在保存的明清都城也与元朝城墙有了偏差，原来的元城墙只剩下北部的一段土墙。元朝的宫廷系统也只在北海那一小部分有所体现。不过，元朝的大都能够保存成现在的样子已属幸运，因为它的另外两个都城已经成了荒无人烟的空城。
在内蒙古境内的元上都，大量土丘定位着宫殿的位置，即便有考古人员将它们挖开，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只是一堆堆不起眼的石头。城墙已经坍塌成土堆，浓密的草场覆盖着整座城市，表明这座城市本来就属于草原。都城所在的金莲川依然郁郁葱葱，只是当年的蒙古人宴席早已散去。
在河北境内的元中都，这座元武宗建立的城市也已经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白城子”，只是荒废城墙内的几座土堆。
看到这些城市的现状，人们绝对无法相信，这就是当年最强大的蒙古帝国的中心，它们曾经接待过无数使者、亲王和朝臣。现代游人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有许多著名的人物曾经走过。
蒙古人是不幸的，不仅是元朝，就连其他几大汗国的都城也大都重归土地。
窝阔台支系的汗国最先灭亡，其都城设在也迷里，位于现在新疆的额敏县。这座城市由西辽的耶律大石所建，现在它只是山脚下的一片高地，加上几个现代人修建的粗糙纪念物。
察合台支系的都城阿力麻里曾经接待过耶律楚材、丘处机和马可·波罗，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中亚的大城市”，但现在也只是一片农田。
察合台汗国后来分裂为东西察合台，东察合台占据了现在的新疆的土地，而西察合台则以撒麻耳干为都城，控制了中亚地区。撒麻耳干的城市当年曾经被蒙古人毁灭，后来的新城没有在原址重建，而是建在古城的旁边。但现在的撒麻耳干所留下的建筑大都是后来的帖木儿帝国建的，正是帖木儿帝国取代了西察合台。
伊利汗国的政治重心设在现代伊朗的西北角上，最早的都城在马鲁涧（今马拉盖），后来迁移到著名的大不里士，到了后期，他们又将都城迁到不算太远的苏丹尼耶。除了大不里士由于自古以来就是繁荣的经济中心而得以存续，马鲁涧和苏丹尼耶都已成废墟。但幸运的是，蒙古人在这两个地方的存在依然是有迹可循的。人们至今还能看到他们在马鲁涧建立的著名天文台的废墟，而在苏丹尼耶，一座巨大的伊斯兰式穹顶建筑成为至今被发现的唯一一座蒙古大汗的陵墓。它就是伊利汗国完者都的陵墓，自然，这位大汗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所有的汗国里，金帐汗国的两个都城我还没去过，它们分别是拔都建立的拔都萨莱和别尔哥建立的别尔哥萨莱（在未来有机会时我会去拜访），但这两个都城如同在游牧区的其他城市一样，已经进入地下并成为传说，在地面上已经很难找寻了。这就像蒙古大汗们的墓葬一样，由于“深埋密葬”的习俗，我们只知道大汗们最后的藏身之处在他们曾经驰骋的草原覆盖之下，但至今依然无法找寻其确切的位置。
但由于蒙古人的存在是如此猛烈，总是会留下很多的人文痕迹。在我居住的云南大理，蒙古人留下的一座石碑记述了元世祖平定云南的经过；在大理的凤仪镇，有传说中元世祖的拴马台；在苍山山顶，人们将一项水利工程附会成元世祖的洗马潭；蒙古人攻打大理的路线至今也依然可循。在云南省，至今依然有蒙古族存在，而大量穆斯林也同样来自当年蒙古人的扈从。与此同时，曾经被蒙古人编入军队的一部分白族人至今生活在湖南。
西藏用佛教影响了蒙古人，但蒙古人用政治控制了西藏。当初率领西藏投靠蒙古人的萨迦派（花教）是藏传佛教中的一个派别，因为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其祖寺至今依然存在。元朝与西藏的连接又通过格鲁派（黄教）继续下来，到明清时期，蒙古人中的卫拉特分支与西藏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
在阿富汗，蒙古的哈扎拉人依然是主要民族之一。而中亚的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虽然认为自己是突厥人，但他们也显然被蒙古化了。蒙古人在中亚的传说如此强大，以至后来的军事强人帖木儿和巴布尔都以有部分蒙古血统为荣，而巴布尔更是时时记得他的父系为帖木儿，母系为成吉思汗。
那些被蒙古人征服或毁灭的城市也都留有记忆。在伊朗，阿萨辛派的老巢阿剌模忒城堡在被旭烈兀攻克之后，就一直处于废墟状态，这座巨大的山顶城堡至今被当地人以其创始人哈桑·萨巴赫的名字命名。呼罗珊地区是蒙古大屠杀最猛烈的地区，著名城市内沙布尔已成过往，但在它的旁边，一座新的城市崛起，它就是拥有圣墓的马什哈德。在两伊战争中，许多伊朗人从西部逃到这座伊朗东疆的城市，使得它成为这个国家成长最快的城市。“丝路”名城木鹿在屠杀后也成为过往，但在它的旁边，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业城市马利。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征服过、后来又成为希腊王国巴克特里亚都城的巴尔赫被毁灭后，在它的旁边出现了大城市马扎尔谢里夫，与马什哈德一样，这里也被当地人尊为圣城。
蒙古之前的世界，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古世界，而在蒙古人之后，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的边缘。这与蒙古人采取的重商主义的态度有关。在重商主义下，蒙古人建立了庞大的世界帝国，并保证商人们的自由往来，打开了世界的眼界。
我访问那一个个蒙古的丘墟时，意识到它们之所以埋入地下，恰是历史在用这种方式向往夕告别，并迎来现代世界的曙光。
元朝为何只维持了一百多年？
我对于元朝的兴趣开始于2002年前往新疆的旅程。那时，在新疆青河县的三道海子，人们刚刚发现一座超级石堆大墓，它也是世界上同类墓葬中最大的。这里距离蒙古贵由汗死去之地不远，因此被当作蒙古人的陵墓（事后证明是更早的游牧民族留下的）。那年的五一假期，我的旅行包里装着《蒙古帝国史》，乘红眼航班飞往乌鲁木齐，天不亮就马不停蹄地乘汽车前往青河。在路上，我甚至被周围人当作蒙古人。但那一次，由于封山，我在距离大墓几十千米外折返。
之后，我与蒙古历史的交集越来越多。2013年，我骑车从元大都经过中都前往上都，之后又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一路向西骑行，经过哈剌和林，沿着古代蒙古人的西征之路直入新疆，一路上经过了沙漠、草原、高山、湖泊、雪山。进入新疆后，我终于成功地拜访了三道海子大墓。这段故事被我写入了《骑车去元朝》一书（2023年再版时改书名为《穿越去蒙古国》），这是我游记“亚洲三部曲”中的一部。
我还去中亚寻访过蒙古人的遗迹，写了尚未出版的《穿越劫后中亚》。而在其他地方，我也总是能够碰到蒙古人，在伊朗、印度、缅甸、越南、阿富汗，甚至在我居住的大理，也有不少与蒙古人有关的遗迹，因为蒙古人曾经在忽必烈的率领下对大理发动奇袭。
也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曾经的蒙古帝国的广大，也意识到所谓元朝只是蒙古帝国的一个区域而已。但与普通的认知不同，我认为所谓蒙古帝国其实在元朝开始时就已经解体了，而元朝也只维持了短短一百多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本书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本书中，我叙述了成吉思汗西征带来的影响。蒙古人也有机会像之前的游牧王朝（北魏、辽、金）那样建立一个汉化的帝国，可是由于成吉思汗不经意的西征，让他们接触到了另一种文化，在财政上首先采取了更多中亚地区的措施，从而断绝了纯粹的汉式财政，利用商业精神建立了更庞大的体系，也造就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商的王朝。
但成吉思汗死后，王朝内部的制度是相互矛盾的。作为整体的蒙古王朝，其大汗拥有两大中央直辖区（中国古代北方和中亚），却只掌控很少的军队——大部分军队归了没有继承汗位的小儿子拖雷。这种制度的失衡造成了蒙古王朝的分崩离析。
忽必烈夺得中原。在最初，他利用中原制度抚慰汉人，也是在这时候，元朝开始有计划地构建基于农业的中原王朝。但不幸的是，忽必烈热衷于打仗，征服南宋只是他庞大计划的一部分，之后他又进行了更多的战争（对东南亚、对日本等），却没有太多收获。由于不断打仗，忽必烈后半生没有精力去构建更加完善的政治和财政制度，使得南方地区一直没有很好地被纳入元朝体制，造成元朝以税收制度为代表的财政制度一直存在隐患。为了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忽必烈只能重用色目人，采取包税等临时性措施来筹集战争经费。而这进一步破坏了元朝的制度建设，为将来的弊端集中爆发打下了基础。
元朝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南北失衡。北方由于被盘剥过重，已没有余力提供更多财富，而南方虽然没有很好地融入政权，却缴纳了国家大部分税收。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之间，只靠着有限的途径，也就是运河和海运沟通，一旦南方的漕粮无法运送到北方，仅仅靠北方自己是无法养活庞大的官僚和军队的。正是这个问题成了王朝的死穴。
在元朝中期，皇帝像走马灯一样轮换，但其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到底要继续汉化和制度建设，还是像祖先那样保留蒙古特征。在这两种倾向的撕扯下，元朝迎来了它的晚期。
元朝的灭亡如同一场蝴蝶效应。最初，皇帝的更迭引起部分宗王的抵制，而这又导致边疆地区的小规模骚乱。为了镇压这些小型的骚乱，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其他地方抽调军队和物资。但对一个财政捉襟见肘的王朝来说，哪怕抽调一点资源都可能引起进一步的塌陷。边远地区的小冲突，加上治理黄河的社会成本无从消化，以及发行纸币引起的通货膨胀，最后演变成内地的大规模反叛。
这时候，元朝的死穴出现了：占领淮河流域的群雄阻塞了运河，而方国珍使得海运暂停，最后张士诚占据了产粮的主要区域江浙，这三者如同三个巨大的血栓，使得元朝的财政命脉突然中断。北方失去了南方的粮食，也就失去了组织军队的能力。皇帝由于没有足够的军粮，不得不允许北方的统帅们自己想办法，于是北方也军阀化了。
元朝就这样在南方的反抗和北方的军阀化之下走向解体。南方经过竞争出现了一个赢家，他扫荡了北方，将各路军阀消灭，也让元朝最后的皇帝退回草原。
我不仅把成吉思汗当作一个军事家，更看到了他的组织才能。在他的手中，蒙古的军队规模并没有随着战争的延长而出现缩减，反而因为军事掠夺制财政、达鲁花赤制度、投下制度等，变得越来越壮大，这样超凡的组织能力是决定蒙古帝国兴起的重要因素。到了元朝，随着军事掠夺制财政让位于俸禄制（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养军成本剧增，也决定了元朝军队的迅速退化。加上内部的权力和军事失衡，使得一代天骄创立的一切都归入沙尘。
元朝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转折时代，它是中国古代最开放的王朝，但同时，它的某些制度也为接下来的两个中国古代最封闭的王朝打下了基础。
对现代读者而言，这本书更像是一场头脑风暴，它不聚焦英雄豪杰的伟大，而是分析人物背后的物质和制度因素，让人们看到，再伟大的人也必须遵从物质和客观规律。我们只有这样看待中国历史，才能学会尊重经济规律，让社会自我发展。
本文摘编整理自《元朝理财记：从成吉思汗的崛起到元朝的衰亡》，郭建龙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4.11
内容简介
元朝，这个统一了中国全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南北对峙与多政权并列割据局面的强大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百余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本书试图从财政经济的角度给出一个解释。
本书从成吉思汗西征的财政影响说起。成吉思汗采取了军事掠夺制、达鲁花赤制度、投下制度等种种措施，利用商业精神建立了更庞大的世界性政权，为古代中国历史上最重商的王朝——元朝打下重要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基础。
到了忽必烈时期，因其大肆征战，从而引发了严重的财政隐患和制度弊端。而之后皇帝更是像走马灯一样轮换，为元朝的结局埋下伏笔。除了元朝统治者在蒙汉文化之间游移不定，造成了社会分裂外，还有一大问题，更是让元朝命悬一线：南北的财政和政治失衡。
在元朝，北方受盘剥过重，已无力提供更多的财富；而作为王朝大部分税收来源地的南方，却没有很好地融入中央政府的统治，由此导致的财政和政治困境注定了元朝的崩塌。最终，元朝在南方的反抗和北方的军阀化之下，迅速走向解体。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元朝也许短暂，但其巅峰与低谷背后的故事，也许可以让我们重新看待元朝历史，一窥古代中国历史演变的财政暗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