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4日下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单揭晓，奖项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研究”。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强调：“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而西蒙·约翰逊的研究成果深刻地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蒙·约翰逊的作品《美国创新简史》不仅是对美国创新历程的深刻剖析，更是对全球经济繁荣和制度建设的一次重要启示。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得以洞察到那些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1862 年的《莫里尔土地赠与大学法案》（MorrillLand-Grant Colleges Acts，简称《莫里尔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范内瓦·布什建立起美国政府资助科研的体制；1980年通过的《贝赫-多尔法案》（Bayh-Dole Act）。《莫里尔法案》使得美国得以大量创办州立大学，保证了全国各地有大量的知识经验投身到创新当中；范内瓦·布什是美国创新史上的关键性人物，如果把整部美国创新史，以及美国成为创新大国的原因浓缩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范内瓦·布什。范内瓦·布什开创了美国政府直接资助科研的传统，本书作者所讨论的所有内容几乎都是基于范内瓦·布什所构建的美国政府研究基金管理和分配的机制。甚至美国政府长期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涉及国家安全、治疗疾病和大众健康以及公民福祉的研究，都是1945年范内瓦·布什在给时任总统罗斯福的建议书（即《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中指出的。最后，《贝赫-多尔法案》明确了由政府支持的研究将来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由谁来获得，答案是发明人和承担科研任务的机构，而不是政府。这个决定激发了科学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所谓的“知本家”，即通过发明创造发财致富的人。我们今天了解到的斯坦福大学大量的学者通过帮助企业而变得富有，是在有了《贝赫-多尔法案》之后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新产业，即便是过去的发展水平不错，科技水平较高，一代人之后，科技水平也会明显落后。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部传统工业区的科技水平和东西海岸差距不大，但是仅仅一代人的时间，由于前者没有赶上IT（互联网技术）产业和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机会，今天已经完全落伍了。这个规律不仅针对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也适用，比如芬兰一度是欧洲科技的中心，这得益于它在早期移动通信中确立的核心地位，但是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它便失去了往日科技中心的地位。其次，对于科技公司低税收的扶持政策很重要，美国科技产业发达的地区，大多具有这一特点。我们希望找到一个与我们合作的城市，让我们的客户、员工和社区都能从中受益——亚马逊，官方网页声明，宣布竞争第二总部入驻位置的238个投标中的前20名入围者但是近几十年来，地理上的机会不断萎缩，因为我们越来越依赖位于沿海地区的少数超级明星城市来推动创新经济。与此同时，受高房价限制，人们无法都搬到这些经济中心。因此，美国其他大部分地区都错过了机会。缺乏趋利向好的流动性加强了美国的分裂政治，特别是跨地区、大城市与小城镇或农村地区的分裂。美国不必依靠少数超级明星城市来发展。根据我们的研究，美国全国各地都存在着快速增长的机遇，这些机会正等待被利用。超级明星中心以外的城市也拥有优秀的教育机构、人才和高品质的生活。它们各就各位做好了准备，将成为推动未来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引擎。肯德尔广场位于坎布里奇的东翼，从南北战争时期直到20世纪上半叶都是工业中心。从望远镜镜头到肥皂，再到曾经著名的新英格兰糖果威化饼，都产生于这一地区。然而，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企业外迁去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这些工厂开始关闭。当坎布里奇最大的雇主，肥皂制造商勒弗兄弟在1959年决定离开时，坎布里奇的工业彻底衰落。该镇向肯德尔广场留下来的著名“居民”麻省理工学院求助。1960年，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宣布，该大学将购买前勒弗兄弟的厂址，并将其开发为绰号“技术广场”的写字楼区。似乎有一个理想的租户：NASA。约翰·肯尼迪总统及其有影响力的兄弟参议员特德·肯尼迪都敦促NASA考虑他们的家乡，特别是在肯德尔广场，建立一个拟议中的科学园区，旨在开发载人航天的新电子系统和其他项目。电子研究中心（ERC）于1964年在肯德尔广场成立。但这只是暂时的喘息，由于预算削减，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关闭了该电子研究中心。肯德尔广场的衰落仍在继续。在20世纪70年代，坎布里奇镇继续努力规划，但是未能就这个“绝望广场”的定位达成共识。1950—1980年，居住在肯德尔广场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从4200人减少到2500人。但是，肯德尔广场正在播下重生的种子。麻省理工学院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利普·夏普教授最初在日内瓦创立了一家基于重组DNA技术的企业。随后，他希望公司尽可能地接近他的实验室，所以在1982年，他把公司搬到了坎布里奇宾尼街的一座小工厂，创立了渤健公司。这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据一位20世纪90年代初的博士后研究员说：“我记得菲利普·夏普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在距离我们工作的地方不超过四五个街区的街道上遭到袭击，被刀刺伤。”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其他公司也纷纷效仿，一个生物技术中心的种子诞生了。健赞（Genzyme）公司于1990年将其总部从波士顿迁至坎布里奇，千禧制药于1993年在坎布里奇成立，安进（Amgen）公司于2001年成立。很自然，名为“比格制药”的这家老牌公司不想被排除在这个快速增长的中心之外。比格制药公司生产的许多领先药物都获得过专利，而且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药物。企业家蒂姆·罗问道：“那么当鹅停止下金蛋时该怎么办呢？你必须去有新鹅生活的地方。”2003年，瑞士制药商诺华（Novartis）将新英格兰糖果威化饼的制造设施重新用于制造，从而创建了一个尖端的制药研究中心。诺华拥有2000多名员工，现在是坎布里奇最大的雇主。其他巨头，如辉瑞、阿斯利康、安根和百特，近年来都相继开设了各自的肯德尔广场研究中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物技术领域的这一成功已经扩展到了其他高科技领域，而坎布里奇以前似乎落后于硅谷或西雅图。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的新研究中心如今已是肯德尔广场的核心，有数百家初创公司在此落户，专注于从事信息技术或清洁能源等新技术。仅在肯德尔广场地区，就有超过14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到2010年，肯德尔广场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超过了1950年的峰值，如今有6 200名处于工作年龄的居民。土地所有者，正如你们所期望的，效益非常好：仅从2000—2016年，坎布里奇东区的房价均值从33.8万美元上升到58.6万美元。州和地方在争取经济增长时采用的策略是减免企业税务。衡量这些税收减免的规模是复杂的，但是，作为研究地区经济的主流智库之一，无党派的厄普·约翰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揭示了这些减税措施，每年加起来超过450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企业利润的1.42%，或州和地方政府实际征收营业税平均金额的30%。好工作优先网站（Goodjobsfirst.org）跟踪这些数据，并报告各州政府对特别大额税收减免的成本。其中包括波音公司在2003年减税交易32亿美元之后，2013年留在华盛顿州的87亿美元减税交易，以及2007年美铝留在纽约州的56亿美元减税交易。自21世纪初以来，已有27笔减税交易，每笔交易额度超过10亿美元，而且步伐还在加快。其中有19笔是在2010年以后。近期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富士康向威斯康星州迁移的安排。这家台湾制造商曾表示，它正考虑在2017年1月于美国建立一家大型新工厂。其创始人曾表示，“需要激励来实现这一目标”。据报道，威斯康星州击败了其他6个州——印第安纳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谋求富士康的工厂入驻。2017年7月，富士康同意在威斯康星州建立一家价值100亿美元的工厂，生产消费类电子产品。奖励是丰厚的赏金，包括30亿美元的州府税收减免，外加7.53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包括从建厂的地区购买土地，并免费交给富士康，投入4亿美元用于道路改善，并将耗资1.4亿美元升级当地的电力系统。根据威斯康星州自己的估计，该州至少需要到2043年才能收回这一巨大的投入。当企业在一个地区定居时，它们确实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效益。一项特别有趣的研究比较了那些赢得竞争的城市，引进了新的制造工厂。与其他入围后落选的城市相比，他们发现，获胜的城市通过赢得竞争，增长更快，也提高了现有公司的生产率。换句话说，有了新公司，原有的公司也在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我们前面讨论的集约效应令人信服的证据：在一个地区开展更具生产率的项目会促进周围的企业更高效。这一点对于中国每一个试图增强科技水平的地区，以及每一个挑选科技水平高的地区生活的年轻人，都有意义。在所有的指标中，一个地区适龄工作人口的数量；有大学学历人口的比例，特别是从好大学获得科学（包括工程）学位的比例；人均拥有专利的数量以及宜居的程度（包括房价、犯罪率、交通便利情况等），是四个最重要的指标。虽然并非这些指标高的地区都是科技重镇，但是所有的科技重镇在上述四个指标中得分都很高。因此，一个在上述条件满足了基本要求的地区，如果现在还不是科技重镇，只要发展方向选择正确，还是有机会变成科技重镇的。许多地域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强大的教育机构以及充满活力的本地经济潜力，都有可能成为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战略的新中心。此外，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很高，与当今的超级明星城市相比，通勤时间更短，住房价格更实惠。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收集了美国主要都市区各种生活指标的数据（对于主要都市区的定义是至少有5万居民的城市及相邻的通勤区）。根据定义，美国有378个毗连的主要都市统计区。对于其中每一个都市统计区，我们采集了亚马逊等公司或政府可能用来确定未来技术中心位置的三类标准信息。留住和吸引工人并非易事，它需要多样化的工作机会，大量单身人士的约会平台，以及足够的人口来支持餐饮业和文化活动设施。都市区的规模不必像纽约或波士顿那么大，但是，如果没有至少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新地区就不可能吸引和留住所需的劳动力。这是结合教育成效来创造当今技术中心的要素，通常以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口比例和人均专利数量来衡量。但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技术中心也需要高质量的大学基础。大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创新增长的中心。我们需要保持在大学教育中的领导地位，并更有效地将大学融入商界。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关系，或麻省理工学院和肯德尔广场生物技术中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典范。当然，一流大学可以创建，我们已经看到好多美国教育机构的理工教育在过去30年的显著改进。话虽如此，在评价城市作为潜在技术中心方面，一个自然的起点是它们现有的大学的理工教育质量。现有超级明星城市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房地产限制，这些限制使房价飞涨。第二个问题是工人上班需要很长时间，通勤时长使人很不快乐。第三个问题是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决定性因素——安全，因为无须赘说，犯罪活动频繁的地区不是理想的栖居地。综上所述，鉴于当今美国超级明星城市的集中，我们得出了一个或许令人惊讶的结论：有庞大的城市规模，拥有高学历的创业人口，拥有实力雄厚的教育机构和良好的生活质量——具备这些条件的都市统计区或组合将有可能成为重启美国经济的新引擎。
图书简介：本书深入剖析了美国创新的历史脉络，并针对当前挑战和未来前景提出了深刻的洞见与策略。这更是一份关于创新的国家型战略：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参与，扩大科技投资，鼓励地方创新，并帮助普通的美国人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以确保资金被明智地使用，利益在美国各地共享，重获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并最终使美国落后的地区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