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研究：我国对非传播的驱动力
李洪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
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非洲研究经历了渐进的发展过程，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非洲研究界在学术产出的同时，还肩负着对中国政策、理念、倡议进行学理性解读的任务，发挥着拓展学术传播和大众传播路径的作用，并通过学术合作网络实现中非联合话语的产出，抵冲美西方负面舆论。未来，我国非洲研究可在三大全球倡议的引领下，进一步针对非洲特点和非洲需求，发挥网络优势，加强队伍建设，联合学术界相关学科专家，讲好中国故事，也带动非洲话语权提升，实现对非传播效能的最大化。
关键词：非洲研究、对非传播、学术传播、三大全球倡议、区域国别研究
学术研究运用不同理论、知识和经验，以科学的方法探索世界，解答人们关于世界的疑问，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方案。学术研究是知识和观点的生产过程，也是二者的传播过程。因此，学术研究既是国际传播的有机组成，又是国际传播的知识后盾与思想理念支撑。我国有学者认为：“学术研究成果处在传播内容生产链的最顶端，学术对外传播能够通过国际化的交流实践促进理论创新和提炼，进而帮助讲述者优化故事结构，增强感染力，帮助跨文化的倾听者选择恰当的阐释框架，增进认同感。”一个国家学术研究能力越卓越、成果越丰富，其所产出知识和观点的传播能力就越强，影响力和覆盖范围就更大，所发挥的传播效果也会越好。区域国别研究基于自身的跨学科特点，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国际传播学与区域国别学的‘双向奔赴’应当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学科支撑。”
随着近年国际形势的复杂化，尤其是中美关系消极因素增加，欧洲对华立场深受影响，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中国国际传播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对非传播的效果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冲对我国不利的西方话语，支持我国外交战略的实现和国际合作的开展，并推动三大全球倡议深入人心。与之同时，三大全球倡议也为对非传播注入了新动力，尤其是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全球文明倡议。我国非洲研究应遵循全球文明倡议的指引，深度扎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体现人文精神，在对非传播中展现具有独特优势和参考价值的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优秀知识成果和理念思想，阐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价值。
1.我国非洲研究学者可以针对非洲历史与现实及其了解中国的需求，提供知识成果，加大对话力度。“政策导向研究必须客观且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整体上看，非洲依托其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巨大的发展潜能，及其务实灵活的外交路线，国际话语权持续上升。从非洲政府到公民社会，关于非洲真正实现独立发展的愿望和诉求日益突出。我国学者对非洲国家政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结合非洲持续演变中的实际情况，可深入研究当代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公共政策和对外关系，掌握非洲各学科学者在非洲历史与现实方面的知识产出。中国非洲研究院组织翻译出版的非洲学者丛书等体现了我国学界的不懈努力，也为研判未来形势提供了参考。此外，还需跟踪、分析和研究非洲各阶层公众对中国的认知现状和多维度的合作需求。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方能有效推动中非之间的双向知识传播，为对非传播提供有益参照，使对非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有的放矢，契合非洲需求。
2.我国非洲研究界可以联合国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形成更为坚实的学科合力，为对非传播提供新的驱动力。中国研究在非洲正在成为一门显学，非洲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积极发展自主中国研究力量的趋势，尤其是在经济学、法学、中国哲学思想、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等领域。非洲不少大学正在探讨成立中国研究中心的可行性，有中国留学经历的非洲年轻学者正在成为其中的主力。针对这一需求，我国学术界可进行跨学科、多学科协同，为非洲合作伙伴提供相应的教材和参考书目及中外文文献，提出合作建议，持续协助其培养相应学科的人才，推动非洲中国学的可持续发展。在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非洲研究学者往往不能独力承担所有工作，如全面讲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工作可能并非其专长。所以，充分诠释好中国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发展观和治理观的关联，需要有多学科协作。未来在依托既有智库交流对话机制的基础上，可充分发挥中非高等教育体系的主动性和学科优势，形成“百花齐放”的中非学术传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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