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京剧的海外传播先行者，1930年，梅兰芳的72天美国之行在国际舞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与1919年、1924年的两次访日相比，这次美国之行，无论是地理位置上的遥远，抑或是文化差异上的悬殊对梅剧团都是空前的挑战。
从1852年10月，一个被美国人记作Hong Took Tong的广东粤剧团在旧金山为期五个月的首次商演开始，中国的戏曲演出逐渐进入了西方视野。作为一种陌生的艺术形式，不难想象，一开始它并没有得到西方人的接受。关于戏曲演唱，一位法国人曾做出如此描绘，“高到刺耳以至无以忍受的程度，那尖锐的声音让人想到一只坏了喉咙的猫叫声一样的难听。”
得益于梅兰芳二十年代的访日之行，许多来华国际要人都以“观梅剧”“访梅宅”作为游览的必选项目。三十年代，美国公使芮恩施在外交场合对中国官员表示希望梅兰芳赴美表演以促进中美国民感情的愿望，这一番表态恰好契合了梅兰芳一直以来想去西方传播京剧的愿望。于是，在友人齐如山的帮助下，梅剧团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筹备。经过各方努力，1930年赴美演出终于成行。
专业强大的幕后“智囊团”
此次演出取得的巨大成功并非一人之功，除了传统京剧的艺术魅力、梅兰芳过人的艺术才华，与梅剧团以及梅兰芳背后强大的“智囊团”前期长达七八年的准备息息相关。
梅兰芳访美期间有一个专业、强大的团队支持协助。从左至右：总导演张彭春、编剧齐如山、会计黄子美、梅兰芳，前两位是梅兰芳事业与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齐如山（1875—1962），戏曲理论家。1931年与梅兰芳、余叔岩等人建立国剧传习所，从事戏曲教育。
张彭春（1892—1957），中国教育家、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导演。1948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七年磨一剑
宣传工作是梅兰芳一行人筹备活动的重中之重。为了让更多美国人了解梅兰芳，齐如山当时雇用了两名美国通讯员，每月酬以微资，让他们时常与美国各报馆通信并附上梅先生的照片，这种宣传颇生效力。
张伯苓的嫡孙张元龙在回忆“叔祖父”张彭春时说，在美国演出，梅兰芳一场一两个小时，无法被美国民众接受。张彭春就规定：演出时间为45分钟；乐队用纱帘档上（原来乐队是在台上）；少唱多舞，把戏剧加以改革，使之可以被西方听众接受。
梅兰芳深知此次出行是为国家民族争体面的，在北平一遍遍训练团员，诸如怎样打领结、走路、言谈举止、吃西餐等事无巨细地都进行了精心排练。他说， “我们这次去，大胆的说，是要替国家争体面的，希望诸君不要以一举一动之微而加以忽视，处处都要表现出我们老大中国的新兴气象。切记！切记！”
大获成功
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梅兰芳选择在这一时期访美无疑无法获得可观的收入，但他的目的也并不在此。赴美途中，同船的纽约巨商李德纳问梅兰芳，“你为什么这时候到美国去呢？若是在风潮未发生之前，抑或在若干时日以后，略等市面恢复，你一定可以赚钱呢！”等他告辞而去，梅先生平和地与团员说， “须知艺术自艺术，金钱自金钱，若以金钱而艺术，便不是真艺术了！”
1930年2月17日，这是中国京剧历史上首次在百老汇上演，图为纽约百老汇四十九街大戏院公开首演海报。
梅兰芳在芝加哥演出时《本周芝加哥》的宣传单页
旧金山市长詹姆斯·罗夫欢迎梅兰芳一行的到来
梅兰芳在旧金山的“上海楼”餐厅招待晚宴与当地华人票友
在演出剧目上，考虑到美国观众的审美习惯，梅剧团选择了歌舞并重的剧目，包括《贵妃醉酒》《天女散花》《刺虎》《闹学》《打渔杀家》《打城隍》《空城计》等。值得一提的是，《刺虎》谢幕达十五次之多，这在国内也相当罕见。
梅兰芳在美国演出京剧《汾河湾》（梅兰芳饰演柳迎春，王少亭饰演薛仁贵）
梅兰芳访美演出剧照
西方各大主流媒体都被梅兰芳与京剧的评论覆盖。
《纽约先驱论坛报》登载的梅兰芳剧照与京剧艺术介绍
有人说，“梅兰芳的艺术无疑超越了东西方之间所存在的障碍。”的确，梅兰芳的访美演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将中美戏剧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让国粹京剧真正走向了国际舞台的前沿。
对梅兰芳攻击最猛烈也最无情的恐怕要数上海出版的文学杂志《文学周报》了。它赶在梅兰芳赴美前出版了一期关于这位中国演员的专号。郑振铎(1898—1958，署名西源) 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作家、文学艺术史家和批评家。他撰文谴责男扮女的旦角是“一种残酷的非人的矫揉做作的最卑下的把戏”，觉得“以扮演这非人的不合理的旦角著名的‘变态人’梅兰芳竟居然的成了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在国际上的声誉竟可与李鸿章、孙中山相比肩’”是十分荒谬的，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另一位评论家认为梅兰芳是“反常社会的产物”，宣称他的男扮女装是“一件反常的事，反自然的事”，认为让梅兰芳代表中国艺术到国外去是一件又可笑又可悲的事，梅兰芳的欧美之行并非“表扬国粹”，而是“表扬国丑”。同样地，批评者们谴责中国人美化宣传梅兰芳和他的男扮女装(“纯粹女性化”)，不将中国的艺术、文学或学术，反倒将梅兰芳的男扮女装看成是唯一可以代表整体中国文化的东西，当作是中华民族所当享受的国际荣誉。批评者们呼吁，为了维护中国的国际声誉，中国应该尽快彻底地废除这种恶习。有位评论家批评得更严厉，他斥责梅兰芳到国外演出和中国的文化艺术没有一点儿关系，只不过像出把戏的猴子，或者像游戏场里的怪兽珍禽展览，替外国剧场老板赚钱罢了。梅兰芳1924年的赴日演出其实只是为了庆祝大仓喜八郎的生日。
这些针对梅兰芳的论战文章(其中一些已接近人身攻击)延续了20世纪早期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和戏剧改革者对中国传统戏剧发起的攻击，认为中国传统戏剧(中国封建社会残存的历史遗形物)，尤其是男扮女装的惯例传统，是过时的、落后的、可耻的，有损于中国的民族认同，也损害了将中国重建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的民族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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