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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先生教导我们，“书，无所不读，但要有两三部得力的。”他在辅仁的同事，历史学家柴德赓先生也说：“经史基本书，必当有三数种熟读，方能运用不穷。”不论经史，单就现代学人谈文论艺的著作而言，顾随的书正是我最得力的两三部之一，浸润其中几十年，写文章动不动就引。有朋友提醒说，你别把他老人家的毛都薅光了。所以现在我引得少了，但他的书还是摆在我书架上最近的位置，随手取阅。 但顾随写得少，说得多。这说的部分，都收在叶嘉莹和刘在昭当年记录的讲课笔记里。最近出版的《顾随中国古典诗文讲录》里，洋洋八册，说唐诗，说宋词，说《诗经》《论语》《文选》，我们读起来，就仿佛坐在顾先生的讲堂上，听他侃侃而谈。梁实秋曾说，听梁启超演讲和读他的讲稿之不同，犹如看戏和读剧本。顾随讲课，活龙活现，特别接地气，特别贴心，所以是出了名的叫座。据说当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谢迪克（Harold Shadick）——《老残游记》的英译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老师——也曾去顾随的课上观摩学习。我们无缘亲聆謦欬，但现在拿到的是好剧本，效果也就“下真迹一等”，是非常难得的受用。这么好的老师，也难得有这么好的学生，叶嘉莹和刘在昭，她俩把当年老师上课的内容，记录得这么全，保存得这么久，真是奇迹。在致敬这位了不起的老师之前，我们先要向这两位了不起的学生致敬。![]()
1943年夏，顾随与辅仁大学国文系41级部分女生摄于北京南官坊口寓所房前，右二为叶嘉莹
顾随，字羡季，笔名苦水，别号驼庵，河北清河县人。1897年生，四五岁时进入家塾，十岁进广平府中学堂，1915年通过了北大国文系的入学考试。据叶嘉莹说，校长阅卷发现他的中国文学水平卓异，建议他改学西洋文学。有人说是蔡元培，错，因为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是在1917年初。不管怎么说吧，顾随于是先到了北洋大学预科专攻英语，两年后转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20年夏毕业，先是教中学，1926年起执教于平津许多高校，特别是在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都各执教了十年左右。1949年后，他分在天津师范学院任教，直至1960年去世。![]()
四十年的教学生涯，弟子无数。周汝昌评价其师：“一位正直的诗人，而同时又是一位深邃的学者，一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使劲儿踮脚戴帽，却也是真心话。1947年初，叶嘉莹在所撰的顾随先生五十寿启中，说： 先生存树人之志，任秉木之劳。卅年讲学，教布幽燕。众口弦歌，风传洙泗。极精微之义理，赅中外之文章。偶言禅偈，语妙通玄。时写新词，霞真散绮。
这一段话，把顾随主要的成就都点到了：长于教学，精于文学和禅学，同时又是诗人（他曾与同学冯至约定，一个写新诗，一个写旧诗词曲，各不相犯）。“极精微之义理，赅中外之文章”，概括得最好。“义理”与“文章”并举，而不及于“考据”，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风气之变，首在“考据”，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成为胡适引领学术风气的原因。而顾随年资稍浅，所治又是旧传统所谓“词章之学”，“考据”非所究心，故不预“五四”以来的学术主流——他只在元杂剧方面做过一点辑佚校勘工作。说他“极精微之义理”，那也是词章里所表现的“义理”。 “赅中外之文章”的“赅”，意思是兼括。顾随所讲的好像只是中国古典的诗词文赋，但他出身北大英文系，西洋语言与文学的修养很好，英、法、俄等国的文学都熟悉。他经常在课堂上恰到好处地拈出英语的表述来画龙点睛。正是因为兼通中外，就更能反思中国文章的好处，和别国文学不一样的好处，同时也深知缺点之所在。所以，若论顾随对中国文学与中国学术的独特贡献，首要的一点就是：他是处在中西文论传统的中间，吸收了两方面的优点，而成就了他援西入中、既精且博的诗学。 西方诗学重体系，重分析，如二十世纪的新批评学派，注重对文本条分缕析，一句诗能讲上半天，有时就会惹人生厌，觉得真啰唆，真没有必要。中国古典诗学呢，素重感悟与兴发，历代的诗话词话多为印象式批评，点到即止。你会欣赏他们的要言不烦，但是只给论点，不予论证，你的悟性要是跟不上，简直不知道说啥。总之，中国传统诗学的好处是精辟，缺点在空疏；西方诗学则以分析见长，而有繁琐之弊。这两种阐释模式，各自利病鲜明，合则双美。 所以，自从二十世纪初中西诗学相遇之后，说诗者受西方沾溉甚深，而本身的传统学养也非常深厚，遂融会贯通而成为一种极富活力的现代中国诗学。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中间，朱光潜、梁宗岱等西化程度较高，废名、俞平伯等传统色彩较浓。顾随是属于后一系列的，他与废名、俞平伯都出自周作人门下，但相比他俩，顾随不那么突出个人趣味，更显广大周正，我认为成就最高。他对诗的阐释，是西方分析思路加感悟兴发的中国固有谭诗方式有机融合的典范。 顾随当年的影响不大，因为著述偏少，最厚的论著如《东坡词说》和《稼轩词说》，加起来不到一百页。《揣龠录》长一点，也不到一百页。他说过，受禅佛影响的中国古代诗人，王、孟、韦、柳，产量都很少，因为佛教是万殊归于一本，以一当十。不受佛教影响的诗人，比如李、杜、韩、欧、辛，产量大，而且开合变化。顾随精通不立文字的禅宗，下笔自然矜持得很哪。 可他的言说是何等浓缩的精华！读他的书，让人想到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真是游刃有余，将复杂的解析工作做成一场表演式的手术。他讲课，讲诗词，就像他说的，杀人要从咽喉处动刀。比如，他说南宋词，一个字，“瘟”。他说《聊斋志异》，也是一个字，“贫”。一个字不够，他就一句话。他说李太白“好像只要人一捧就好”，他说辛稼轩“叼住人生不放”，他说“韩（愈）之文就是气冲而已，一杠子把人打死，使人心不服”，他说鲁迅的白话文“收拾得头紧脚紧，一笔一个花”。这些精悍无比的概括，深得禅宗话头的真髓。 但顾随不光有禅师智慧，而且有菩萨心肠。他做事细心，教学生耐得烦。他论诗衡文喜欢单刀直入，却不是单凭直觉，而是经过了对无数文本的分析与归纳。你读他的《稼轩词说》和《东坡词说》，就能领略到他那剥茧抽丝的本领。如《东坡词说》讲“时下凌霄百丈英”的一个“下”字如何好，就能讲满八百字。《稼轩词说》讲“谁似先生高举，一行白鹭青天”，比老杜诗少用了一个“上”，真可谓“老婆心切”：
夫“一行白鹭”之用杜诗，其孰不知？但若以气象论，那一首七言四句，排万古而吞六合，须还他少陵老子始得。若说化板为活，者位山东老兵，虽不能谓为点铁成金，要是胸具炉锤，当仁不让。“一行白鹭青天”，删去“上”字，莫道是削足适履好。着一“上”字，多少着迹吃力。今删一“上”字，便觉万里青天，有此一行白鹭，不拄，不抵牾，浑然而灵，寂然而动，是一非一，是二非二。莫更寻行数墨，说他词中上句“高举”两字，便替却“上”字也。盖辛词中情致之高妙，无加于此词者。
平常人哪里体会到这一步？昔日的诗话词话，一般也不会给你这么铺张奢侈的讲解。所以，读顾随的书，看上去薄，读起来厚，只能慢慢品尝，如秦桧之所谓“作官如读书，速则易终而少味”。慢慢读来，也就发现，顾随讲诗说文，天花乱坠，好像照着文学史一路说下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却不是没有系统，或者说，体系。这个体系，细无不举，大无不包。从最早收集在《顾随文集》的《驼庵诗话》中，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显然是叶嘉莹最初整理讲课笔记时提炼出来的，有“总论之部”，有“分论之部”。“总论之部”讲诗的成分有“觉”“情”“思”，讲中国诗可以分“气”“格”“韵”，讲中国文字的风致表现为“锤炼”与“氤氲”，这些都是体系性的认知。研究者想重建顾随诗学的整体框架，并不难。 他的诗学体系的核心，我认为，是文学即人学。如果强为之名，应该属于表现主义吧。顾随主张文学是人的生命的表现，他喜欢一切生活中的生动活泼的东西。在内容表现上，他注重“力”“气”“神”；而在文字表现上，他讲究“形”“音”“义”。这都是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但也每每与西方文论不谋而合。 下面我举一个综合的例子。杜甫《夔州歌十首》其九云：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
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凉。
顾随在课上讲，老杜这首诗有气象，写武侯的伟大，武侯祠的壮丽，都衬得住。接着，他先讲此诗的平仄，不同凡响处是用了“三平落脚”：“参天长”“炎天凉”，平平平，落得稳，有磐石之安，泰山之重，声音衬得住。然后，他从“音”说到“义”： 近代的所谓描写，简直是上账式的，越写越多，越抓不住其气象。描写应用经济手段，在精不在多，须能以一二语抵人千百，只用“中有松柏参天长”七字，便写出整个庙的庄严壮丽。“干戈满地”客自愁，而于武侯祠堂，对参天松柏，立其下，客愁自破，用“破”字真好。
好诗是复杂的统一，矛盾的调和。如烹调五味一般，好是多方面的，说不完；若香止于香，咸止于咸，便不好。喝香油，嚼盐粒，有什么意思？只是单独的咸、酸，绝不好吃。“干戈满地”“客愁”而曰“破”，“云日如火”“炎天”而曰“凉”，即是复杂的统一、矛盾的调和。
说到“好诗是复杂的统一、矛盾的调和”，与西方新批评提倡的“包容的诗”（poetry of inclusion）正相契合，新批评也强调诗应该容纳和平衡许多对立的冲动，把不调和的品质与不相容的经验综合到一起，形成“张力”（tension）。老杜此诗便是有“张力”。近代上账式的描写，外国有左拉的自然主义，中国有巴金的社会小说，顾随都大为不满。他要的是手段的经济，以一二抵千百，则又是中国传统的遗貌取神的做法。以上算是形式主义批评，最后又转入道德主义批评。顾随说，人生在乱世，所遇是困苦艰难，所得是烦恼悲哀，有什么对付的办法呢？—— 一是消灭，二是脱离，三是忘记，四是担荷。老杜此诗盖四项都有，消灭、脱离、忘记，同时也担荷了。如此了解，始能读杜诗。
你看，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从道德批评到形式分析，顾随真是多管齐下，从极大到极细。杜诗最难讲，而顾随讲杜诗讲得最好。杜诗讲好了，还有什么诗讲不好呢？ 顾随讲诗词，我最佩服的一点是，他不仅能把优点讲到位，而且能够指出缺点有哪些，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位老师在课堂上说三道四，大放厥词。在我看来，这才是他独一无二的地方。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第五幕有一句话：“没有谴责的自由，就没有谄谀的颂扬。”汉语世界普遍译成更有深意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我引这话的意思是：如果不能在同时指出、并且也指得出缺点的情况下加以赞美，那就落不到实处，无非开一张花体字签名的空头支票。 大作家的好作品，并非十全十美。顾随绝不迷信任何一人，不管是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他都不仅仅能够看出其人其文的优点，而且敢于，并且善于，点出毛病。从全体的创作，到一首诗，一个句子，甚至于一个字，他都能给你讲出为什么好，为什么糟。从来讲诗没有像他那样讲的，讲优点也讲缺点。优点讲足了，又回头讲那不得不讲的缺点。或者，缺点讲清楚了，再转过去讲那舍不得不讲的优点。他讲东坡词，讲稼轩词，真叫一意孤行，把一首词拆开，揉碎：这一句，弱了；那一句，凑的。然后，吹尽狂沙始到金——那才是足赤的纯金！在《东坡词说》里，他说： 赏观名家之作，一集之中，往往有几篇，一篇之中，往往有数语，简直一败涂地。数语在一篇，瑕不掩瑜，且自听之。几篇之在全集，何似删之为愈？如说前人有作，后人编集，不免求备，故有斯愚，则作者当时何如不作？作了又何必示人？这个便是中土文人颟顸处，不经意处。极而言之，不自爱惜处。
他批评苏轼的颟顸和不经意，如那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坏就坏在“胜马”“谁怕”两句。首先声音不对，仿佛密语之际突然哈哈大笑，闹得很。其次，“怕”个啥子呢？没道理出来这个“怕”字呀。再说，“竹杖芒鞋轻”就好了，何必“胜马”？好比你念叨着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说明你心里还有肉，还有车。苏东坡这么写，表明心里还有马，谈不上“余独不觉”“何妨徐行”。还不是修行不到家吗？ 所以，听顾随讲诗词文赋，最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再举几个例子。比如林逋咏梅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他说，两句似有鬼气，不类其为人也。又如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说，这十四个字“真笨”“太用力”“心中不平和”，而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多少自在。再如老杜的《江南逢李龟年》，从来都认为是杜甫七绝中最有韵味的，他却说，其实是滥调写成，废弛了力量，落入了窠臼。诸如此类颠覆性看法，真让人开眼、醒脑。我们从小读课本上的范文长大，只学会跟老师鼓掌，哪见过有老师拍砖？![]()
1941年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及研究生摄于恭王府花园,前坐为顾随(左)、余嘉锡 顾随说诗，眼高手辣，胆大心细，能见人所不能见，且敢说人所不敢说。比如他说，不好的作品，坏人心术，堕人志气。坏人心术，以意义言；堕人志气，以气象言—— 如《红楼梦》便是坏人心术。最糟的是“黛玉葬花”一节，最堕人志气，真酸。见花落而哭，于花何补？几时中国雅人们没有黛玉葬花的习气，便有几分希望了。
这不是故作高论或酷评，他是自洽的。在反对文学的“伤感”（sentimental）这一点上，中外同心。何况我们读顾随，也要有一点禅意，不能“死于句下”。他那么激动于周汝昌写成《红楼梦新证》，当然不会把《红楼梦》看成坏作品，他只是以《红楼梦》为“能品”而以《水浒传》为“神品”，相比之下，才说出“余不喜《红楼》”的话来。他每有褒贬，都能讲出一个道道儿来，但不是任何一个说法都要我们同意。他岂不知有些说法是剑走偏锋、棋行险着？张中行真是解人，他认为顾随说诗是“在为上智说法”： 其中也许有不少或很多偏见，但他有见，不是在浮面上滑，就能够启发读者深思。思的结果也许是觉得顾先生的所见并不都可取，甚至都不可取，这也好，因为可以证明自己已经有了靠自力走上阳关大道的能力。
顾随说得好：“人说话不对不成，太对了也不成；太对了，便如同说吃饱了不饿。”的确，我们平常见多了四平八稳、一团和气的评论，净拣好话说，从不说错话，结果是废话一箩筐。哪像顾随，平视那些了不得的大作家，真能讲透他们的好处，而一旦出现了败笔，总难逃他的法眼。“曲有误，周郎顾”，顾随之谓也。 顾随的书，越读到后来，我越是发现，他在讲作诗，也在讲做人。人与诗，哲学与文学，在先生的课堂上是打通了的。他说，“余常拿人生讲文学”，“余之讲‘诗’，合天地而为诗，讲文亦如此。”所以，他就诗论诗之余，喜欢借题发挥，讲着讲着，就从诗讲到人了： 简斋“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二句并不伟大，而是诗，此必心思细密之作，绝非浮躁之言。支撑国家和社会的青年，是中坚，是柱石，不可气浮心粗，要心思周密，而心胸要开阔。着眼高，故开阔；着手低，故周密。对生活不钻进去，细处不到；不跳出来，大处不到。
所以，我认为顾随的讲课，是德育、智育和美育的合一，是最好的人生教科书。尽管一辈子不出书斋和讲堂，他却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洞晓世道与人心。他精于佛学，但不取佛门的消极与虚无，而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张中行说他“待人永远是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加释家的‘发大慈悲心，度一切众生’”。他最服膺的是诗中杜甫、文中鲁迅，都是特别能吃重的人物。这看上去有点奇怪，身为周作人门下弟子，顾随三句话不离鲁迅。因为跟鲁迅一样，他是个勇猛精进的人。他喜欢曹操，喜欢辛弃疾，既能作诗，又能做事：稼轩是承认现实而又想办法干的人，同时还是诗人。一个英雄太承认铁的事实，太想要想办法，往往不能产生诗的美；一个诗人能有诗的美又往往逃避现实。只有稼轩，不但承认铁的事实，没有办法去想办法，实在没办法也认了；而且还要以诗的语言表现出来。
顾随讲正心诚意、洁身修己，是个儒家，甚至道学。但如张中行所说，“他心道学而情不道学”，所以能说诗说得热烈，写诗写得缠绵。好诗的标准，在他，是有生的色彩、力的表现、动的姿态，且有隽永的情味和意趣，却非静静的道心、空空的禅意。他欣赏的禅宗人物，也是坚苦卓绝的赵州和尚，以其八十犹行脚，这才是积极的出家——顾随说：“西洋人出家是积极的，中国人出家是消极的。”“外国人打气，中国人泄气。”中国人以看得开、放得下为高，其实是泄气的表现。这是将“取舍”两端，单取了一个“舍”字，却舍了一个“取”字。 顾随要我们进取，要打气，不要泄气，尤其不要守着一亩三分地，“上床认得妻与子，下床认得一双鞋，一文钱尚且穿在肋骨上面”。所以顾随才痛贬胡适推崇的朱敦儒《樵歌》，认为其中显露的小我，畏缩而猥琐。他对蒋捷的《虞美人》词——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也是半肯半不肯。他说上半阕，多大，多结实。那少年的心气和那不思前想后的劲儿；那中年的挑担子，活动地面大，非奋斗不可。真是没一个字不好。可惜下半阕糟了，泄气了： 好仍然好，可惜落在中国传统里了。……一切不动情，不动心，解脱、放下，凡事要解放、要放下。其实人到老年是该解脱、放下，但生于现代，解脱也解脱不了，放也放不下，不想扛也得扛，不想干也得干。
今天的读者喝多了心灵鸡汤，听这样的老师的现身说法，是可以振衰起敝的。 顾随的哲学是积极向上，但最可贵的是，核心仍然是孔孟之仁与释迦之慈悲。他的《揣龠录》写到后来，颇不以禅宗的有大智、大勇而无情、无哀矜为然。说诗亦然。举一个例子。他不怎么喜欢黄庭坚，一个“二手诗人”（second-hand poet），玩儿文字，又没什么人情味、同情心。从“看人获稻午风凉”一句，可见此老之全无心肝。“获稻一事，头上日晒，脚下泥浸，何等辛苦？‘午风凉’三字，如何下得？可见他是看人，假使亲手获稻，还肯如此写如此说么？”西方有一句话顾随引过：“我们需要更脏的手，我们需要更干净的心。”如黄庭坚这句诗里的手固然不脏，可心却不够干净吧？ 像这样从诗的文本自然生发出来的对人的德性的推尊，在顾随的诗文讲录中随处可见。听顾随讲课，既可识得前人文字的高妙，也能觑见作者人格的光辉。古人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逢。顾随先生是授业的经师，更是传道的人师。有这样的老师是有福的。十三行小字中央
独孤求败的罗隐
《水浒》里的人情
《聊斋》小样儿
末世的伦理学：从《蜀碧》到《黑洞》
十三行小字中央：朱彝尊的风怀诗案
附逆者的逆耳忠言——读《花随人圣庵摭忆》
文心提气骨，花光艳红绮：潘天寿与倪元璐诗学因缘
为山作传，为水作诔——读《两宋萧山渔浦考》
微言一克的重量：从郭在贻的训诂谈杜甫诗的校注
杜甫为什么说马的瞳孔是方的？
栀子花茉莉花
善歌如贯珠赋
文学研究中的诗意
顾随先生的讲堂
一惊一乍又一精一诈：论小学语文
下不为例：也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文、学、史的大手笔——论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
从麻雀山到樱草丘：关于赫尔岑的随想
波德莱尔与永井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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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虾是怎样制成的？——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大历史与小时代——读奥利维埃•罗兰《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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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弱水，男，1963年生于安徽青阳。现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1999年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现代诗学研究，近期转向以比较诗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典诗学。有专著《卞之琳诗艺研究》、《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丛论》，诗集《线装的心情》，编有《余光中选集》、《卞之琳文集》等。
2017年3月22日，中国作协《诗刊》社2016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颁奖会在四川省遂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经过诗词奖评审委员综合评审，江弱水获年度青年理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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