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 / 陆高阳
在《素晴日》中，高岛柘榴同学说过一句致敬《西哈诺》的台词：“我喜欢的人是诗人、哲学家……也是空气力学的先驱……”看来高岛同学喜欢的人是个有着多重身份的人。在后现代状态下，我们似乎距离那个理想愈来愈远了。
而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也是如此：眼科医生、中东幼狮，也是空气力学的先驱——近日飞往莫斯科的巴沙尔·阿萨德。
对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垮台，我们可能有一种异样的感受——既不是痛苦，也不是弹冠相庆，而是一种深深的幻灭与无力感——不论是因为在对抗锡安主义时，抵抗之弧的关键一环崩溃也好，还是因为巴沙尔所带有的泛阿拉伯底色也好。对于这种感觉，我们暂且放下不谈，我们先回归巴沙尔与叙利亚本身。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必须再次成为《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所描述的东西——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回复，而是作为一个辩证的发展:"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科尔施
回望中东大地，曾经有一股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思潮——阿拉伯社会主义。其先驱者为阿拉伯统一而团结，成立了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如今，曾经的阿拉伯复兴理想已随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旗帜下落，化为镜花水月；小阿萨德，这位曾经的中东幼狮，如今也摇身一变，成了空气力学的践行者——乘坐飞机，离开叙利亚，飞向莫斯科。无论是由于哈菲兹·阿萨德、萨达姆·侯赛因等人对这一意识形态的背离，还是复兴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的帝国主义、锡安主义和极端教权派的持续威胁与打压，终究，在今天“死而不僵”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潮“回归天空”，被彻底埋葬了。一如《素晴日》行文中的电波系语言，后现代状态下的哲学越来越难以解释我们的现实世界，话语失去了意义，字符拼凑成图像，我们只能在无意义中摸索前进的意义。
泛阿拉伯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思潮迸发出的浪潮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首先，这里所说的空气力学，不等同于物理意义上的空气动力学。我们似乎既可以把这种“空气力学”理解成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拖延战术。在《西哈诺》之中，“空气力学”虽然未被提及，但其可以由西哈诺编出的数种登上天空的方法归结而来——为了拖住伯爵，让罗克珊和克里斯蒂安完成婚礼，他向伯爵讲述了这几种方法。
如果我们把视线转移到阿萨德政权身上，那么巴沙尔“空气力学”的最终目标，大概就是将他的政权“拖”到反对派以及他们的后台一个接一个倒下，从而在叙利亚内战之中平稳落地，缓缓升起，走向未来。“空气”是支撑“空气力学”概念的关键，而托举他的这一“空气”恰恰是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
空气力学少年——巴沙尔，与空气力学少女——巴沙尔夫人一起，一刻不停地追逐空气力学之梦，一面继承父亲哈菲兹·阿萨德的衣钵，打压反对派，享受作为总统的资本与声名，依赖驻叙俄军；另一面，他们也阻挡着重新罩在叙利亚妇女身上的黑袍，“让教堂和清真寺通过爱与信仰团结在一起”，站在对抗锡安主义的前线。
但问题在于，“拖延”并不是总能成功，空气力学终究不是空气动力学，它是一个虚无缥缈而无力的概念，而不像空气动力学一样，有其现实指导意义——正如今天叙利亚疲软的复兴党组织早已不是曾经的阿拉伯复兴党，有着一呼百应的力量；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指导意识形态在对经历“妥协再妥协”的多轮私有化进程后，早已不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而是务实政治。
我们都对阿萨德政权崩溃如此之快感到意外，也许是因为近来叙利亚“没有什么新闻”，再加上巴沙尔夫妇访华——这两者一同给我们带来的印象是，叙利亚似乎越来越平静，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但这平静下实际暗藏着汹涌的波涛——经历了长年的内战，以及近年疫情的冲击，再加上关于叙利亚人权问题的《凯撒法案》带来的新一轮对叙利亚制裁的加码，外强中干的阿萨德政权在经济上已经表现出崩溃的迹象。经济衰退加剧了人们的不满，“大饼”似乎不足以让叙利亚人民的生活得到内战前水平的保障，而那些“进步”“世俗”的话语，在经济萧条与政府军一触即溃的事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和疲软，政府军一开始放弃防守哈马市时，人们还以为其要在大马士革进行决战，最后竟连像样的大马士革保卫战也没有组织起来，创造了政权崩溃的新纪录。
叙利亚现形势图
那么，此刻我们的眼科医生巴沙尔选择了展开了普京送给他的羽翼，此刻，他所依托的空气给了他最后的支持，让他运用真正的“空气动力学”飞向了莫斯科，免于摔得粉碎——
象征着再生的大马士革玫瑰
掌管着灭亡的大马士革罂粟
我的空气力学
飞翔吧一个劲地向前飞翔吧
现在一定可以到达的
应许中的地方
莫斯科
老实说，巴沙尔在叙利亚内战局势最严峻的时候还在苦苦坚持，现在却不战而逃，笔者很难想象他在莫斯科当寓公的心情，是对总统生涯的不舍，抑或是解脱？我们尚且不知道，巴沙尔24年空气力学先驱之路走到尽头后，会不会重拾旧业，重新去做一名眼科医生。不过他那位被卷入血腥的波黑内战中，身处海牙监狱，被戏称因为“浪费水资源”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对映异构体——前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在贝尔格莱德以新身份生活时，不仅经营着自己的诊所，甚至通过秘密渠道出版了诗集和小说，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直到他被捕的那一天——塞族人眼中的“塞族英雄”，穆族人眼中的“屠夫”卡拉季奇也许成了一个塞尔维亚为融入西方而纳上的“投名状”，不过塞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把曾经的“塞族英雄”交给海牙进行审判的，我们也无从知晓。
在《素晴日》的故事之中，有这样的三个人格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相信自己是救世主，接受了母亲所信的宗教理念，认为世界将在7月20日终结的“创造者”间宫卓司；能文能武，长相十分美丽，也是理想人格的“调和者”水上由岐，另一个“破坏者”本文不会提及，不做介绍。
间宫卓司的两个人格
巴沙尔的神圣身体已经因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崩塌所毁灭，但是他的世俗身体却依旧在深深的参与现实世界的生产活动当中，也许如同诸多曾流亡莫斯科的寓公一样从公众环境销声匿迹，又或许会重操旧业，重拾旧日眼科医生之梦。
巴沙尔不是诗人，他也不是一个他父亲式的政治强人，只是在名为总统府的舞台上一直扮演这个形象，而卡拉季奇热爱文学，兼具诗人气质。所以卡拉季奇也许更像那个坐在天台上读《西哈诺》的水上由岐，而巴沙尔更像间宫卓司——由母亲（在巴沙尔这里则是父亲）那里继承信仰，接过寄托的希望，也许曾经梦想成为超越“裱糊匠”的救主，最终却扮演了相反的形象。
在如今失去理想、失去方向、失去出口的状态下，唯有由长时间积压的忧郁而来的自身的力量还留存着。难以意识到的与纯粹自然主义的结合的破产，以及如今我们青年中存在着的内讧、自毁的倾向，都在清晰地述说着这种丧失理想后的悲惨状况。——而这，正是“时代闭塞”的产物。
——石川啄木《时代闭塞的现状》
我在开头所言的这种深深的幻灭与无力感，在我看来，也许就是这种时代的闭塞感。那么时代的闭塞感又从何而来？
在《素晴日》的结局当中，皆守与木村记者在河边的讨论中提到是时代的闭塞感导致了这一切事件，所谓闭塞感就是在这个“一切都是新的，但一切业已完成了的世界里，不再有自己的位置，感到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在第一章[天空与世界]中由岐在屋顶上想象世界的终结，以及在电车上思考一成不变的日常，都展现了这种所谓的“时代的闭塞感”。
“一个社会的文化艺术要爆发无非是两种情况，第一是社会充满不确定性，每个人睡着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明天能不能醒过来。另一种是生活充满确定性，一个年轻人走出校门就能在街上看见自己的中年、老年和葬礼。而19世纪末的维也纳作为毁灭世界的试验场刚好就奇迹般的把这两种彼此矛盾的特质融为一体。人们一方面对未来充满恐惧，一方面又在沉闷的生活里随波逐流。”
终之空和素晴日都挑选了末日预言的死期日历，与一种一成不变的无聊日常进行调和。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带来的“一亿总中流”和笼罩在头上的冷战的阴霾，一方面让现实世界的革命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日本社会的集体忧郁感，种种条件的产生使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好像进入的一种历史的终结，一切的一切都在永无止境的日常中被消解了，只有在想象中把“永无止境的日常”和不可能到达的“非日常的外部世界”通过将自己投射到想象中的世界，才能才在当下这种闭塞的世界上活下去。
正是因为永无止境的无聊化是日常导致的闭塞感的扩散，在无法在现实中汲取到崇高的意义后，人们只能转而投向虚构的世界，一直到虚构的世界都无法维持这份崇高的意义，人们开始在虚构的世界中想象世界末日的来临，最后虚构的末日都无法填充人们闭塞焦虑的内心了，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开始在现实世界中制造世界末日来赋予自我的超越性，甚至通过加入cult组织进行实践——在现实中，有“奥姆”成员策划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在《素晴日》中，则有“教主”间宫卓司策划的北校集体自杀事件。
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成员于上班早高峰期在东京地铁施放了“沙林”毒气，造成13人死亡，超过6000人受伤。同年5月，警方对奥姆真理教教会总部进行搜查后逮捕了麻原彰晃。2004年，他被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并于2006年9月被日本最高法院最终确定。此外，奥姆真理教另有12名教会成员也被判处死刑。
人们希望通过大的危机(世界末日)，逃离自己私人的危机(永无止境的日常)。
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是否想象过“大的来了”之后，“永无止境的日常”中的一切烦恼、一切无聊都会随之消失，就像“教主”所想的那样，达到他心中名为“预定和谐”的地上天国？《素晴日》结局中，在对这场荒唐的集体自杀事件进行回顾时，作者提到的“时代的闭塞感”，虽然语出自1910年，但如果我们不把它作为历史名词，而是运用于当代，便具有了一定的普适性。不难看出，我们当今感到的，是与1910年不同的闭塞感，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言“历史终结”的结果。当理想主义的焰火渐渐熄灭，资本主义的堡垒看起来越来越坚固时，我们似乎重新失去了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性可能，这种新时代的闭塞感便又一次浮现出来了。
笔者在读讲东德简史的书《Beyond the Wall》时，看到过一个片段——1973年东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时，东德青年很乐于与来自亚非拉的革命青年接触，因为那是他们能接触到作为现实的“革命”的仅存的小小窗口。有些东德青年认为，如今他们在东德的现代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变得“无聊”与“无意义”，失去了50年代战后重建时期的全民性的热情，革命这个词只存在于歌曲之中——生活在一个“一切都是新的，但一切业已完成了的”的祖国，可能当年的东德青年也感受到了这种“闭塞感”。
第十届世青节时，自由德国青年（FDJ）的一名成员在卡尔·马克思大街（Karl-Marx-Allee）迎接越南代表。
资本主义体系不遗余力的将日常生活纳入到了它的文化构建体系当中去。所以，无论是东欧国家战后重建的热情，还是复兴党曾经所具有的先锋性，都在东德青年认为的“无聊”的永无止境的日常之中日益被消解。当那些曾经捍卫、坚持理想的人，甚至包括窃取理想以为自己装点门面的强人（通过强力手段上台的老阿萨德就有这样的倾向）倒下时，理想本身也就随之倒下了——没人再想起理想是什么样的，连假模假式地举起那面旗的人都没有了。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国家与革命》列宁
当没人再回忆起理想时，过去便成为过去，英雄便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言，成为无害的神像。高岛柘榴所爱的“空气力学先驱”——水上由岐，这个“协调者”的理想人格，实际上作为一个人真实存在过，而她的真身，在一次意外之中，为了拯救掉下悬崖的间宫羽咲的生命而牺牲，而水上由岐作为一个理想化的人格被创造出来的过程，实则正是她如同“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东正教圣人斯大林”一样，被“神像化”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虚幻的人格/神像的水上由岐同学，无法触碰现实世界，再也无力保护那个掉下悬崖的羽咲了。
图注：扔玩偶
在剧情中，高岛柘榴同学通过扔玩偶来研究“空气力学”。但最后我们知道，其实是她自己跳了下来，她在剧情中的对话似乎显示着她还活着，但她早就死了。死而不僵的阿拉伯复兴党的剧终，大概也是如此了。或许它也早就死了，但在剧终之时，我们才知道，“玩偶”落在地面上却发出这么大的声音的原因，与看似活着的阿萨德政权走向崩溃的原因。
是被某些完全超验的全球性权力（命运、历史必然性、市场）所控制的木偶，恰恰是因为“没有人掌管”，即不存在这样的权力，不存在拉线的“大他者的大他者”（妄想症除外）。不透明性是因为今天的社会是彻底的“自反”的，不存在提供一种一个人可依赖的坚实基础的自然或传统。
——齐泽克《敏感的主体》
总之，我们如今看到的局面是：试图打破旧有的地区与全球秩序，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与卡拉季奇的大塞族主义已死，而没有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东德，华约与经互会，更是早就被埋葬了。
那这一切就证明了当前的全球秩序是永存的，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吗？
恰恰相反，历史的进境才刚刚开始，我们的现实世界从来不是“一切都是新的，但一切业已完成了的世界”，而是“一切都是新的，而且正在飞速变化的世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仅剩的一些神圣之物正在被快速的消解，人的存在方式被彻底的改变了，并且无时无刻不正在被改变。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之时才会起飞，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叙事意味着什么？被直播表演的战争和政变意味着什么？在杀人的炮弹上画上二次元虚拟角色意味着什么？虚拟货币和ChatGPT又意味着什么？
在年初，一名俄乌战争俄方士兵在炮弹上画了《碧蓝航线》里柴郡头像，一瞬走红网络，也得到了（包括赛里斯）网友们的订单，其中还有娘化列宁的形象。
这些事相是当代人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波德莱尔写《巴黎的忧郁》之前，巴黎已经忧郁了，列维斯特劳斯写《热带的忧郁》之前，热带已经忧郁了，谷川流写《凉宫春日的忧郁》之前，凉宫春日已经忧郁了。当すかぢ写出《素晴日》之前，galgame玩家已经忧郁了。谁又能书写我们时代的忧郁呢？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我们的存在状态？
时代闭塞感就因此而来。
当萨特写下《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时候，人的意义似乎已经被回答了，当福柯写下《话语的秩序》的时候，权力秩序似乎已经被回答了，当鲍德里亚写下《消费社会》的时候，景观批判似乎已经被点明了，没有哪部书影音能深刻的反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连最敏感的艺术家都无法及时的反应这个社会，更加迟钝的社会观察家更做不到了。
那我们又该如何存在呢？是继续生活在“内讧、自毁的倾向”与忧郁之中，还是起身去寻找意义？
大马士革的玫瑰或许几年之内再难寻觅，但我们自己心中的玫瑰仍然需要盛开，营火仍然需要燃烧。
范式被我们构建，历史由我们创造。我们无可选择，我们彻头彻尾是历史性的，并被毫无保留地抛入世界；无论那些主观的证明会带来什么，排他性地参照内在，在客观上都是一种弃权，是一种规避具体的外部任务的方式；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介入的。
让我以鲁迅先生的话作结吧：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