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Iosif Silinov
“媒体”一词在字面上指传递信息的媒介，但这一概念的建构则是在对社会中传播、公布信息的主体进行描述时完成的。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包括书籍、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媒体的范畴进一步扩大。随着现代社会的建构与大众政治的勃兴，媒体自由在现代国家的宪法条文中已经成为了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原则，媒体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仿佛已经成为了政治权力格局中新的一极，成为了在传统宪法学说中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者之外的“第四权力”。
空前发达的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将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连接在庞大的自媒体网络上，使媒体的触手伸到了曾经能够或多或少独善其身的每一个角落，将大众政治的议程输出到每一个个体的日常生活，使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政治进程的一分子。十分讽刺的是，作为这一进程的结果，人们反而在现代媒体围绕政治动员进行的扩张中潜移默化地建立起了对其专业性与公共性的信任，却遗忘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媒体在根本上仍然是各路政治力量在大众政治中实施动员的武器。
同人类社会中其他的一切事物一样，媒体既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事物，也绝非凭空出现，而是在人类社会结构的演变中逐步产生的。媒体最初的雏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至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早期宗教，不同于现代媒体以人自身福祉的名义动员大众，以教义为主要内容、以教士为现实载体的宗教传播通过为神代言树立民众的认同与信仰。不管是宗教典籍的交流扩散还是传教士们的口口相传，在本质上都同王侯和教会的权力密不可分。
基督教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并非由于其教义本身具有多么超然、先验的正义性，而是出于罗马帝国为境内各个民族提供信仰和认同的需要。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早期，依托于宗教的媒体雏形由少数人垄断，动员群众的权力也仅仅属于少数人，这一态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了上千年，直至欧洲的中世纪和我国的晚清才在西方和东方分别得到了改变，属于少数剥削者的政治动员在大众政治取代宫廷政治的历程中变为以民族国家为纽带的大众政治动员，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媒体向现代媒体的转型更是彻底重塑了媒体实施政治动员的方法论。
1917年的俄罗斯陷入了混乱的革命浪潮，沙皇在3月的退位使俄罗斯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政治进程。在临时政府颁布了解除军官对士兵管辖权的一号法令后，俄罗斯军队陷入瓦解，导致了克伦斯基攻势的失败，也使旧军人拉·格·科尔尼洛夫成为俄罗斯陆军总司令，对临时政府十分不满的科尔尼洛夫于8月25日发动兵变，试图攻占彼得格勒建立军政府。兵变期间，布尔什维克成为了组织彼得格勒防御的主要力量，布尔什维克组织了彼得格勒市区的防御，瘫痪了兵变部队从前线去往彼得格勒的交通，并派出大量党员向兵变部队进行反对兵变的宣传，使兵变部队在科尔尼洛夫下达指令前就放下了武器，在事实上粉碎了兵变。
在挫败科尔尼洛夫兵变后，布尔什维克在9月末和10月通过广泛的政治宣传争取了绝大多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使11月7日凌晨武装起义发动时彼得格勒市内站在临时政府一边同布尔什维克敌对的武装力量仅剩数百名士官生，彼得格勒的起义几乎兵不血刃地取得了胜利。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的半年多时间里，尤其是粉碎科尔尼洛夫兵变后，携带《真理报》和传单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员成为了俄罗斯的一大政治符号。
就俄国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及其政治媒体对俄罗斯工人、农民、士兵、少数民族实施的政治动员而言，我们不难意识到，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政治决战”期间，由强大的媒体实施的大众政治动员往往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布尔什维克通过政治鼓动瓦解科尔尼洛夫兵变正是十分重要的例证——以对基层官兵的宣传鼓动为主要手段，未经交战地直接瓦解一支由旧军人掌握的大规模部队而非凭借革命武装对反革命武装的军事胜利使其投降或倒戈，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在政治动荡十分激烈的前提下，依托媒体实施的大众政治动员并非革命与进步力量的“专利”，政治反动主义的大众动员同样依赖媒体，而其技术手段与其对立面相比反而往往更加多元丰富。在1933年到1945年的德国法西斯专政时期，NSDAP就广泛地通过各类新兴媒体全方位地向德国国民灌输对希特勒独裁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在魏玛共和国尚未覆灭的1932年总统大选期间，戈培尔就操盘了NSDAP的竞选宣传，并将广播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手段；自1933年起，NSDAP就以控制帝国广播公司、建立“帝国收音机协会”等方式将德国广播体系全盘纳入其控制，至1939年，70%的德国家庭拥有了家用收音机。广播的大规模普及使NSDAP精心制作的政治宣传下沉到了德国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通过24小时播放希特勒讲话、在公共场合安装高音喇叭定时播放广播节目、盖世太保强迫公众收听广播等手段，德国广播实现了全面的“纳粹化”，广播成为了NSDAP大众政治动员体系中覆盖面最广的一部分。
20世纪30年代方兴未艾的电影同样是戈培尔的“宠儿”，为宣传NSDAP纽伦堡党代表大会制作的《意志的胜利》、为鼓动德国国民投入战争服务前线创作的《伟大的国王》、反犹主义影片《永恒的犹太人》等片目往往动用数以万计的演员和大量战略物资，并全国公映。军服设计与建筑设计更是全面地贯彻了NSDAP的美学理念和政治动员方法论，并取得了希特勒预想中的效果。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国防军军服与党卫军军服均有希特勒本人参与设计，其设计风格即使时至今日仍然并非过时，使许多本来对政治并无兴趣的德国青年因受到士兵形象的吸引而从军入伍；由希特勒和施佩尔主导的建筑设计秉持新古典主义美学理念，这一理念不仅强调建筑本身存在时的力量感与美感，同样注重建筑在崩塌之后成为废墟时对力量感与美感的保留。
《意志的胜利》是莱尼·里芬斯塔尔指导的一部记录纳粹党六大的影片。动用了16台摄影机、100多名人员、60个小时胶卷，使用了新技术，如移动摄像机、长焦镜头等。其在政治和道德上是一部有争议的电影，但在电影史和美学方面却具有重要意义。
在NSDAP的政治动员体系中，任何能够向公众传达信息、意识形态与美学理念的主题都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政治功用，从而建立起无孔不入的政治动员场域。传统的政治动员主要在特定重大问题上实施鼓动而不主动地将社会生活方式的建构全盘纳入动员体系，而NSDAP则将德国人的生活完全地置于其宣传机器的控制与引导下，即使是娱乐方式上最细微的角落也无法脱离NSDAP提供的公共品。可以说，基于对左翼群众运动的模仿与尼采哲学的逻辑，NSDAP建立了一套以建构政治性的“德国人”形象为中心目标的动员宣传体系，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NSDAP基于极权主义的宣传方法论在战后被世界各大国效仿，直接促使大众政治动员中的媒体宣传从此前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转向了通过全面控制文化产品的供给建构独立的政治舆论场域。
那么，媒体在政治国家与非政治社会之间掌握的巨大社会权力能否使其真正成为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庭抗礼的“第四权力”呢？这一问题的“答案”迄今为止仍是否定的。
魏玛共和国时期，右翼人士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曾经掌握庞大的媒体帝国。自1916年起，胡根贝格收购了德国第一份大众报刊《园艺》（Die Gartenlaube）和电报联盟（Telegraphen Union）并将两者改组为右翼民族主义媒体，随后其媒体帝国迅速扩张，胡根贝格又在1927年收购了乌发电影公司（Universum Film AG，迄今为止仍是德国电影巨头之一），成为了横跨报刊、电报、广播、电视、电影等各大传媒领域的媒体大亨。凭借巨量的媒体资源，胡根贝格成为了一战后初期德国右翼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在右翼阵营的地位直至1929年都远高于希特勒。
在1929年，胡根贝格领导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政治运动，在德国内部造成了政府的不稳，一时之间成为了右翼反对派的领军人物。但随着他组建的德国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DNVP）陷入分裂以及胡根贝格本人同魏玛共和国建制内右翼力量关系恶化，他在1929年后迅速陷入了无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1932年总统大选、国会选举还是在1933年的希特勒内阁中，胡根贝格及其政党都沦为了次要角色，最终他的媒体帝国被NSDAP收购，由戈培尔接手。胡根贝格在1933年的希特勒内阁担任德国和普鲁士邦的经济部长和农业部长，但在同年6月黯然辞职，并解散了DNVP，其党员集体加入NSDAP，胡根贝格的政治生涯正式结束。
胡根贝格的政治生涯充分地说明了，媒体无法真正成为完全的“第四权力”。首先，尽管大众媒体在政治动员的进程中往往能够引导民众实施激进的行为并借此掌握巨大的社会权力，但这种社会权力并非具有强制性的国家权力，而是一种间接的、非强制的“柔性权力”，这种“柔性权力”使媒体难以集中其支持者在重大问题上长期保持有力、稳定的姿态，因此媒体的权力来源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媒体的社会权力十分易于随着其支持者立场的变化而萎缩甚至崩溃，这一点同具有强制力与稳定性的国家权力是不同的。其次，媒体在行为层面同样无法独立地建构起稳定的政治权力结构。
近现代媒体的从业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市民，这一群体本身并不具备统一的政治立场，而是分化为多种政见的支持者，这使得媒体无法建构起以其企业框架为核心的政治权力结构；媒体的所有者同样难以直接依托媒体本身稳定地涉足政治，媒体所有者在同各路政治力量互动时往往被视为不稳定的盟友或者附庸，而非与其他政治力量独立、对等的一员，因此媒体所有者往往通过建立政党或者投靠他人的方式参政，可以说媒体所有者的社会权力并不能直接在权力政治中产生作用，任何一名媒体大亨都必须将自己掌握的社会权力“变现”为硬性的政治权力才能真正参与建制内外的权力政治。
值得一提的是，政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立场往往并不会因对外合作而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媒体在这一问题上则往往易于因收购等行为根本性地改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推特在被埃隆·马斯克收购后，即改变了进行推送的倾向与算法，使其用户中的共和党支持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获得了更大范围的言论自由。
美国记者斯图亚特·阿尔索普曾经以“媒体必须有畅所欲言的自由，这样少数人才不会有为所欲为的自由”概括媒体自由的重要性，但在无处不在的大众政治中，媒体自由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公正。即使媒体提供的文化产品表面上愈发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但它们共同建构了对政治议题去政治化、对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以维护现有政治权力结构的公共舆论场域，这一公共舆论场域的形成反而以一种娱乐化的、消费主义的方式实现了更为广泛的政治动员。
媒体必须有畅所欲言的自由，这样少数人才不会有为所欲为的自由
可以说，在现代社会，媒体自由的扩大最终意味着政治动员的扩大，无论是在多元化的政治权力结构中，还是在一元化的政治结构中，这一点都是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媒体自由带来的普遍多元政治动员在前者中必然进一步加剧结构性的政治对立，而在后者中则更多地促成微观政治议题上的分立和整体结构向前者过渡的倾向。
随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与后现代转型的到来，当代大众政治对媒体的依赖日渐加深，这一趋势不得不使我们在思考公共政治中的媒体问题时脱离传统的“媒体自由—国家权力”视角，重新审视媒体的政治性，将媒体在公共政治中的特殊地位纳入建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考虑范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免于陷入对“媒体自由”这一抽象概念与政治符号的盲目崇拜，而是真正地从实证基础出发慎重地考察如何在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建构与实践中配置媒体权力与权利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