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昨日——10月14日——公布，得主为阿西莫格鲁、詹姆斯·艾伦·罗宾逊和西蒙·约翰逊。
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艾伦·罗宾逊合著过《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禽小然注：西蒙·约翰逊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许多著作的合著者，但他并未对本书作出贡献。）。
该书运用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见解，根据大量历史案例研究，解释为什么各国发展不同，一些国家在权力和繁荣的积累方面取得成功，而另一些国家则失败了。
事实上，达龙·阿西莫格鲁本人曾用《国家为何失败》书中的理论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更确切一些，是“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解释，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简而言之，达龙·阿西莫格鲁按照自己的理论框架，试图说明两件事：（1）过去四十年的中国为什么成功了？（2）未来的中国还会不会继续成功？
以下为达龙·阿西莫格鲁的主要论述过程，我对其论述逻辑做了简单梳理，并在必要时予以简要注释。
第一种解释是，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在某些方面中国的经济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要自由，至少同样自由；
另一种理解是中国通过非常精心设计的、智慧的国家干预和实验，找到了适应其历史、文化和国情等方面的正确发展配方。
两种理解都有一些正确的方面，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转向市场经济，价格体系首先在农村经济，然后在城市经济中发挥作用；同样，要说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还有所缺失，国家仍在经济中占据主导性作用，也没有错。
但我认为，用这两种极端的看法理解中国增长，都是片面的，因为中国既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经典的庇古型国家，通过政府干预解决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解读都忽略了政治的问题。
为什么做出改革的选择？什么时间做出这些选择？为何在1970年代以后才变得可行？哪些因素使得改革得以持续？它们未来又可能如何发展？
这些关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的问题，正是我和罗宾逊十几年来所研究的，这些研究都总结在最近出版的《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里。这些问题也强调了，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政治选择。
| 包容的经济制度 | 攫取的经济制度 | |
| 包容的政治制度 | ||
| 攫取的政治制度 |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类型相同的国家往往稳定，虽然还不至于坚不可摧。但是那些处在对角线上的国家一般来说不太稳定。
为什么呢？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有包容型的经济制度，却有攫取型的政治制度，那么总有一天，开放的经济体系和权力集中之间的矛盾必然要求要么经济体系趋于封闭，要么政治权力更广泛分布。
用一种更简化的、可能有些许误导性的方式来概括，长期的经济增长要求有经济自由。之所以说这是简化了的，是因为包容型经济制度不仅要求有经济自由，还需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其他一些制度性基础。但用简化的语言说，如果想要有经济自由，那么必须得有政治自由，否则经济自由不可能持久，它会不完整、不稳定。
攫取型制度（攫取型经济制度和攫取型政治制度的组合），顾名思义，就是一小部分人用以攫取社会不同群体的资源的制度。该制度得到权势很强的既得利益者支持，因为他们从中受益。虽然不像包容型制度那样包容竞争、鼓励创新，但攫取型制度常常显示出相当高的稳定性。一旦主导了社会，并不会转瞬即逝，自动消失。
简而言之，没有理由认为攫取型经济制度会自动消失。
我们已经可以大致想象到，攫取型经济制度下可能的经济增长类型。这种经济增长不能威胁到社会中那些政治上有权有势的群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增长要有利于社会中现有的企业和精英；运用的是已有的创新，从而不会产生“创造性破坏”。说得更具体一些，虽然攫取型制度不能产生技术创新、“创造性破坏”，从而不能维持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但是攫取型制度能够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把资源从一个部门配置到另一个部门。在投资拉动型经济中可以这样做，但对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资源的重新配置只可能在之前的众多受到抑制的因素被释放出来的初期产生高速的增长。随着更多的资源得到重新配置，投资拉动型增长的收益也将迅速降低。而一旦完成了追赶，必须转变成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
当“创造性破坏”的重要性日益增大时，新的利益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增大，攫取型制度中的统治集团面对的变革压力也将加大。因为当“创造性破坏”变得更加普遍后，它对统治集团的政治权力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我下面讨论攫取型政治制度下经济如何增长。这里我想举一个关于攫取型政治制度下经济增长的典型例子：苏联式奇迹。
西方曾有很多人很迷恋苏联，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因为苏联在经历过一段经济停滞之后，也经历了一段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它通过重新配置，让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提高了投资率和生产率。
现代人往往忘了这一高速增长时期，因为1960年代末期后，苏联经济开始出现问题，但在此之前，人们真的是对苏联模式印象深刻。我最推崇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他不仅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创始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都有过崇尚苏联模式的想法。
我谈这个不是因为我要跟萨缪尔森对着干，我想说的是，连他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他的1961年版的《经济学》一书，将经济学首次引入了本科教育。在这本书中，萨缪尔森认为苏联会比美国增长更快。
他说，虽然美国可能更让人青睐，因为美国拥有民主体制，但是苏联的经济会增长更快。他预测说苏联经济不仅会在GDP总量上超过美国，而且还会在人均GDP上超过美国。
你可能认为后来他会认识到自己预测的错误，但事实上他不是唯一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人。到了《经济学》1967年版出版时，萨缪尔森只改变了一些说法，他把苏联经济会超越美国的时间给改了。预测苏联经济将超越美国这点没变，只不过实现的日子要晚一些。直到1970年代，人们才认识到苏联经济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攫取式的经济，那时人们才开始跟这种攫取型制度保持距离。
我和罗宾逊在介绍我们的书时，不管是对学者还是对一般大众，我们往往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中国呢？中国是你们的理论的例外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你看中国历史，有很多地方都很符合我们的分析框架的一些特征：关于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中国对创新不够开放，虽然中国有很多科技创新，但中国的制度并不够开放，不足以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并使得组织和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政治事件，经济制度变化是改革开放后施加于中国的。
如果放眼更大的背景，虽然其中包含了很大成分的经济开放，我想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处于攫取型经济制度下的增长，它只是利用了资源的重新配置，而没有去改变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来推动经济增长。
我想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社会和政治的转型，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
追赶型增长，如前所说，无疑对中国非常重要，而中国也在这个阶段做得非常成功。我们可以从多个不同层面看到这点。比如从资源配置方面的指标，可以看到中国很多产业在这些指标上做得非常好，资源错配的现象随时间减少。但追赶型增长，从根本上说是有限的，因为顾名思义，追赶型增长依靠的是技术转移、外包生产。这种技术的采纳和改进，到工资开始增长之后就行不通了，而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上升了。
关于中国我们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的，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而我想也应该把中国经济放到一个更宏观的视角中看，因为历史上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从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角，也就是我和罗宾逊的书中尝试提炼的，我们能够提供一些关于中国未来会如何以及应该如何的新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