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征程07 早产的阵痛——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这支部队可歌可泣的血染历程，值得认真地记叙下来，使后来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连载链接：

去苏区找党，说起来容易，真正实施起来却很难，一是出了城向何处走？而无论往那儿走都很危险，还需要搞到路条，否则无法通过各部防区。即便是进了红区，又该如何解释？弄不好两面都要杀头！但此时已顾不了这许多，出城后，袁血卒一咬牙，就直接去找有权开路条的第27师参谋处长王鸿章，张口就请其开张路条。由于之前的关系，两人心照不宣，王鸿章顺手就给袁血卒开了路条。

如前所述，第26路军顶在前（南）边的部队是第25师所部，被红军打残的第27师位于后（北）部——主要负责维护与广昌方面的联系。袁血卒此行的目的地，是前往宁都城东南方约三、四十华里的固厚镇——那里是苏区的中心地带，防守在城南的又是董振堂第73旅，表面上看袁血卒从这里出城岂不便捷？！但那儿是两军对峙的前沿，简言之是军事禁区，当然无法大摇大摆地从这儿穿过，更何况弄不好遭到两边的枪击。所以袁血卒只能舍近求远，佯装要去往城北，然后途中绕道去固厚乡。

那么，袁血卒到底是从哪儿去的固厚乡呢？宁都城除了西南角是山岭之外，几乎四面环水，也就是说必须要过桥才能上路。笔者依据其回忆的行进路程及宁都城周边的地理环境推断，他应该是从城东北角拱秀门外的桥梁过梅江，先向东都一小段路再掉头南下，一路奔向目的地固厚乡的。

实事求是地说，夜晚出城是很危险的，好在哨兵看了路条，问也没问就放行了。出城后，袁血卒辨别了一下方向，随即便鼓足了勇气，沿着空无人烟的山间小路，就像一个满腔热血的过河卒子，深一脚浅一脚地疾速行走着。

由于双方交战的原因，这一带是无人区。一路上，除了不知何处的哨兵为了壮胆发出的零星枪声外，所能听到的只有风吹树梢和自己快步行进的脚步声。由于路生、山间的小道又难走，袁血卒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时才接近固厚。

正当袁血卒苦苦思索如何通过苏区岗哨之时，突然听到一声“站住！”的厉喝，接着就被从山坳上跑下来两个拿枪、两个拿梭镖的小伙子给抓住了。四个人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上来就把袁血卒的双臂反扭过去，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并用梭镖对着袁血卒的胸膛。由于语言不通，也不知这四个小伙子叫骂了些什么。

袁血卒明白，这肯定是游击队或赤卫队，可无论他如何解释，对方也听不明白。急切之下，袁血卒唱起了《国际歌》。听到了这熟悉的歌声，四个小伙子惊奇地给他松了绑，带他去了县苏维埃。

当天下午，袁血卒被送到了位于瑞金叶坪的红军总司令部，在一间屋里见到了红军的朱德总司令。第二天早饭后，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有在上海受训时见过的李富春和第26路军久盼的熟人刘伯坚，一起听取袁血卒的汇报第26路军兵暴的准备情况，并详细地研究讨论了具体细节，以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万一失败准备采取的措施。最后研究归纳了这样几条：

“一、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如74旅争取不过来，则以73旅和总指挥部掌握的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开到苏区。

  三、暴动万一不成功，暴露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一定要离开宁都到苏区来，没有暴露的同志继续隐蔽在26路军中开展工作。

四、解决反动军官时要坚决，行动要快，行动前要注意保密，并规定了开进苏区来的地址和暴动时间。

五、暴动后改为红军第16军。

六、暴动时如有可能，把地主武装的头子严维伸、黄才梯（又名黄镇中，解放后这个反革命分子被镇压）逮捕起来。

七、决定派红四军在会同方面相机予以协助。”

——（注1）

第二天上午，王稼祥、刘伯坚和左权又带袁血卒，去见了苏区的毛泽东主席。在同袁血卒谈话时，毛泽东又专门问宁都暴动到底有多大把握？

“我一时紧张得答不出话来，觉得脸上发烧，稍停了一下，我终于回答说：‘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哩？’我说：‘假使74旅不干，73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

毛主席笑着点了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过细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好的。’”（注2）

与红军总部归纳的那几条比对不难看出，朱德等对宁都兵暴的看法是审慎的——甚至连能否争取到第74旅都不看好，而毛泽东则认为“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过细的组织工作，……”。

实际上除了袁血卒，中共第26路军特支还派了一位同志赶赴苏区——根据时任第73旅上尉参谋的郭如岳回忆，董振堂旅长派他去给红军总司令部送一封由他签名写在红绸子上的信，除了表明态度外还请求接应第26路军的暴动。

郭如岳将信（红绸子）缝在衬衣里，第二天一早出东门奔赴苏区的。东门外是第73旅的防区，郭如岳很顺利地就过了步哨线。但由于只能绕着走，事前未仔细研究地图，第二天上午才来到彭湃县。当日下午被带到红军总部，郭如岳将信恭敬地交给朱总司令。

约定于12月13日举行起义后，中央派王稼祥（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左权等同志携带电台，同袁血卒和郭如岳一起回到彭湃县。12日一早，袁血卒与郭如岳分头潜回到宁都城。

袁血卒返回宁都后，立即向刘振亚进行了汇报，随即两人又同赵博生一起，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为了执行中革军委的指示，除了召开了除了上述三人的会议外，还举行了有董振堂和李青云参加的紧急会议。李青云是河北成安县人，经刘振亚介绍入党，既是士兵支部的书记，又是学兵连的连长——郭如岳去苏区，就是他提供的联络暗号。

五人经过周密研究，准备了三个起义方案：

一是只能争取部分起义，即把党员较多的学兵连，拉去宁都城东南30华里的地方实弹打靶，然后举行起义，投奔红军；

二是争取我党工作比较成熟的第73旅2个团起义；

三是力争举行全军起义。

从这个计划可以看出，当时举行兵暴的条件确实还不够成熟，这三条实际也是上中下三策——上策最有把握、最容易实现；中策是力争73旅的2个团参加起义，由于有董振堂的原因，可能性和把握性还是较大的；下策是通过争取季振同的74旅，进而波及其他部分，举行全军起义。

毋庸置疑，这第三个方案的确非常困难，因为第26路军此时在宁都周围，共有2个师6个旅12个团。要想让这12个团全部参加兵暴——其中大部分并没有党的组织，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如果只举行局部兵暴，风险实际也很大——如果未参加起义的部队追过来怎么办？起义的部队的一举一动，很难瞒过时任第25师师长李松昆的，他至少还是能掌握其老底子第75旅的——这是跟随他多年的老部队。另外还有27师的3个旅，虽然实际只有2个多旅的兵力，但如果一起追讨起义的部队，压力也是很大的。

第一个方案没什么可说的，虽然风险最小，但结果和效果也最差。

主张实现第二个方案的，主要是董振堂和李青云。主要观点是，第73旅即便是有某些军官通不过，但有旅长董振堂压阵，总是能解决的。董振堂与李青云担忧的主要是第74旅，因为直到那一刻，季振同仍对起义还有些犹豫和拿不定主意。在这种危机重重的时刻，任何的游移不定都是十分危险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73旅有1个团驻在候场，距离宁都县城较远，要想调过来存在一定的难度。

赞同第三个方案的，主要是赵博生、刘振亚和袁血卒，他们几个坚定地认为，只要能把季振同的第74旅争取过来，实现第26路军全部兵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只有将第74旅争取过来，宁都兵暴才能顺利实现！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赵博生等义无反顾，决心全力以赴，力争实现第三个方案，也就是最没把握的下策，使第26路军全体举行兵暴得以实现！

通过上述起义前的准备阶段可以清晰看出，若不是因为蒋介石12月5日发出的紧急电文，中共第26路军特支不会立即发动宁都兵暴。

通常说来，即使要想做成一件大事必须假以时日，这就如同女人生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可从王超、刘振亚等中共地下党员到第26路军活动算起，到起义前夜也不过只有7个来月的时间，更何况从酝酿起义到发动兵暴连10天都不到！民间老百姓有句俗语——“七活八不活”，意思是7个月的早产儿可以活下来，但8个月的却往往活不下来。

中共第26路军的党员们勇往直前，硬是拼着一腔热血，促使宁都兵暴这个早产“婴儿”呱呱落地！

如果说，国民党蒋介石的电文是兵暴早产催生素，那王超等共产党人就如同是保证早产的医生！正是这些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的努力，及时联系上了苏区的红军与党组织，用超乎寻常的意志和力量，在短短不到10天的时间里，化腐朽为神奇、变不可能为可能，最终成功地促成了第26路军的兵暴。他们的历史功绩，应当被永远铭记！

这里面起作用最大的，首推中央特派员王超。王超留下的资料很少，只知道他是湖北人，中共早期的党员，大革命时期曾在鄂西搞过农民运动。刘振亚、袁血卒等，虽然也是1927年前后入党的老党员，但是由于没有做过地下工作，又都比较单纯，心里的活动不自觉就在脸上表露出来。加上那个年月的党员所受教育也不多，以袁血卒为例，直到起义前夕都不清楚苏维埃是什么。

如果没有王超带领他们，也许在赶赴第26路军的路上就暴露了。在南京下关过江到浦口遇见刘振亚时，袁血卒和李肃竟然高兴地跳了起来。对此王超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告诫他们要时刻提高警惕，注意防范敌人的侦探。一旦暴露了身份，不单单是个人安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革命的利益和任务的大问题。党的纪律是靠每个党员自觉执行。

王超的这些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坚强的斗争意志和严守党的纪律的模范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刘振亚、袁血卒和李肃。这位被袁血卒等称为“麻子哥”的这些教诲和表率，无疑为后来在第26路军中党的秘密工作，铺平了道路，减少了一些困难和曲折。尤其是在错把特支的文件交到敌人手中的危险情况下，及时机智地悬崖勒马，没有暴露关键人物赵博生，使得早产兵暴保有成功的可能。

更为难得是，在前往第26路军开展兵运工作路上，就注意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和手段提前布局——在去抚州的船上，遇到冯玉祥派往74旅的代表，袁血卒等不愿理他，可王超却与其大的火热，并获取了宝贵的机密：冯玉祥要季振同必要时借道红区，与陈济棠取得联系，相机回北方。这无疑为了解和争取季振同，或者利用季振同的74旅，都有着非凡的潜在意义。

可惜的是，有关王超被捕以后的情况，几乎未见到有什么记载。史载中唯一的提及的，是有关季振同等季、黄密谋反叛的密报，据说告密者是原26路军潜伏党员王超！从文字上看，这个告密者说的应该就是“麻子哥”王超，但他在被捕后是如何脱险的？按照他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红区后期职务应当在刘振亚等人之上。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个谜，只能留待有新的史证才能解开。但不管怎么说，王超为第26路军兵暴做出的功绩，无论如何都是抹杀不了的。

刘振亚

特支书记刘振亚，是山东临清城南吕堂村人。1928年，西北军进入河南后，冯玉祥将其军官学校迁到开封。新任校长张自忠回家乡招收青年学生，正在中学读书的刘振亚考进后被编入第二大队工兵队。是年冬，经分队长杜宗周（共产党员，后在天津被捕牺牲）介绍，秘密加入中共。作为第26路军中唯一与上级组织保持联系的共产党员，他以坚定的革命意志，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地为党工作的精神，迅速在第26路军中重新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为宁都兵暴的成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得知被国民党南昌行营通缉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在安排袁血卒去苏区联系以及不顾当时中央的“要兵不要官”极左路线，下决心迅速发展董振堂和争取季振同等重大决策上，显示了刘振亚的胆大心细与冷静，是促使第26路军的早产兵暴成功名副其实的“催生婆”！虽然后来牺牲在长征路上，没有留下更多的资料，但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乐观向上山东小伙儿的形象（袁血卒语），永远闪耀在红五军团的历史功劳簿上。

袁血卒——之所以喜爱用这个名字而不是袁汉澄，当然是因为这个名字透露出的“血”性！革命成功的鲜花，是无数革命者们用鲜血和生命浇灌而成！在失去党的关系后，袁血卒既没有退缩更没有消极！甘冒抛头颅、洒鲜血的危险，不屈不挠地寻找党，可谓意志坚强的真正共产党员！当其身份已经暴露，非但没有想去逃命，而是积极配合刘振亚工作，不顾个人安危冒死去苏区联络，得到了的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支持，是催生第26路军的早产兵暴成功的第一助产士！为兵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大功！更为可贵的是，历经磨难却一心向革命锲而不舍，不但为宁都起义的催生立下汗马功劳，而且留下完整、宝贵的史料。

赵博生

这里面最值得称道的，是身为高官、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没几天的赵博生，他一不贪财、二不恋官，凭着一腔热血为党的兵运事业奋斗，为第26路军的兵暴起到了任何人都难以起到的巨大作用！可以说没有赵博生的加入，仓促举行的第26路军兵暴，更大的可能是流产或夭折！尤其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没有他的努力，根本谈不上在极短时间内，团结和争取董振堂和季振同，而如果没有这两个掌握兵权的关键人物，绝无可能达成第26路军全体起义的空前成功！更难能可贵的是，入党后就从未动摇过，在两年后的黄狮渡战斗中，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李肃（1910—1941）山东临清人。1931年由王超、袁汉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经中共中央军委培训，被派遣到国民党第26路军从事兵运工作。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任红五军团第14军政治宣传部部长。1941年在延安病故。

同刘振亚和袁血卒等一同去第26路军从事兵运工作的李肃，对于宁都起义同样功不可没！还未加入共产党，就已自觉积极地在为党工作。由于牺牲的早——1941年在延安因病逝世，李肃留下的资料非常少，只知道他也是山东临清人，与袁血卒是同学——毕业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官学校。入党后，忘我地在第26路军中开展兵运活动，在军中秘密发展了数名党员，为兵暴的成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另一位特支委员王铭五，同样由于辞世的过早——牺牲于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初期，也没有留下多少资料，只知道他是袁血卒在第26路军中最早发展的党员。从史料留下的片言只语可以判知，如果没有出色的工作和能力，是不可能刚入党就担任特支委员的。在被国民党南昌行营通缉的3名共产党员中，王铭五的大名赫然在目！实事求是地说，王铭五也肯定为早产的第26路军兵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还有身为第26路军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的罗亚平，又名罗致中，与中央特派员王超同为湖北人。只知道是北伐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连张照片也未留下，同样牺牲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在第26路军的兵运工作中，甘冒杀头的危险争取赵博生，并介绍了赵博生入党。在第26路军早产的兵暴酝酿之前，借其职务之便，截下了通缉刘振亚等人的电报，及时交给了特支书记刘振亚，为后来兵暴的发动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与可能。

至此，第26路军这艘巨大的航船，终于经过26名共产党人的努力，就像是一条小的不能再小的拖轮，奋力将其从进剿红军推进了革命的航道。当云开雾散、尘埃落定，第26路军这艘经历了暴风雨的航船，顺利地停靠到苏区平静的港湾时，外人很难体会到其中惊险万分的过程。试想，仅凭20几名共产党员和几十名共产党的同情者，要想把将近两万人的部队顺利拉到红军一方，谈何容易？！这绝不会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般从容和淡定，而是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这些赤诚的共产党员们齐心协力，以20几人的绵薄之力，借助军中的进步力量，生生撬起了近两万余人的庞然大物！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但将早产的第26路军兵暴催生了下来，而且还震撼了整个中华大地！

注1：见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第36页。

注2：见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