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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缅怀
寻觅父辈长征的战斗踪迹之一：从黄平至刀靶水
三、成都北望
有“锦城”之称的天府治国中心成都，是有着数千年历史记载的名城！唐朝大诗人李白曾写诗誉之：“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前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而张籍的一首《成都曲》，更是描绘出唐代成都的繁华：“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
由于这是笔者第二次来到成都，因而原计划只是稍作停留，故暇亦无心浏览美景。原以为乘高铁可以饱览成都平原的景色，没想到目不暇接转瞬即到！数百公里的行程加上沿途停靠的地点，高铁仅运行了两个半小时。
为节省时间，上午10时到达后，即与期望已久的网友——宁都起义起到重大作用王超（省）烈士的后代把酒言欢！热辣辣的四川火锅，更是增添了相见恨晚的氛围，回顾宁都起义的经过及红五军团的血染的征程，无不使我们感慨万千。令人叹息的是，因王先生当晚有事要去外地，只能相约后会有期。
专程来成都会见的，还有两位神交以往的网友——红28军子弟姚兄和鼎鼎大名的“双石”兄。我们共同交流研究红军长征过四川的历史和体会，虽然观点不尽相同却相谈甚欢。我们基本的共识为：观念不同纯属正常，但历史不能随意篡改！
这样说，当然是有感而发。近些年来，有关论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分裂的文章很多，大都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持平而论，但也有刻意为张国焘张目的——其中主要有三个貌似有理的说法：一个是“南下北上不过是战略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另一个是否定张闻天提出的“松潘战役”，认为应该“赤化全川”；再就是说张国焘的南下吸引了大批国民党军，因此红军陕甘支队的单独北上才能成功。
由于党史军史中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只做了原则定性，因而这三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难免蛊惑不熟悉这段历史的受众。本文将依据其时红军的行动及往来电文等，窥探历史的真相。
1935年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终于在懋功的达维乡胜利会师！消息传到后方，党中央、中革军委及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无不欢欣鼓舞，互致贺电。在当天发给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贺电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根据敌我态势主动提出：
“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顺利展开。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急待决定者。……。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注1）
15日，红军总政治部在《红星报》上发表“伟大的会合”社论：“这一伟大会合的成功，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红四方面军是现时中国苏维埃运动三大主力的最大的一个。它的长期的光荣的战斗历史，是不亚于中央红军的。……。1932年底，它向西转移到川陕边，几年的奋斗中，创造了川陕边苏区，并从万余人的队伍扩大了10万左右。……。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注3）
16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在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文中，就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
“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均宜在岷江以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若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注2）
17日，张国焘等在通过李先念转给中央的复电中，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及看法：
“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东打条件，准先念能详告。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同时向川、陕、甘发展，组织之（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一方[面]军大部，即设法渡过金川江，……准备沿金川南进占河坝。”“四方面军北折茂北……由缴械（原文如此）进占到松潘西，……出甘青……往东往陕西打，……理、茂粮食较懋功较难。如之，暂时刺[利]南进攻。”（注4）
这段电文较为晦涩，需借助徐向前的相关回忆加深理解：“住在茂县的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向我打招呼，17日即复电中央。他们虽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均极为不利，因而主张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从茂、理北上进占松潘西，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主力伺机东向陕西发展。为解决给养困难，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注5）
毛泽东等收到张国焘的复电后没有急于回答，18日晚与李先念会面时详细询问相关情况后，在回电中提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注6）
上述电文说明为迎合张国焘，中央已放弃在岷江与嘉陵江之间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但坚持沿岷江右（东）岸经松潘和平武北上——以平武为向北转移的枢纽！张国焘在20日回电中强调“平武地形不利我方进攻”，但“同意打松潘。松潘占后，平武、南平就好打了。但胡集10团以上兵力于松潘，我为给养、地形所限，任何通松潘道路都容不下10团兵力，因此打松潘须用分路合进，多方游击的战术。”（注7）
并在电文中进一步解释道：“丹巴、绥、崇为战略要点，须速占并坚决巩固之。两河口通松岗、卓克基到阿坝路，请详查明。据现实看，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略天、芦、灌、邛、大、名。因知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请即决示行。”（注8）
不难看出，张国焘在上述电文中不仅始终未回应党中央关于先向东发展的提议，而且只是反复强调北上打松潘及平武的难处。党中央对此颇有些无奈——在同日4时的复电中再次提到：“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须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注9）
打开地图可以看出，张国焘主张的北上路线，主要是在岷江以西的邛崃山及岷山中；而中央选定的路线，则都是在岷江东，由茂县、北川、威州一带北上陕甘，途径的必然是岷山与大巴山交界处——相对而言山势较低，而且基本都在雪线一下。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央的路线主要是北上东出，张国焘的路线则是北上西进。况且从其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分布的情况看，如走中央选定的路线，红四方面军不必西渡岷江可直接北上。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意识到，仅通过来往电报交流沟通很难解决分歧，因此于20日凌晨4时急电张国焘：“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注10）随即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身份，电告徐向前、陈昌浩：党中央决于22日在两河口开会决定战略。现四方面军部队扼守原阵地不动，其在岷江两岸、虹桥以北部队也不要南调。同时电令红一方面军各部21日至23日原地休息不动，红五军团继续在夹金山南侧防守。
张国焘25日下午赶到后，党中央于26日上午9时在两河口镇的一座关帝庙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史称的“两河口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周恩来着重阐述了战略方针、行动方针和战略指挥三个问题：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同时强调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
中央是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决策的：向南是不可能，除川军外，敌薛岳部10余万大军正兼程北上；岷江东岸有敌130个团，所以向东也不可能；西北则是广大草原。所以，只有先北上甘南，背靠岷山向东发展，通过游击战和运动战消灭敌人，实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中央还认为，尽管懋功这一带不利于大部队活动与发展，但应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不难看出，中央北上陕甘根本目的是东出，以实现北上抗日的策略。张国焘的则是西出至新疆，尔后再向东（陕西）发展。张国焘的解释是：“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注11）依据史料记载，张国焘虽未被完全说服，但还是顾全了大局——27日电告徐向前、陈昌浩等：“战略以首先集中兵力消灭松潘之胡敌，迅速转到甘南，用运动战向前灭敌的方略，创造川陕甘苏区。”“焘或于2日后回关口，面兄商执行军委所示任务。”（注12）
在28日举行的会议上，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顺利获得通过。2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并通过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随即，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以中革军委名义，制定并正式下达了《松潘战役计划》。
其时，红军北上的大路只有三条：一条是东面的平武，这条道最好走，但已被敌胡宗南部主力占据。一条是西边的若尔盖，但这条路偏西，若想东出要绕个大圈，且在大山中十分难行。所以最好走的，就是中间经松潘北上那条路。而松潘不但是北出甘南的重要通道，而且还是敌胡宗南部防线的最西端——与平武之间横亘着一道雪山。红军只要拿下松潘，就可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的各条道路。请看下面这张参考图：
具体计划是：在岷江东岸大石桥、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牵制东、南两面之敌。两个方面军主力分为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消灭这一带的敌胡总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的通道，以利于红军北向作战及发展。当日下午，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及红30军一部离开懋功及两河口，翻越梦笔山（雪山）后于当日进入卓克基地区，红1军团及红30军一部前出至马塘、康猫寺一带。
据徐向前回忆：“张国焘从两河口回返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哪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我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的意见。”（注13）
根据徐帅回忆，“张国焘回茂县后，又来电话，要我们仍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7月6日，我和陈昌浩分别率部队从理县、茂县出发。”（注14）可既然如此，张国焘之后为何又要故意延宕呢？
注1：见《红军长征·文献》，第487、488页。
注2：见《红军长征·文献》，第497页。
注3：见《红军长征·文献》，第511、512页。
注4：见《红军长征·文献》，第517、518页。
注5：见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23、424页。
注6：见《红军长征·文献》，第519页。
注7：见《红军长征·文献》，第527页。
注8：见《红军长征·文献》，第527、528页。
注9、10：见《红军长征·文献》，第523页。
注11：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232页。
注12：见王健英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记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098页。
注13：见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26页。
注14：见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27页。
1935年7月6日，党中央及中革军委再次电告张国焘、徐向前和陈昌浩：红1军团及李先念红30军2个团已进抵黑水县的芦花镇，红3军团进至康猫寺、梭磨线，中央军委开到马塘。中央这份电报的意图，显然是催促红四方面军主力快些动身——现中央率领的左路军前锋已进抵黑水，但中路及右路大军主力尚未启程。
根据徐向前回忆，红四方面军主力的具体部署是：王树声率4个团在岷江东岸，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继续阻击和牵制川敌的同时，吸引平武一带的胡宗南部。主力分为中、右两路，分经黑水芦花北出毛尔盖，向松潘迂回。就在中央来电催促的当天，接到张国焘指令的徐向前与陈昌浩，分别率领中、右两路大军从理县和茂县踏上征程。
10日，大概是见中央及中革军委对周纯全、黄超等9日以川陕省委名义发出的“建议电”一直未见回复，有些沉不住气的张国焘只好直接向中央和军委发出有关作战部署意见的电报，实际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电文“乙”中厚着脸皮重申：“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注1）
张国焘的企图，中央当然明白，因此在回电中强调：“甲、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在延迟，坐令敌占先机。”“丙、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注2）
黑水芦花地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部，地广人稀——截止到2023年末，约4356平方公里县域，常住人口不过43000千余人。红军进抵这里的第二天，便遭遇严重粮荒！据老红军陈目海回忆：在国民党宣传和反动土司的裹挟下，藏族老乡都跑光了！部队只好摘地里的豌豆苗和青稞麦，“摘回来的青稞麦才刚刚灌浆，磨不成面粉，只好分给每个人，用火烧着吃。”（注3）待到松潘附近搞回粮食后，才初步解决危机。
时至16日晚，张国焘终于来到黑水芦花。徐向前也于17日，赶到了黑水芦花。中央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组织问题：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中革军委主席仍由朱德总司令兼任，所有军队均由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并增补陈昌浩为军委常委，博古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陈昌浩担任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及政委。
由于茂县一带北上松潘须翻越数座雪山，其时敌胡宗南部将其防御的重点，主要放在平武一带。7月初，在松潘的国民党军，仅有4个旅不到两万人。但16日左路红军攻克毛尔盖后，敌酋胡宗南已察觉红军主力似乎要由此北上，随即便加紧调集重兵赶过来支援。由于平武到松潘须经雪宝顶（亦名小雪山），且山高路远——上60里、下40里，只有早8时后至下午16时前可通行，否则有被冻死之虞。
可因张国焘6日才下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出动，1933年8月的叠溪大地震造成茂县、理县道路阻塞，部队只能绕道黑水芦花而行。如此，随着敌49、60师以及王耀武补充1旅的陆续到来，固守松潘的敌胡宗南部已增至约9个旅超过40000万人！中央军委根据敌情的变化，不得不于7月20日，制定《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
此后尽管徐向前等指挥中路与右路红军以多路突击的战术攻打松潘，但终因松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缺乏重火力的红军不论正面突击还是迂回攻击均难奏效。这时敌情又发生变化：敌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松潘，薛岳部则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而北面的川军已进占懋功、绥靖北川及岷江东岸！中革军委只好放弃攻打松潘，改由草地北上。
1935年8月3日，中革军委发布《夏洮战役计划》：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击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注4）
对于中央在沙窝举行的这次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一边不无得意地回忆道：“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尔盖会议。”（注5）一边却又精心编造中央召开“秘密会议”的谎言：“当晚7点钟的时候，……。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注6）
但谎言掩盖不了历史真相！1935年8月3日晚21时，张闻天在给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发出的会议通知非常之明确：“请准予明4日10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注31）这份电报佐证了两件基本的史实：一是会议开始的时间是4日上午10时，而非张国焘所言的“当晚7点”；二是会议不仅未拒绝陈昌浩，而且还通知傅钟参加。
张国焘之所以要如此煞费苦心编造不实之词，当然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尔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注7）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党内的歧见”！张国焘是要通过“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来迫使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以便实现他“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的根本目的！“为了给中共中央施加压力，他还在中央驻地附近做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注8）
大概因为阴谋没有得逞，所以张国焘在记叙时颇有些无奈：“我继续发言，指出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看到了吧，口气已经从指责中央软化成了“我们”——“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绝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注9）
张国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毛泽东更拒绝了我的全部建议。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讨。”（注10）不难看出，正是毛泽东的这番话，将张国焘要审查中央政治路线的企图，硬生生顶了回去！
可张国焘没有达到目的怎肯善罢甘休？！在会议最后一天（6日）研究组织问题时，张国焘又祭出一个花招——“在沙窝会议的最后一天，张主席以‘提拔工农干部’为由，突然拿出一份名单，提出增加9名四方面军的干部进入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共才有8人（张国焘是其中之一），怎么可能让张国焘一呼隆搞成‘张家店’？会议理所当然地否定了这一建议。”（注11）
经过张闻天、毛泽东等深思熟虑后，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会议还决定，由陈昌浩接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将原中央红军总部改为一方面军指挥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至此，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议》，终于在7日凌晨会议结束前，获得了通过。
对于沙窝会议产生的结果，张国焘当然不满意——尽管陈昌浩与周纯全被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但他在中央政治局处于少数的局面基本没有改变。因而，在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时又耍手腕——“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我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注12）从后来的进程来看，他当初就已存下分裂红军的祸心。
时至8月28日，右路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全部跨越松潘大草地。随即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红4军与红30军，攻克上下包座的同时击败前来救援的敌49师！不仅取得歼敌40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的大胜，还缴获大批粮食及牦牛和马匹，解决了右路红军的燃眉之急。此时，红军北上前景一片大好，《夏洮战役计划》马上就可得以实现。
就在右路红军望眼欲穿、急切等待左路大军到来之际，张国焘却于9月2日突然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葛曲河水涨大，不易消退，侦察上下30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粮食只有4天。”还未等中央及右路军反应过来，张国焘又于3日急电陈昌浩与徐向前并转呈党中央：“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决于明晨分3天全部赶回阿坝。”“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紧迫，须即决即行。”（注6）
张国焘此电已经不是请示，而是强行胁迫中央放弃北进的方针！之后，随着事态一步步恶化，中央不得不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那么，张国焘为何非要南下？红军陕甘支队单独北上，是因张国焘南下吸引大批国民党军才取得成功的吗？！
注1：见《红军长征·文献》，第565页。
注2：见《红军长征·文献》，第566页。
注3：见《留住红军的声音》，广州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第51页。
注4：见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37页。
注5：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255、256页。
注6：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256页。
注7：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255页。
注8：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09-01，第110页。
注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258页。
注1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260页。
注11：见港版《贴身侍卫的回忆-红黑黄白张国焘》，第133页。
注12：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37页。
注13：见《红军长征·文献》，第659页。
多年后，时任红10团4连司号员的陈目海对那（10日）天晚上的行进，依然记忆犹新：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离去后，部队下山，沿着一条山路向北行进。当时团里顶数我们连人多，所以我们走在最后面。翻过一座大山后，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部队停下来休息。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部队就开始出发。没想到走了没多一会儿，突然天降暴雨！由于无处躲藏，大家被淋得浑身湿透！
走了大约10几里路，部队来到一条河边，然后顺着河左岸一条勉强可行的小路，继续向北行进。因为刚下过暴雨，湍急的河流溅起来的水花不时泼洒在岸上，道路湿滑十分难走。记得中途有一条大沟，有一段路被淹没在水中，只好挑会水同志下到水中探路。好在最深的地方只有齐腰深，大家紧拉着手，小心翼翼淌着水慢慢向前挪。
由于行进在前面的中央纵队走得慢，部队走走停停，我们3军团在后面干着急。直到下午河水慢慢落下去，队伍的行进速度，才稍微快了一些。傍晚时分，前面的部队终于抵达俄界，我们到达时已快半夜了。我们离开班佑后只是在路上稍微吃了点儿东西，好在红1军（团）同志提前准备了篝火，我们围着火堆一边烤着衣服，一边狼吞虎咽吃了点儿东西。
由于淋雨，加上又冷又饿，不少同志都病了。幸好中央第二天开会，我们3军团担任警戒保卫，总算是得到了休息。第三天部队又开始行动，还是由我们三军团担任后卫。由于道路狭窄难行，中央纵队走得又慢，到我们上路的时候，已经是第四天白天了。后来我才想起来，部队在俄界停留那天，是我20岁生日。
起初还好，走到白龙江边时，部队行进的速度又慢了下来。由于沿江道路十分难行，还要走木栈道，经常遭到藏民反动武装的冷枪。记得在前往莫牙寺的路上，过一座桥的时候，突然遭到反动藏民武装枪击，2连连长不幸牺牲！起初，只是被子弹擦伤右侧脖子，卫生员包好后时间不长，脖子上的血管突然爆裂！由于止不住血，很快就不行了。
3连是红10团最能打的，团里决定紧急调我们连长杨国夫去2连当连长，4连连长由1排长接任。杨国夫大概就是这时被任命为副团长。几乎与此同时，可能团里照顾老同志，我被调到机枪连——相对而言，机枪连参加战斗要比步兵连少。
这一带的景色奇特，山半腰的树木草丛茂密，山顶却都是光秃秃的。一路上，时常听到有飞机的轰鸣声，但天空总是乌云密布，我们看不到飞机，估计他们也看不到我们。这天傍晚，部队来到一个叫黑拉的地方，刚停下来就接到命令：立刻赶往东边的洛大乡，防止国民党援军从东南面插过来，掩护1军团打腊子口。
我们一路急行军，找到一处地势险要的地方，迅速构筑阻击阵地。休息时，听四方面军补充过来的同志讲，腊子口是天险，很难打！他们在巴东的时候，曾听老百姓说“人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突然从后方传来了好消息，腊子口天险已经被红4团胜利攻克！我们禁不住欢呼雀跃，不用再回去过草地了。
依据文献史料记载，红军陕甘支队成功打下腊子口后，于20日来到岷山东麓的哈达铺。22日上午，中央领导在“义和昌”药铺召开会议，商议改变9月12日俄界会议的制定战略方针。当天下午在哈达铺的“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定。在随后的一个月里，红军陕甘支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巧妙翻越最后一道天堑六盘山，胜利结束了万里长征！
那么，红军陕甘支队单独北上的成功，是因张国焘南下并吸引走大批国民党军主力所致吗？请参阅红军陕甘支队单独北上时的态势图：
20日，得悉红军陕甘支队突破腊子口后，国民党军方面立刻做出调整——“1、奉蒋委员长真午蓉行参战电开：”“（1）现阿坝之匪已向东移；包座之匪一部约万余人，又向岷县北窜。……。（2）我军以聚歼该匪于川甘边区，并阻止其与陕北匪会合之目的，……，主力应赶速分别集中要点，以为主力战之准备。（3）除令胡宗南部主力进驻西固，再按情况转进西和；周浑元部三十六军，主力武都，一部文县；万耀煌部防守康县、成县、略阳（均含）之线外，贵部应严守陇西、武山、甘谷、天水、徽县、略阳（不含），及徽县、成县（不含）之线，主力控置于天水。”（注1）
上述电文清晰地反映出，其时国民党军高层对红军陕甘支队翻越岷山后，迅速做出针对性调整。对照地图不难看出，胡宗南部、周浑元部即万耀煌等部的调动，均是为了对付单独北上的红军陕甘支队！
那么，毛泽东指挥红军陕甘支队单独北上时，张国焘及其掌控的部队开始南下了吗？
依据明确的史料记载，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的黄超在13日下午，在阿坝州若尔盖县的格尔登寺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红5军、红9军、红31军、红33军，以及川康省委委员、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等上千人。
会场上除悬挂“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横幅外，还贴有一张大大的漫画：一只硕大的啄木鸟口中，含着象征“毛、周、张、博”的形象——会议的主旨不言自明。张国焘得意地说：“川康省理番县‘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啄木鸟嘛！我们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要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作关于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报告——公开指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率红1、3军（团）继续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的南下方针说成是正确的“进攻路线”，并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显然是针对来自中央红军的。
14日，徐向前与陈昌浩按照张国焘下达的命令，率领右路军的红四军及红30军自巴西、包座经班佑，沿原来北上的路线再次穿过茫茫的草地往回返。15日，张国焘又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在阿坝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正式亮出蓄谋已久的所谓南下战略。9月底，左右两路约8万红军，陆续到达脚木足、松岗、马尔康、卓克基一带，与停留党坝地区的红军部队会合。
此时摆在张国焘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处理与党中央的关系！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当然要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经过数天的苦思冥想及精心的准备后，心底里已打定主意的张国焘，决定彻底与中共中央翻脸！10月5日张国焘下令，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白沙寺院若布洛寺大殿，召开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当天下午，前来参加会议的数10名高级干部，纷纷赶到位于山坡上的白沙寺院若布洛寺。
会议首先安排陈昌浩报告，中央突然率1、3军（团）单独北上的前后经过。随后张国焘亲自讲话，“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1、3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注2）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主张，立时震惊了在场的绝大部分与会者！据徐向前回忆：“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注3）
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以自封的“中革军委主席”名义，下达南下的《绥丹崇懋战役计划》。计划将他所掌控的红军，分成两路南下：王树声率领第25师、第93师、第5军共8个团为右（西）路，沿大金川南下，夺取绥靖、丹巴；徐向前率第4军、第30军、第20师、第32军共16个团为左（东）路，沿抚边河南下，夺取懋功、达维；罗南辉率第33军（2个团）及第27师第79团共3个团留守马塘、梦笔山地区，掩护南下大军的后方。
对于张国焘的强行南下，近些年有人以“战略方向选择不同”，试图为他翻案！但这显然有悖于历史的真相。且不说中央作出的决定张国焘有何权利拒不执行，他本人在其多年后撰写的回忆录里，也未敢公开说他反对北上——尽管有他发出的电令为证。他给出的借口是：“我们旋又接到徐陈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1、3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注4）
而对于为何要南下，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于是决定暂时南下，我们的计划是：乘敌不备，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庐山一带地区，在那里补充冬季服装，……。我们觉得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做法；而且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既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也可以造成明年春夏之交我军北向的机会。”（注5）
毋庸置疑，此说法不过是张国焘后来，为掩盖其南下错误的托词而已！但无论从文献资料记载还是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在此之前张国焘并无明确的南下计划，只是有过类似的想法而已。事到临头，非但既无作战计划或具体准备，而且连南下的相关地图都未准备。准确地说，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念头”也许更为准确），大概率是临时起意——为了达到挟制中央的目的，在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进途中逐步形成的。
注1：见《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下）》，第368页。
注2：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58、459页。
注3：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59页。
注4：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269页。
注5：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271页。
1935年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等率领的右路纵队率先出动，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左路纵队则于10日由党坝出动。因大小金川一带地形复杂，大都是绝壁、峡谷与急流，不利于大部队的运动，故两路大军隔江而行，相互配合呼应。可叹的是，利令智昏的张国焘打错了算盘，他的南下失败同毛泽东的判断几乎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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