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红军将领寻淮洲英勇牺牲90周年 天不假年叹淮州

【摘要】1934年12月16日，因在谭家桥战斗负重伤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红军最年轻的将领寻淮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牺牲时年仅22岁！

依据明确的文献史料记载，刚满15岁的寻淮洲参加秋收起义后，一步一个脚印仅用6年时间，就从普通战士晋升为红7军团军团长，升迁速度之快在中央红军中无出其右者！

可惜的是由于牺牲较早，留下的资料又比较少，多年后在一些文章和著述里，竟然蒙受不白之冤：一种说法是他的军事才能一般，因毛泽东的青睐才升至高位的。而另一种说法更离奇，居然将谭家桥战斗的失利归罪于他！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这可循着寻淮洲参加革命后的脚步，一窥烈士光辉灿烂的人生。

关键词：寻淮洲 秋收起义 活捉张辉瓒 师长军长军团长 两次二等红星奖章获得者 谭家桥战斗 方志敏 刘畴西 刘英 粟裕 红19师 北上抗日先遣队

90前的今天——1934年12月16日，年仅22岁的红军将领寻淮洲因伤重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由于军情紧迫，随行的警卫人员只好含泪将寻淮洲的遗体，草草安葬在茂林镇潘村东南侧蚂蚁山的约事岗。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寻淮洲牺牲的较早，加之档案资料的散遗，以及未对谭家桥战斗进行总结等原因，近些年出现两种致使寻淮洲烈士蒙冤的说法：一种是说寻淮洲的军事指挥乏善可陈，只是因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方得以迅速提升到军团长的高位；更离奇的是另一种说法，谭家桥战斗的失利，是因寻淮洲不听指挥、独打一方所致！

第一种说法不值得一驳：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的700多人中，超过一半来自武汉警卫团，内中还有数10名正规军校毕业生，毛泽东如何能注意到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且只读过小学的寻淮洲呢！？更不消说，寻淮洲升任军长和军团长时，毛泽东已靠边站了。

至于第二种说法，同样系不实之词：早在1935年1月20日项英上报中央的电文中，就明确说“谭家桥之役因战术错误为解决战斗，寻因伤牺牲”——这显然源自方志敏和刘畴西的报告。如果寻淮洲不听指挥、擅自发起攻击、独打一方呢，方志敏与刘畴西岂会欺瞒中央不报，反而替寻淮洲“背锅”呢！？

毋庸置疑，仅凭上述这几句简单的话语难以服众，是以有必要循着寻淮洲短暂而辉煌的人生足迹，了解他到底是如何从普通士兵升任到高级军事指挥员的。

依据目前可见的史料记载，寻淮洲系湖南浏阳的农家子弟，出生于1912年8月29日，幼时体弱多病，四岁时仍不能站立行走。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加入浏阳工农义勇军，9月随军参加秋收起义。

说起寻淮洲参加浏阳义勇军，还有一段插曲：由于寻淮洲年纪小个子矮，部队本不欲收留。后经其老乡欧阳楚强说情，才得到时任义勇军党代表潘心源的批准。据寻淮洲任红100团团长时的勤务兵陈目海回忆：寻淮洲个头很矮，只有1米4多点儿。他很会爬树，人又精，因此部队里人送外号叫“猴子”！

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上井冈山的途中，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3营9连副班长——这是寻淮洲人生经历中唯一担任过的副职，未几被任命为班长。时至1928年1月初，寻淮洲被任命为3营9连第1排排长。随后在2月攻打宁冈新城战斗中，因寻淮洲率全排第一个冲进城，战后被吸收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对所辖部队进行整编。因在作战中表现出色，寻淮洲被直接被提升为红31团3营第8连连长。1929年1月红4军下井冈，寻淮洲带领8连在大柏地一战中表现出色——在手臂负伤、子弹打光的情况下，捡起一段被子弹打断的树干，率先带队冲下山与敌军进行肉搏！

1930年6月，红4军第3纵队扩建为红12军，与红4和红6军共同组成红1军团（始城第1路军），寻淮洲由原第7支队支队长转任该军第1纵队第1支队支队长。10月7日，军团决定将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分别改称为师、团、连、排，寻淮洲转任红12军第34四师第100团团长。

寻淮洲担任红100团团长后第一仗，就拔了头筹——在年底进行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龙冈之役，寻淮洲率领红100团率先赶到万功山，阻断敌第18师由此逃往东固的退路。战斗中，寻淮洲沉着指挥，连续击退敌卫队的冲锋。战后打扫战场时，在山半腰的一片茶树林中，活捉敌18师师长张辉瓒！

1931年5月，寻淮洲因战功升任红35师师长。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奉命率领红35师进抵高兴圩一带，通过阻击、袭扰国民党第19路军，“由于淮州的指挥天才，卒以少数部队使蒋蔡困守堡垒中不敢离开寸步，使红军能集中力量胜利地粉碎了二，三两次围剿，……。”（注1）配合主力部队15天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大胜仗，痛快淋漓地粉碎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寻淮洲奉命率红35师在部分地方武装配合下，与红35军分别将敌第2、第1路进击军及第4军团引向赣江边的万安、良口一带，掩护主力红军寻歼向莲塘前进的敌第3路进击军。随着莲塘、良村、黄陂等3次战斗胜利，红军主力先后歼灭国民党军第47师第2旅又1个营、第54师大部以及第8师4个团，夺取了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主动权，随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寻淮洲的声名大噪！据杨得志回忆：“1932年初，我从红11师炮兵连调到红45师作管理科长。”（注2）“45师的首长我都不认识。只知道师长叫寻淮洲，湖南浏阳人。人们说他脑子很聪明，在战场上特别清醒，……。”（注3）“政委听我讲完，对仍然低着头在纸上乱画的同志说：‘你谈几句吧，师长！’听政委喊他师长，我吃惊地站起来愣住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寻淮洲同志吗？”（注4）

杨得志所说的这个45师，原为由红35师与红64师合编的新35师，之后改番号为红13师。1932年2月，原属红5军团的第15军划归红1军团，红13师改番号为红45师归属红15军。随后，红1军团与红5军团等部组成中路军，跟随毛泽东入闽作战，取得了漳州战役的伟大胜利。

同年8月初，红15军重新划归红5军团，寻淮洲所在的红45师改番号为红31师，由总部直接指挥。19日红军开始发动宜黄战役，临时配属红3军的红31师在师长寻淮洲指挥下，声东击西：先是于20日晚猛攻北门，随后突然强攻西北门！21日凌晨3时率先杀入城内，为夺取宜黄城的战斗胜利立下头功。

当年底，寻淮洲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接替刘畴西（升）任红21军军长。这个红21军是于10月正式建立的：下辖第61师（由独立第3师改编）和第62师（由独立第6师改编）；该军政治委员由李井泉担任，参谋长为宋时轮；第61师师长由宋时轮兼任，政治委员邓飞；第62师师长为郭天民，政治委员黄达。

仅担任2个多月军长的刘畴西为何被调离不清楚，但师以上军事主官资历均超过寻淮洲是不争的事实！以2位师长为例：参谋长兼红61师师长的宋时轮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1927年1月，由共青团员转入中国共产党。红62师师长郭天民于1926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行文至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寻淮洲自秋收起义以来一步一个脚印儿，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支队长）、团长、师长到军长，在短短五年时间内连升7级！担任的不仅都是军事指挥干部，而且既没担任过副职亦未当过政工干部。升任红红21军军长时，刚满20岁！其迁速度之快，可以说在整个红军时期无出其右者。

寻淮洲到任后不久，便接到方面军总部的指令：迅速带领红21军进至乐安西南，以游击战术骚扰并拖住乐安附近的国民党军，掩护主力红军在南丰一带的作战行动。2月24日，寻淮洲根据总部指示制作了一份假文件，巧妙地被途经乐安的敌52师师长李明所部缴获，为之后的黄陂歼灭战打下了基础。

1933年2月27日下午，黄陂战役打响！寻淮洲接到总部下达的命令：立刻赶往登仙桥以北，截断敌52师退路！其时红21军尚未集中，寻淮洲一边收拢队伍，一边指挥部队向谷岗乡行进。时至28日下午14时左右，红21军一路翻山越岭，终于赶到谷岗乡一带。随即寻淮洲将部队分为两处：一部在登仙桥以北构筑临时阵地，准备阻击来自乐安或圭峰的国民党援军。另一部则越过登仙桥，配合红1军团围歼敌后卫团及辎重队。

依据是年“5月8日统计，全军共3984人。”（注5）推断，此时红21军约为5000多人，除去阻击部队加上共同作战的红33团（约1000人）至多4000来人。而敌52师后卫团及辎重队等，共约有3000人左右。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除少量敌军经登仙桥南面的小路向西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在随后的草台岗之战，寻淮洲根据左路左翼队林彪的命令，指挥红21军迅疾由大公田、西岭地区，插至雷公嵊与东陂之间的公路西侧！以一部攻向南面据守雷公嵊的敌10师宋瑞珂的第63团，另一部则向北攻击敌第9师位于东陂最南端的第52团阵地！卡住了连接东陂与草台岗之间的公路，截断了敌第11师的退路。

眼看第11师就要被红军全歼，时任国民党第5军军长的罗卓英只好严命霍源之役第59师逃出的残军重组的第175旅，由东陂镇的东南直插第9师52团和宋瑞珂第63团之间，向红21军发起猛烈攻击。虽然175旅的2个团勉强只有不到3000人，但对于三面临敌只有4000多兵力的红21军来说，却是百上加斤倍感压力。

敌175旅这2个团的团长为周化南和陈君峰，均来自陈诚起家的老班底——“土木系”。陈君峰指挥的第349团，在雷公嵊南端的大排附近，向红21军发起猛烈进攻！根据宋瑞珂回忆，在第52团尤其是第349团、350团的拼死掩护下，最终第11师才未全军覆没——（当场）逃出了800来人。负责掩护的第9师之52团团长张琼负伤，第349团则全军覆没——团长陈君峰当场战死！

这两次空前规模的歼灭战，红一方面军获得空前大胜！尤其是陈诚的第11师被歼，迫使国民党军其它“围剿”部队纷纷不战而退，蒋介石苦心经营的第四次“围剿”以失败告终！战役结束后，朱德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称赞道：“自红21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进步。”

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于时年6月进行整编，决定取消军一级组织机构，军团直接辖师。红21军与红7军合并，改编成红3军团第5师，“辖第13、14（该两团由第7军组成）、第15团（由第21军组成）。”（注6）寻淮洲被任命为该师师长，这足以说明方面军总部及红3军团首长对他的认可和信任。

寻淮洲就任红5师师长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东方军（由红4师、红5师及红19师组成）指挥下，挺进福建宁化东部的泉上作战。根据彭德怀、滕代远下达的命令，寻淮洲组织师主力进行坑道作业，爆破土堡拿下泉上。19日拂晓，红15团将泉上土堡炸开一个大缺口，寻淮洲随即指挥红5师主力冲进城里，经过巷战全歼泉上守敌。毙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虏9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约700余枪枝、3挺机关枪、60余支驳壳枪，并缴获大批粮食和食盐等。取得东方军入闽作战第一个大胜利！

7月21日，按照东方军作战部署，寻淮洲率红5师主力向安乐、里田、下江坊一带推进。29日，东方军之红4师、红5师及红19师，分别抵达朋口西面的南山坝、大田以及中屋村地区。彭德怀命令红5师协助红19师，围歼朋口、莒溪之敌。31日拂晓，红5师第13团提前占据朋口东侧的贵仞山，将从连城赶来的援敌1个团大部歼灭。

红5师最漂亮的一仗，发生在佯攻延平打击援敌的作战。9月17日，彭德怀获得准确情报后，立刻命令红4师和红5师主力撤围延平，赶到延平以西的沙溪口和西芹，待机歼灭由沙县赶来增员的敌军。出发前寻淮洲电告前卫第13团团长李天佑：遭遇战的特点就是谁先抢占有利地形，谁就能取得胜利。并特意叮嘱他，要注意抢占芹山主峰！

当夜，红13团在向导带领下冒雨出发，拂晓时分红13团赶到芹山。部队行进到山半腰碰到一位上山割草的老乡，得知有八九个头戴钢盔的敌军军士兵正从山南面走来，李天佑立刻命令前卫连跑步上山！结果，红13团先敌几十米占据山头，敌军先头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李天佑一边部署火力压制，一边将部队向两边展开，迅速展开围歼！

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李天佑指挥红13团一鼓作气，将敌第19路军最能打的“铁军”336团歼灭，并趁势击溃跟随该团前来的另外2个营。以至寻淮洲率领的红14团尚未投入战斗，战斗就已基本结束！战后，红13团被总部及中革军委，授予“英雄模范团”的光荣称号。故寻淮洲升任红7军团军团长后，李天佑接任红5师师长。

由于能攻善战，寻淮洲在红一方面军中有大“鬼精”之称，而此时已升任红1团团长的杨得志被称为“小鬼精”。最能说明寻淮洲“鬼精”“鬼精”的战例，莫过于发生在1933年11月的金溪八角亭之战：

11日凌晨3时半，红3军团向援助浒湾之敌发起全线攻击，红5师第13团首先突入敌阵。战至5时左右，寻淮洲考虑无后续梯队支援又恐天亮后不利再战，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并撤出阵地。天亮不久，敌机便飞来进行低空扫射和轰炸！由于主力提前撤出了一线阵地，红5师没有像其他部队那样，遭受重大损失。

此战之后，寻淮洲赶赴红7军团，上任军团长一职。此时的寻淮洲，刚满21周岁不久，超越了除林彪之外几乎所有井冈山时期的战友，第二个升任到军团首长的级别。依据军史记载，“10月28日，……，并任命寻淮洲为第7军团军团长，萧劲光为政治委员（后为乐少华），郭如岳为参谋长（后为曹里怀），……。”（注7）寻淮洲之所以没有及时上任红7军团军团长一职，恐怕与时任红7军团第19师师长的周建屏有关。

生于1892年的周建屏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8期——比叶剑英还早，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入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南昌起义。1930年9月担任红10军军长。1933年初红10军被调往中央苏区，与红31师合编成为红11军，周建屏继续担任军长。1933年10月，红7军团成立后，担任红19师师长。

由此可见，如此老资格的周建屏在年轻的寻淮洲手下任职，显然不太合适。故肖劲光因浒湾一战失利被撤职追责后，周建屏也被调至红24师担任师长，红19师师长一职由军团长寻淮洲兼任。令人感到十分可叹的是几乎同时，原与寻淮洲搭档的红5师政委乐少华，也接替肖劲光升任红7军团政治委员。

1934年的2月18日，东方军主力红3军团奉命返回中央苏区的广昌、头陂一带作战，留下红7军团在闽西北的建宁、泰宁、将乐、归化、清流一带，以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东路军的汤恩伯部，支持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此时的红7军团，只有一个红19师，兵力大致有6000多。正当寻淮洲意图通过游击战术，袭扰并钳制福建方向的敌军，没想到军团政委乐少华却乘机大摆政委的威风！

据时任红7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回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政委是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7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军团长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他就在台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X，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注8）

粟裕回忆的为铜岭之战：22日早6时，国民党军第10师师直及第28、第30两个旅，在卢兴邦第52师1个旅的配合下，由将乐县的白莲出发向龙湖、归化（明溪）城攻击前进。鉴于敌军兵力远超红7军团，寻淮洲采取让开正面的游击战术，突袭敌第10师在铜岭警戒的第56团！得手后顺势围歼行进在谷底的大小行李。当敌59团等部返回救援时，红19师已携带缴获的大批枪支弹药等从容离去。

23日，敌先头第57团开始向归化城攻击前进，敌52师1个旅也由南边向归化城关推进。但此时归化已成为空城，苏维埃政府等在红7军团掩护下，已于头天夜里撤离。26日，敌第10师将归化城防交给卢兴邦的那个旅，师长李默庵率军返回将乐。没想到其后卫营进入铁岭地带后，突然遭到预先埋伏在此处红军的伏击！在红19师的猛烈打击下溃不成军，残敌纷纷向白莲逃去。

未曾想乐少华再次大发淫威——据粟裕回忆：“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做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X，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注9）

由于乐少华横插一杠，此战红19师仅毙敌30多人，缴获步枪50多支、轻机枪3挺，俘敌60多名。比之前的铜岭战斗，毙敌100多名，其中团长1名、营长2名，打伤敌人400多名，缴获敌枪1000多支的战果小多了。幸好乐少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再染指或干涉寻淮洲的军事指挥。

4月7日，红19师突然杀了个回马枪！歼灭敌守军近1个团，击溃敌卢兴部那个旅，又一次夺回归化（明溪）。此时，迭遭打击的敌卢兴邦的第52师，仅剩4个团和1个警卫营。故寻淮洲瞅准时机，当晚红7军团急行军南下100多华里，在独立红9团配合下，发起夺取卢兴邦老巢永安城的战斗。

在攻占永安城的过程中，敌酋卢兴邦企图“围魏救赵”——通过攻击归化城，救援其老巢永安。寻淮洲和乐少华获悉后，留下红55团及独立红9团，由参谋长粟裕指挥继续围攻永安城。集合红19师其余2个团连夜急行军，200华里路程只用了不到24小时，突然从敌卢兴邦部侧后发起攻击！将敌卢兴邦部击溃后，红7军团掩护归化城内的红军机构撤离，随即寻淮洲立刻指挥部队返回永安。

18日凌晨时分，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永安北门城墙被炸开一个巨大的口子！红55团迅速从缺口处冲杀进城内，战至下午1时胜利结束。战后，中革军委给红7军团发来祝捷电报：“军委致红7军团全体指战员：我红7军团继续着东方战线的胜利，于本月18日攻下永安城，消灭了城内外的卢匪全部，缴获大批枪械，征集了大量资财，……。军委特电嘉奖，……。”（注10）

5月24日，根据中革军委下达的命令，寻淮洲指挥红7军团（红19师）经石城进抵宁化的东部。第二天，红7军团以突然动作，开始向东挺进！26日，红7军团（红19师）马不停蹄，经归化（明溪）继续东进。一路狂奔近280华里，进抵到三元镇（现已改称三民镇）的列西附近。27日清晨，寻淮洲指挥红7军团（红19师）分4路，由列西一带强渡沙溪河，攻击位于东岸梅列地区的敌军。

守卫梅列的敌479团李营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后，狼狈沿沙溪河向东逃窜！寻淮洲一边命令红56团追击溃散的敌军，一边部署红55团迅速抢占徐碧附近的高岩甫山头。红56团追至华孟附近，遭遇由沙县赶来增援的敌56师工炮营等部后，按照事前部署边打边退。下午3时左右退到碧湖附近时，敌援军正利用这一带地势较缓展开部队准备进攻时，红55团突然从碧湖南侧山丘上冲出！

战至下午5时，敌军伤亡及坠入沙溪河溺毙的达600人以上，300余人缴枪投降，只有少数经羊口仔逃回沙县。红7军团缴获步枪800余支，轻机枪5挺，子弹9万余发和大批军用物资。第二天上午红7军团没有继续东进，而是带着战利品突然掉头南下，一路经廖源、杜水、草洋、万代，于当晚在沙县的湖源村一带驻下宿营。

出乎意料的是，红7军团突然遭遇之前被红57团阻击后，南下绕行返沙（县）的敌239旅！这场被国民党军战史，称为“第80师湖源之役”，是一场十分偶然遭遇战。29日早8时，敌先头部队向湖源方向搜索前进，行进到南洋（峡）山下遭到红56团警戒部队的打击！敌239旅旅长陈平裘为黄埔一期生，命令479团在南洋（峡）山顶设置正面阵地，第478团向两边展开，旅部则停留在479团之后观察。

战斗打响后不久，寻淮洲根据从俘虏口中获取的敌情及周边的地形地貌，当即做出紧急战斗部署：红56团从正面佯攻，牵制并拖住敌军；红57团1营迅速占领南洋（峡）东北侧的植湖垄，截断敌退往沙县的道路；红55团由西南插至敌军身后，从其侧后发动攻击；红57团第2、3营及军团侦察营，作为军团的预备队。

此战，红7军团在与敌军兵力相当的情况下，克服仰攻及丛林作战等不利因素，歼灭敌239旅大部——仅俘虏就抓了800多，保守估计敌方被击毙和摔死的不少于此数，随敌旅部逃走的不到1个团。共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迫击炮3门、步枪8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外加敌239旅的全部辎重及其他军用物资。

由于连续作战均取得胜利，在当年8月1日，中革军委颁发的红星奖章名单中，红7军团共有6人获得红星奖章（5人获二等，1人为三等）。除寻淮洲外，乐少华也获得二等红星奖章：“据《火线上的英雄》的战报报道，红7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分别以‘领导7军团，特别在第五次战役归化战斗中，有很大的转变，获得了伟大胜利，平日工作一贯积极，作战英勇，给二等奖章。’”（注11）

1934年6月底，红7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急电，迅速回撤中央苏区的腹地——瑞金。中革军委之所以将红7军团紧急召回，目的是为了“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注12）为保证红7军团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中革军委的指令，博古与李德还精心为红7军团委派了一名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

其时的红7军团（红19师），经过半年的东奔西杀——尤其是这近两个月的游击战争，兵力已由6000多人减员至只有4000多人。对此博古及李德等早就做好了准备，7月3日为红7军团补充了2000多人，据时任红七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的赵春和回忆：“第二天，又补充人员，连队由一百二十左右增加到一百七八十人；……；部队总数约7000人。枪支补充不多，……，补充的新兵没有枪，拨来的老兵都带枪；。”（注13）

连同中央代表曾洪易一起来的，还有100多名在路上专门负责政治宣传的人员。同时还规定，由寻淮洲、乐少华及曾洪易三人组成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决断红7军团的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曾洪易与乐少华，都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背景，属于博古等信得过的正宗“布尔什维克”。如此安排的含义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粟裕回忆说：“当时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注14）。

为了扩大声势，将红19师下属3个团统改称师，但下面的编制依然为营——“下有3个步兵营、9个连，每连3个排、9个班，各连有轻机枪1至3挺，师直属1个重机连（六挺重机），1个侦察排，一个担架排，以及警卫班、电话班、传令班等。”（注15）除此之外，军团部还有警卫、侦查、工兵、通讯等4个直属连，以及1个机炮营和1个教导队。简单推算一下，红7军团（实际为红19师）的作战兵力只多有6000人，加上随队的政宣人员及临时征召的数百名挑夫，总计7000人出头。

1934年7月6日傍晚时分，命运多舛的红7军团以精锐第1师（原红55团）为先头，第3师（原红57团）为后卫，踏上了凄风苦雨、艰难曲折的漫漫征程。这支7000多人的队伍拉了近20里长，辎重队中除去少量的驮马外，共有500多副担子——光是中央下发供红7军团沿途宣传和散发的材料，就有一百六十多万份——足足占用了三百几十副挑子！而整个军团的辎重加上炊事挑子，也不过只有一百四五十担而已。

红7军团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有寻淮洲、乐少华及中央代表曾洪易三人心里清楚，而每次具体的任务、目标及目的地，均由中革军委通过电报告知。

1934年7月30日，在红9军团的大力掩护下，红7军团全部由樟湖坂顺利渡过闽江。渡过闽江后，寻淮洲等发现渡口附近没有适合大部队休整的地方，只得连夜赶往古田县的黄田镇。由于一路上天黑路滑，加上大部分村庄均有国民党军小部队把守，红7军团于凌晨时分方赶到黄田。当天下午，红7军团先头部队进占黄田以东约7华里处的谷口，准备按原计划第二天沿大路北上古田。

正当红7军团准备启程向古田出发时，突然接到中革军委发来的急电，要求寻淮洲及乐少华立刻转道进占水口，并伺机准备攻打福州。经过一番研讨后，红7军团决定当天下午3时开始行动，当夜进占水口。次日（8月1日）晨接到中革军委的嘉奖令，全军于水口召开纪念“八一”大会，并正式宣布中央关于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定和任务，同时发布了进攻福州的动员令，决定第二天一早向福州进发。

根据廖信春主编的《星光灿烂—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南方红军游击区战史》中的相关记载，寻淮洲对打福州持反对意见，在会上与乐少华争论的很激烈，得到曾洪易的支持乐少华自然占了上风。这时的乐少华已是妄自尊大，认为指挥打仗没什么了不起的，故而直接插手打福州的作战指挥——想露一手给寻淮洲瞧瞧，老子也能指挥作战。

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乐少华在后来《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中描述道：“第二天，便向福州前进，在距离福州30里地方休息，准备连夜袭取。可是，当天下午3点钟出发时，便遭到敌人飞机袭击。死、伤四五十名，并妨碍了行动，当夜在距离福州城10里地的村子宿营。第二天天未明，敌飞机由来扰乱，并掷弹。当我们走到福州附近俯视‘全景’时，大家都认为，如果攻进去了，也只能占据一角，……。于是我们决定部队撤回，稍事休息后便继续北上。”（注16）

对于福州之战，粟裕回忆：“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的盲目性。8月7日，我军到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时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很差。但是，部队在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作战命令鼓舞下情绪很高，又听说福州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所以当晚即发起进攻。……。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注17）

依据时任红7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英，回忆这段历史时直言不讳地说道：“……，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每日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当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为止，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转瞬间又来一个不同意，甚至有好几次打响了，后又下命令撤退。”（注18）

依据明确的史料记载，福州未能打下乐少华心里并不服气，依然我行我素乱指挥。桃源是连江县贵安村的一个小山庄，该村的汤岭街是连江到福州的古驿道，距离福州北郊只不过20公里多点儿。从军事上讲，这一带的地势也不太有利——背水而据。如果过了贵安村东侧的敖江桥，向东行进约20华里即可到达潘渡镇。那儿是红军的游击区——乐少华在报告中亦承认，有老乡曾告诉过他。

可乐少华偏偏要在贵安宿营！按照他的说法主要是“因那时部队很久没有得到很好休息，加上一、二百名伤病员，部队是较疲劳的。”（注19）并将3个师沿敖江一字排开，他率军团部及第2师居于贵安村一带，第1师部署在贵安北侧，第3师则位于贵安以南。

可“兵者诡道也”，战争是敌我双方的博弈，对方怎会按你的思路行棋呢！？敌87师师长王敬久发现红7军团撤走后，当即于9日凌晨命令第522团立刻轻装出发。凌晨4时许，敌522团先头第3营进至板桥时侦悉，红7军团大部队驻在汤岭街南北一线。于是该团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其第3营居右，第1营居左，分两路夹击汤岭一带的红军。而乐少华率领的军团部，就驻在汤岭街！

乐少华在后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当我们宿营时，又有群众来报告，说福州通桃源的大路上发现白军约一个团的人。我们便派侦察队出去，结果侦察队走错了路，敌人反进到我们哨兵线上。当时我就同粟裕同志带了第2师的同志，上去把敌人击退。在我们上阵地时，第3师已自动向敌左翼攻击，而我们的第1师好久都得不到消息。”（注20）乐少华这段回忆，显然是在替自己诿过——枪声一响，乐少华显然是慌了神！

乐少华既未通知（联络）其他两师，亦未下达任何指令。于是，位于汤岭街南侧墩头的第3师听到枪声后，主动赶上来支援。位于北侧桃园附近的第1师由于不知晓乐少华的具体位置，便自行决定向敌后包抄迂回。对于第1师行动乐少华甚为不满：“干部指挥上独断专行，不了解战术的错误，如第1师自动出击和自动撤退，也没有同军团部联络甚至找他们不到，致使兵力用在一线，失去突击力量。”（注21）

时至天黑时分，敌57师主力开始陆续赶到，混乱中的红7军团只好撤出战斗。11日拂晓在阻击部队掩护下，红7军团各部开始东渡敖江，向潘渡乡以北的陀市村一带行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红7军团的后卫掩护部队，居然也跟着主力部队匆匆撤离！早7时许，敌57师主力开始过敖江，沿江边公路向潘渡乡一带攻击前进。红7军团只好在后卫部队掩护下，先是一路撤至潘渡以北约15公里处的丹阳，然后又根据敌情的进一步变化，又撤至罗源县的百丈村一带。

对于这场发生在桃源附近史称的“降虎之战”，乐少华在后来所写的《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中，只是约略地谈到战前的“轻敌疏忽”及部署上的失误，但对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却含混其词——“战争一开始，首长坚决消灭敌人的决心是对的，主要的是干部独断专行的错误，以致我们调不到一师，而我们也来不及联络，兵力又放在一线，自动的出击，又自动的撤退。”（注22）

比对一下时任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赵春和的相关回忆：“第二天9时许，福州之敌87师的1个团追来，到宦溪乡降虎村茶亭尖山腰，……。前卫第2师冲上去将敌前卫连打垮，……。敌后边部队赶到，……，双方对峙着。……。福州、降虎战斗，两次合计的伤员有七八百人。次日凌晨，伤员由刘英负责，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一站一站运送到闽东游击区，交给连罗县委安置治疗。”（注23）

此后，乐少华的独断专行略有收敛：“这时接到军委电，指出我们的急行军是部队过于疲劳的错误，要我们今后每天走三、四十里路。……。寻淮洲同志自未渡河前跌伤手腕后，至此时才开始负责（先时由粟裕暂代），……。”（注24）依据上下文推断，乐少华所言的“至此时才开始负责”，明显指的是桃源（降虎）战斗之后。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寻淮洲跌伤的是手腕，按道理讲应该不至于影响指挥作战。

俗话说得好，“会说的不如会听的”。透过乐少华上述解释不难看出，无论是打福州还是之后的桃源宿营和江湖作战，都是由他一人做出的。但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注25）——对比一下之前寻淮洲等指挥的湖源之战就会深切地感觉到，粟裕对乐少华的这个评价的确是入木三分！

8月22日，红7军团在闽东独立团的配合下，攻占福安县城以西约20公里处的穆阳镇。红7军团“在那里缴获鸦片烟土50多担，现洋3万多元，铜元无数。”（注26）第二日下午的17时许，敌49师先头部队从宁德一带匆匆赶到，寻淮洲指挥部队的隔河阻击。3小时后，乐少华带领主力携带缴获的烟土、现洋、铜元等大批物资撤离穆阳镇，向北转移至南溪一带。

之后前往浙西南的庆元县时，军团长与政委又发生矛盾——按照乐少华的说法：“我们又不赶路，何必疲劳兵力，主张多走两天大路；而淮州同志主张走小路。但当我说明时，他也没有坚持，就同意了。结果走错了路，淮州同志到宿营地后就发脾气，并还骂人。……。后来因他继续不停地骂，我也就同他吵起来。那次吵得很凶。”（注27）

不明就里的人乍一看，似乎是乐少华占理，寻淮洲给人以无理取闹的感觉。但仔细琢磨却令人疑惑，不就是走错了路，寻淮洲又何必发火？！乐少华在报告中露出马脚：“以后的出发路线由粟裕同志调查好，经过曾洪易和淮州同意起草命令，由淮州同志盖章后再由我盖章。这时我为避免争斗也就不坚持了。”（注28）

乐少华这番貌似委屈求全说辞，反而暴露出问题的实质——不仅作战他要行使“政治委员制度”，就连行军路线这本属军事干部分内的日常工作，同样也要由他说了算！实际情况是8月23日傍晚，寻淮洲率领少量部队在后面阻击时，乐少华指挥部队开始撤离。由于没有提前派出侦察队探路，故前卫部队行至镇前镇附近时，本应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却不知何故错转到向北的岔路上。部队继续北行20余公里后，才发现走错了路！

如此一来，红7军团不但走了个大大的“之”字形，还因多走了2天惊动了庆元的敌人。这就是军团长寻淮洲为何大发脾气的根本原因。可乐少华拒不悔改，坚持要行使政委的“最后决定权”，气得寻淮洲只好跟随后卫部队行动。30日凌晨红7军团离开庆元，准备经竹口北上至龙泉的小梅镇。没想到先头部队走到李源村附近，发现又走错了路！幸好此次大约只多走了不到5公里冤枉路，沿松溪河北上很快回到正路。

可上午10时许，先头第3师刚进入竹口镇，乐少华就命令停止前进！待天黑后再继续北上。随即乐少华部署宿营：前卫第3师进驻最北面的竹口镇，军团部及第2师驻在竹口街以南的黄坛——距离第1师驻地约有4公里距离，后卫第1师则驻在离黄坛不远的新窑一带。不难看出，乐少华既未考虑周边的地形地貌，亦未考虑部队的警戒及作战，唯一考虑的大概只是休息完继续行军。

幸好前卫师师长王蕴瑞并没有大意，除派2个步哨前出至2公里外的隘口——下济桥左近外，又将一个整连，部署在竹上村口右（东）前侧小山包上放连哨。从这里能够清楚地看到枫堂村口北端的三岔路口，可以同时对北和东，两个方向进行警戒。下午16时许，突然从竹口镇前面的隘口传来了枪声！前来攻击红7军团的是浙保第3团主力（欠1个营），以及之前溃退的庆元县保安团及浙保总队的基干队和军士队等部。

战斗打响后，师长王蕴瑞亲自率领师（团）部作战指挥人员，快速登上竹口东侧瓦窑山后（南）面的制高点——东山寨，仔细观察敌情。由于第3师此时仅剩下1000余兵力，只能派出1个连跨过竹溪河，从西侧穿插到敌右（西）侧后进行牵制，无力攻击后坑桥东侧的敌机枪连阵地。战斗进行了约1个小时后，乐少华带领军团部及第2师主力匆匆赶到，但面对敌军的凶猛进攻却束手无策。

幸好时间不长，寻淮洲带领第1师1个营赶到——其余部队留在原地防守追敌。听取王蕴瑞报告并进行观察后，寻淮洲判断当面之敌不过2000来人，于是命令第2师从正面展开进攻吸引敌军的注意力，第1师那个营则向敌军阵地的左（东）侧迂回。当红军第1师那个营迂回到侧后发起攻击时，第3师也趁势从西南面展开攻击，浙保团的防线立刻被击垮！

可惜的是，由于红军迂回包抄的部队仅有1个营，难以完全切断敌军的退路。而通往小梅镇的公路西侧紧挨着竹溪河，且后坑桥东侧的阵地一直未被红军攻占，故敌军得以由此处沿公路向小梅镇狼狈逃窜！留在后面掩护的敌迫击炮连与机枪连的士兵为便于逃跑，将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及弹药等都遗弃在阵地上。

竹口之战虽然红7军团取得胜利，但严格说来颇有些侥幸——开战初期的被动，显然与乐少华的疏忽大意有很大关系。之所以能化被动为主动的重要原因，是来敌的兵力少于红7军团。尽管此战歼敌约1个营的兵力，并缴获轻重机关枪11挺，迫击炮2门，长短枪等200余枝及弹药等，但红7军团的损失也不算小——用乐少华报告中的话说：“……，但我第2师师长在战斗中阵亡，损失也不少。”（注29）

31日上午，红7军团顺利地进占小梅，准备在这里进行休整及补充。未料到军委在9月1日来电中严厉斥责：“7军团的任务是继续向浙西前进，不能在小梅停留等候你们的伕子。”（注30）4日下午17时，军委再次发来火急电：除了继续下达新的作战等任务外，还对红7军团的行进速度，提出额外的专门要求：“7、为彻底保证任务的执行，7军团勿须作强行军，每日走二三十里即可，但在自己行动的地带内，则应肃清保安队、民团及小部的正规部队。”（注31）

此时的红7军团，已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作战人员只剩下3000来人，随队的伤病员就有六七百人之多，其中100多名重伤员则需被担架抬着走。寻淮洲不得不于9月27日深夜，向军委告急：“7军团自瑞金出发，至今将近3月，……，军团病者及伤员全愿赖部队自行扛运，……每次能参加战斗者，枪数不满1000以上，……拟即向婺源以北至流口行动，以便找一适当地点休息而利截击可否，请即电示。”（注32）

28日，军委回电：“7军团应即在浙皖交界开化、婺源之间山地休息，待机并积极准备侧击与伏击尾追你们的敌人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于开化以北地域对婺源、德兴敌人则警戒之，……，然后仍转回屯溪、石门以西，执行军委给你们的原任务。”（注33）透过这封电文明显可以看出，中革军委对红7军团的先斩后奏大为不满，但鞭长莫及——此时“真正布尔什维克”乐少华正卧床不起！

此后由于红7军团每况愈下，乐少华也不得不电告中央：“我们的意见，如果要继续作战，那我们必须要补充，……。”（注34）时至10月21日，军委来电通报敌情，并命令红7军团开进闽浙赣苏区休整。11月1日，历经千辛万苦的红7军团，终于进抵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受到苏区人民的的热烈欢迎。

第二天，方志敏等省委领导就由葛源赶到重溪，与红7军团的领导见了面。“于是我就利用时间和洪易商量召集了政治委员会议，来一次比较原则的检阅，并邀请志敏同志参加此会。”（注8）乐少华之所以急于召开“政治委员会议”，就是要通过所谓“比较原则的检阅”，为红7军团这次北上之行定下基调。

乐少华急于要开“政治委员会议”，目的就是要分清责任——“在检阅中，我们认为7军团没有完成中央所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由于政治领导的机会主义这一倾向，……，这一倾向的主要代表是洪易，……。”（注35）奇怪的是，一路上与乐少华发生争执的明明是寻淮洲，“这一倾向的主要代表”怎么就成了曾洪易？！

这份报告是乐少华1936年到延安后所写，其时寻淮洲早已牺牲，所以有所改动。可在后面又吞吞吐吐地写道：“我们过后又详细检查了这次行动的经验教训。在检查中指出了干部的团结问题，……，但我们有个别主要干部有时竟形成我怪你你怪我的推诿现象，……，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干部，是不应该的。”（注36）

虽然乐少华没有指名道姓，但那位“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干部”，无疑指的是时任军团长的寻淮洲。这在时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的回忆中亦可得到佐证：“……，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每日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当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为止，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后又下命令撤退。”（注37）

粟裕的回忆也可印证：“按照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战略意图来衡量7军团的北上行动。要求通过这支仅有几千人的部队的作战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由于未能实现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就指责部队没有完成任务。他们还把曾洪易个人的退却动摇，同寻淮洲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光辉战斗业绩混淆起来，给这支部队扣上‘染上机会主义’、‘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等等荒诞的大帽子。”（注38）

11月14日，中革军委发来“关于组建10军团和闽浙赣省及其隶属关系的决定”的火急电：“A、……7、10两军团应即合编为10军团。……10军团长由刘畴西担任，乐少华任政委，寻淮洲任19师师长，聂洪钧任政委，刘、乐并兼20师师长、政委。”；“B、洪易留赣东北为省委书记，志敏为兼军区司令员，洪易兼政委。”（注39）

通过这份电报可以确知，乐少华报告中所说的机会主义“主要代表”曾洪易，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分，反而取代方志敏转任闽浙赣省的一把手！唯一受到组织处理的是寻淮洲，不仅被从军团长降为红19师师长，而且被摈弃在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之外。这段史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在博古洛夫等极左中央领导人的心目中，同样的错误犯在留俄派身上可以宽恕，但犯在寻淮洲这样的红军将领身上却难以容忍！

粟裕一针见血地指出：“组成红10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7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取来的宝贵经验。”（注40）

18日夜，寻淮洲依照中革军委11月4日的电令，率领红19师东出怀玉山，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此时摆脱了曾洪易与乐少华干扰的寻淮洲，率领红19师如同出闸的猛虎，连续取得白马、分水及金子山之战的胜利。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翌日，经大坟与泾县宣城威胁芜湖，后得军委及军团首长的命令，要19师（即红7军团）回师黄山附近与主力会合。”（注41）

根据史料记载，红10军团会师后，最初选定的作战目标为敌李文彬旅。12日部队离开汤口，翻越汤岭来到黄山西南侧的焦村，准备伏击将由秋浦向太平行进的李文彬旅。但不知何故，敌李文彬旅始终没有出现，红10军团只好撤出阵地，一路经白马岭、辅村、沟村、罗村、黄榜岭，于（13日）晚进至谭家桥地区。上万人的部队，分宿于谭家桥、中谭、文雅街、西谭及留杯荡等地。

获悉敌王耀武部将经过谭家桥情报后，红10军团政委会连夜召开会议，认为“……在分水县附近作战时，只我19师与之对抗，尚能击其溃不成军，以此我们3师之众来攻疲倦溃败的独立王旅，不但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且地形、群众条件及士气亦利于我军作战，……。”（注42）决定利用他家桥周边的地形，伏击敌王耀武部。

政委会结束后，红10军团立刻做出战斗部署——“20师的2个团和19师1个团从谭家桥东南低地石门岗北端一线展开，从东面向开进之敌侧击；19师2个团待战斗打响后，跨越麻川河，从石门岗东侧向乌泥关穿插，腰斩和拦住后部敌人，……军团指挥所设钟鼓山后侧的山坡，……14日凌晨1时，各部进入阵地。”（注43）

1934年12月14日早晨6时，国民党军补充第1旅前卫团的先头部队离开汤口，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太平方向追击红10军团——“（一）共军第10军团已向太平逃窜，本旅遵命于明（14）日上午6时出发，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进。（二）以第2团为前卫，前卫部队在行进中必须严密搜索，免被袭击。其余各部队，按旅部直属部队、第3团、第1团的秩序行进。”（注44）

“红10军团等待补充1旅的前卫团的1个营通过了谭家桥，约于上午9时，即开始向前卫团及旅直属部队猛烈袭击。”（注45）王耀武的这段回忆除有1个小时的时差外，基本可与刘英的回忆相互印证：“……，约上午10时光景，敌之先头部队向两边威力搜索前进，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此时我高级指挥员已饬各部待敌行进时才开始动作，不料走火3枪，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注46）

对于红10军团发动攻击的这个时机，军史及正规出版的专著等大都记叙为，红20师的一名新战士因为紧张而不慎走火，过早地引发了整个战斗。更为离奇的，则是有人在毫无历史依据的情况下，极富创造力的编造出寻淮洲应对战斗失利负主要责任谎言：“王耀武的补充第1旅前卫团十分谨慎，上午10点搜索至红19师阵地前，寻淮洲当即决定发起攻击，这样就过早地暴露了部队的火力。”（注47）

笔者不得不直言，该文著者编造的“寻淮洲当即决定发起攻击”，只能用睁着眼说瞎话来形容！依据上面那张《谭家桥战斗态势图》的标识可知，其时红19师主力位于前门南面靠近板壁下的山脚处待命，与敌军行进的公路之间隔着数重山峦，寻淮洲如何能“当即决定发起攻击”！即使埋伏在石门岗东侧红56团也不可能“发起攻击”，否则战斗只能发生在石门峡南口附近，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谭家桥之战了！

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为何“走火3枪”而不是1枪？！以及“走火3枪”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其时的制式步枪并非自动型，第一发子弹打出后要通过向后旋拉枪栓退出弹壳后，才能将第二发顶上膛继续。所以即便是真的“枪走火”，也不可能连续“走火3枪”！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作战部队发现敌情后，连发3枪示警！

由于上面那张手绘的“态势图”不够精确，请参考笔者制作的简图：

比对两张图可以发现，其时的敌前卫营已过了谭家桥，行进至八甲附近——其斥候（尖兵）显然已接近红20师兜底那个营的阵地。这从王耀武的回忆得到印证：“红10军团等待补充第1旅的前卫团的1个营通过了谭家桥，约于上午9时，即开始向前卫团及旅直属部队猛烈袭击。”（注48）但王耀武所说的红10军团“即开始向前卫团及旅直属部队猛烈袭击”，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指的应该是“走火3枪”的时刻。

比对一下刘英的相关回忆：“当我部队布置完毕后，约上午10时光景，敌之先头部队向两边威力搜索前进，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此时我高级指挥员已饬各部待敌行进时才开始动作，不料部队走火3枪，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注49）

那么，刘英所说的“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应当如何理解呢？依据《谭家桥战斗态势图》及王耀武部随后的调动推断，敌军是1个营安全通过石门峡后，下1个营才开始进入石门峡那段险路。故其前卫（第2团）团部及第2营，停止于中墩以南约500米处的公路上休息；该团后卫（第3）营则停留在石门冈如口处，准备接应并掩护旅部及后续部队的到来；而敌先头营“走火3枪”时已越过谭家桥。

遭遇伏击的王耀武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保：由于其时前卫团主力停止在石门峡北口处，与先头营之间拉开了约3华里的距离，如果得不到及时支援，该营很可能被迅速歼灭！此时王耀武出了个昏招——“我一面将俞的手令传达各部队，一面调加强营和第3团的第3营增加到第2团的正面作战。令第3团团长李天霞率该团主力向红10军团的左侧背猛烈反击。令第1团团长刘保定立派一部占领乌泥关，并确保之。该团主力为旅预备队，控制在乌泥关以西地区。”（注50）

不知何故，位于钟鼓山临时指挥所的刘畴西等虽然观察到“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却未趁此机会立即下达发起攻击的命令！“此时我20师及21师不听军团号令，加之出击动作不一致，结果19师只用兵力1个连，20师及21师由于野战经验太差，动作又不一致，而影响整个的战局，……。”（注51）

据敌旅长王耀武回忆：“红10军团发动袭击，来势很猛，集中力量冲过来，企图在补充旅未站稳脚跟以前予以击溃，第2团随即发生动摇，有少数士兵后退被挡回去。团长周志道见情势危急，张慌失措地大声喊司号长吹号，催增援的加强营及第3团的第3营跑步前进。……。加强营及第3团第3营赶到后，增加在第2团的正面作战，将第一批冲过来的红军打退下去。”（注52）

这段回忆佐证，率先向敌前卫团发动袭击的，是红20师埋伏在最南端的那个团，该团团长即为后来在此战中英勇牺牲的黄英特。令人惋惜的是，如果刘畴西发现红20师左翼队擅自发动攻势后，能顺势下达全线出击的命令，或坐镇红20师担任指挥的乐少华能及时下令右翼那个团协同发起攻击，即使不能一举打垮敌前卫团主力，但将正在行进途中的（浙保团）加强营击溃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可由于刘畴西及乐少华等的优柔寡断，面对优势敌军以及左右的侧射火力，未得到支援的红87团无功而返。

依据刘英“此时我20师及21师不听军团号令，加之出击动作不一致”这句话推断，红20师右翼那个团见左翼部队发动进攻，也主动向敌发起攻击。据王耀武的回忆，红20师的第二次进攻十分猛烈：“……，与第2团展开了肉搏。该团副团长程智率部反击，激战约40分钟，又将第二批冲过来的红军打退。”（注53）

红20师这2个团的第二次攻击之所以未能奏效，除了敌前卫部队已就位并草草设置了防线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总指挥刘畴西等仍然没有下达总攻击的命令！因此没有得到军团部署的迫击炮及重机枪等火力掩护，仅靠血肉之躯向前冲击焉能不败！？

此时，埋伏在石门峡口山岗上的红56团，见王耀武的旅部等没有进入石门冈这段狭路，而是停留在石门峡南口的西侧，继续在山上埋伏已失去意义。为了配合红20师的进攻，不得不组织部队下山冲向王耀武的旅部！“未20分钟，红军约有数百人由公路右侧的山头丛树林中冲过来，行动迅速，直扑谭家桥东端旅部所在的地方。我仓忙命令特务连长刘连荣率部猛烈反击，……。红军由于伤亡很大而被打退下去，第三次的冲锋又受到挫折，因之旅部直属部队及第2团就稳定下来。”（注54）

“红军三次冲锋虽都受到挫折，但斗志仍盛，其打败补充第1旅的决心并未动摇，又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锋。这次红军出动了七、八百人，分三路冲过来，一路针对加强营，两路对着第2团中伤亡较重的第1、2两营，勇往直前，不顾牺牲，前赴后继地冲过来。刺刀在太阳光下闪出白光，杀声震天，大有一鼓作气击溃补充第1旅之势，……。”（注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