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说唱艺术在现代城市中的传承——以两位艺人的实践为例

文摘 2024-05-29 22:10 北京

摘要：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在长期的传承历程中，不断融入各个时代的不同艺术元素和不同人文内涵而不断发展，被认为是反映藏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民风、民俗、伦理、道德等的百科全书。现今，《格萨尔王传》史诗依然能够传承并活跃在广阔的乡村乃至城市当中，艺人的作用成为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文章以两位不同身份的艺人为个案，分析了《格萨尔王传》在现代城市中的不同形式的传播和传承。

关键词：《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传播途径；现代城市；多元形式

引言

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一座座高耸入云、连绵不断的雪山和一片片旷世原野在草原牧场上，藏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格萨尔王传》（以下简称《格萨尔》）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史诗，是举世瞩目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格萨尔》讲述的是英雄格萨尔在岭国称王，降妖除魔，解救苦难中的百姓，安定三界的故事。《格萨尔》的故事其实就是藏民族从原始部落时期到逐渐成为统一民族过程的艺术再现，展现了古代藏族的社会历史和发展历程。按照有关文献记载，《格萨尔》故事诞生于纪元前后至公元5至6世纪，于公元7至9世纪前后吐蕃时期基本形成。[1]诞生时间久远，发展历程曲折。

纵观人类社会，世界几大英雄史诗均描述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英雄作为军事首领英勇奋战、掌控一域的传奇故事。据传，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是由盲人诗人荷马根据民间传说所写，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部史诗的作者分别为毗耶娑和蚁垤（跋弥），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来源于民间神话传说。尽管这些史诗都曾经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流传，但终究已经从口头文化中消失，成为了静态的文本形式，失去了口传文学绘声绘色的实时性和画面感。相比之下，唯独《格萨尔》仍是一部传唱至今且不断演化的动态性史诗，被称为“世界第一活态史诗”，依然以口头传唱的形式活跃在青藏高原广阔的牧场、乡村乃至城市当中。当然，存在这样的状态可能有多种原因，但首先应该与自然生态和文化形态关联。也正是如此，使《格萨尔》显得格外的珍贵。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说过：故事的价值是耗不尽的，它保留并集中起自己的力量，即便在漫长的时间之后还能够释放出来。[《2]格萨尔》产生于青藏高原广袤的游牧地区，是草原游牧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下产生的被浓缩了的游牧史和游牧叙事。如今，研究对象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依然存在，淳朴热情的牧民依然存在，作为《格萨尔》叙事者的“仲肯”依然存在，并且在新老交替中不断传承，源源不断。包括活跃在城市中的不同身份的艺人。

民间口头艺术最重要的是要有传承人。一旦没有了传承人，这门艺术的传承也将随之消失。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格萨尔》说唱艺人的传承，就没有现在的活态史诗《格萨尔》。按照学界一般分类，《格萨尔》说唱艺人大致分为五类：即，托梦艺人②、圆光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和掘藏艺人。在上述五种类型中，托梦艺人人数最多，且托梦艺人和圆光艺人靠的是天赋，一种类似天赐的能力；而闻知艺人、吟诵艺人和掘藏艺人是通过后天习得成为艺人。无论怎样，说唱艺人的代代传唱是《格萨尔》史诗最本质的传承方式。

时至今日，即使人们还可以听到《格萨尔》的说唱，但我们不得不关注当下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对传统《格萨尔》说唱艺术的冲击和影响。因此，本文以说唱艺人的研究为出发点，从两位艺人的说唱经历和生活状态的剖析入手，研讨《格萨尔》说唱艺术在城市文化生态中的传承实践。

一、《格萨尔》艺人在城市

（一）作为高校研究人员的格萨尔艺人

斯塔多吉，一位《格萨尔》“托梦艺人”兼《格萨尔》研究人员于一身的“仲肯”。在访谈中，斯塔多吉称自己是一位“幸运儿”，自己人生命运的转折首先得益于《格萨尔》说唱，再者就是外界的关注和政府的扶持。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各级政府以及高校领导和专家的关注、重视和扶持，现在的斯塔多吉也可能是草原上众多《格萨尔》“托梦艺人”中的一位。若是这样，那么既谈不上对《格萨尔》说唱技艺的学术思考，更不可能成为能够把自己说唱的《格萨尔》英雄史诗撰写成书籍的研究人员。

三十岁，按古语讲已是而立之年。如今的社会现实来看，这个年龄是青年们刚好确立人生的奋斗目标并扬帆起航的开始。从这个角度看，斯塔多吉应该说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早已成为颇有影响的《格萨尔》说唱名家，成为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并获得硕士学位的《格萨尔》研究学者。

斯塔多吉和大多数《格萨尔》说唱艺人一样，在乡村成长。1990年，斯塔多吉出生在昌都市边坝县沙丁乡热巴村的一户家庭。9岁之前的他和其他小伙伴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直到小学三年级的一天从梦中醒来，就能说唱《格萨尔》，由此改变了他的“普通”。不久，在专家学者的鉴定下，他被确认为《格萨尔》说唱传人，顿时在村中成了名人。他除了在学校给学生和老师们说唱外，村中的村民也会邀请他到家中为其说唱《格萨尔》故事。其中，关系很亲近的人家就会请到家中说唱并吃喝“款待”；关系一般的人家会给斯塔多吉两元钱的报酬。除此之外，村中的民俗活动和村民的婚丧嫁娶之事，斯塔多吉也会被邀请参与。当问及报酬时，斯塔多吉讲：“这种事情不能谈及钱财，像红白喜事是大事，本身过去应该给主家带去东西，而不是索取东西，这在我们那里是非常明确的。”可以看得出人们是很讲情面的。当然，那时还属于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年代。据斯塔多吉回忆，上初中时，整个村中只有一户稍微富裕的人家有一台录音机，等他上了高中，村中才有电视机。所以在他的童年时代，听唱《格萨尔》是村民文化生活和消遣娱乐的重要内容。斯塔多吉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不仅说唱《格萨尔》，还顺利地完成义务教育，最后被特招进入西藏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不久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于是斯塔多吉开始思考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二）城市茶馆里的民间艺人

布琼，今年38岁，出生于那曲市色尼区。布琼在12岁时因一场梦成为了有别于身边同龄人的“神童”。在西藏自治区内，那曲是《格萨尔》说唱传承人最多、最集中的地区，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命名为“岭·格萨尔艺人之家”。布琼是那曲地区众多《格萨尔》说唱艺人中的一位，从小就在家乡辽阔的草原上放牧，没有进过学校上学，因此也就不具备识字读书的能力。当然，随后的说唱之路也不同于斯塔多吉。藏北是《格萨尔》说唱的故乡，这里有着《格萨尔》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在那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兴起了在茶馆和演艺厅说唱《格萨尔》的新风尚。于是，原本在草原上为牧民说唱英雄故事的“仲肯”们，现在有了更大的舞台，开始到县里、市里说唱《格萨尔》史诗。这里每月数千元的酬劳，使艺人们感到满足。布琼同样从村里说唱到县城，如今又来到了拉萨市的茶馆说唱。布琼代表着大多数艺人的说唱路径，他们一方面为了生活而奔波，另一方面因与《格萨尔》的机缘而理当顺应。

在交谈中，笔者问过布琼一个问题：如今在拉萨的茶馆说唱，每个月有数千元的收入，如果能够找到收入更可观的其他工作，你会考虑吗？布琼坚定地回答到“不会”。当问及为什么时，布琼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回答：“这份工作更自由，可以来回走动，每天只说唱三四个小时，而且如果那曲市文化局和群众艺术馆安排采录、培训、开会等活动时也可以随时回去。当然，更重要的是《格萨尔》说唱是我的所爱，我的特长。”那曲市文化局和群众艺术馆对当地的《格萨尔》艺人建立了档案，颁发了“工作证”。所以每位艺人可以算是工作人员，只不过区别于编制内员工，平时也可以做自己的事情，需要的时候到场配合《格萨尔》相关工作即可。

对于更换工作的问题，斯塔多吉又说出了其他几种原因：首先，这些艺人大多数都是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土生土长的牧民，不大会讲普通话，也不太听得懂汉语，在拉萨找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另外，他们除了在茶馆说唱的酬劳外，作为传承人，根据每个人所确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级别，政府会每年给予不同的补助。所以，从总体上看，他们找其他工作的收入不比在茶馆说唱丰厚。于是，每个人很安逸于现在的生活状态。

斯塔多吉和布琼两位说唱艺人的成长经历略有不同，然而在说唱的路径上可谓大同小异，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同样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说唱环境在慢慢的变化，于是他们都从自己生长的草原牧场和村庄，来到了城镇，来到了城市。事实上，《格萨尔》说唱艺人与《格萨尔》英雄史诗处于一种共生的特殊关系。因此，了解西藏的《格萨尔》史诗说唱在当今社会的调适，从某种程度上看，观察和研究艺人的生活轨迹以及说唱风格的变化成为了重要的线索之一。

（三）说唱风格的调适

《格萨尔》的演绎形式独具特色，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讲故事的人以第三人称讲述故事的念诵形式，属于曲艺类型；二是讲故事的人以第一人称充当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并用演唱故事歌曲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人物思想的歌唱形式，属于音乐类型。[3]这种散韵交替的方式说唱史诗，增强了《格萨尔》史诗叙事的表现力和吸引力。《格萨尔》史诗人物众多，不同人物演唱的故事歌曲大多专曲专用，形成极其多样的曲调类型，边多先生对其称为“千百人物与万首唱腔”。《格萨尔》中的不同人物在表明身份，表达思想，描述和赞美兵器、坐骑、服饰等过程中都用故事歌曲唱出来。

从《格萨尔》故事歌曲的曲调来看，“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格萨尔艺人，他们用不同方言演唱的音乐，必然与他们各自熟悉的、当地流传的各类传统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4]格萨尔》史诗主要流传在藏东和藏北的游牧地区。因此，无论是唱词的文学风格、结构形式，还是音乐旋律，都是在这些地区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5]斯塔多吉来自藏东昌都，讲康巴方言；布琼来自藏北那曲，讲卫藏方言中的藏北土语，虽然他们说唱相同的故事，但通过语言和音调表现出来的音乐风格各具特色，呈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

从逻辑上看，在农耕文明时代，每位艺人的说唱风格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因为《格萨尔》说唱艺人尤其“托梦艺人”不涉及师承关系。当然，那时也没有曲谱文本记录。然而信息时代的当下就不同，不仅可以通过各种媒介接触到各地《格萨尔》艺人的不同说唱风格，而且能有机会使不同地区的艺人聚集在一起并相互之间聆听和学习各自的技艺。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和教师的斯塔多吉，还是作为民间艺人在茶馆说唱《格萨尔》的布琼，都有着同样的机会。

但是就《格萨尔》说唱中可能存在的演唱曲调的相互借鉴、融合乃至变异等问题问及两位艺人时，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个答案出乎我们意料。而且两位都认为：不同艺人在《格萨尔》说唱中演唱的不同人物的曲调原本怎么唱，现在还得怎么唱。斯塔多吉还严肃地强调并反问笔者：你要明白《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类型和各自的风格。如果能够随意迎合听众，随意做出改变的话，那一定不属于任何类型的格萨尔艺人，更不是梦境赋予这项超凡能力的“托梦艺人”。两位艺人都讲到：艺人在其他场合或其他情境下可以演唱不同地区的各类民歌，但只要开始说唱《格萨尔》史诗，那就必须演唱属于自己风格的原本的曲调，不会借鉴或加入其他风格的音调。斯塔多吉还讲到，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格萨尔》音调风格，自己会演唱300多首不同的曲调，这完全满足自己在《格萨尔》说唱中的需求，没有必要借鉴或吸收其他风格的曲调类型。

是的，如此表述值得重视。但从事实看，两位艺人通过现实的“选择”实现的身份调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调适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选择”的结果，是受到社会关系和文化之间的竞争和互融影响的结果。因为，无论是不同的个体还是群体，互相间在长期的交往、接触中，必然导致一方或者双方原本文化的相互涵化。其实，面对大环境的改变，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在做出调适，都在做出选择。当然，或许有些音乐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必做出任何调适和选择，但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对此问题不能忙于下结论。

二、传播途径的扩展

（一）原生环境的滋养

《格萨尔》在雪域高原游牧文化背景下产生，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唐卡画像上的格萨尔都是身披铠甲、头戴金盔、驰骋扬鞭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充分展现了热情、豪爽的游牧民族的性格，使《格萨尔》的英雄故事流传到每一座雪山，每一片草地，成为雪域高原上家喻户晓的英雄史诗，可谓山川大地都在倾听着《格萨尔》的英雄史诗，千百年来代代相传。

《格萨尔》讲述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寄托着一个民族的希冀，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藏族先民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塑造格萨尔的形象，在他的身上寄托情感、积蓄力量。格萨尔虽不是神灵、菩萨，但因格萨尔是一位惩恶扬善、救弱济贫、造福百姓的英雄人物，所以藏族百姓将其视为护法神，在很多牧民家中供奉着格萨尔的唐卡，希望得到格萨尔的保佑，避开一切厄运灾难，祈求平安幸福。因此，在交通相对没有那么便捷，发展相对缓慢的偏远牧区，依然对民间说唱充满兴趣，并将其作为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因为《格萨尔》史诗的说唱不仅用动人的故事激励人，用优美的歌曲满足人，更是成为人们陶冶情操，互通情感的重要社会活动和文化事项。

（二）市场经济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传统文化与经贸活动相互结合、互动发展成了一种被认为是有效的运行模式。越来越多的《格萨尔》说唱艺人走进城镇，开辟市场。西藏那曲作为《格萨尔》的主要流传地之一，到处座落着可以听到《格萨尔》说唱的茶馆和演艺厅。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人们积极利用当地的文化艺术特色开发其服务项目，增加收益，于是《格萨尔》说唱也就成为了茶馆和演艺厅富有特色的经营项目之一。

藏族饮食风俗中自古就有着喝茶的习惯。茶是藏族百姓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这既是维系人与高原环境关系的一种方式，也是体现藏族百姓应对自然的重要生存智慧。因此“泡茶馆”已然成为包括城市市民在内的藏族民众生活颇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其实，茶馆不仅是吃饭喝茶的地方，也是民众聚集的公共场合，似乎是最热闹不过的地方之一。人们在这里聚会、休闲娱乐，喝着茶分享着周围发生的新鲜事物，再品评一番。在那曲市的茶馆，随处可以听到《格萨尔》说唱。茶馆中的说唱艺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进入茶馆，在正前方的中央便会看到一个高约一米的锈墩，墙上挂着巨幅格萨尔画像，香盒中的藏香青烟缭绕，香的味道弥漫着整间屋子，说唱艺人盘腿坐在锈墩上说唱《格萨尔》，时而用急促的言语讲述故事情节，时而用嘹亮的嗓音演唱故事歌曲。从丰富的表情和多变的手势能够感受到故事进程中的情节变化和戏剧性转折，可谓扣人心弦，入木三分。一位艺人持续说唱两三个小时后，换另外一位艺人说唱。那曲市的茶馆中，《格萨尔》说唱艺术表演形式多样，有时还会增加人物扮演的多角色表演，牧民们也是观赏得津津有味。

布琼在拉萨表演的茶馆老板是《格萨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扎西多吉。传承学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为持续有效传承优秀文化遗产，文化部门支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且有传承人的地区设立传习所，由国家级或自治区级的传承人负责设立传习点，鼓励并扶持传承人带徒、学习等，发挥机构的传帮带作用。扎西多吉带领下的传习点有十几位《格萨尔》说唱艺人，平时主要在老板扎西多吉开设的两个茶馆进行表演，一个是小昭寺旁边的小餐馆，另一个大一些的茶馆位于团结新村，这里也是扎西多吉的办公室和《格萨尔》说唱场所。城市中密集的茶馆一定程度上为《格萨尔》说唱提供了更多的传播平台，艺人也拥有了相对固定的展演空间，说唱场域越多就越能带动《格萨尔》在民间的不断推广和传播，这样也就滋养了《格萨尔》在当代环境下生存的社会土壤，形成藏族优秀传统艺术在当代传承的良性循环。

民族传统艺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人文内涵，表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传统艺术的适当“曝光”不仅有效促进其传承和发展，而且在表现途径和表达方式上得到创新和拓展，还可以激发当地民众的文化自信和族群认同感。因此，传统艺术在当下的经贸和旅游开发中有着重要的推介价值。这就是说，经贸和旅游为传统艺术在当代的展现和传播提供了平台的同时，传统艺术又为经贸和旅游增加了文化养分，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式发展模式。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格萨尔》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从2014年起，“那曲羌塘恰青格萨尔赛马文化商贸旅游节”增加了《格萨尔》主题，使得《格萨尔》在民间的传播渠道变得更加多样化，也使民族传统艺术在现代生活中得以维系、生存和发展，应该说实现了传统艺术的自我表达并体现了传统艺术的当代价值。

（三）多元形式的展现

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中产生和发展。原生环境的改变，传统艺术的固有表达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当然，主要是一种调适。在广大牧区，游牧的生活节奏较为缓慢，人们有大量的时间去娱乐消遣，百姓可以在不同场域听《格萨尔》长篇说唱。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从游牧时代进入定居时代后，特别是到了信息化时代后，人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观念意识在变化，生活方式亦随之改变。同时，由于现代文化的多样性，人们在精神和物质追求上也不再局限于一种选择，而是追求多种形式的多样化体验。因此，《格萨尔》说唱的传统方式也需要面向大都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格局，这样才能吸引一批新时代的年轻人。

如今，新媒体时代，在网络上可以观赏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传统艺术及其风格特色。因此，人们充分利用各类传播媒介，开辟《格萨尔》传播平台，使全球网民们通过互联网便可了解《格萨尔》的故事、唱段和艺人。网络将原本流传于藏族游牧地区的《格萨尔》扩大到西藏和甘青川滇四省区的重点涉藏地区乃至全国、全世界范围，使遥远古老的少数民族文化进入多数人的视野并成为可观、可听、可感的大众文化。据斯塔多吉讲，目前，西藏文化部门在对《格萨尔》的保护、传承和宣传上采取了多种措施，搭建了多种平台，将《格萨尔》故事制作成电影、电视剧等音像制品，使口头文学变为动态的影像画面，成为了能够随机观赏的情景表演。

除了网络形式的展现，对《格萨尔》传统说唱那种面对面的观赏形式也做出了尝试性调适，以此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追求。《格萨尔》原本的说唱形式是一人说唱故事，同时充当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并演唱故事歌曲的特殊形式，没有道具和人物扮演。如今，为了丰富听众的观赏体验，出现了小品形式，为听众呈现故事情节。这种可观赏的画面在留住中老年人的同时，还能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使传统说唱在城市空间以应景的方式展现和存续成为了可能，实现了格萨尔说唱的教育功能。

三、结语

斯塔多吉是一名党和政府培养的《格萨尔》传承人，国家在场的推介使得一位偏远地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成为了大众视野中的公众人物，如此推介和媒体宣传的结果不仅促成了对艺人的关注，同时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众所周知，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自觉、有目的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活动，主要通过学习、运用、创新前人或他人积累的经验，以培养社会和时代所需要的专门人才。[6]斯塔多吉在政府的关心和扶持下接受了不同阶段的教育，使他具备了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基本能力，使他能够承担起《格萨尔》相关的研究工作。现在，斯塔多吉有着双重身份，首先是《格萨尔》说唱艺人和传承人，其次是一位《格萨尔》研究学者，以这种身份对《格萨尔》进行研究会更加地深入，研究成果更客观、更具学术性。斯塔多吉作为局内人，既可以作为自己的发言人，也可以是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格萨尔》对外宣传的代言人。目前斯塔多吉的成果颇多，已经录制完16部音视频资料，出版两部书籍和一部个人专辑。在与斯塔多吉的谈话中，随时能听到“责任”“使命”“价值”等词汇。学校的教育使斯塔多吉领悟到自身所肩负的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将终身投入自己所钟爱的《格萨尔》说唱和研究事业，将《格萨尔》的口传史诗从自己口中传承给下一代。

斯塔多吉和布琼两位《格萨尔》说唱艺人，虽然所从事的工作不同，但从两位身上可以看到《格萨尔》说唱在当代的生存状态和传承模式的一个侧面。斯塔多吉作为《格萨尔》传承人和研究者，他对艺人的调查寻访得出的看法是：现在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多数都是在城市中谋生，政府为了保护和宣传藏族优秀传统文化采取了各种措施，为艺人们搭建更好、更宽的平台，同时关注民众的情怀，留住和吸引更多听众。对此他深有感触，深怀感恩。而布琼则扎根民间，为藏族百姓说唱。鲁迅曾说过：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口头文学中民间艺人就是那块坚硬的石，他们的存在使得民间传统文化会延绵不断继承下去。过去的《格萨尔》只是流传在游牧地区，流传在艺人出生和生活的地方，而如今通过口头、文字、视频等我们可以在更广的城乡听到、看到各种形式的《格萨尔》说唱。这一现象说明，在当今城市化的进程中，藏族优秀传统艺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在转型中与变化的时代和现实生活形成“动力平衡”的状态，以循序渐进的“融化”形式发展，最终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在当代社会，这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积极的发展路线。我们从传承人那里得到的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风采，更是一代又一代艺人所倾注的文化情怀，正是这种情怀才使得一个民族保留着共有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降边嘉措,吴伟.格萨尔王[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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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觉嘎.论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歌曲[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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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边多.岭国妙音——长篇民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音乐概论[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5.

[6]王道俊,郭文安.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15.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k4NTgwMA==&mid=2448171004&idx=1&sn=f73389905944516d4aed272090096e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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