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民丨《格萨尔》说唱与藏族谚语的组合拳效应

文摘 2024-03-25 09:30 青海

曾几何时，听人说唱格萨尔的故事，是藏族聚居区人们精神娱乐的最佳方式，可以说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高低贵贱都以听格萨尔故事为人生一大乐事。藏族人之所以喜欢听格萨尔的故事，源于藏族人对英雄的崇拜，格萨尔是万众敬仰的英雄，是藏族人心目中的不死战神。格萨尔的故事不仅精彩纷呈,还可以演绎无数版本的“续集”，是至今仍在民众中口头传承的活态史诗。如今随着生活的现代化，格萨尔说唱虽有边缘化的趋势，但是作为崇拜英雄的民族，格萨尔说唱仍有一定的受众群体。说起格萨尔的英雄故事，那些遍布藏族聚居区的说唱艺人几乎个个都有说不完的绝活，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艺人大多目不识丁。笔者曾在《青海日报》撰文《格萨尔说唱的母语情结》，对藏族社会的这一人文奇观作了专门的论述。然而随着文化视野的逐渐开阔，在藏族文化的认知方面，感觉尚有未尽之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

吐蕃王朝是藏族先民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对此，现代藏族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比吐蕃王朝更早的藏族历史却是鲜为人知或语焉不详。其实，藏族人的根脉不仅仅是吐蕃，还要追溯到更早的象雄文明，象雄才是藏族历史文化的源头和摇篮。象雄是吐蕃王朝崛起前，雄踞于西藏西部和北部高原的强大部落国家，因为境内高耸的冈仁波齐神山而被虔诚的宗教徒誉为是世界的中心，一如象雄的图腾——大鹏鸟般是个神秘的存在，汉史称之为“羊同”，鼎盛时期幅员辽阔，国力强盛，与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地域都有过交流，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在印度佛教尚未传入西藏的一千多年前，藏族的原始宗教——雍仲苯教就已经发祥于此，且有独特的象雄文字，是现代藏文字的开山鼻祖。当时的西藏高原除了位于阿里的象雄，比较大的部落联盟还有立国于山南的吐蕃和拉萨河谷的苏毗，呈三足鼎立之势，后均为吐蕃所兼并。

吐蕃虽然统一了青藏高原，但是大一统的吐蕃王朝其文化现象却深深地烙上了象雄文明的印记。据史书记载，吐蕃王朝的社稷从第一代赞普开始由“‘仲’（SGrung）、‘德乌’（IDevu）、‘苯’（Bon）三者护持王政”，“仲”、“德乌”、“苯”三位一体的治政模式堪称吐蕃政权的“三驾马车”,而王朝的这一治政方式沿用的就是象雄模式，直到吐蕃第三十三任赞普松赞干布引进天竺佛法，象雄模式的治政方式才渐渐淡出了吐蕃的政治舞台，但是“仲”、“德乌”、“苯”留给后人的却是一笔令世人瞩目的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用现代汉语字面翻译，“仲”指故事，“德乌”则是谜语。“仲”以谚语见长, 因谚语而精彩；“德乌”以领悟为要， “德乌”语言虽然少有谚语,但韵感强烈有节奏，隐喻巧妙益启智，当诙谐风趣的语言以排比的方式娓娓道来的时候，同样给人以语言上的震撼。在天竺佛法尚未东渐的古代藏族，人们信奉的是源自象雄的雍仲苯教，当时从统治阶层到平民百姓都是忠实的苯教信奉者，特别是执掌朝政大权的官员普遍都是苯教徒或苯教巫师，他们问政于“仲”，问政于“德乌”，朝堂议事、宗庙祭祀以及卜筮的禳解仪式等重要场合，“仲”和“德乌”始终贯穿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作用。

倘若仅仅从字面理解，故事和谜语似乎远不能涵盖“仲”和“德乌”的全部语义，或有以偏概全之嫌，当前学术界尚有以“仲”为“寓言”，以“德乌”为“隐语”等诸多译名散见于学术专著和刊物。其实反观“仲”和“德乌”，与故事和谜语如出一辙，是两种语言最为贴切的对应词，双方互为相应，彼此相宜，不仅不显无趣，反有大道至简贵在自然的意蕴。在遥远的吐蕃王朝的历史背景下，藏族先民赋予“仲”和“德乌”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字面本身的意思，它们的功能和意义也远非现代人所能全部理解，这里的故事和谜语亦因穿越时空作如是观。

古人是如何用所谓的故事和谜语治理朝政，历史文献除了片鳞半爪的零星记录，没有翔实的记载。因而古代藏族治政过程中,讲故事和猜谜语背后的隐含意义我们不甚明了，但是结合学界泰斗南喀诺布等业内人士的考证文章，多少可以看出古代藏族治政的大致轮廓，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政教合一的古代藏族是一个特别重视以文治国的民族。的确，鉴于文学形象启蒙在治政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统治者高度重视故事和谜语，把故事和谜语作为教化民众、经纬天下的手段和方式，抬高到了与作为国教的雍仲苯教齐名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吐蕃政坛“仲”、“德乌”、“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政权结构。可见“仲”和“德乌” 在古代藏族政教一体的上层建筑中，同雍仲苯教一并,既同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又异乎寻常地归属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上层建筑，与政治法律制度处在同等的地位，它们之间是一种有悖常理的平行关系。因此，作为治理朝政的国之利器，其二者比单纯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仲”和“德乌”更能直接和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用于治政的“仲”和“德乌”双管齐下，从政治舞台同时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民间文学领域，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讲故事、猜谜语。久而久之，讲故事、猜谜语的技能经过一代代人的日渐月染，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有了天赋异禀，形成了藏族特有的文化基因，而这个基因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藏族语言的特殊功能——谚语的组合拳效应。

二

藏族谚语有没有组合拳效应，我们到基层牧区听一听牧民之间的谈话便可找到答案，尤其是恰逢论辩高手之间的辩论，那更是机遇难得。辩论双方因为语言有了谚语的介入和支撑，说出来的话不仅悦耳动听还振振有词，句句在理，都能摆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架式。双方舌战堪称棋逢对手，难分伯仲，那些行云流水般滔滔不绝的语言在唇枪舌剑之间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语言艺术给人的听觉盛宴实再令人惊叹不已。而更令人称奇的是，那些口吐莲花，字字珠玑的论辩双方十有八九都是大字不识一个，这种现象在藏族聚居区，特别是在藏族牧区系普遍现象不足为奇。受古代藏族“仲”的影响，辩才无碍的牧民之间从来都是用艺术语言进行交流和交谈，因为司空见惯，藏族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何为艺术语言？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经过谚语修饰的语言。随着谈话的延续，藏族谚语在语言中往往以接二连三的方式出现，层层递进的修饰语使语言在无形中增添了极其强烈的美感，这就是藏族谚语独特的组合拳效应。所谓组合拳效应就是象拳击手连续密集出拳往往能够一招制胜，亦可大大增强拳赛的观赏性，这种拳赛产生的效应能够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享受。谚语的组合拳效应一如拳赛，当谚语点缀的话语纷至沓来的时候，那一句句灵动而又唯美的语言同样令人应接不暇，使人不禁为之惊艳，为之叹服。

藏族谚语为什么有组合拳效应？为什么藏族的文盲说出话来都能文采飞扬？我们从古老的象雄文明和吐蕃王朝期间的藏族历史探本溯源，不难发现“仲”、“德乌”、“苯”治政的古代藏族的的确确是一个文以载道、文以治政的文人社会，有着非常厚重的文化积淀。将社稷大事系于讲故事、猜谜语这样的现代意义上的文艺活动，对于那些不谙藏族历史的人而言，确实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很显然，古代藏族用于治政的“仲”和“德乌”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其蕴含的内容和功能高深莫测，远非我们想象的故事和谜语那么简单。否则，靠讲故事和猜谜语就能燮理阴阳，安帮定国，岂不是痴人说梦，更不用说开创政通人和的吐蕃盛世。但是毫无疑问，讲故事、猜谜语确实是古代藏族治政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治政模式在古代藏族社会延续了三千多年，在漫长的岁月里，“仲”、“德乌”、“苯”治下的古代藏族文治武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要说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象雄文明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象雄大藏经》记载了显宗、密宗和大圆满佛法，是藏族文化的集大成，涉及到的内容涵盖了哲学、天文、地理、医学、艺术、建筑等领域，是深层了解藏族社会不可绕过的最权威的经典圣书。至于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族更是享有世界盛誉，巅峰时期与大唐分庭抗礼，鼎足而立。

“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盛极一时的吐蕃帝国历史上一度不无巧合地应验了柏拉图的这句名言，显示出了古代藏族“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治政才能。一个用故事和谜语治理社稷的民族何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藏族文化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及古代藏族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用“仲”和“德乌”治政，既迎合了民众爱听故事的喜好，又能使民众在故事和谜语中增长知识，开启民智。从统治阶层到庶民百姓都浸淫在浓厚的语言艺术的氛围中，那些有艺术天分的人便在有意无意间学会了讲故事、猜谜语。每逢畜牧与农耕的闲暇之余，他们便在帐篷里，在草地上，在田间地头给席地而坐的民众摆龙门阵讲故事、猜谜语，以此作为最惬意的消遣，而民众也以听故事和猜谜语为最享受的娱乐。特别是不像谜语尚需费力猜测，毋需动脑筋的故事越发受到了民众的青睐，讲故事的人由此成为了大众追捧的对象，赢得了大众的推崇，因为擅长讲故事而被人们称之为“仲肯”（说书人），彼时的“仲肯”众星捧月般被人簇拥，宛如现代的明星拥粉无数，风光无限。

藏族的故事以谚为美，谚语是故事精彩与否的试金石，是故事的灵魂和生命。藏族谚语除了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很强的哲理性以及形式生动活泼、内容耐人寻味等谚语共有的特性外，对仗工整，诗意盎然，一句谚语宛如一首诗，抑仰顿挫，琅琅上口。艺人在讲故事的时候，随口而出的谚语总能给人以美的享受，随着谚语在故事中的频繁出现，就会产生谚语的组合拳效应，这种效应就是一种不可名状的艺术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能够使听众产生极其强烈的情感共鸣。可见谚语之于故事的重要性如同空气之于生命，基于谚语在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没有谚语就没有“仲”，而没有“仲”则“仲”、“德乌”、“苯”治政的“三驾马车”亦不复成立。由此看来藏族谚语的确早在“仲”、“德乌”、“苯”治政前就已经产生成形，出自公元七世纪的《松巴谚语》也是很好的例子，证明古代藏族在象雄文明的早期就已经步入了比较发达的农业社会。

除了讲故事要用谚语的组合拳，藏族人为了增强语言的说服力，日常对话交往中也少不了用谚语说话。为了更直观地感受藏族谚语独特的组合拳效应，我们不妨设置两个辩论场景：一对汉族人的辩论和一对藏族人的辩论。在辩题相同的情况下，因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之间各自不同的文化差异，汉族人的辩论自始至终可以不用一句谚语，而藏族人的辩论则是谚来谚去。听众在欣赏两对辩论赛的时候，其欣赏点各有不同，对藏族人的辩论，听众更多的是欣赏答辩双方用艺术语言说话的艺术感染力，说白了也就是驾驭谚语的水平和能力。众所周知，谚语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实践检验的真理，用谚语说话是由谚语修饰和佐证的藏语言最美最真的表达方式，当一句谚语在语言中尚不足以说服对方的时候，往往就会使出谚语的组合拳，抛出更多的谚语旁征博引，一句句谚语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言之凿凿，掷地有声。有了谚语的组合拳效应，说话就有了底气，有了气场，言语间就会透露出不容置疑的自信和霸气。

从两个民族的辩论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习惯，汉族很少用谚语，而藏族无谚不成语。用谚语说话，用谚语讲故事的习惯似乎是藏民族轮回中与生俱来的天赋，因为口若悬河的藏族人大都没有上过学堂，他们腹中的谚语却象天上的星星数不胜数。在与父辈的耳濡目染中，他们不仅学会了用谚语说话，从中也学会了为人处世和生产生活的常识。藏族谚语“刀无柄难握，话无谚难说”，这是藏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须臾不离谚语的真实反映。腹中藏有无数谚语的藏族人，因为擅长用谚语说话，对谚语有很强的掌控力，驾驭起来总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说话用谚语，没有谚语就不会说话；讲故事用谚语，没有谚语就无所谓“仲”。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催生出了越来越多用谚语说话的人群，而用谚语讲故事的“仲肯”便在这些人群中脱颖而出，这就是满腹谚语的藏族人和“仲肯”为什么不识字却能出口成章的原因所在。同时也以无可置疑的事实证实了不识字的藏族人，其天才的语言表达能力，除了后天的熏陶渐染，语言自身也携带有非常强大的遗传基因。

用藏语讲的故事、用藏文写的小说，乃至口才好的藏族人彼此之间的交谈，其表现形式无一例外都是以艺术语言的形式出现的，姑且不论故事或小说有多少艺术欣赏价值，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艺术性，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其它语言所不能替代的。毋庸置疑，这是谚语的组合拳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效应，谚语不愧为藏族语言的精华。此外，笔者在拙作《格萨尔说唱的母语情结》谈及藏族聚居区还有一种不用谚语也能巧舌如簧的语言现象，类似于脱口秀或单口相声，是一种口语性很强的口头韵文，多为编段子的戏谑之言，藏语称之为“卡协”。还有深受藏族人喜爱的曲艺说唱“折嘎”也多为单口相声，“卡协”和“折嘎”语言诙谐幽默，意味深长，均无一例外地继承了藏族先民“德乌”治政中以白描手法居多的卜辞卦语的遗风。凡此种种，通过藏族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看出“仲”和“德乌”对藏族语言的影响是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

从庙堂治政到民间文学，“仲“和”“德乌”从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两个领域入手，同雍仲苯教一起牢固地统治了藏族人民的思想意识，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深刻地影响了藏族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影响至深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众所周知，但凡操藏语言说话，即使在不识字的人群也有能言善辩者比比皆是，这样的几率在其他民族是微乎其微的，这一现象有力地证实了藏族语言文化基因传承的客观事实。纵观遍布藏族农牧区的艺人和论辩高手，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藏族语言的表达方式天生具有成就口才大家的文化潜质。

三

吐蕃王朝崩溃，藏族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饱受战争摧残的民众渴望结束战争，实现部族统一，格萨尔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当格萨尔的故事从第一位“仲肯”的口中讲出来，便引起了民众强烈的反响，人们推崇英雄，赞美英雄，雪域高原处处传颂着格萨尔的英雄事迹。从此听讲格萨尔的故事便成为了民众的最爱，而遍布藏族聚居区的“仲肯”也纷纷效仿开讲格萨尔的故事，格萨尔由此成为了“仲肯”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故事主人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故事再精彩，试想如果没有创新，听众也不会不厌其烦地把一个故事听来听去，听多了必然会产生审美疲劳。因此在把握了故事基本情节和脉络的前提下，“仲肯”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格萨尔的故事演绎出了无数的版本，格萨尔的英雄事迹从此激励了一代代的藏族人，格萨尔也成为了藏族人永恒的精神偶像。

在实现部族统一的过程中，“仲”“德乌”“苯”治政的藏族社会，实行的是具有藏族特色的政教合一制，文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同政治和宗教相提并论。虽然是战事频发的年代，但是古代藏族在政治和外交上特别重视文以治国的重要性，纵横捭阖间无不彰显着古代藏族文治天下的政治智慧。每逢君臣庭议或占卜祭祀，特别是折冲樽俎，坛坫周旋的关键时刻，三寸之舌往往可以发挥强于百万之师的作用。届时除了会说，在一些仪式感很强的场合还要会唱，以说为主，说中带唱的治政方式是古代藏族特有的社会政治形态。因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会说话就会唱歌”,这句现代人耳熟能详的话，对于藏族人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置身于这样的社会环境，甚至于空气中都散发着浓浓的文化气息，能吟会唱自然也成为了“仲肯”的拿手好戏，于是为了进一步增强格萨尔故事的娱乐性和趣味性，“仲肯”在故事的人物对话中穿插加入了吟唱的要素。从而使随之而来的各种唱腔也像故事版本一样越来越多，独树一帜的说唱形式更加提升了格萨尔故事的艺术欣赏价值，说唱并行的格萨尔故事从此风靡天下。随着格萨尔故事越来越深入人心，听人说唱格萨尔的故事，俨然成为了藏族人精神文化盛宴上的饕餮大餐，“仲肯”也逐渐演变成了专门说唱格萨尔故事的职业艺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仲”、“德乌”、“苯”在藏族政坛的日渐式微，使“仲肯”的社会地位从此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直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千禧年以后，随着格萨尔说唱相继入选国家非遗名录和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仲肯”的社会地位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为什么“仲肯”总有说不完的格萨尔故事，其实这完全得益于藏族谚语的组合拳效应。无数说唱事实雄辩有力地证明，妙语连珠的“仲肯”不愧为创编故事的高手，为满足民众的期待，创作出更多的格萨尔故事，他们可以在故事的基本框架下，调动所掌握的谚语，以谚为媒，以谚缀句，将格萨尔王和众将领降妖伏魔，征战厮杀的场面描述得活灵活现，好像身临其境一样。因为有了无数的谚语助力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和环境的描述，故事自然演绎得文采斐然，引人入胜。听众在艺人滔滔不绝的说唱中如痴如醉，与艺人物我两忘的沉醉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共鸣。说唱过程中，艺人的思维活动随着故事的发展和内容的变化，与之相应的谚语在艺人头脑中即时浮现，与此同时，谚语的出现又可以帮助艺人打开新的思路，如此循环往复，谚语的组合拳效应既令艺人灵光乍现，又给故事平添了无尽的艺术感染力。

藏族人对格萨尔故事的痴迷，除了崇拜英雄，乃是因为故事中不断出现的谚语给人的美感一浪高于一浪，与此同时，经过谚语修饰的艺术语言又进一步增添了故事的艺术性，这是谚语的组合拳效应带来的语言美和故事美的双重审美体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效应，说话不假思索即可出口成章，讲故事也能即兴发挥，即兴创作。谚语的组合拳效应除了能够给故事带来美感，无疑还能激发灵感，令人文思泉涌，如有神助。

格萨尔说唱是植根于藏族传统文化土壤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从表现形式到内容都带有极其厚重的传统文化特质。以汉族为例，如果将格萨尔作品译成汉文，由于汉语言没有动辄使用谚语的语言习惯，也就是说没有谚语的组合拳效应，则必然与汉族的审美情趣发生冲突。从业已出版的格萨尔汉译作品来看，由于欠缺应有的艺术性，作品的可读性大大降低，原作与译文犹黄钟于瓦缶，差距之悬殊，皆因藏族谚语的组合拳效应决定了格萨尔作品根深蒂固的母语情结。鉴于此，翻译格萨尔作品难免有事与愿违，得不偿失之缺憾，与翻译水平和技巧等一概无涉。当然，这只是本人的一家之言，姑妄论之，不足为训。

古代藏族因为语言开创了“仲”、“德乌”、“苯”治政的先河，同样也是因为语言，孕育并诞生了天赋异禀的说唱艺人和享誉世界的英雄史诗，这样的语言其最大的特色和亮点就是谚语的组合拳效应，谚语的组合拳效应是藏民族语言的特长和优势，是藏民族语言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独特标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园地里的艳丽奇葩。

说唱艺人是草原牧民的宠儿，是游牧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天之骄子。从艺人成长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艺人所处语境对艺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语境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有什么样的语境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同时，语境也制约着语言，决定着语言的效用。在游牧文化和城市文化背景下的藏语言，受不同环境的影响，语言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效用，一个是用谚语修饰加工的艺术语言，使用这样的语言不仅可以提升人际交往的能力，还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现成的亮点语言；一个则是没有谚语的大白话，用这样的语言只能起到互相交流的作用，同样是藏语言，产生的效用却有天壤之别。

通过文化寻根的方式，深度挖掘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这种历史血脉，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根基。各族文化只有兼容并蓄，中华文化才能愈加精彩纷呈，博大精深，中华文脉也才能弦歌不绝，生生不息。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来源，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藏族牧民搬迁到了城市，他们的后代因为失去了游牧文化的语境，藏族谚语必然会从他们的语言中渐渐消失。在远离游牧文化语境的城市里，我们还能奢望出现新的艺人吗？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文化隔代的面前，即使再强大的优势基因也会不可逆转地逐渐走向平庸。因此格萨尔说唱的抢救保护工作迫在眉睫，特别是面对日益萎缩的艺人圈，保护艺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环境就是保护格萨尔说唱的源头活水，是格萨尔说唱抢救保护工作具有战略意义的长久之计。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弘扬格萨尔文化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如是而言：只有保护草原游牧文化的绿水青山，才是格萨尔说唱永续传承的金山银山。

来源：《格萨尔研究》2023.12

作者简介

李孝民，青海玉树人，《藏族大辞典》编委和《玉树州志》副总编，有关地方志论文和诗文散见各类报刊杂志，首届康巴艺术节编发《玉树史略简读》。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k4NTgwMA==&mid=2448170878&idx=1&sn=474d5c18b51980fa08ceac24cfbada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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