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1770-1831）指出：“‘史诗’在希腊文里是epǒs，原义是‘平话’或故事。一般地说，‘话’要说出的是事物是什么，它要求有一种本身独立的内容，以便把内容是什么和内容经过怎样都说出来。”这里的“平话”，即古希腊的说唱；至于内容是什么和内容怎样说出来，则需纵观黑格尔对史诗的解读。在《美学》第3卷里，黑格尔用了100页左右的篇幅来论述：史诗的一般性质，正式史诗的特征，史诗的发展史等几方面的内容。本文拟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所具有的史诗属性来解读黑格尔的史诗观。
关于史诗的一般性质，黑格尔的史诗观认为“箴铭、格言和教科诗”“哲学的教科诗、宇宙谱和神谱”等雏形史诗不是“正式的史诗”。
首先，箴铭、格言和教科诗是最简单的史诗表现方式，尽管这些表现方式“由于抽象的凝缩，是片面的、不完备的”，但是“它从具体的世界和丰富多彩而变化无常的现象中挑出某种本身有根由和必要性的东西，用史诗的文字把它集中表现出来。”
所谓史诗的文字，就是说箴铭、格言和教科诗的叙述与史诗的客观性特点相符，具有史诗的语调。黑格尔认为“这种掌握方式之所以具有史诗性质，是因为这类格言所揭示的不是主体的情感和纯粹的个人感想，而且目的也不在打动人心、激起情感，而在使人认识到它对于人类就是职责、就是光荣、就是正当道理的那种意义深远的东西。”也就是说，史诗的语调就是客观的，不允许诗人（黑格尔时代还没有艺人的概念）在史诗里抒发个人主观的感情。就像藏族古典文献《卜辞》《谚语集》《卡切帕鲁训诫》《萨迦格言》等叙述都无疑具有客观性，符合史诗的语调，但是不能把它们说成是史诗，因为它们的内容不是史诗。反过来，史诗中可以有谚语、箴铭和格言，“镶嵌在史诗中的谚语，就像一颗颗明珠，丰富多彩，藏着破解史诗智慧的钥匙，能为整体把握史诗铺路搭桥。比如‘汉地货物运卫地，为把汉藏联络起’，真实记录和反映着古代中国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及融洽的关系。”
哲学的教科诗、宇宙谱和神谱还没有获得完满的形式，只有在正式史诗中，这种缺点才得以克服。比如哲学的教科诗虽然带有实事求是的史诗性质，但难免倾向于采取抒情诗的语调；宇宙谱将纷纭万状的自然力量隐约地或明确地加以人格化和象征化，使它们具有人类动作和事迹的形式，但描绘出的往往是离奇怪诞的神话；神谱也愈来愈少用象征的方式，因为有理由把神当作人来处理和描述，但缺乏史诗所应有的圆满刻画。“因为它在本质上还缺乏真正是人类的现实生活，而只有这种现实生活才能提供真正的材料去表现神力的统治。”所以，史诗不仅在内容上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而且在人物刻画上是完满的。藏族民间传说《说不完的故事》（藏文，青海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里的一些篇章也具有雏形史诗的特点，但它们都是零碎的和不完整的，更不是说唱的。
黑格尔提出“正式的史诗”，是含蓄地指出：既不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用悲剧的分类法给史诗分类，也不能把非英雄史诗列入正式的史诗。箴铭、格言、教科诗、宇宙谱、神谱等不能列入史诗，但丁的《神曲》和《罗摩衍那》也只能算是特殊史诗。黑格尔认为：“在上述那些一般不加讨论的史诗品种里，语调虽是史诗的，内容却不真正是史诗的。因为从确定的材料来看，道德箴规和哲学格言都还停留在抽象的一般上，而真正史诗的内容却须把具体的精神意蕴体现于具有个性的形象。”所以说箴铭、格言等处在理论说教的初级阶段，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和教科诗、宇宙谱、神谱等一样，都不具有体现精神意蕴的个性的形象，即缺乏真正的人类的现实生活。
那么怎样才算是一部正式的史诗呢?“至于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黑格尔指出“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实际上是与“一种民族精神”相关的、“实际发生的事迹”，也就是塔索（1544-1595）所谓的“光辉的、伟大的和完美的行为”。换句话说，史诗就是客观性地、实事求是地描述一种民族精神的人格化和象征化。这里的客观性，就是指“民族理想和个人理想还没有分裂，到了后来民族与个人在意识形态上分裂了，个人本身的情感和意志也分裂了，于是史诗就让位给偏重主体情感的抒情诗和偏重表现主体性格于客观事迹的戏剧体诗。”
再简单地说，就是艺人自己不应该在史诗里出现，也不能在史诗中抒发个人情感。比如但丁的《神曲》不能算是正式史诗，因为诗人自己出现在作品里。这与《格萨尔·地狱大圆满》相似，丹喇嘛作为该部本的编写人，自己也出现在地狱救辛巴的情节中。所以，史诗的出现相比史诗所写的生活时代要晚，但又不可能太晚，否则艺人自身不能保持客观态度，而且艺人描述的一种民族精神的客观存在，就是通过该民族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迹来表现的。所以说，《格萨尔》要叙述一种民族精神，就必须是这个民族诞生以后对待困难和机遇的一种民族精神。在探讨格萨尔王的人物原型时，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古藏文文献中的“格玛桑赤波切“的原名为“格赛嘎”，居住在“岭域”，十三天上有“格天母”，与《格萨尔》取“七粒青稞之央”等部分情节异常吻合。但是，吐蕃之前的历史记载中，虽然“玛桑九兄弟”时期已经有“蕃”民族自称，但是藏民族真正的民族精神，应该是吐蕃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卫藏四茹和象雄、松巴”等地区后才形成现代藏族的根基，再往后经过历代赞普的战争，藏民族在青藏高原逐渐走向统一。所以说《格萨尔》要叙述的民族精神，不可能早于藏民族根基的形成。要说“格玛桑赤波切”与《格萨尔》部分情节的吻合，或许正应了笔者曾经提过的“《格萨尔》史诗的原始素材最早来源于《玛桑仲》”。
关于正式史诗的特征，黑格尔用55页的篇幅来论述“史诗的一般世界情况”和“个别的史诗动作（情节）”，以及“史诗作为统一的整体”。
“史诗的一般世界情况”包括以下三点：
（一）在“史诗的世界情况里”，是非感、正义感、道德风俗等作为一般的社会准则已成共识，同时这些准则还没有僵化为一种对人的束缚，社会秩序还未形成固定的法律条文，人还未脱离和自然的生动联系，个人有行动的能力和自由。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使得每一件物品都带上了个性的烙印，并不像后期工厂中机器生产线上的产品，而像格萨尔王的每一支箭都有自己的名称、自己的特点，岭国 30名大将的每一座城堡、每一匹战马、每一件武器都有自己的名称、自己的特点。人也是一个个自由的个体，具体个性的独立，就像《格萨尔》里的丹玛一样，如果丹玛觉得格萨尔王变了，他就要率领他的部落另起炉灶，准备丹霍大战，甚至丹岭大战；而格萨尔王也没有要求其所统辖之地的人们服从岭国的什么法律，他们的服从是根据荣誉感、崇敬心，以及英雄性格令人折服的力量等；家庭内部的秩序也不是靠固定的主仆关系，而是靠情感和道德习俗来维持的。就连上战场的将士之间也是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的，而不是一帮野蛮的乌合之众。就像《格萨尔》中岭国将士们相互统称为“兄弟”，而不是“官兵”。
（二）史诗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包括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需要、技艺、习俗和兴趣等方面的民族精神，也就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格萨尔》始终强调“岭国四方祖业”和“岭马死亦为奔驰，岭人死亦为战略”《格萨尔》以韵散相间的说唱方式讲述了人世间妖魔横行、奸臣当道之际，天神之子下凡到穷苦人家要替天行道；虽遭遇叔父迫害，母子被流放，但少年格萨尔坚韧不拔，开辟玛域疆土，保护汉藏商队，抑强扶弱、惩恶扬善；往后又赛马称王，为岭国降服四大魔王，为民众造福十八大宗；最终赴地狱救妻、救母，两次度亡灵十八亿众后回归天国的大场面、大气势和大情感，充分再现了古代各民族人民“抑强扶弱”“精诚团结”“崛起奋发”的伟大思想。所以，“如果把各民族史诗都结集在一起，那就成了一部世界史，而且是一部把生命力、成就和勋绩都表现得最优美、自由和明确的世界史。”当然，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也离不开本乡本土的地理因素，但却不是最主要的。比如《霍岭大战》的远征就不可能书写岭国本土的地域色彩。民族史诗要在别的民族中流传得更广更远，那就需要它描绘的世界和英雄更加具有人类的共性，比如《格萨尔》史诗把最崇高和最猥琐的事物都写得活灵活现，显得永远具有现实意义。总管王不会为了岭国王位去跟霍尔白帐王干那些龌龊的事，而是甘心情愿为岭国牺牲了3个儿子；超同也不会高尚到拒绝任何一个敌对国的邀请，对如何做好内奸方面甚至比敌人想的还要周到。
（三）最适合史诗的情节是战争，因为战争会让全民参与，把人民的英勇铺开来写，而戏剧只能表现人物内心的伦理。“只有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战争才真正有史诗性质。改朝换代的斗争、内战和市民骚动则只宜用作戏剧题材。”所以，不能拿《三国演义》当史诗看，也不能把《水浒传》说成是史诗，中国历史上的抗金英雄岳飞及其经历具有史诗的因素，但是《说岳全传》始终未能成为史诗，也是有其他原因的。当然，这种民族间的战争，史诗方应该是正义的，而不能出于主观私欲或是奴役其他民族的动机。所以，《格萨尔》尽管卷帙浩繁，部本众多，但其核心部本还是《霍岭大战》，之前岭国超同向霍尔纳税称臣，格萨尔赛马称王后开始拒绝，当霍尔得知格萨尔降魔未归后，便以嘉擦（即汉族外甥，格萨尔王同父异母的兄长）驱逐总管王家霍尔儿媳为由，倾巢侵犯岭国，以黄河为界互相投掷石炮，岭国坚守3个渡口，双方展开几十场战役，后因黄河结冰和岭人寡不敌众，霍尔攻陷岭国疆土，杀戮岭国将士，抢劫岭人财富，并且带走王妃珠牡。6年后，格萨尔回归岭国，并不急于复仇，而是理顺了复仇的思路，千里走单骑，挨个儿收拾霍尔的哨探、关卡、渡口，为了锻造将来爬上霍尔王宫的铁链，自称是客死汉地的霍尔铁匠王子的转世，遂被铁匠王收养后冠名“唐聂”。唐聂的打铁锻造技术日渐成熟，通过修复霍尔白帐王的金座，博得霍尔白帐王的欢心；再通过铸造王宫的金幢，白帐王设宴欢庆之际借比武之名铲除了霍尔大力士歇庆；又通过修复白帐王的共命刀，借烧炭之名烧死了共命树，打死了共命虎，铲除了霍尔大将琼拉穆布；此时唐聂显出格萨尔王真身，唤来岭国大军兵临城下时，霍尔王国内再也没有死心塌地为白帐王出城应战之将，最终岭国雄兵攻破雅孜城。格萨尔王接受了唐泽、铁匠王、辛巴等大将的投诚，“会见了霍尔山川十二部落的各位头领，跟他们详细交谈，以作安抚，并下令取下他们头盔上的尾缨，换上了绸盔旗，每人发了一枚铜招牌。又打开白帐、黄帐、黑帐三大王的祖传宝库，向霍尔的乞丐、穷人和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广行施舍，让他们人人满意。在霍尔地方广传佛教善法，立下了弃恶从善的法纪，教化人们粮救穷人、富济乞丐，给受苦人以幸福。格萨尔还以慈悲心作了吉祥的开光和加持，使霍尔地方获得灵气，山川有了生机，天空出现了彩虹。霍尔各部百姓们对格萨尔更加拥护和爱戴。”对于格萨尔王和岭国人民来讲，霍岭大战就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他们打赢了古代战争史上最省时又最省力的一场复仇之战，无不与英雄的武勇神威和韬略智术相关。
“个别的史诗动作（情节）”也包括三点：
（一）史诗中的事迹有目的，它的实现在于人物的主体因素和环境中的客观因素。实现了这个目的，就使主体的目的和计谋所导致的行动变成了客观的事迹。也就是说，史诗中人物主观的目的必须通过具体的客观事迹表现出来。这种主观的目的只能通过具体的英雄的个性来展示，而不能是国家层面，抑或是人类层面等抽象的概念。所以，黑格尔认为只能有民族史诗，不能有世界史诗或全人类史诗。至于全世界和全人类，那是人类思维的最高阶段---哲学思考的范围。《格萨尔》中岭国人民“抑强扶弱”“精诚团结”“崛起奋发”的目的只能通过格萨尔王被杀兄夺妻而复仇的事迹来展示。史诗需要一个英雄人物做主角，却不等于一部英雄人物的传记就是一部史诗，因为传记中许多个别事物可以是各不相关的。所以说现代艺人的《阿达拉姆》《岭·智色勇士传》等部本就很难列入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史诗不仅要求人物的整一性，同样要求动作情节的整一性。
（二）史诗人物的客观性表现于形成许多特征的整体，如嘉擦的狂傲并不损害他的伟大，角如（少年格萨尔）的“另类”装束（包括行为）和格萨尔王对美色的追逐也并不损害他的伟大。我们不能用现今的道德观去衡量英雄时代的人物。格萨尔王身上体现着全岭部人民的精神，没有他就没有胜利。离开格萨尔王，雪域岭部降伏四魔无从谈起，征服十八大宗更是遥遥无期。这些都是后来的戏剧人物突出个人的特殊个性和目的所体现不了的。戏剧以动作有前因后果为主，而史诗却以事迹（较多为突发性的事件）为主。比如奥德赛在回航路上遭遇各种情况，并不与其本身的行动有关；阿喀琉斯的发怒并不是他自己的目的，而只是众多事件中的一次；格萨尔王在魔域突然被麦萨下药得了遗忘症，只是一种情况而已，并不与格萨尔王的降魔有关，也与霍尔人入侵无关。
（三）史诗强调命运，那些突发事件构成一个完整的事迹来制约史诗人物，所以史诗的语调又是悲伤的，这与神力的操作也无关。当嘉擦错杀霍尔王子拉乌后，流出的血是白糊糊的，像牛奶一般。嘉擦见了真有点后悔，“这时，天空零零散散飘起了白霰，阳光下出现一道彩虹，山间一只松鸡啼叫，头顶一只白鹫盘旋，一片白云缓缓向北方飘去。看到这些情景，嘉擦心中生起一阵不可抑制的悲哀，弟弟格萨尔大王的影子也出现在心头，眼泪就像叶子上的露珠不由得滚滚下落。于是，便停下马来休息。”再比如嘉擦错怪总管王的悲痛指责，向妻儿交代后一路追杀霍尔逃将，岂料在一处土崖前，胯下战马 （当时骑的是缴获的霍尔王子的马）受惊，从马背上摔下来，正好摔落在崖下霍尔逃将的矛尖上横死沙场，岭部将士无不痛心疾首。在这里，《格萨尔》中神灵和将士之间各自的独立性表现得恰到好处，尽管岭部的神灵后来解释要用嘉擦的死来激起格萨尔王更加强烈的报复心，但是嘉擦在这里也证明了自己一世的英名，并为一贯的鲁莽付出了最终的代价。而后来的戏剧不一样，它强调人物凭自己的意志和行动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史诗作为统一的整体”也包括三点：
（一）抒情诗主要写内心生活，戏剧主要写人物性格、动机、目的和动作的结果。史诗不仅可以写内心，还可以写人物动作，但是要力求描写客观。把抒情的东西当作已经发生过的事、已经说过的话和已经想过的思想来叙述，尽量避免戏剧里那种喋喋不休的对话和辩论。比如：“‘珠牡你右转好像风摆柳/你左转好似彩虹飘/你后退一步价值百紫骡/好像天上的仙女在舞蹈’，这段史诗中翻译过来的诗句，描绘的是格萨尔王的妻子珠牡，语言之美堪比曹植《洛神赋》。说唱艺人一唱而过的短短几句诗，蕴藏着格萨尔时代部落社会的密码：以牧业为主的经济和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深刻影响着生活，甚至对人的评价也用牛马羊等实物来衡量。”史诗描述的这个事迹与史诗描述的民族精神和客观现实有密切的联系，最好还有能够导致冲突的情境作为史诗的起点。比如《霍岭大战》中霍尔入侵是整个背景，与勇猛的嘉擦愤怒而阵亡相结合是具体的事迹，世间最美的王妃珠牡被抢劫的情境是起点。
（二）史诗可以有节外生枝的部分，把一些传说故事吸收进来，但它们之间必须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所以说，史诗内容比抒情诗和戏剧更容易被后人增删。史诗即便采用抒情的题材，也要保持史诗所特有的客观态度和平静的语调来叙述一种必然或命运。比如格萨尔王在魔国被麦萨灌下“忘情水”，整天沉迷于酒水、博弈，以致于延误战机，导致嘉擦阵亡、珠牡被抢，但是这些情节又有它的内在原因或必然性。
（三）史诗是一个完满的整体，它不可以任意在哪个情节上结束，也不可以任意安排各种情节并持续下去。现在有些地方宣传《格萨尔》的艺人可以“唱不完”“写不完”，抑或“画不完”，有些艺人动辄罗列几百部自认为会唱的《格萨尔》部本目录。但是“史诗尽管有较多的节外生枝，并且由于各部分有较大的独立性，联系是比较松散的，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设想史诗可以无休止地一直歌唱下去，史诗像其他诗作品一样，也须构成一个本身完满的有机整体，只是它的进展保持着客观的平静，便于我们能对个别细节以及生动现实的图景发生兴趣。”你不能说佐治·白玛仁增（1625-1697）时期《格萨尔》有十八大宗，而现在可以有十九大宗了；也不能说颇罗鼐（1689-1747）时期《格萨尔》有降伏四魔，现在就可以降服五魔了。还有《宗巴赞帽》《丹子玉奥本麦》《花花山赞》等部，虽与《格萨尔》有关，但也不能作为史诗一直无休止地歌唱下去。当然，黑格尔把艺人叫作诗人，他还认为一部完整的史诗应该是一个诗人的独立作品，而不认为史诗起源于民间歌唱，在流传中陆续增删修改而成，黑格尔时代还没有这种集体创作的概念。正式的史诗正因为是这样一种整体，所以“作为这样一种原始整体，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史诗这种纪念坊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如果把这些史诗性的‘圣经’搜集成一部集子，那会是引人入胜的。这样一部史诗集，如果不包括后来的人工仿制品，就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史诗的整一性不仅仅表现在主人公具体事迹（性格、目的、动作和结局的发展过程）上的统一，还表现在他跟一定时期和一定民族的世界观的统一。比如说阿喀琉斯的个性就决定了他具有攻陷敌方城池而扬名于世的决心，这也符合当时希腊人民的世界观，抑或英雄观。《格萨尔》中的岭·格萨尔，于11世纪诞生于多康岭地，8岁时遭遇流放玛域，12岁赛马称王，15岁霍尔入侵，6年后降服霍尔，次年与仲敦巴（1005-1064）共同拜米底为师学习梵文。至于十八大宗等其他战争的胜利，可能是因为岭·格萨尔王在非常时期（吐蕃崩溃后近400年的分裂割据时代）的非常表现（彻底降服外敌入侵），藏族人民把吐蕃取胜的历代战争都归结到了岭·格萨尔王一人身上，希望岭·格萨尔王成为吐蕃崩溃后的王者归来。而史诗的变种，如田园诗、教科诗、传奇故事和民歌以及小说等都缺乏产生史诗的那种原始的诗的世界情况，尤其是小说，就更趋向于对现实生活散文的描绘。在这里，“诗和散文”分别指人类早期创作中不同的文体，即诗是浪漫的，而散文是严谨的；“诗歌讲究跳跃性，有句子内语言的跳跃，有意象的跳跃，还有诗歌结构的跳跃，而散文则是线性思维，它依照我们生活的思维习惯或表达感悟或述说心情或摹物写景；诗歌的创作还依赖于灵感，强调灵光乍现，而散文则不依赖于突如其来的灵感而更注重生活阅历的积累。”黑格尔也说过，诗人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违反清醒的按部就班的知解力，趁着沉醉状态的灵感在高空飞转，仿佛被一种力量控制住，不由自主地被它的一股热风卷着走。也即是说，诗歌是不需要讲道理、讲逻辑的，而散文却是。这里所谓的散文，讲的都是黑格尔们（德国古典美学的文论）的含义，有点类似于写实。要说藏族文学里的诗歌和散文，那只是一种体裁，而题材是不分家的。诗歌可以浪漫，散文也可以；有时候散文可能比诗歌还要浪漫。
关于史诗的发展史，黑格尔用20页的篇幅来论 述“东方的史诗”和“希腊罗马的古典型史诗”，以及“浪漫型的史诗”。
“东方的史诗”有三点：
（一）黑格尔说：“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关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但是作为这一缺陷的弥补，比较晚的一些小说和传奇故事却很丰富、很发达，生动鲜明地描绘出各种情境，充分展示出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既丰富多彩而又委婉细腻，特别是在描写女子性格方面。这些本身完满自足的作品所表现的整个艺术使我们今天读起来仍不得不惊赞。”显然，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应理解为中国的汉族”；这里所说的散文性也是指上文中严谨的、线性思维的、按部就班的那种文体，是要讲道理、讲逻辑的。至于宗教观点，后来也有学者认为是指汉民族的神话体系不够系统化。
（二）印度跟中国不一样，吠陀经典就提供了史诗描述的肥沃的神话内核，人物也具有半人半神的性质。但是，印度史诗有时候比较荒诞离奇，整一性不够，许多互不相干的情节让人怀疑是后来为了说教而增补上去的。
（三）犹太人只有一些传说故事和历史以及一些带有宗教教训的故事；阿拉伯人很有诗才，没有妄诞的幻想，没有散文气味，整一性也很好。除了英雄歌集《牟尔拉卡特》，他们还有《天方夜谭》之类的神奇故事；波斯人没有正式的史诗，只有故事诗和传说演义。
希腊罗马的古典型史诗”有两点：
（一）荷马史诗所描写的世界很巧妙地在家庭、国家和宗教信仰与人物的个性和目的之间维持住恰到好处的平衡。比如个别英雄看上去起着主导作用，但他们也受到目的和命运的节制。后来的诗人们很容易把这种民族世界观的整体打乱了。再往后就容易出现使史诗转变为炫耀学问的精巧制作或教训诗。
（二）罗马人就没有《荷马史诗》那样的民族圣经，维吉尔的《埃涅阿斯》是罗马史诗的最好范例，此外就是一些历史诗和教科诗，而且是半散文性的。
“浪漫型的史诗”有三点：
（一）浪漫型的史诗大多是基督教之前的日耳曼民族和罗马系民族的，流传下来均有散佚。比如《奥森的诗》所表现的整个语调已近代化，但它所描述的战争的成败，命运和灭亡都是史诗性的、真实的，任何现代诗人都不能凭空杜撰出那样古老的民族情况和事迹。
（二）中世纪基督教史诗里用真正的史诗材料作为内容的作品比较优秀，比如西班牙的《熙德》有一系列续编，比《尼伯龙根之歌》还要好，全都是写骑士的，表达了西班牙的民族精神和基督教反抗伊斯兰教中国王的斗争。中世纪的宗教诗还有但丁的《神曲》，表现中世纪的天主教特色，这位大胆的诗人（即但丁）借上帝的名义把一些不同宗教的历史名人打下地狱，又让另外一些不同教派的历史名人在净界洗罪。中世纪还有一些零散的骑士诗，但是都缺乏整一性，也缺乏个性的描述，更缺乏民族性。当然，在《格萨尔》中如果单个儿地看《地狱救妻》《地狱救母》，还有《天岭卜巫九藏》《诞生花花岭地》，是很难称其为英雄史诗的，两部地狱篇顶多只是浪漫史诗，天岭篇和诞生篇也只是神话而已，但就因为以《霍岭大战》为主的降伏四魔，以及以《大食财宗》为首的十八大宗等部均符合正式史诗的属性，才形成了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的经典传承。《格萨尔》还流传到了其他民族，“是一部具有多方面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大百科全书，融会了我国古代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白族等民族的道德观念、价值信仰和风俗习惯，全面记录和反映相关民族的心灵史、文化史和古代关系史。”。
（三）尽管受古典文学的熏陶，塔索的《耶路撒冷的解放》在选题上奉荷马为典范，但在构思和创作上却很难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表现全民族的事迹。弥尔顿的《失乐园》也缺乏客观态度，具有抒情诗的奔放，倾向于道德教训。黑格尔总结道：“如果我们要做最近时期真正的史诗描述，那就只能在正式史诗的范围以外去找。因为整个现代世界情况是受散文似的秩序支配的，和我们对史诗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完全背道而驰。”所以，现代社会不可能产生史诗，这就无怪乎黑格尔最后认为硬要拿一种文体算作史诗的延续，那就只能是各种小说了。他说：“最后，关于现代民族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史诗领域有最广阔天地的要算长短不同的各种小说。”
现在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黑格尔对史诗的解读。
从“箴铭、格言和哲学的教科诗、宇宙谱和神谱”等雏形史诗到正式史诗，黑格尔初步强调了史诗就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描述一种民族精神的人格化和象征化。
关于正式史诗，黑格尔总结了三大特征：
（一）正义的战争最适合表现还没有发展到国家层面的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
（二）情节和人物都有客观性，主观的目的只能通过具体的英雄的个性来展示，人物的缺点并不损害他的形象，强调一种命运。
（三）客观描写内心和动作，可以节外生枝，但必须是一个完满的整体。
也就是说，这一章节里黑格尔总结了正式史诗的概念，即正式史诗就是通过一场历史上的正义战争来客观性地、实事求是地、完整地描述一种正义方的民族精神，并以英雄人物的个性来展示的说唱体长诗。这种文体绝非是偏重主体情感的抒情诗和偏重主体性格于客观事迹的戏剧所能企及的。他还指出：史诗这种纪念坊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如果把这些史诗性的圣经搜集成一部集子，那会是引人入胜的。这样一部史诗集，如果不包括后来的人工仿制品，就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
关于史诗的发展史，黑格尔总结了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民族史诗，印度史诗有时候比较荒诞离奇，以及后来的诗人们容易出现使史诗转变为炫耀学问的精巧制作，罗马就没有荷马史诗那样的民族圣经；再往后就会出现浪漫型的史诗，那就是整个语调遭遇近代化、很难找到恰当的语言、缺乏客观态度、以及抒情诗的奔放和倾向于道德教训，以致于最后的史诗领域被各种小说替代。
不难发现，黑格尔的史诗观带有他自己的辩证法思想，从雏形史诗到正式史诗，再到特殊史诗或浪漫史诗，都遵从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史诗的发展呈现出螺旋形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最终的领域被各种小说替代。黑格尔的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不是全面彻底的否定，而是具有肯定因素包含在内的否定，否定的结果也不是消失为空无，而是有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出现。比如黑格尔否定了雏形史诗的不完备性，但也肯定了它们具有客观性和实事求是的史诗性质；否定了特殊史诗或浪漫史诗的主观性，但也肯定了它们的史诗领域。
【注】文章原载于《西藏研究》2021年2月第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
曼秀·仁青道吉，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攻格萨尔学研究，讲授《格萨尔学概论》等课程。在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格萨尔>版本研究》（上下册）、《<格萨尔>地名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格萨尔>文学翻译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格萨尔>翻译与实践》，搜集整理并在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新发据的三部<格萨尔>手抄本》，翻译注释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格萨尔·姜岭大战》《格萨尔·大食财宗》。在省级、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学术文章100余篇；于1996开始参加第4、5、6、7、8届格萨尔国际会议宣读论文；2003年参加英国牛津大学第10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宣读论文；2006年参加德国波恩大学第11届国际藏学会宣读论文，系国际藏学会会员。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项目：《格萨尔》各类版本综合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023年度项目：唐宋以来《格萨尔》藏汉史料对译研究。担任《格萨尔学刊》藏文主编；担任《格萨尔文库》（全三十册）藏文卷主编，字数达两千万字，于2018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获2019年度国家民委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