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特别给大家分享一篇回忆文章，出自我的伯父，纪念太姥爷孙犁先生逝世22周年。
这篇小文情真意切、文字详实，饱含着家人对太姥爷和太姥姥的深深思念。文中记述了两位老人的相濡以沫，虽是旧式婚姻，但不离不弃，风雨同舟四十年的“天作之合”。姥爷孙犁共有八个孙辈，我排行老大。在孙辈中，只有我和弟弟对姥姥有些印象。姥姥王小丽病逝于1970年4月15日，享年61岁。我当时不到11岁。姥爷和姥姥的结合是媒人无意中牵下的一条红线。原本媒人是想替姥爷去求崔家姑娘的，但登门之后，发现两人并不般配。回村路上下起大雨，姥姥的父亲同在避雨之处躲雨。聊天中，媒人说起提亲的事，没想到成全了姥爷和姥姥的姻缘。![]()
姥爷在《亡人逸事》中写道：“结婚以后，她跟我学认字，我们的洞房喜联横批，就是‘天作之合’四个字。她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当时，姥姥被人叫做“振海家的”，但从她参加街道扫盲班开始，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王小丽。这个名字是姥爷起的，他跟儿女们说：“你们的母亲很美丽，就叫王小丽吧。”抗战爆发，姥爷怀着一腔热血离别家乡参加抗日工作。姥姥没说一个“不”字，一个人咬牙担起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重担。由于家境越来越贫穷，孩子们吃饭穿衣成了最大的问题。姥爷曾写道：“我们那村庄，自古以来兴织布，她不会。后来孩子多了，穿衣困难，她就下决心学。从纺线到织布，都学会了。”“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她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杼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1949年1月，姥爷随着《冀中导报》的队伍进入天津，在新办的《天津日报》工作。他先将二女儿从安平老家接到天津上小学。第二年春天，又把妻子和一对儿女接到了天津。半年以后，又将大女儿和母亲接到身边。姥爷进城时只有36岁，不但人长得高大俊朗，而且是温文儒雅的作家，不过他始终坚守着对姥姥的感情。姥爷去北京参加全国文联大会，曾受到大会主席的特别表扬，因为他不与农村妻子离婚。回家后，姥爷把这件事轻描淡写地讲给姥姥听，姥姥深受感动。她对娘家人说：“他这个人心软、实在、知道疼人。那么多的人都离了，他没把我们娘儿几个扔在一边，把俺们全都接出来了。他要是想再找，什么样儿的找不着？” 老姨孙晓玲回忆：“俺爹对俺娘真诚如一，他从不摆一个名作家的架子，也从未因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而生轻视之心。关心她，尊重她，体贴她和帮助她，工资、稿酬都一分不剩地交给她。”姥姥给予姥爷的精神上的支持，是其他人无法取代的。姥爷在《三马》中写道：“ 一九六六年冬天，情形越来越不好，每天我很晚‘开会’回来，老伴一个人坐在灯下等我，先安排着我吃了饭，看到我那茶饭无心，非常颓丧的样子，总是想安慰安慰我，但又害怕说错了话，惹我生气。就吞吞吐吐地说：你得想开一点呀，这不也是运动吗，你经过的运动还少吗？总会过去的。你没见土改吗？当时也闹得很凶，我不是也过来了吗？”姥姥自从嫁到孙家后，只要姥爷在身边，她都照顾着他、心疼着他、呵护着他。姥爷曾多次对友人说：“她是一位多么贤惠的妻子呀！对我真是太好了！盛在碗里，递在手里。”为了给姥爷增加营养，姥姥在门外亲手用砖头搭了鸡窝，养了几只母鸡。姥姥对姥爷的影响，在姥爷的一些文学作品里也有充分体现。例如《荷花淀》《嘱咐》等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姥姥的身影。特别是夫妻间的那些情致，几乎就是姥爷家庭生活的翻版。1942年的中秋之夜，在阜平的山地中，在思念亲人的强烈情感的驱动下，姥爷创作了短篇小说《丈夫》，发表在当年12月的《晋察冀日报》上。新中国成立后，姥爷曾亲口对友人说：“此文是以妻子为‘模特’的。”里面的语言都是姥姥生活中常用到的，朴实而亲切。姥姥的离世，给了姥爷沉重的打击，那是一种深切的痛苦，姥爷不敢轻易提及，因为每次提及都会触发内心的伤痛。姥姥逝世后5年间，姥爷数次在《书衣文录》中记下了对姥姥“不堪回首”的忆念；姥姥逝世后10年间，姥爷连续写了《报纸的故事》《新年悬旧照》《三马》《亡人逸事》等具有自传性质的文章。姥爷在《新年悬旧照》中写道：“妻亡故已有十年，今观此照还隐约可以看见她的针线，她在深夜小油灯下为我缝制冬装的辛劳情景。”我的记忆中，姥姥中等个头，微胖，圆脸盘，大眼睛，皮肤白净，慈眉善目，喜欢穿中式布衣小褂，脚上穿一双方口布鞋，整洁素净。那时，姥姥头发长了，从来不去理发店，都是由姥爷帮着铰，他小心翼翼地剪得很齐。在我印象中，从未见过姥姥和姥爷红过脸、拌过嘴。平时姥姥总是称呼姥爷为“他爹”，而姥爷则称呼姥姥为“小平娘”“晓玲娘”。两人互敬互爱，感情颇深。就是这样一位贤妻良母，不到21岁就嫁给了姥爷，两人不离不弃，共同生活了40年，成就了属于他们的“天作之合”。![]()
1987年8月作者夫妇在天津和姥爷孙犁合影
本文转自2024年7月11日天津《今晚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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