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经济学家在做决策的时候，很容易将因果颠倒；
举个例子，日本长达20年的通缩举各种各样的例子来证明日本政府是多么地无能与低效；
但是日本真正的错根本不是在89年之后造成的，而且日本在整个通缩周期，有很多的风险点日本根本无法避免，比如97亚太金融危机，01年互联网泡沫，08年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是稍微日本看到一点点抬头的希望，然后外部的环境却突然崩塌；
日本真正的错其实是在85年-89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制造业受打击的情况之下，日本纵容国际资本在日本国内制造出来天量的泡沫；日本在1974-1985年，整整十年的时间，股市就从4000点上涨到13000点，而且大部分的涨幅贡献是日本国内最强的行业，比如高端制造业，电子产业，服务业等；而1985-1989年，在日本出口大幅受创的情况之下，日本股市从13000点一直拉涨到39000点，不到4年的时间上涨了4倍，而且上涨的股票基本都是房地产，钢铁这种完全的泡沫经济行业；
所以对于显著的泡沫，日本真正的错并不是事后如何维持泡沫不破裂，而是当初对于泡沫的产生无动于衷。
同理对于中国也是一样的，中国在2010年之后，居民的杠杆率迅速加大；从2010年的30%，快速增长到2023年的超过70%；
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的产业增长已经放缓，但是对于印钞的贪婪，还是让杠杆率剧烈上升，所以疫情的封控和抑制金融无序扩张是泡沫破裂的一个果，而不是一个因；
金融业并不是什么需要被批判的行业，实体经济也不是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行业，金融是否能支持实体经济的核心在于，金融是推动了实体的效率还是助长了无序的扩张；
比如房地产这件事，最开始朱总理推动的房改的政策绝对是对的，房地产行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让中国不通过外部侵略和融资，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内，迅速地完成产业升级；
但是在2018年以后，除了5G之外，基本上大量的行业其实都是无效投资，而这个时候，房产还是暴力地上涨，在全社会都形成了money makes money, while talent doesn't的风气，房地产不被收拾才显得完全不合情理；
金融行业也是同样的情况，张小龙说过一句话，有意义的增长是把能产生正向现金流的行业加快效率；所以金融行业的本质是效率的加速器和价值的发现者，早期那些在中国互联网企业投资的海外VC们活该人家赚钱，因为是他们的推动完成了中国互联网的产业升级，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互联网的企业，确实商业模型能完全跑得通；
但是现在这些新能源产业链，大量的投资进去了，产生的只有民族情怀，全产业链的终端只有比亚迪一家上市公司是赚钱的，还是相当程度上靠剥削产业链利润赚到的钱，芯片行业更是如此，国家大资本投入进去，收效甚微，基本无法产生产业链的正效应，既然如此，金融业何谈高尚；
中国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硬科技的进步需要的不是资本的堆砌，而是点滴的坚持最终由量变产生质变；拿来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从教育体系到产业的深度融合，靠着过去20年那种靠着海外精英回流而直接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肯定效率会越来越低；
随着城镇化率的结束，衣食住行等传统领域的产业升级也已经结束；15年之后很多的产业升级本质上也是依赖着货币效应而提高毛利产生的，中国大部分的公司，依然无法掌控微笑曲线的两端，即技术和品牌；
中国的国际关系如果像现在这般只能在几个小众经济体敲敲打打而无法大规模地链接发达国家，出海并不是解决阵痛的良药，这一点跟日本在通缩周期是有本质区别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根本不是出一两个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就可以迅速扭转的；
想根本性的扭转时代，无非就三个可能性：
1. 等这一代人的杠杆随着时间消逝，下一代人轻装上阵；
2.中国能再抓住一次类似于移动互联网的超级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很难，机器人有可能；
3.欧美在某种契机之下，对中国完全市场开放，这个因素的出现，可能性更低，除非是出现一个比中国更能威胁昂撒体系的对手，现在肯定是没有的；
对于个体或者企业，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不卷的蓝海，而还是建立在之前的思维体系里做无效的努力，还不如好好地享受人生，最起码不要乱加杠杆，在不应该内卷的时代里，如果选不到正贝塔的行业，越努力越不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