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中军 | 一战时期的旅法华工报刊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024年第9期

［摘  要］一战华工赴法后，伴随着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华法教育会、基督教青年会、旅法华工总会等先后创办了面向旅法华工及青年留学生的报刊，如《旅欧杂志》《华工杂志》《驻法华工周报》《旅欧周刊》《民醒报》《华工旬刊》等。这些报刊在教育华工、团结华工的同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宣讲阶级概念。通过与不同学说的论争，在国内蓬勃发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旅法华工报刊团结了一战华工及勤工俭学的知识青年。在广泛报道和赞扬世界工人运动及组织的同时，旅法华工报刊呼吁工人担负起自身的责任，根本改造中国社会。在勤工俭学运动陷入低潮时，旅法华工报刊开始关注中国的农业和农民问题，呼吁组织农民运动。旅法华工报刊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创建传播了理论、贡献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一战华工；勤工俭学；旅法华工报刊；马克思主义

阅读导引

一、旅法华工组织与华工报刊的创办

二、旅法华工报刊呼吁工人的责任及其思想启蒙

三、勤工俭学运动陷入低潮与中国革命的曙光

四、结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赴法与勤工俭学运动几乎同步兴起。目前，学界有关勤工俭学运动及一战华工的研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既有研究成果对于探讨旅法华工报刊如何影响旅法华工的思想转变提供了背景知识和基本线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马克思主义学说已在旅法华工内部广泛传播开来。通过广泛阅读各类报纸杂志，旅法华工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接触和了解到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其他时代思潮。旅法华工报刊经过论战，逐步呼吁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根本改造中国。细致梳理旅法华工报刊的宣传报道，马克思主义在旅法华工群体中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可以清晰地展现出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旅法华工群体，既包括一战时期招募的西线华工（学界习惯性称为一战华工，但事实上不包括俄国招募的东线华工），也包括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半工半读的知识青年。虽然旅法华工报刊的起止时间并不限于一战时期，但本文所选取6种报刊的文章均集中在1916—1921年。一战的终战日是1918年11月11日，但战争的善后一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方才完成，因此1916—1921年也是广义上的一战时期。

一、旅法华工组织与华工报刊的创办

一战爆发后，伴随着战争规模的持续扩大，双方陷入消耗战，英法两国深感劳动力之不足，遂与北京政府协商“以工代兵”，招募华工。1916年底开始，相继招募14.5万名华工到战场服务。其中，经惠民公司介绍前往者有3.5万人，由威海各口岸自由赴法者约10万人，由上海、香港、加拿大和南洋等地辗转赴法者有1万余人。这些华工年龄多在20—40岁，且以山东人为主。几乎在华工赴法的同时，国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迅速兴起，大批知识青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早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前，赴法俭学运动已于1912年开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是在赴法俭学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了五四运动前后，赴法俭学运动的性质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吴玉章等人“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中国，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寻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积极提倡和发动的”。勤工俭学的知识青年与西线华工共同生活在一战时期的法国，旅法华工报刊的主要传播环境和阅读群体由此奠定。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始后，知识青年便与西线华工建立起联系，他们开始在旅法华工群体中进行宣传和教育，旅法华工成为中共早期旅欧党团组织成员的重要来源。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后，同时并存的组织主要有三个：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

留法俭学会成立最早，1912年筹建于北京，并在北京设有预备学校，发起人为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等。其章程明确指出，“改良社会，首重教育”，该会的宗旨是“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法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于1915年6月，其宗旨为“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该会的组织形式受到李石曾、齐筑山等在巴黎创设的豆腐公司的影响，其“以工兼学”模式经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推广，遂“按实定名”，设立勤工俭学会之组织，由此“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之主义，益确实而昭彰矣”。华法教育会成立于1916年6月，是在华法联合会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当时旅居法国的华侨鉴于袁世凯帝制自为、“国体颠危”，于是联合法国方面组织“华法联合会”，一是为了推动革命工作的开展，二是为了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后经与法国同志协商，决定将联合会的教育职能独立出来，组织“华法教育会”，以专门致力于“教育与社会之进行”，其宗旨在“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智育、德育与经济之发展”。法国方面负责人为欧乐、穆岱，中国方面负责人为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吴玉章等。华法教育会致力于旅法华工教育，除兴办《华工杂志》外，还设立了华工学校，于华工工作之处开设夜校。

其实，旅法华工群体创办的社会组织除上述三会外，还有其他各类形形色色的机构和团体，如中法协进会、女子勤工俭学会、女子留法俭学会、居家俭学会、华工工会等，“其所组成之各团体，亦以十数”。对于组织中存在的缺点和局限，旅法华工内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指出，如此分散的团体“尚欠一种共同协助之组织，故有许多应办将办之事，每因力弱，未能畅适进行”。五四运动爆发后，旅法各团体决定联合起来，组建一个旅法华人的共同机构。1919年秋，旅法华人于巴黎西郊组建华侨协社，三会遂加入该社，租房办公。三会同址办公后，“凡与法人接洽及法人所经理之事多在华法教育会”，“与华人接洽，多在华侨协社”。旅法华人虽然最终成立了名义上的共同机构，但在华法教育界内部尚有“工人系、学生系、里大系、北洋系四大派”，工人系最强，“因为一般华工先生人数既多，邦口又紧”，“动辄武力解决”，“学生系与其他三系都成敌对”，“里大系是消极的仍受外界的攻击和嫉视，不能向敌党稍有报复的行为”，“北洋系是华法教育界一些办事人和豆腐公司的工人”，这无形中影响到旅法华工的教育。了解内情的时人曾批评旅法华人群体的此种内部分歧，甚至认为“四派的分合，完全以利害为枢纽，利益不均，以后的新剧正多着哩”。鉴于旅法华工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与其内部的派别存在复杂的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表面的文章判定其背后的真实意图。

在上述团体致力于旅法华工教育的大背景下，1916—1920年先后有6种报刊创办。根据创办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是《旅欧杂志》《华工杂志》《驻法华工周报》《旅欧周刊》《民醒报》《华工旬刊》。如果把时间向后延伸，则旅法团体所创办的报刊并不限于以上6种，其后续所办报刊亦与华工教育相关，但限于本文的论述范围，则不再涉及。6种报刊的基本情况如下：

《旅欧杂志》由华法教育会创办于法国里昂，早期为半月刊，汪精卫、李石曾、蔡元培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1916年8月15日创刊，1918年3月1日出版第27期，1920年停刊，目前可见的只有这27期，内容有论说、图画、纪事、通讯、丛录、杂俎。该杂志于1928年9月复刊，改为双月刊，重新编排了卷期。《旅欧杂志》“以交换旅欧同人之智识，及传布西方文化于国内为宗旨”。

《华工杂志》由留法勤工俭学会创办，属于半月刊。由齐云卿主持，汪精卫、李石曾、蔡元培等参与编辑。1917年2月1日创刊，1920年12月25日停刊，共刊出49期，目前均可见。《华工杂志》的出版，系因“华工至法者日众，以数千计，遂由会中与华法教育会、中华印字局，协力刊行”，目的在于“鼓吹工人求学”。

《驻法华工周报》由基督教青年会创办，1919年1月15日刊出第1期，编辑部主任先后由晏阳初、傅智若愚（Daniel C. Fu）、陆士寅担任，目前全部可见。《驻法华工周报》在创刊号上发布《本报特告》指出，该报系“特为开通华工的知识，补助华工的道德，联络华工的感情办的”，文字以“官话为合宜”，题论“以德智为标准”。

《旅欧周刊》由华法教育会创办于1919年11月15日，具体编辑事务由周太玄负责，前后共出版93期，1921年8月20日停刊。

《民醒报》由驻法极东部华工青年会主办，为非卖品，钟宝璇负责编辑，每周六出版。目前所见尚存第17、20、21期，此3期报纸于1921年2、3月出版，推测其创办于1920年10月上旬。尽管名称相同，但此报不同于中国同盟会在秘鲁利马创办的《民醒报》。

1919年10月15日，旅法华工的统一组织“旅法华工总会”成立。1920年10月15日，《华工旬刊》创刊，共刊出18期，1921年7月15日停刊。在《华工旬刊》停刊后，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华工旬刊》作为旅法华工总会机关刊物的一种，在其发刊词中指出，华工的足迹遍布“有人类的地方”，其劳动业绩亦早在几十年前即已经为世界所共知。发刊词痛心于华工在海外遭受的各种不公正待遇，认为其责任一半“要归罪于人”，但华工自身“也得负一半责任”，鼓励华工接受教育，呼吁华工之间相互团结。《华工旬刊》一方面发布旅法华工的消息，一方面登载世界各地工人的消息，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各国工人呼应及行动的消息。此外，法国派遣代表考察俄国革命，英国煤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意大利米兰工人抗议工厂主的压榨，这些也是《华工旬刊》着力宣传的内容。

除以上所列6种报刊外，旅法华工所阅读的报刊还有其他类型和来源。尤其要指出的是，同时期中国国内发行的报纸杂志亦通过邮寄的方式出现在旅法华工当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旅法华工中的传播，尤其应该注意《新青年》在华工中的阅读及流传情况。《旅欧杂志》曾大力宣传《新青年》，在1917年9月15日第23期的“论说”专栏后介绍称“上海《新青年》杂志自出版以来大受国人欢迎，实其内容之精彩有以致之，今特为介绍于旅欧同人”，广告称“如爱阅者，希即照列后之价汇款索购，书到无多，迟恐不及”。截至发稿时，已经运到法国的《新青年》有第1、2卷共12册，及第3卷前3册，合计15册。虽然远隔重洋，但是《新青年》在法国的更新仅落后国内1期。如果考察旅法华工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则不应限于法国所创办的报刊，国内同期可被华工阅读的报刊亦应考虑在内。但限于选题，以旅法华工报刊为视角，集中探究该议题下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对于了解旅法华工的思想及生活具有特别的意义。类似《新青年》这一类的进步报刊推广于旅法华工之中并非个例，《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亦得以在法国推广。《旅欧周刊》第27号即向其读者推介该刊，称“想研究世界的学术吗？想改造中国的社会吗”，以每期3分、全年1.4元的价格向旅法华工推介。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旅法华工中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了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个流派，甚至包括了批评的声音。1921年1月29日，《旅欧周刊》第64号在“启事”栏目内，即向旅法华工推荐《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一书，该书运到法国100部，每部包括邮寄费在内售价6.5法郎。

二、旅法华工报刊呼吁工人的责任及其思想启蒙

一战进行期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列宁领导建立的新生政权苏俄与德国达成协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并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但由于了解渠道有限，华工报刊最初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仍主要是转载英法等协约国列强对苏俄的批评，但这种现象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作为华法教育会主办的刊物，《旅欧杂志》起初对于俄国革命的评价事实上是负面的，认为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以扰乱和平不遗余力”，“彼等返国后之鼓吹，力主单独议和，若彼等之计得售，其和议之结果，则必全欧为德意志及其同盟三帝国之奴隶，而战争又起”。作为基督教青年会专为华工创办的报纸，《驻法华工周报》在前17期内，由晏阳初担任实际的编辑部主任一职。他从第4期开始连载题为《中国的主权》的头版文章，向旅法华工宣讲中国国家主权的丧失与华工有极大关系，华工亦有责任挽救国家的主权。作为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报纸，其舆论引导的方向是中外矛盾。傅智若愚自担任编辑部主任起，即刊发了题为《巴虚维党与世界和平》的文章，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导致世界陷入纷乱。文章认为，停战以来和平虽为世人所渴望，但实际上“世界的和局危机四伏，其发展正不可以逆料”，其原因则在于“巴虚维党的流毒”，该党“产生于俄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社会党”，其宗旨专在“推翻现政府，创造新社会”，并将世界的乱象归咎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虽然有上述报道，但整体上，《驻法华工周报》的宗旨并未转向批评布尔什维克，仍聚焦于对华工的言行劝教。

随后，《旅欧周刊》第3号第2版刊发了《怎么才算是有觉悟的工人呢》，文章指出20世纪的世界各国均已经重视劳动者的价值，再不敢把一样的人类视为应该服从的奴隶，作为华工自身顺应潮流，至少应该具备两种觉悟：一是“职分上的觉悟”。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它们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并无高低贵贱的区别，不要把自己的劳动价值看轻了。二是“地位上的觉悟”。工人的地位已经在世界上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作为旅法华工的地位尤为重要，因为旅法华工“侥幸得了好机会来到世界文明的国家，增长了许多见识”，回国后应该联络工界同胞“组织工界的团体、开发工界的智识、增进工界的人格、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建议每个回国的华工都加入一个工人组织。

《旅欧周刊》还在第4号头版头条发出了《今日工人所需要的是什么》的疑问，文章聚焦于华工教育，以华工何以受压制和剥削为切入口，启发华工多学习知识。文章首先指出劳动者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负有重大的责任，对于劳动者是否有能力为国家社会尽责的问题，指出“恐怕稍微明白的人都未必敢这样的自信，必然是自感不足”，今日工人同胞最需要的不是金钱、不是名誉、不是势力，而是“智识”。正是由于缺乏“智识”，才导致“资本家所以能够压制工人，想出种种方法来使我们不能活动”，“政治家随意能压制工人，定出种种条例”。为了不受资本家、政客的欺压，华工就一定要增进“智识”，有了“智识”就“不愁不得平等的待遇”。增加“智识”的方法，就是读书、识字、看报。

随着国内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旅欧周刊》第27期亦推出了题为《社会主义的三时期》的头版文章。作者将社会主义分为三个时期，呼吁依靠民众力量，自下而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第一个时期是“复古运动的社会主义”，以“人道友爱的观念为标准，由现在恶劣的社会返于古昔淳朴的状态”；第二个时期是“科学社会主义”，亦可称为“注重现在的社会主义”；第三个时期是“完全抛弃旧制，由现在以趋向未来，绝对相信人类创造和理想之力”，可以称为“怀想未来的社会主义”，这里事实上指的是共产主义。文章分析称，第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学者多指古代井田制，希望圣贤豪杰单独出现，“以为有王者必能复古”；第二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虽以民众的背景为重，但仍以为必须有立于民众之上的官僚指导，所谓由上而下的或种组织”，典型的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三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绝对相信民众之力，“民众自身都可为英雄的行为，不必要什么贤人指导”，“由下而上的或种组织”，俄国十月革命虽然不完全符合此种类型，但已经有几分相似。中国国内所谈论的社会主义究竟属于哪一个类别，“还不大明了”：如果是前两种，“不算是彻底的新”，暂可不论；如果是第三种，则绝对相信民众的力量，“我们应该多下预备功夫，从事于教育的培养，以期普遍的发展”，这才算是正常的办法。

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时，国内又兴起了“工读互助团”，这对于已经颇有影响的勤工俭学会而言意味着又多了一个类似的渠道。已经在法勤工俭学的知识青年对于国内的工读互助团颇感兴趣，《旅欧周刊》第30号头版头条介绍了工读互助团的情形。工读互助团发起于北京，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以来“国内青年思潮为之大变，皆承认工读主义为实现新社会之唯一途径”。农业学校则成立耕读互助团，性质类似。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相比，“从实行工读主义方面而言之，两团体之精神完全相同”，只是实行的方法有所差别。“工读互助团系由少数同志凑集资本为一种小工业或小商业之组合，以共同工作之利，解决个人求学问题”，勤工俭学系由多数同志在他人所办工厂工作，以个人工作所得，解决个人求学问题，前者“系团体的进行，损益由团体担负”，后者“系个人的努力，损益由个人自负”，“前者系为自己工作”，“后者系为他人工作”。二者亦存在联系，工读互助团成员如果要求取学问，则专门赴法进行勤工俭学；勤工俭学成员将来回国，亦可“集合同志、自办工厂”。工读互助团在北京创建以后，又相继在上海、南京及湖南、湖北等地兴起，深受教育工作者赞许。《旅欧周刊》将工读主义与正在传播的社会主义相比较，认为其成效值得期许。各国社会主义者一直希望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政策，但均未能取得显著成效，因此不能急于立刻取得工读互助的效果，但“吾辈相信人类终有实行此种理想之一日”。

相比较而言，《华工杂志》则倾向于以事实梳理的方式向华工介绍欧洲正在进行的工人运动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0年6月，李石曾应《新青年》之邀撰文讨论法国的社会主义时，同步在《华工杂志》第47期上发表了《社会革新之两大派别》，将社会革新划分为“社会的社会革新”和“政治的社会革新”。李石曾认为，俄国的十月革命是“政治的社会革新”，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国的蒲鲁东主义代表的是“社会的社会革新”，法国社会进化的大趋势是“社会的社会革新”而不是“政治的社会革新”。至于两种革新的优劣，“本难下一个绝对的断语”，而论者“往往偏于一方”，有失真意。李石曾则认为未来社会的进化“必趋向于蒲氏所主张”，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新一旦实行，“亦必无害于将来之根本解决”，在未来社会进化过程中，两种革新只是发展程度有先后，“非方向之背驰”。李石曾认为，从发展线索上而言可以简化为“甲、君主——乙、立宪——丙、共和——丁、政治的社会革新——戊、社会的社会革新”。

李石曾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国内立宪派与共和派的冲突也证明了两种革新方式的联系和区别。立宪与共和的进步，事实上亦属于互相吸取对方的长处，法国社会革命也得益于政治革命的督促。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五个阶段也可以有跳跃地发展，跨过其中的一个阶段而直接到另一个阶段，“中国由君主一跃而共和，俄国由君主一跃而有政治的社会革新，皆其明证”。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李石曾发出了中国究竟应该实行“社会革新”还是“政治革新”疑问：“中国处于世界潮流之内，焉有不问到中国应该如何？”在一个区域内发生一种现象，其背后存在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何种革新方式，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中国如果采取社会革新的方式，不但要回答应该如何革新，还要考虑地理、历史、经济、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这里所列举的地理因素，事实上属于地缘政治的范畴，如果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则“因地势的便利，必很容易传到远东”，“不但要到中国，并且要到日本”，若真的如此发展，则中国很容易发生政治革新。至于历史因素，文章认为中国历史上虽有专制的形式，但并无专制的实力，这一点不同于俄、德、日等国，即使发生社会革新，亦“不似能成‘工民专制’”。从经济的因素考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慢、程度低，多数国人不是小农就是小工，如果资本家及军阀“不压的太紧”，不会有大的运动。关于心理方面的因素，则“就中国人的心理来看，颇与戊派相近”，“多数人重地方制度与互助主义的习惯亦与蒲说相近”。综合上述四种因素，中国社会革新趋向于法国式的为多，但从政治或地理因素而言，“俄国式的社会革新，亦为不奇”，况且即使是法国式革命，亦未尝没有掺杂几分俄国式的性质，“中法俄必仍各存他自己多少的本性”。

在李石曾刊文论述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区别时，《旅欧周刊》则开始分析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呼应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认为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密不可分，两者的目的都在于“改造自由平等的社会”。文化运动是由于“现代非人道不自然的军国主义的压迫反动而生的”，其产生的根据就是文化主义，以区别于武力主义。文化主义内在的要求是“个人人格的独立，使人人能实现自我”，是“自我的自由之要求”；文化主义外在的要求是“求社会之平等”，打破“种种差别阶级制度”，“文化主义最重社会之平等”。一旦将文化运动上升到求得社会制度的平等，则就不允许存在“土地、资本、器械等占有的特权者来剥夺平民的自由权利”，这是文化主义的“外的要件”。劳动运动则“是由现代非人道不平等的资本制度的压迫反动而生的”，其根据就是“劳动主义”，劳动主义所主张的是劳动为人的天职，人人都要劳动，劳动“是平等的互助的自主的”，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不平等的、非互助的、被动的，劳动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打破资本制度，谋造理想的社会运动”。

经过初期的传播，到五四运动爆发一周年时，旅法华工报刊已经开始呼吁工人投身革命，此种转变背后一是受益于中国国内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二是受益于世界工人运动的广泛兴起。《华工旬刊》第2号头版“论说”栏目刊登了《华工应该有的思想》一文，呼吁效仿十月革命、效仿欧美工人运动，树立华工应该有的理想。文章从中国历史上固有的贵、贱二字出发，将世人分为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两个阶级，开始用“阶级”这一概念将劳动者与非劳动者区分开来。文章指出，“我们人类本是一样的”，凭什么劳动者的成果要被非劳动者剥夺？鼓励消除贵贱之别，并认为此种理想已经开始付诸行动，其肇端即在于俄国十月革命。文章强调，“俄国的宪法只承认劳动的工人是俄国的主体人民，有执政权，有选举权”，而从前那些不劳动的所谓“贵”阶级的人则“不算是主体人民，而且还是人民的公敌”。文章指出，除俄国外，欧美各国的劳动者也已经大张旗鼓地立起了“阶级战争的旗帜”，他们的共同要求就是获得“生产管理权”。文章比较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欧美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区别，认为俄国的是一种“更替”，“不劳动的滚下来，劳动的站上去”，而欧美则是一种“对立”，“大家的东西大家管，不然我们就放下工具”。两者的差别只是“和平与激烈”，但从本质上都已经有了根本的觉悟，都已经在实行它们的理想。

当《华工旬刊》呼吁劳动和阶级斗争时，《华工杂志》则以宣传欧洲工人运动的方式，赞扬了十月革命后英国的工人斗争。该杂志简要概括了英国的工人组织，将英国工人运动的组织分为四个，一是“劳动组合大会”，二是“劳动联合总会”，三是“劳动党”（即工党），四是“三角同盟”。英国工党在1920年6月22日举行的大会上提出要援助俄国的十月革命，号召举行民族自决，解放爱尔兰、印度、埃及、伊朗等属地，批评停战以来并未实现真正的和平，协约国战胜后不过是通过和约继续维持攻守同盟而已。文章从英国工党大会的视角呼吁“我们劳动者不可不反对世界的反革命，因世界的反革命者正在扼住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咽喉”，“我们对于布尔塞维克极表同情，因为他们努力反抗资本家的反动”，尽力扩大了世界工人的影响力。如果进攻苏俄的反动力量获胜，则匈牙利工人运动的惨剧将第二次出现在世界无产阶级中。

《华工旬刊》第3号“论说”栏目接着发表了题为《不可看轻了我们的责任》的文章。文章指出，现在中国国内几乎到处在谈“社会改造”，但如果仔细分析，谈论者“也不过是一小部分知识阶级上的朋友”。文章指出，大家认识到社会的不足之处，都呼吁改造当然好，但是若“进一步下手去做，那就不容易了”，首先需要大多数的人要有非改造不可的思想，然后大家才能走到一条路上。为了改造大多数人，宣传这种必须改造社会的思想，有两个途径：一方面要依靠“国内那些有新思想的少数人”，另一方面“我们在国外当工人的，也不能一点责任不负”。文章强调，华工本是劳动界的人，将来回国也仍然是在劳动界活动，如果华工回国后宣传这种思想，“一定比其他阶级传播进来的大”。文章呼吁，华工可以将自身在欧洲的经历作为根据进行宣传，千万不可小瞧了自身。文章还从华工到欧洲参战的目的及意义出发，认为华工赴欧，“就大处说，固不仅是替国内军阀争光，替协约人民帮忙”，“就小处说，不仅是赚几个工钱，穿点外国衣服，吃点外国饮食，看点外国景致而已”，最大的责任还在于“要多少带点新思想回去”，要做传播思想的使者，“尽改造中国的重大责任”。

同时期甚至半年之前，《华工旬刊》所呼吁的改造理念已经在国内报界有相当程度的发酵，国内对于改造的理解已经指向了“根本的改造”，即“用激烈的革命，实行根本的改造”，消灭劳动者生活困难的根源——“资产阶级的掠夺”。针对社会舆论将持“根本改造”观点的论者批评为“过激派”，施存统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文驳斥，指出很多人“不懂得根本改造的道理”，“以为一件一件的解决了，社会就会平安；其实哪里如此？”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经济问题，社会经济组织有了变动，其余的一切组织都将跟着变动，现在的经济组织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上，“凡是自然界底东西，当然是人人有份，不能属于谁某所有”。施存统提出“一切生产机关和一切生产，都是大家劳动底结果，当然应该归于社会所共有”，应根本推翻保护少数掠夺阶级所有权的社会经济组织，为了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你们必须去从事根本改造”。

在发出华工应改造祖国、宣传改造思想呼吁后，“论说”专栏又隔期推出了《下手准备的大概》，提出了华工面对的三个问题：一是“华工里面能够看普通书报的有几多人，具有常识的有几多人？”二是华工生活工作在有组织的工人社会里，是否对欧洲工人的团体组织活动进行过仔细研究？三是反思自身的品德如何，平时的行为有无可以改进的地方？

文章针对上述三个问题一一进行了分析。文章呼吁旅法华工要去补习文化、去识字。只要工人都有了读书看报的能力，就可以“人人都有他一定的主见”，就不会轻易被一篇演说说动，不容易受奸人的愚弄。围绕是否容易受蛊惑的问题，文章特别针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大家脑子里装的还是“几千年以上的知识”，如果称他复辟，“他就挂龙旗”，称他为共和，“他就挂五色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国内的新思潮闹得如火如荼，“劳动界上的朋友们还是闻风不动”，鼓吹新思想的报纸书籍再多，也进不到他们的眼睛里。文章已经很明显地暗示了工人应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新思想，而非“复辟”或“共和”的旧思想。

为了革命，仅仅知道了新思想、接受了新思想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旅法华工“组织起来”，文章对第二个问题进行了回答。文章以“王子明”的一封信入手，指出华工的老毛病就是一向不大留心周围发生的事情，呼吁华工留意法国工人团体的组织以及行动，以便“将来做起事来也才有个范本”。第三个问题被认为是“更要紧了”，因为第一个问题属于知识方面，而第三个属于“我们个人的道德”，《华工旬刊》表示将择期单独讨论这一道德问题。

为了配合“论说”专栏呼吁华工去读书看报，《华工旬刊》特意就如何具备读书看报的能力刊载专文予以介绍。在《白话文与国文补习》一文中，文章将学习中文的华工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已经认得一些字，可以大致阅读白话书报，另一类是属于“一字不识，须从头学起”。文章认为，第二类工人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这些工人白天已经辛勤工作了8小时，晚上又要从最基本的天地玄黄开始学起，这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读书识字的重要性，呼吁“我们一半要如他们的意，来尽我们的天职”，“一半又要使他们把这勇气永远继续，直至得到效果而后已”。文章指出，为了达到此种目的，需要研究出一种方法，“一面不使他们太感困难，一面于不久之间遂要使他们得到一点小效，觉得亲切有味，自家愿意前进”。文章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先教以五六百个普通用的字”，二是“照自然官话教他组织单句短文”，三是“多寻白话文书报去做他们练习的材料”。《华工旬刊》所刊发的此类文章，其大的国内背景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华工旬刊》每期所报道的旅法华工新闻中，特别注意呼吁回国的旅法华工组建自己的工人组织。截至1920年12月，已经有相当一批华工回到国内。一战华工张文鼎回到上海后，组织数名回国华工成立了“华工请愿团”，要求北京政府做好旅法华工回国后的善后工作，并为尚在法国的华工提供教育经费，张文鼎指出，“陆续回国者，虽达3万余人，但无一人将法军部破坏合同及种种虐待宣布于国人之前”，这也是成立回国华工组织的原因之一。

三、勤工俭学运动陷入低潮与中国革命的曙光

在勤工俭学知识青年与一战华工共处的过程中，双方难免发生矛盾，为了协调双方的关系，《华工旬刊》开辟了“批评”专栏，呼吁华工尊重勤工俭学的青年。署名“记者”的《杂感》一文指出，“听说一般自由华工同一般勤工俭学的先生们多不甚融洽”，“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从中国到了法国，虽然大家前途不同，但“大体利害都无甚分别”，在外人眼中，华工与勤工俭学的青年都是中国人，一旦出了乱子，一群人的名声都不好。无论是工人朋友还是学界朋友，都是为了到国外学得一技之长，回国后谋生，大家仍要共同做事情，“彼此相需相助”。文章强调，华工属于劳动界，勤工俭学的青年属于学界，劳动界和学界同属一样的阶层，“学界并不比劳动界高贵”。文章指出，学界赴法的朋友多属于“半工半学”，他们的主要职责也是与劳动界的朋友相携共事，希望劳动界的朋友“不要把学界朋友太看得不同”,心中不要存“他们比我们高”“他们不是我们这一类”的成见。事实上，赴法勤工俭学的朋友除知识外，“其余地方原与我们一样”，“我们有时须得他们的帮助”，“有时他们也须得我们的帮助”，两者之间并无很大的差别。该文还批评华工入法以来一直群居在一起，一起上工、一起下工、一起起居、一起游戏，“真正在外人社会过活的时间实在没有多久”，建议去法国人家中做散工，去深入了解法国的社会生活，感受欧洲文明的好处在哪里，中国自身不好的地方是什么。该文第三个批评是华工不注意与法国人联络感情，要求华工应注意小节，留意日常小事。

1920年12月25日，“论说”专栏推出了《社会学的方法》一文，劝导工人了解社会的分层，用简单的社会学方法“发现工人社会的实情，打消知识阶级的迷信”。此文也暗合了前期所提出的勤工俭学青年与华工之间的互相提携，学界与劳动界之间互相扶持的倡议。该文提出，研究社会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求事实发生的原因”。文章从华工自身所受苦难出发，提出“我们工人自己造的东西，自己享用不到，农夫终日耕田，自己吃不饱，裁缝天天做衣服，自己穿不到”，这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都是“金钱（的）罪恶”，强调工人可以不让有钱人使用自己造的产品，那么这些有钱人就要“饿死在钱库里”。文章最后概括称，“社会学的方法就是求事实的原因，分别他，比较他”。

1921年元旦过后，《华工旬刊》提出了“华工对于中国的责任”的口号，呼应创刊号后推出的华工应注重思想改造、致力于改造中国的论说。文章主要是提出了农工商团结的问题，认为华工就是归国后的农工商，是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这是华工对于中国的第一个责任。文章指出，中国已经退化极了，一切都不如人，要想立足于世界，须从各个方面进行改进。改进中国社会，国内人人都负有责任，“华工们也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也有他自身的责任”，华工的责任“便在社会中坚的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国内“有正当职业的农人、工人、商人”，此三种人“最多”“又最有力量”。文章认为，这三种人若能“明白大势，团结有力，一致行动，那么什么人都不如他们了”，即便是再有什么卖国政府、贪官污吏也不能为恶了。改造中国责任不在于“念书的先生们”，“更不要靠政府官员”，“真正改造中国的责任，只在这些做正当职业的农人、工人、商人身上”，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华工回国后就是有正当职业的农人、工人和商人，而且是具备了世界知识的农人、工人和商人。同期发表的“批评”专栏，批评中国习惯重视官绅而轻视工人，以至于“济济青年轻视劳动”，并列举日本明治维新后快速发展的例子，呼吁青年致力于工业。

此时的勤工俭学运动已经处于困境，赵世炎在《旅欧周刊》发文，批评“书地为牢的勤工俭学者”，概括了运动“血泪模糊”的过往。署名“隆郅”的作者以《我对于组织勤工俭学会的意见》为题，总结了勤工俭学运动的成败得失，并提出了应该发展的方向。关于勤工俭学运动组织，其发起系“国内的先觉与少数青年提倡文化运动，奔走呼号，声嘶力竭”，目的在于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但是五年来毫无反响，能够引起社会注意的只有“工学互助团及留法勤工俭学会”这两个“文化运动的两大柱石”，但工学互助团在1920年已经受挫，只能寄希望于勤工俭学运动。而勤工俭学运动完全依赖华法教育会的支持，已达到2000余人的规模，到了“自谋生活独立”的时候，勤工俭学者应该“无依赖家庭之必要，亦无依赖之可能”。为了达到勤工俭学者自立的目的及谋求未来的发展，需要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找到建立起“小组织大联合的办法”，可以尝试建立“勤工俭学互助团”或在工读互助团的基础上建立“勤工俭学会”。甚至有人建议组建“留法中国学生银行”，最终建立的“留法工学储蓄互助社”，其宗旨在于“本互助精神，以公共储蓄作社员疾病及失工时之救济”。

蔡元培先后两次发布通告，宣告华法教育会不再资助勤工俭学青年，而只负责“精神上之援助”。由于经济上的困境，更有甚者认为勤工俭学运动“已宣告死刑”，这引起《旅欧周刊》的反对，因为对于个人或部分人而言，虽然解决生活或知识问题的目的未能达到，但“若认为勤工俭学共同的目的”仅限于此，则未免武断，“多数的勤工俭学同志未必承认”。署名“佐夫”的作者认为，中国深处黑暗之中，急需改造，而要改造中国“必先促成知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而且可以认定的是勤工俭学正是“促成两阶级接近的切好机会”。作者认为，社会处于资本家的宰制之下，唯一的生路在于“与劳动阶级携手，在这个黑暗世界中杀一个七出七进，将资本主义完全推倒”。若因一时的困难便意志受挫，不自觉被“资本化了”，则资本主义将永无推翻之日。

在勤工俭学运动陷入低潮时，不时有批评唱衰勤工俭学运动的声音，在此过程中推翻军阀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亦逐渐形成。徐特立在《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中表示，蒙达尼同学认为勤工俭学只是“做工为达到求学目的的手段”，这是很狭隘的，只是拿了马克思的招牌做手段，“并无社会革命的思想”。在努力维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同时，有人公开提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倡议，认为勤工俭学在中国是一件“极应该而极重要的事业”，办这种事业比“径直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还应该而重要”。这里已经隐含有勤工俭学的最终目的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指向。

《华工旬刊》自第18号起，呼吁旅法华工应该进行教育，开始直接批评资本主义专制，要求华工参与教育运动。文章指出“我们现在处着万恶资本制度之下”，要是专门做劳工，也是“专为资本家做奴隶、做生产”，没有什么人生的价值。如果劳工要实现人生的价值，就需要一种精神生活，需要有“智识”。官僚和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压制劳动者，就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境遇好，“受过了一点教育”，所以“我们劳动者不能起来反动，就是起来反动，亦没有什么良好的方法对付他”，侨工只有参加教育运动，学到知识才有可能推动这种斗争走向成功。

随着一战华工陆续回国，勤工俭学的知识青年组织了各种欢送华工回国活动。1921年3月27日在圣泰田举行的欢送会共有80余人参加，吕其昌作为代表发言，他认为一战华工为勤工俭学的“老前辈”，勤工俭学的知识青年由于他们在法国工厂的卓越工作，得以入厂工作，一战华工种下了“勤劳”的种子。

四、结语

旅法华工报刊的内容及政治倾向受到了中国国内报刊舆论的影响，国内发酵的风潮或思潮，也延迟投射到华工报刊中。当然，相较于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华工报刊地处欧洲腹地，同样会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其对于欧洲及美洲工人运动的报道相较国内是比较有特色的。除基督教青年会所办报纸外，勤工俭学运动中兴办的杂志并未预设立场，而是刊发了正反两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且基本上顺应潮流，广为传播劳动光荣、工人至上的思想，呼吁工人间的团结与合作，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当中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则陷入了困境。面对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及失败论调，旅法华工报刊上也出现了批评的声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旅法华工群体中传播开来，要归因于各种学说之间的论战以及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这些工作已经为组建早期旅欧党组织奠定了基础。还要指出的是，在勤工俭学运动陷入低潮时，旅法学界已经发出了“农业同志有小组织的必要”的呼吁，开始了由勤工俭学向组织农民运动转变的尝试，呼吁旅法同仁起而讨论如何组织中国农民的问题，“我们要帮中国农民，打破掠夺者、寄生虫的酷待”。作者感到农业的范围太广、科目太多，园艺、造林、畜牧、农产制造、农业工程等，各科又分出许多子学科，依据以往经验，“大团体是不合乎中国的民性”，“只希望组织小团体，联合少数人志趣相合的，在同一个目标底下做事”。在进一步的论述中，署名“醉余”的作者指出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病根，他认为世界上只有苏俄真正解决了农民被“寄生虫”剥削的问题。作者批评从学术上改良农业的方法，认为这无法改变中国农民受苦的现状，也无法改造中国，农业的根本改良在于“打消社会上一切的不平，造我们真正的人类社会”。这里，已经开始将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的解放相联系了。作者总结认为，现存的社会制度下是绝不可能实现农业改良的，只有先从改变当今的社会制度做起。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旅欧周刊》第92号刊发了《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章，公开呼吁实行社会主义，成功的关键在于排除个人主义之流毒。此文的发表，标志着旅法华工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