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性概念与当代中国政党研究话语体系的构建

把握标识性概念的基本内涵、探究标识性概念的发展演变，是理解为什么构建和如何构建中国政党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前提。时代在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也在发生变化，需要及时优化拓展话语表达，构建与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相适应的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研究话语新形态。要在梳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具体实践、总结百年历史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提炼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从而在学理上更好地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基因密码，强化中国政党理论的解释力，进而在立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的基础上，为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研究话语体系注入新的理论生命力。

（一）标识性概念的内涵

“概念是一切学术理论体系的基石。”^[2]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是理论和知识的基本形式，它反映客观事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而所谓标识性概念，是指某个学科独有的语汇，是一个学科必然出现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基本语汇；它把语言和思想连接起来，构成学科的知识体系。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3]这就表明，话语的生产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它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变化，催生出一系列相关概念。“人们以概念的形式来把握和表征世界，实则就是赋予思想以必然性、规律性、确定性、客观性。”^[4]由此可见，概念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探求真理的重要媒介或载体。而标识性概念承载的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事实或具体内容。

标识性概念是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它会随着历史语境的重构而不断被“时间化”。“一个概念在重要政治文本中不断被复述、强化、赋义、扩展，也就是实现核心化、标识化的过程。”^[5]人们对时代及其精神的把握是以继承性地阐释既有概念，并赋予其时代性内涵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标识性概念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征程的伟大实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理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外在表达，标识性概念的生产和提炼成为中国政党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石。

（二）中国政党研究语境中标识性概念的演变特征

标识性概念并非纯粹的学术符号，它承担着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叙事与表达功能。中国政党研究语境下的标识性概念是对中国政党政治实践事实和经验的整体解释。例如“群众路线”“党管干部”“自我革命”“初心使命”等就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标识性概念的演变映证了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化历程，中国政党研究语境下的标识性概念映照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实践历程的变化。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发展实践，总结百年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不难发现：中国政党研究语境中标识性概念的演变呈现出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学术性与政治性相统一。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是中国政党政治话语体系逐步构建的重要体现，自主性、创新性的政党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面临着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客观存在等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提炼兼具政治性与学理性的中国政党政治研究标识性概念。一方面，坚持学术性是中国政党政治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党政治自主知识体系包含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在中国政党政治知识体系建构框架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内在支撑，话语体系是外在表达。中国政党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学术体系的内在支撑，标识性概念作为中国政党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提炼和生成需要学理性的支撑。另一方面，坚持政治性是巩固和提升中国政党实践话语权的内在要求。“话语和话语体系为话语权服务，是话语权的基础。”^[6]巩固和提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党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及引领地位，就决定了中国政党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和生成过程中，必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旗帜鲜明地突出其政治立场。学术性与政治性统一于建构中国政党政治话语体系。

第二，阶段性与发展性相统一。回望百年征程，中国政党政治标识性概念在不断产生和变化，其演变历程兼具阶段性、时代性。一方面，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展开的不同历史实践，产生不同的标识性概念。每一个标识性概念背后都有一段中国政党政治独特的、鲜活的历史实践，都反映着特定历史阶段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独特特点，皆是中国政党政治实践活动的见证者。一个个标识性概念的演变历程皆可视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革命、建设、改革历程的历史线索。另一方面，概念作为实践的产物，它会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而改变。标识性概念的发展，既表现为同一概念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需要不断革新与完善，也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需要提炼、生产新的标识性概念。

第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标识性概念承载了具体实践、思维方式及价值理念的存在。以中国政党研究为中心的标识性概念所揭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及自身建设的过程及规律的表达系统，是政党政治研究话语体系的表达形式。它围绕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等本源性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如何继续成功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从感性到抽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学理追问。构建当代中国政党研究话语体系，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在于提升概念供给能力，打造标识性概念。中国政党政治标识性概念的演变，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认识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政党具体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中国政党研究语境下标识性概念的演变既反映了中国政党政治具体实践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实践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有了这些标识性概念，才能为当代中国政党研究话语体系的构建奠定基本的知识框架与语义基础。

“话语体系以话语为基础,是承载话语主体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完整有序的话语建制。”^[7]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化,必然引起叙事话语的变化。随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参与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为世界发展与治理不断提供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智慧和大国担当,如何进一步构建新时代中国政党政治研究话语体系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一）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脱节

中国政党政治国际话语权的提升，离不开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政党政治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处理好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之间的内在关系。当前，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拥有各自独特的话语体系,表现为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相互分离。这种分离严重制约中国政党政治研究话语体系的构建。

一是学理性不足，导致政治性受到影响。一方面因为学理性的欠缺，导致叙事话语在解释力、公信力、影响力方面表现得不够自信，往往不能实现理直气壮地讲政治；另一方面，因为脱离学术而讲政治，往往在科学性、学理性、创新性方面深受制约，又或者被特殊性与例外性所羁绊，其政治话语容易被理解为文件的复读机，制约着国际认同和国际传播。

二是脱离政治讲学术。中国政党政治研究话语的产生来源于中国政党的具体实践，政治性是其首要属性，也是根本属性，脱离政治性构建的话语体系，学理性强，政治性弱。一方面，因为政治性不够坚定，其学术观点、学术主题在政治立场上无法保证，容易被西方话语牵着鼻子走，“成为阐释西方话语的注脚”，^[8]又或者是西方话语体系的吹鼓手、搬运工，从而丧失中国政党政治话语的独立性、创新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因为脱离政治而讲纯学术，其学术立场的坚定性、学术话语的政治性与严谨性往往无法保证，又或者其学术话语的内容因缺乏政治性而脱离实际。话语本身来源于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脱离政治的纯学术研究，往往在科学性、真实性、实践性方面与目标要求相距甚远。

（二）政党政治话语自信的塑造

回溯学术史，中国政党研究领域大多数概念、话语几乎都来自西方政党政治学，其都是源自于西方社会的种种社会实践，从而形成了“唯西方论”的研究模式和话语模式。体现中国政党政治社会实践、运行机理的相关概念和话语则较为缺乏。立足当下，西方依然把持话语霸权，唱衰中国、抹黑中国的言论不绝于耳，我们“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 “传开叫不响”等问题依然存在。展望未来，如何在当下的困境中实现中国政党政治研究话语自信的重塑，成为了一个紧迫的时代命题。

国家综合国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石。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必然要求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叙事话语体系的构建则是国家软实力提升最好的见证，也是实现话语自信重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然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实体，作为正在走向世界强国的大国，其话语自信度却与其经济地位不匹配。究其缘由，存在于几个方面：一是受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固化制约。对于中国政党政治相关问题的思考，缺乏独立的、自主的、实事求是的深入思考，沉溺于西方的思维框架内无法自拔，在西洋化的困境中无法挣脱。二是受中国政党研究标识性概念欠缺影响。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性，决定了中西方在同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性。这也容易导致西方部分学者对中国相关问题的认识出现偏差，又或者部分西方学者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故事。三是受话语解释力不足影响。概念是输出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体现中国政党实践的概念，尤其是标识性概念，是西方学者认识、理解并认同中国政党研究的重要载体。在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和阐释方面，部分中国学者忽略了将西方概念与中国社会实践、中国历史语境相融合，进而影响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标识性概念的广泛传播。

（三）中西方政党研究话语的分殊

中西方政党因政治体制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历史语境不同，造就了政党政治话语的不同。政党政治是区分中西方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西方学界的政党政治话语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中西方政党的分殊。例如乔万尼·萨托利围绕着政党政治的相关概念、特征及其运作机制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从整体与部分的视角出发，介绍了政党产生的缘由。^[9]由此掀起了一场关于政党类型划分的讨论，促使学者们对政党及其组织类型的认识逐渐明晰，这也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西方政党之间存在的分殊，并在某种角度诠释了西方学界对中西方政党分殊差异的影响。

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命题中构建起一系列政治话语。“伟大建党精神”和“新型政党制度”等都是基于中国政治实践、中国经验，以中国为主体、为本位、为中心而生产的具有标识性、创新性的政治概念，体现了对西方政党理论研究的超越，形成了中国政党政治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可书写、可传承、可描述、可解释的知识工具。回望党的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并取得丰硕成果，在不断壮大的历程中始终保持大党独有的清醒。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始终沉浸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基础上。由是观之，建构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话语体系，离不开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历史语境和社会实践。理解中国政治，需要扎根中国土壤；生产本土化的标识性概念，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政治。

提炼标识性概念是增强中国政党政治话语表达和科学叙事的内在要求，有助于提升中国政党政治话语体系的学理性、政治性和通约性。针对西方学术概念在解释中国政治实践中的局限性以及大历史观下如何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需要在推进标识性概念、术语、命题和范畴等知识图谱及话语群的建设中，建构当代中国政党政治话语体系，从而更好地去回应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一）西方学术概念在解释中国政治实践中存在严重局限性

话语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与人交流的工具，也是意识形态外化的物质载体。从话语的本质来看，“话语特别是政治话语，是政治权力运作的外在化体现”。^[10]从话语的表现形式来看，“它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语互动以及各种形式的书面文本”。^[11]当前，西方依然把持着话语霸权，各种唱衰或抹黑中国的言论层出不穷。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实践，既不能真正体现中国实践的真实性和特殊性，也不能让世界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标识性概念是建构中国政党政治话语的关键性问题。运用标识性概念进行叙事，即可通过对标识性概念的阐释，在创造现实语境中，破除中西方在认识和理解上的壁垒，让国际社会更直观、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一般包含五个要素，“即政治性意蕴、学理性支撑、哲学性思维、通识性表达、有效性传播，主要意指话语的立场、观点、方法、表达、传播”。^[12]西方的学术概念或话语体系在解释中国政治实践中所显示出来的立场、观点、方法、表达和传播等方面的局限性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走过的独特道路，为我们提出了创造具有主体性和独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照搬西方的政治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政治思想和现象，势必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势必会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实践产生更深的误会甚至曲解，势必会让中国理论继续深陷“说不清”“传不开”“叫不响”的困境。

（二）讲好中国故事亟需生成本土化的标识性概念

“概念是连接经验和理论的桥梁。”^[13]概念会因理论的革新而变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既需要不断推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产生，其执政话语也要随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不断更新而有所创新。善于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标识性概念阐述中国历史、中国实践、中国政治，是更新中国政党政治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而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即是一个历经具体历史实践，走向历史经验，汇成历史知识的抽象过程，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展具体历史实践的一个个缩影，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如何探索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问题的解答。从话语形式来看，中国政党政治研究话语体系不仅包括以党代会报告、中央文件为主要载体的系统话语，还包括以口号、批示、讲话、宣传标语为载体的具体话语，两者共同构成话语内容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4]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离不开标识性概念的提炼、阐释与传播。用标识性概念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既需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提高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解释力；也需要在纵横的历史时空中准确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具体政治实践，提高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概括力、阐释力和思辨力；还需要站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等问题，提高中国政党政治研究话语的公信力、感召力和创造力。例如，作为一项原创性的政治概念，“伟大建党精神”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份党的重要文献中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15]从学科知识论的意义上而言，“伟大建党精神”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内生性、时代性、通约性、标识性的原创性特质，对于当代中国政党研究形成可分析的标识性概念和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理论价值。

（三）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发展亟需持续创新标识性概念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立足中国具体国情而凝练出的标识性概念，是百余年社会历史实践的见证和总结。历经百年，中国共产党话语表达初步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话语特征。理解新时代中国政治，首要任务是扎根中国土壤，立足中国实际，沉浸于中国情境，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特殊地位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所选择并赋予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百余年不懈奋斗中累积而来的，是经得起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的不断洗礼和检验的。我们要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提炼并检验标识性概念，用学术话语链接中国政党政治研究中的学理性与政治性，用学术话语建构标识性概念，用标识性概念支撑中国政党研究的话语体系。

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人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基础。在中国政党话语体系构建中，中国政党政治实践既是标识性概念生成的源泉，也是推动标识性概念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16]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在发展进程中不断提出认识的新课题。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开展具体实践的行进中，既坚持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具体实践，也坚持在具体实践中发现、发展、检验真理，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