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
夏巍
摘要：本雅明传承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历史辩证运动的感性起源处展开探索的历史存在论研究路径,以19世纪巴黎这一单子模型经由辩证意象的历史批判,探索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起源即目标的主张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拯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感性意识是本雅明革命事业的现实进路。艺术生产领域是资产阶级加强其统治霸权的领域,亦孕育了突破资本原则的革命力量。本雅明从机械复制技术层面探讨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尽管灵晕被褫夺,却释放了艺术重塑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借助艺术政治化形成感性意识的集体形式,本雅明批判历史进步论,将革命契机置于当下,并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了重要辩护。
作者简介：夏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先后于山东大学和复旦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外国哲学硕士、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与融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兼任国家级重大人才计划、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执行编委，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等职。荣获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全国首届高校思政课教学骨干等荣誉称号，入围国家级重大人才计划、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部级重大项目等二十多项。著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新探》等专合著十多部。在权威核心期报刊独撰论文九十余篇，部分成果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本雅明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探索尚未深入，然而无法否认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在本雅明构建其历史理论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雅明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精神，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方面开辟了更加开阔和丰富的空间，为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本文将以此为主题，试图在马克思的历史存在论视域下，依循本雅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问题的反思与批判的逻辑脉络展开深入探讨。
一、单子模式: 回到“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
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研究的诸多观点里，马尔库塞的领会和把握称得上是切中肯綮的，就像魏格豪斯理解的那样: “他再也不认为他必须依靠海德格尔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哲学基础，相反他认为马克思本人已经为此奠定了最好的哲学基础。”这里提及的“哲学基础”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新视域。在这一视域下，马克思为我们敞开了一条不同于其他一切传统知性科学的崭新的研究路径，亦是达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根本路径: 将形而上学理性抽象的范畴及其所表达的既成的社会事实，都导回到产生这种抽象形式和抽象关系的人类的感性活动及其所处的“生活世界”当中，并且从这个源头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出发阐明知识的由来。事实上，从根本上回到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使其免受理性科学图景客观化与绝对化侵害的，自胡塞尔就提出的这个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进路，在反叛一切理性形而上学的马克思感性存在论革命中早已有过。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对本雅明构建历史理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就体现在，本雅明传承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的从社会历史辩证运动的感性起源处展开探索的历史存在论研究路径。正如弗莱切所言: “本雅明主张从历史出发去‘反思问题’。这种反思‘在对问题: “实际上是什么?”的思考中逐渐成熟，而问题“实际上是什么”既不能从科学的角度作答，也不能被设定。’……进而从源初之处质疑历史发展的内在进程”。
本雅明在思索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下展开研究时谈道: “怎样才能将一种高度的形象化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实施相结合……即用小的、精确的结构因素来构造出大的结构，也即是，在分析小的、个别的因素时，发现总体事件的结晶。”于是，他对当代社会历史问题的反思就从汇集了资本时代各种理念的19世纪欧洲的首都———巴黎开始了。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典范，它成为本雅明以单子式模型展开深入研究的对象。
之所以要回溯到一个逝去的历史时代展开研究，本雅明是出于如下的考虑: “历史的‘理解’在原则上应该被理解为那已被理解过的事物的死后的生活，因此那些通过对其死后生活和声誉进行分析而被认知的事物应该被看作是普遍意义上的历史本身的基础。”换言之，在本雅明看来，就历时性的角度而言，构成历史根基的部分寓于已经逝去的社会生活之中，因而19世纪对于反思当下现实问题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这样说道:“19世纪对于进入这个时代的批判视野来说都是先验的。”基于这种考量，本雅明就从探讨19世纪的巴黎这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起点入手。不过，他仍进一步解释了问题的另一面，即他的研究指向的这个“起源”并不是19世纪的原初历史:“如果将此理解为可从19世纪的全部事物清单中重新发现原初历史的形式，这就没有意义了，只有当19世纪———以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整个原初历史以合适于这个世纪的意象将自己重新组合———被表征为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时，只有这时19世纪原初历史这个概念才有意义。”本雅明在这段阐述中的观点十分明确，起源指的是“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它的内涵并不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加以探讨的，而是从存在论意义上被规定的: “并不是用来描述存在之为存在的过程，而是描述从形成到消失过程中浮现出来的存在。”实证的历史主义者会将“过去”与“现在”视为一种纯粹的发生学意义上的延续关系，本雅明同马克思一样是从根本上拒斥这种观点的。他之所以将19世纪的巴黎作为切入点，事实上是让过去整合进当下，并将过去的意义展现在这个“存在”即“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当中。
在本雅明看来，19世纪的“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是不同时代相糅合的令人震惊的一个集合体，它是从时空交织的辩证意义上建构的丰富时刻，其中蕴含的启明当下的意义清晰浮现。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弗里斯比的理解十分贴切: “现代性的起源，不加夸张地讲，它一跃而存在，依附在19世纪的作为‘当下实际时间的即刻实际的存在之中。’本雅明的现代性史前史的目的是‘逐渐增加的对现实的集中( 整合) ……在现实里，所有的过去可以保持一个比它存在时刻更高的即刻性层次’……本雅明从事现代性辩证意象的研究，就是着重在我们的现在中探究过去的较高程度的即刻性。”这里的“即刻性”准确地传达出本雅明的“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的意蕴。它包含着对过往的回望和对当下的凝视，既接续着过去，又见证呈现着过去，使过去真实地在当下“在场”。
基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视域，我们会发现本雅明的思路是将对真理的探索置于“历史性”维度之上，并力图在感性存在的意义上释放出历史时刻的丰富性。他对“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探寻的旨趣，并不在于复原出精确的实证的旧时景象，而是要将理性范畴规定之前的那个“生活世界”挖掘展露出来，从而能够澄明既成的社会事实背后的那个真正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本雅明要求回到“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展开研究，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路径的重要传承。
二、辩证意象的历史批判: 起源即目标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回到这个“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马克思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探究既成的社会事实的感性起源，本雅明同样以批判为进路，但是他运用的是辩证意象的历史批判，“去构想那些在本质上或作为一种理念之呈现的示范性的东西，不管它是多么独特和碎片化”。
商品、时尚、世界博览会、股票交易所、垃圾、废墟、人群、拾垃圾者、文人等诸多作为资本时代文化符号的辩证意象，是本雅明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他说: “只有辩证意象才是真正历史的( 即不是陈旧的) 意象。”在本雅明看来，尽管辩证意象是支离破碎的，然而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被尘封的记忆或者被掩埋的弃物。它们不在匀质的空泛的时间里，“而是坐落在被此时此刻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里”。历史唯物主义把它们视为可以带给人“独特的体验”而非“永恒的意象”的 存在，这种独特的体验源于它充溢着社会现实生活的感性的冲突与斗争，换言之，“出现在辩证对立最大的张力之处”。它的辩证性主要从两个方面来体现: 首先，辩证意象以其历史的辩证性使当下的瞬间汇聚了人类社会历史性存在的完整性，而这一辩证性源自人的活动的辩证的和历史的维度，因而它们才具有生成和创造的力量，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从历史过程的连续体中迸发出来，成为救赎的革命力量。其次，它既传达着时代幻梦所营造的美好，也将其真实的征候暴露无遗。本雅明这样说道: “在辩证意象中，某一特定时代中的东西同时也总是‘亘古不变的事物’……人类擦亮眼睛突然认出如此这般的梦幻意象的时代。”他的这段话是想表明，辩证意象因其辩证性，戳穿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个最根本的时代征候的真相: 它仿佛神圣而永恒，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幻梦罢了。这可以说是这些历史碎片的最大的“功用”。
辩证意象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正是基于这一点，通过辩证意象的历史批判就首先意味着能祛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腐蚀和同化，为大众和无产阶级从幻梦中苏醒提供有利的条件。本雅明的观念已深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在他这里，批判的真正含义同样意味着追问起源须经过祛除形而上学的理性范畴遮蔽的过程，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身即是现时代的理性范畴。因此，本雅明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者要承担现代性释梦者的重任，就应该从辩证意象的历史批判入手，“把一个特别的时代从同质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出来，把一种特别的生活从 那个时代剥离出来”。换言之，经由这一批判，他呈现了出“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
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在本雅明的思想中是卢卡奇意义上的，即透过表象，揭示总体性。”事实的确如此，上文引述过的本雅明的观点即印证了这一点: “在分析小的、个别的因素时，发现总体事件的结晶。”本雅明专注于对这些从历史连续性的“震惊”和“爆裂”中闪现出来的碎片式的辩证意象的研究，是因为它们留有对“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的记忆，会实现对社会历史的总体的把握。将它们重新拼贴在一起，使“整个原初历史以适合于这个世纪的意象将自己重新组合”，历史“总体性”的真实面相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这样离大众和无产阶级从幻梦中苏醒也就为时不远了。由此就可以理解，本雅明为什么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借克劳斯的“起源即目标”这句话来表达建构历史理论的基本原则，其中的原因已十分清晰: 本雅明将追寻“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视作理论旨趣的实现，换言之，理论本身即实践。构建具有实践性的历史理论本身即实现了大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解放。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视域里，只有实践的理论才具有真理性，亦即具有真理力量的理论是能够准确真实地呈现出生活世界的感性冲突与斗争的直接实践的理论。本雅明主张“起源即目标”，恰恰是受到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视域的这种启迪。
三、艺术的政治化: 机械复制技术与感性意识的救赎
虽然本雅明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一样，并未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当中，然而在其理论中却发生了更具积极性的革命风暴。正如阿多诺所言，本雅明思想中的张力就是重提革命的渴望。马克思主张，实现社会变革的一个根本重要的条件是要有“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只有紧密地联系并依靠革命群众，真正的人类解放事业才能实现。就这一条件而言，本雅明牢牢抓住的是革命群众的“感性意识”，积极投身于革命群众的文化解放在他看来是当务之急。
20 世纪初期，欧洲的政治形势日益严峻起来，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谷，革命的政治契机显得十分匮乏。这一现实境遇使本雅明认识到，大众和无产阶级的感性意识亟待唤醒。他说道: “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 兰克) 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历史唯物主义者希望保持住一种过去的意象，而这种过去的意象也总是出乎意料地呈现在那个在危险的关头被历史选中的人面前。”这里的“记忆”是指从那些被遗忘的受压迫和受奴役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大众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解放诉求。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视域来看，“记忆”即是大众和无产阶级的“感性意识”。在马克思那里，“感性意识”形成于人们的感性活动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交往意识，而它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在感性活动中孕育生长的社会性力量，生产力不只是通过物质条件来表现，否则马克思也不会说，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共产主义，而在资本主义那里物质财富并不是充分地涌流。换言之，只是从物的有用性的角度呈现出来的社会财富永远都是匮乏的，感性意识的发展亦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 “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由此可见，本雅明将感性意识的拯救作为突破资本原则的重要途径，同样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发展。
既然本雅明将“感性意识”作为其现实革命事业开展的着眼点，那么他又是如何将这种意识唤回到现实生活中的呢? 他的方案是“艺术的政治化”。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的关系是本雅明在写作《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时就萦绕于心的一个难题。正是这个难题促使他开始着力研究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并在与苏联女共产党人拉西斯及德国戏剧家、诗人布莱希特的密切交往中，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逐渐靠拢。结果是本雅明开始大量地汲取马克思文本尤其是《资本论》中的养分，使得他的原本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弥赛亚救赎事业逐步深入到现实政治生活当中。
在本雅明看来，“野蛮就掩藏在文化概念里面”。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触角所延伸到的当代艺术生产领域，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建构和加强其霸权统治的重要领域，同样也是可以突破资本原则的革命性力量生长的地方。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分析了当代艺术作品后发现，“艺术，这个往往被认为对任何与进步有关联之事麻木不仁的门类，正能够为之提供真正的定义”。
那么，这一领域潜藏着的革命性力量究竟是什么，它们对社会关系的重塑到底意味着什么?本雅明试图从技术的层面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单行道》中《去天文馆》一文涉及了本雅明对技术的看法: “技术也并不是对自然的驾驭，而是对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驾驭。”换言之，本雅明强调技术的出现，本应是让人们去合理地加以运用，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去控制和戕害自然。所以，面对新生的机械复制技术，他表现出的是一种辩证态度: 一方面，机械复制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孕育的社会条件，它的出现带给现实生活的冲击是难以阻挡的; 另一方面，这个新的社会条件反过来也会促使资本主义渐趋衰亡。本雅明敏锐地觉察到，机械复制技术一方面促成了艺术作品灵晕的消亡，当代艺术领域由此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譬如，先前的艺术创作主要围绕着艺术作品的膜拜属性而展开，如今则专注于它的被展示的功能。以往人们常常是用凝神关注的方式去面对艺术作品，而今则变得心神涣散。这些变化无不在提示着机械复制技术正逐步驱散艺术的神圣光辉，将艺术作品推向人们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之中，大众文化的勃兴即充分展现着这一点。另一方面，机械复制技术也把艺术重塑社会关系的积极的进步作用放大了。换言之，本雅明认为，艺术与大众关系的历史嬗变中蕴藏着可以借助艺术的政治化来发动大众和无产阶级的良机。
法西斯主义是本雅明首先迎击的一个具体现实问题。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正是利用了机械复制技术对艺术作品灵晕的褫夺，进而展开“政治的美学化”来腐蚀和同化大众和无产阶级的感性意识，以加强其统治霸权。本雅明认为，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艺术的目标朝向共产主义，用艺术的政治化的方式将大众和无产阶级那里未被异化的感性意识拯救出来，形成感性意识的集体形式，以对抗政治的美学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前言》中，本雅明就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的这一立场: “我们在下面重新引入艺术理论中的这些概念与那些较常见的概念不同，它们在艺术理论中根本不能为法西斯主义服务; 相反，它们对于表述艺术政策中革命性要求却是有用的。”
四、批判历史进步论: 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与契机的选择
虽然通过艺术的政治化可以有效地激发革命解放的行动，然而本雅明发现仍有一项工作需要首先完成，那就是对历史进步论以及信奉和践行历史进步论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 主要指第二国际的主力军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批判。
在本雅明看来，只有彻底解除历史进步论对大众和无产阶级感性意识的禁锢，才能使他们紧紧抓住每一个救赎的政治契机。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消解和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维度，曲解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历史进步论倾向，这就从根本上抹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和革命性。
历史进步论是启蒙哲学建构的历史观，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这一观念建立在两个基本主张的基础之上: 一是历史目的论，认为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发展历程，都有一个终极目的; 二是线性的、单向的发展模式。由于这一历史观“分享了基督教历史神学的要素，人世便被赋予一个从过去到未来或从起点到终点的救赎过程，作为线性进程的‘历史’观念就出现了”。本雅明认为，历史进步论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异化状况在观念上的体现，归属于理性形而上学的建制。倘若人们坚持这一观念，必将被束缚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之中，因为“一旦它成为一个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的标志，那么进步的概念就表明为一种非批判性的实体化，而不是一种批判性的质疑了”。而第二国际理论家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却始终坚持并践行历史进步论，本雅明说: “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围绕着‘进步’概念形成的”，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并不依据现实，而是创造出一些教条主义的宣传”。
在本雅明看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念中，历史进步论也寓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之中，它为社会历史发展悬置了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目标，承诺共产主义必将实现。这种“创造出一些教条主义的宣传”造成的严重后果是: “社会民主党认为给工人阶级指派一个未来几代人的拯救者的角色再恰当不过了，他们就这样斩除了工人阶级的最强大的力量。这种训练使工人阶级同时忘却了他们的仇恨和他们的牺牲精神。”工人阶级会将所遭遇的苦难与终将获得胜利的承诺直接对应起来，即便出现暴力与不平等，也被看成是历史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而忍受下来，这样就白白错失了革命契机。本雅明在分析法西斯主义的成因时提及了这一点: “法西斯主义之所以有机可乘，原因之一是它的对手在进步的名义下把它看成一种历史的常态。”
即便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本雅明所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是这种曲解的版本，而非马克思思想本身。他在《拱廊计划》的《知识和进步的理论》一节中就强调过: “这个项目的方法论目的之一就是展现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它从自身内部取消了关于进步的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唯物主义有足够的理由把自己与资产阶级的思维习惯截然划清界限。它的基本概念不是进步，而是现实化。”⑥从这段论述来看，本雅明不仅驳斥了历史唯物主义带有历史进步论倾向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澄清了一个关键之处，即真正传达出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是它的“现实化”，也就是它的实践品格。由此可见，本雅明不仅领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深意，而且为其作了合理的辩护。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是一场伴随着各种主客观力量的逐步成熟而进行着的历史辩证运动。他并不认为共产主义会在理性的历史逻辑的展开中的某一个具体时刻自然而然地出现，也未曾具体地阐述共产主义的实然状态，而是认为，迎来共产主义需要革命群众的感性意识的觉醒与释放，并依靠他们实际的革命活动自觉地担负起解放使命。
另外，正是被本雅明高度认同的马克思的“现实化”观念，促使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资源融入其宗教救赎思想当中，从而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即唤醒无产阶级和大众的“感性意识”的契机不能寄托在后世的子孙那里，而就在当下。他的理由是，每个历史时刻都是辩证的时刻，都能孕育出革命解放的可能性。因而，本雅明会一再表明这一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没有这个‘当下’的概念。”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说，在本雅明的历史理论建构及其弥赛亚救赎的现实路径的选择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确成为不可替代的理论资源。同时，在新的时代状况之下，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亦作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正如有学者评价的: “本雅明对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救赎阐释使他的乌托邦建构具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博大，反过来他的建构也更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超越的视域……不可否认的是，本雅明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从不同的角度更加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的理解，而不是将之作为教条来接受。”
原文载于：夏巍.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04):116-121.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