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金冲及治学访谈录

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

——金冲及治学访谈录

金冲及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金之夏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编者按】金冲及，1930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史学系。他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及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八、九届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金冲及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与胡绳武教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等；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中共领袖传记。他先后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一、早年经历与初识马克思主义

金之夏：您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当年您为什么会选择学习历史？

金冲及：我在复旦附中读书期间就对历史很有兴趣，那时候金兆梓和耿淡如两位先生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读高中后，我开始自己逛书店，每月都要到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四马路（现福州路）去转转。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在旧书店买到的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等好几本书。记得当时常做的美梦是：在旧书店里细心寻找，忽然在墙角的书架上发现一本我所关心而又少见的书，在惊喜中醒来。这样的梦在当时确实常做，可见痴迷之深。那时候的我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读这些历史书完全是出于兴趣，根本谈不上什么分析和认识，但这确是我以后特别爱好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金之夏：您在1948年读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请问您最初是如何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呢？

金冲及：抗战胜利后，时局发生深刻变化，我从少年走入青年，读书的方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关心的重点逐步转到社会和政治方面。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我读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书籍。他以生动活泼、紧密联系实际生活、富有说服力的文笔介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图景和正确认识世界的方法。他在书里讲到，历史是复杂的，常常是多方面因素起作用的产物，不能把最初看到的几点就轻易看作全体。因此，读历史不能只记得是什么，还要多想想为什么。艾思奇这本书我看了很多遍，许多内容都感到新鲜而正确，至今仍还记得，确实具有启蒙的作用，影响了自己一辈子。

以后，我开始比较系统地读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进步书店出版的书。生活书店在上海重庆南路，门面比较宽，坐在墙角边的地上看半天书也不会有人赶你走。邹韬奋写的书，我当时几乎全都读过。他文笔犀利，充满感情，特别能打动人，使我对当时的社会有了初步的认识。此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我还陆续读过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李达的《新社会学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等。新知书店在上海北四川路，是我到复旦大学上学的必经之路，所以也常去。在那里，买的最多的是“新知丛书”，如薛暮桥的《经济学》、许涤新的《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我还在那里买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至今还保存着。

当时复旦大学的中共地下党非常重视在积极分子中组织读书会。我一年级时就参加了读书会，最初读的是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这种读书会每星期组织一次讨论，每次轮流有一人先讲他刚读完的那章学习心得，大家再展开讨论，既相互提高思想认识，又联络感情。参加读书会的有史地系和外系的同学，大多是和我宿舍邻近、平时交往较多的同学，后来全都参加了复旦大学中共地下党。这种活动方式在学校中很流行，是地下党常采取的一种方式。我那时只有十七八岁，个人思想还没定型，正是渴求知识的时候。在读书会得到的知识深深刻在头脑中，有助于自己对信仰的比较和选择，可以说终生难忘。

刚进复旦大学史地系时，我一直是用功读书的。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我深刻体会到如果国家和民族没有前途，任何个人理想都无从谈起。我于1948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年底，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远房亲戚家躲避了一段时间。利用这几个月，我认真阅读了不少书，最重要的是延安整风必读的二十多个文件。通过阅读，我对党的性质和党员应该遵守的原则有了基本了解。

金之夏：解放后，您继续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都上过哪些老师的课，这些课对您后来的治学有何影响？

金冲及：上海解放后，我回到学校，全身心投入到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中。作为学生代表，我担任了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校学生会主席等。同时，我仍然坚持上课。复旦大学的师资相当雄厚，一级教授有周谷城先生，二级教授有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蔡尚思、王造时六位先生。我还选修过中文系冯雪峰、唐弢等前辈开设的“文学概论”等课程。

记得有一次谭其骧先生布置学年论文，让我们认真看《通鉴纪事本末》中有关李密、王世充、窦建德这三段，然后用这些材料写一篇夹叙夹议的文章，这种做法对低年级的大学生是非常好的基本训练。周谷城先生非常重视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他常说：“你如果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在复旦的严格训练为我此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谭其骧先生80寿辰之际，我曾在贺信中写道：“老师言传身教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作用，年轻时也许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时间相隔越久，这种感受反而越来越强烈。如果年轻时没有受到过这些熏陶，在心中对怎样才算是做学问树立起一种无形标尺、不如此就不敢拿出来，恐怕连今天这点微薄的成果也难以取得。”周谷城先生曾对我说：“我是看你长大的。”的确，我可以说是在复旦师长的教育下长大的。

金之夏：1951年您大学毕业后即留校工作，不久开始讲授“中国近代史”，请问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专业方向？

金冲及：这一点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需要”。我毕业后先是留在复旦担任校团委书记。1952年，教育部规定综合性大学文科都要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而老教授们过去很少专治近代史。那时复旦鼓励有条件的党政干部在系里兼课，称作“双肩挑”，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从1953年起，我开始在历史系、新闻系、中国语文系讲授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并参加编写教学大纲；1960年起又带过五个研究生。可以说，我一共讲了12年的“中国近代史”，直到1965年调到文化部工作。

金之夏：在复旦大学工作期间，您正式进入史学研究领域。您可否介绍一下这其中的历程。

金冲及：刚开始工作时，我认为范文澜和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已经把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问题说清楚了，我自己脑海里想不出什么重要的“问题”。那时专业史学刊物也很少，印象中似乎只有《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和《新史学通讯》（现《史学月刊》）。我发表的第一篇史学文章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一篇专题研究论文。来由是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一篇胡绳谈近代史分期的文章，他主张要根据阶级斗争的发展把近代史分为若干时期。那时，我已经教近代史近两年，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认为近代史分期的标准应该是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相结合，因为两者是相互补充又相互一致的。记得1955春节假期，我利用在学校值班的空闲，写了一篇比较长的商榷意见，当作读者来信寄给《历史研究》编辑部。没想到这篇文章不但很快就被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还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编辑部的热情扶持，对我这个年轻人真是极大的鞭策。

当时我给自己定下了每年用心写好一篇长文章的目标。1956年，我又写了一篇《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以往，对护国运动的发动者有许多不同看法，有人主张是蔡锷、梁启超发动的，也有人认为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对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纵然已有许多前辈珠玉在前，但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后辈仍可能做到比他们看更多的材料，作更多的思考。我在文章中提出：受过辛亥革命思想熏陶的云南新军中下级军官是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后来，李根源先生的公子告诉我，他父亲看后很认可我的观点。李根源在清末做过云南讲武堂总办，是朱德的老师，护国运动时担任总参议。我很高兴能得到他的肯定。

在复旦教书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师长、同仁。一方面，我与同行相互切磋。同我讨论学术问题最多、合作时间最久的是胡绳武教授。他在抗战后期考入战时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我入学时他读大四，是我的师兄。我们在相互切磋学问中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我们不仅一起发表过一些论文，后来还合作撰写了专著。另一方面，通过参加学术会议，我还进一步认识更多学界同仁。1961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那是中国史学会在武汉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由吴玉章、范文澜等前辈主持。我在会上还结识了章开沅、祁龙威、余绳武，又见到此前相识的戴逸；年轻些的有龚书铎、张磊、李文海等。武汉会议结束后，我和胡绳武就决定共同撰写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1963年，我们写完了第一卷送交出版社后，因政治环境越来越紧张，只好暂时搁置出版，没想到这么一放就放了18年之久。

金之夏：1965年您离开复旦大学后，先后在文化部及文物出版社工作，直到80年代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中共党史研究。请简要介绍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经历及其对您治学的影响。

金冲及：这些工作的变化，都是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调动的，我自己其实没有主动想过“转移阵地”。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复旦教书期间，担任过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主办的《未定文稿》的主编之一，这个刊物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兼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直接领导。我的组织关系仍在复旦，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课仍继续讲。1965年，石西民同志调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指名要我随同调到文化部，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上海的生活条件好，一般人不愿意离开上海，特别是在大学教书的人一般又不愿意到机关工作。我那时倒没有太多想法，只是服从组织调动，就来了北京。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文化部的工作基本陷入停顿。1968年1月，复旦大学的造反派到北京把我押回了复旦，关在学生宿舍整整一年。直到这年12月，我才被送回北京，同时造反派转给文化部一份关于我的审查材料。后来得知，我是遭到了一个在青海劳动改造的军统分子的诬陷。这个人在解放前也是复旦学生，他指控我曾在1948年加入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因为这个凭空捏造的材料，我又被审查了四年，其中有三年在湖北“五七干校”。

1972年底，长沙马王堆考古发掘，震惊世界。出于外交需要，周总理指示恢复文物出版社和《文物》杂志。当时负责国家文物和博物馆工作的王冶秋同志知道我遭受的是一场冤案，就直接下调令让我到文物出版社工作。调令一来，我的“特嫌”结论才取消，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我在社内先后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在这两个岗位上工作了共十年，收获很大。

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文物、考古和出版方面的工作，但学历史出身的我还是很兴奋地投入这个领域。每当有重要考古发掘见报时，我都在主管的《文物》月刊上邀请专家结合历史文献写一组文章，讨论最新考古发掘的价值，说明这些发现对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有什么意义。在出版考古发掘报告时，也同样要求如此。文物出版社十年的工作，给我最深的教育是，当被安排从事任何你不熟悉的工作时，最重要的是要“投入”，而且是“全力投入”。这样不仅能做好工作，而且一定能得到个人成长中十分有用的知识。这十年不是白费的。为了适应新的工作需要，我对文物、考古方面的基本知识，如青铜器、陶瓷、古建筑等考古专业和书画鉴定等，一门一门地找权威著作细读，分门别类做笔记，还到博物馆和考古现场去多看，向有关专家请教，特别是同前辈学者苏秉琦教授结下很深的情谊，受益极多。中国历史本来就是由古代、近代、现代一脉发展而来的，系统补充自己的不足，扩大视野，对我今后的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在文物出版社工作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的老朋友胡绳武教授也调到北京工作，我们又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共同合作，继续撰写《辛亥革命史稿》，到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四卷本全部出齐。这些工作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干的，确实很辛苦，但自己暗下决心，咬紧牙关，走不到爬也要爬到。

粉碎“四人帮”后，我本有机会重返近代史研究领域，但想想自己当年在最困难的时刻，谁都不敢要你，是王冶秋同志大胆地将我解放出来，怎么能条件一好时就掉头他去。1981年夏，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文化大革命”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与石西民、王冶秋都很熟）为了编写《周恩来传》，要调我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最初文化部不放，就先借调。1983年，中组部才正式下调令。从1984起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离休，我又有幸转行研究中共党史二十余年。

二、中共党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心得

金之夏：您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正式进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您认为在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撰写领袖传记中，必须遵循的方法和原则是什么？

金冲及：我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有幸得到胡乔木、胡绳两位党史研究前辈长期、具体的指导。他们既是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又是党史研究大家，给予我大量无私的帮助。胡乔木曾反复告诫我们：“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胡绳也强调：“历史不能脱离事实来发议论。”这些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我从事党史研究遵循的核心价值观。我个人理解，在撰写领袖传记时必须要把握好三点原则：第一是真实性；第二是科学性；第三是不回避问题。

真实，永远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真实就是实事求是，这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但历史研究的对象毕竟早已事过境迁，无法百分之百地准确重现，加之许多档案文献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记载又时常会有差别。因此，作者在研读史料时就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能轻意相信第二手材料，要反复比较原始档案和当事人口述回忆的异同，尤其要善于鉴别那些猎奇性的道路传闻。只有经过仔细阅读，反复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动笔创作，才有可能给读者呈现相对真实可靠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时，我们也牢记，即使出于好意，刻意美化、不符合实际的描写，同样是不可取的。

科学性，是党史研究必须遵循的标准。只有坚持高度的科学性，撰写的党史著作才有生命力和说服力。领袖传记要力求让那些不了解他的读者，能够认识和理解他的内心思想和处世态度。我在撰写《周恩来传》时，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有一些同志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对周总理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当传记中提到周总理也有过的弱点和失误，他们就表示：“总理那么伟大！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评价总理？”而周总理是特别看重自我批评的，从不回避问题。在领袖传记的写作中，如果我们对传主一生中的性格弱点和个别失误采取回避的态度，就等于放弃在这些问题上的发言权，最终只能是听任不了解真相的人随便乱说。

金之夏：您刚才讲到撰写领袖传记必须遵循的三个原则。您能结合您个人的经验，进一步谈谈撰写人物传记时需要注意的具体问题吗？

金冲及：人物传记的主体是人，特别是领袖传记，脉络线索要清楚，有层次和发展逻辑，不能遗漏重要的经历。传记写作的基本要求是不能写成“千人一面”，同时还应突出重点，对于关键的地方要着重笔墨，有分析和细节，要展现领袖人物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精彩人生。这样读者阅读时才会有整体感，觉得一目了然，又能对关键历史时刻传主的所作所为留下深刻印象。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我想要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

第一，传主和时代背景的关系。人的成长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只有讲明白了传主成长的历史背景，才能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思考和行动，比同时代人的高明或不足之处，进而呈现传主有说服力的贡献和历史作用。同时，描述历史背景必须紧扣传主来写，才能令读者明白传主的所思所想，才能对传主的刻画产生一种烘云托月的作用。这就要花大力气研究历史背景和传主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从其他书上抄述现成的背景材料，那就只能是千篇一律、无的放矢，无法展现他与同时代人的异同，或思想发展变化的原因。当然，历史背景也不能占用太多篇幅，以免喧宾夺主。

第二，思想和行动的关系。一个人的思想往往会指导他的行动。写人物传记的时候，要认真分析他的所思所想。尤其是他的生活中重大改变或者需要作出关键抉择的时候，更要弄清他的思考过程，毕竟人在面对这些事时内心总会存在困惑和矛盾。不弄清这些问题，写出来的传记会缺乏深度，读者也难以理解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常人行动的原因。还有，人的思想不能和行动分离，尤其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作者不能只写传主的思考、发表的文章和私下的议论，还要写他是如何行动的，如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实现自己的主张，在行动时又会遇到哪些原本意想不到的问题，他又是怎样应对的。事实上，一个人的思想通常不会是固定不变的，总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调整或发展的。

第三，正确和失误的关系。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没有失误。在遇到新问题、新情况的探索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能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是书本不能教给你的。面对传主曾经出现的失误，作者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寻找其主客观原因，并合情合理地加以说明，而不是回避问题，这样的传记才会使人信服。

第四，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一直都承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传记自然也要写出传主在历史变迁中的重大影响力。但人是离不开社会的动物，历史人物都是从集体生存活动中汲取智慧，从来没有人仅靠单打独斗就能改变社会的。所以，要想写好传主，还要了解他周围那些人，他们有什么性格特点，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传主和他所从事的事业有哪些影响。这样的历史才是鲜活和生动的。

第五，性格和事件的关系。写活一个人，就得展现他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并通过生动、有感染力的细节刻画出来。重要历史人物的特别之处，就是他在重大关键时刻表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品质。同时，我们也需要尽可能讲述一些他对待亲人、朋友，甚至同敌对人物接触中的一些故事，这样能将人物个性刻画得更为丰满，令读者对传主产生亲近感。

第六，叙述和议论的关系。人物传记，主要是叙事。假如讲述得当，读者阅读事件经过后，往往只需要作者简单而一针见血的几句议论，就能自然而然得出结论。如果看完叙述后还不明白，必需借助作者的大段议论才能理解，这就说明文章写得不成功。议论的文字要出现在关键处，篇幅不宜过长。长篇大段的议论适合运用于写作“史论”这类书，并不适宜出现在一般人物传记等历史著作中。

写好人物传记，还会遇到其他的复杂问题，上述六个关系是较常见的，需要特别用心把握。

金之夏：当代人写当代史容易存在无法回避的时代局限性，因此有“当代人不写当代史”之说。您的研究领域涉及当代史多个层面，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金冲及：我同意你提到有时会有“时代局限性”的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无法完全克服。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思考，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有后世人难以相及的地方。

后世人终究没有那个时代的生活经历，研究的依据主要是冷冰冰的史料，对当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各种影响事态发展的复杂因素都不可能有切身体会。这些当时大量存在而又习以为常的事物，容易被时人视为不言自明，因此没有被记载下来，或只是被语焉不详地提到，无法引人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后世人往往会习惯于从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出发，用后世的经验去理解或判断先前的环境和事实。这是导致部分历史叙述失真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当代人和后世人都有各自的时代局限性，谁也未必能代替谁。即便是同时代的人，经历不同，对待事物的见解和认识也会相距甚远。任何时代的个人都无法写出一本谁都认可的历史书。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的历史，经过认真思考和严肃研究后写下来，是我们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不同时代的人撰写的同一主题的作品，最终可以交给读者去比较，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

金之夏：您在75岁时动笔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一百余万字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很多新的史料和视角，您可以谈谈写作这本书的缘起吗？

金冲及：2004年我办理了离休手续，但又全职工作了一年，完成《陈云传》的主编任务。到2005年过完75岁生日第二天，自觉身体状况还很好，就动手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为什么定这个选题？当时有三个想法。

一是社会需要。如果社会没有需要，写它干什么？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需要有一部相对系统而又生动具体的书记载下来。我在20世纪生活了70年，许多事是亲历亲闻，对各个阶段的交替也有些感性认识，有责任做一下这种尝试。

二是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了二十多年，主要任务是编写老一辈革命领袖的传记。编述领袖人物的生平活动和思想发展，都离不开20世纪这一宏大而又极为复杂的历史变迁背景。为此，我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始档案。但这些书毕竟是个人传记，不可能对当时复杂背景展开全方位的描述，只能比较扼要地谈。因此，许多背景知识大多分散在各卷书中，读者很难了解完整的历史进程。因此，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史料，编写一部相对系统的20世纪中国史，就可以比较完整地论述“二十世纪中国”，将自己在编写传记时做过认真研究但没有写出来的内容呈现给读者。

三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写这本书也有一些有利条件。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进入大学，并参加了我党的地下工作，亲历、亲见、亲闻了很多事情。解放后，我又在复旦大学教了12年的“中国近代史”，并和老友胡绳武教授撰写过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熟悉晚清、民初这段历史的发展脉络。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为了编纂领袖传记，我花了很大力气全面了解民国史。由于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20世纪90年代还多次参与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因此我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革命、建设、改革三个阶段的历史前后相续，我大体能贯通起来，做到整体性的把握。再加之21世纪初，中国台湾地区系统公布了大量国民党原始档案，还有海外开放的蒋介石、陈诚日记等重要文献，这些都为撰写20世纪的中国历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

恰巧这时，我读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看到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毫不怀疑，很多人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莱布尼茨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末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断范围以外的东西了。”看来，由一个人来写一部史书，水平也许并不是最高的，但是容易做到主题鲜明、层次清楚，给读者一气呵成之感。我从罗素的这段话中受到激励，意识到把自己经历的时代、亲眼看到或听到的历史，经过认真研究后记录下来，是一名历史研究者不可推托的责任，不必有那么多的顾虑。

金之夏：《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打破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王朝”史观，跨越了1911年和1949年两个关键历史节点，展现了一种全新的“世纪”意识。请您谈谈这本书的叙述及研究主线，以及您最想通过该书传达给读者的信息。

金冲及：20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充满动荡和剧变。对中国而言，20世纪更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年。这段历史的显著特征是：剧烈、不停顿的社会变动和巨大的社会进步。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帝国崩溃到现代中国崛起的艰难历程，内容极为多样，要书写如此丰富、甚至千头万绪的百年历史，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视角。我在动笔时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围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来论述。这是整个20世纪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具体而言它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

我在20世纪生活了70年，对这一巨变有着深刻的体会。我小时候曾亲眼看到外国人在上海的租界内外享受种种特权。新中国成立后，再没有外国人敢在中国的大地上横行霸道；而到20世纪末，更是“换了人间”。这种变化是怎么来的？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对中国人来说都是第一次经历，没有现成答案，也缺乏成熟经验。因此，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必须通过反复实践、逐步摸索，才能成功。我希望把这一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呈现给读者，这是我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的初衷。我在该书结语中曾谈道：“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步。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认识错误就去纠正，才能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路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金之夏：您是《复兴文库》的总主编，请您谈谈出版这套文库的初衷及编选原则。

金冲及：《复兴文库》是在党的十九大结束不久，党中央批准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全书共分五篇：第一篇集中选编1840年至1921年，体现民族觉醒、探索救国之道、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文献。第二篇选编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创建新中国的重要文献。第三篇选编1949年至1978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文献。第四篇选编1978年至2012年，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第五篇选编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文献。经过五年的认真选编，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前三篇近二百册正式出版。这项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一代代中华优秀儿女在探索和奋斗中创造了大量珍贵的精神财富。每当我们重读这些文字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要从一百余年来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选编《复兴文库》，一定要有一个编辑原则，我简单概括为两句话：“以民族复兴为总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和编选逻辑。”

为什么要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因为人们的行动从来是由思想指导的。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行动。《复兴文库》就是要全面展现中华儿女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探索，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思想源流和脉络。我们在文献选编时，力求做到历史和逻辑叙述的统一，脉络清晰、层次分明，使人一目了然。当然，思想和行动是无法分割的。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仁人志士是怎么说的，更关心他们是怎样做的，因此在选稿时，《复兴文库》也特别关注反映前人为实现民族复兴采取的重大行动，以求读者对其中关键性节点留下生动真切的印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又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复兴文库》的出版，就是希望以宏大的视野展现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奋斗历程，昭示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力求为人们学习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提供宝贵的文献资料。

三、对青年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金之夏：改革开放后，您承担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大量科研工作，同时还肩负着众多行政组织工作，又陆续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招收十多名博士生。那么，在如何平衡学术研究和行政工作方面，您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经验吗？

金冲及：如何平衡学术研究和行政工作，我的体会是要从内心打破“等”和“怨”两个观念：一是总想等万事俱备了再大展身手，二是总抱怨客观条件对自己的限制。在“等”和“怨”的过程中，时间就白白地浪费了，因此这都是徒劳无益的想法，只会起消极作用。积极的办法是“不等”“不怨”，抓紧自己可以支配的每一点时间，主动学习和研究。从我的经验看，正是因为我始终抱着不等、不怨的心态，才能变压力为动力，也从中逐步体会到了一些好处。第一，正因为时间太少，行政工作太多，还常要加班，就格外珍惜时间，舍不得一点浪费。唐山大地震后，北京时常下暴雨，那时市民们都住在路边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没有灯，我就打着伞坐在马路边，借着路灯阅读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因为时间有限，我总会盘算将有限的时间用在最值得投入的地方，并自觉努力提高时间利用率。例如，一边阅读原始资料，一边努力用心发现问题寻求答案。当看完基本文献后，文章的逻辑和层次也就逐步想清楚了，再动笔写作时，往往能一气呵成。在一定时间内，我除非因为其他临时工作不得不作调整，否则决不轻易改变研究的目的和步骤，一定要做到底。第三，主动承担一些行政工作，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真实社会运作的复杂性。一个对现实社会生活缺乏了解和判断力的人，去研究几十年、上百年前历史上发生的社会变迁，恐怕难免会得出一些并不符合实际的书生之见。

金之夏：您在过去的研究中笔耕不辍，那么在史学写作方面，您有什么心得？

金冲及：我个人体会，写论文首先必须要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对于史学文章来讲，只有提出并解决了一个前人未曾注意或解决，但又对我们理解历史十分重要的问题，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研究工作。如果仅仅是简单叙述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这更偏向于整理工作。当然，这样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同时，我感到问题意识不仅是一个研究的方法，更是研究的动力。只有当脑中存在一个想解决的问题时，才能从容地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钻入其中寻找答案。

在提出一个问题后，有三个步骤非常重要，就是针对你的题目，努力去“熟悉它、理解它、表达它”。要做到前两点，就必须在阅读文献时努力思考，带着问题阅读，才能在众多繁杂的档案中找到你苦苦寻求的答案。文献阅读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把材料“看活”，让它们不断在你脑海里再现，就像你亲身体验的有声有色的故事。

至于如何“表达它”，只要工夫下到，写作便水到渠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写作时需要时刻为读者着想，千万不能变成自说自话。胡乔木在这方面曾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吸引人看，二要使人看得懂，三要能说服人、打动人。在论文写作中，论人要努力切中要点，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特点是所论人物独有而他人所不具备的，就好像面前站着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论事应将事情放在大的历史背景当中，梳理清楚来龙去脉，讲明白所论之事在政治进程和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论理要有理有据，心平气和，盛气凌人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这样讲出来的道理才能让人容易理解、易于接受。

金之夏：现在历史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中国古代史、世界史的了解似乎越来越窄。请您谈谈，对待这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金冲及：现在人类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学科分类也越来越细。因此，要求一个史学工作者通晓世界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知识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几千年相续至今的发展过程，不了解中国古代史和文化传统，又怎么能深刻体会今天的中国呢？同时，当下的世界已成为一个共同体，各国历史的发展都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相关的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知识，都应当抽出时间来学习和补充。

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但是我一直在积累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我在中学时代就读了很多中国古代史的书，当时的语文教材除四书外，还有《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纂》等。中学时期的作文都要求用文言文写，我在高中毕业前没有写过白话文文章。前面提到，我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后，再次系统补充了大量中国古代史知识。20世纪90年代，胡乔木同志曾要求我们写一本《毛泽东思想概论》。虽然这本书后来没有写成，但我记得，当时他在为此编写的提纲中特地加了一章“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毛泽东”，他说：“如果你不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毛泽东。”事实的确如此。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的。世界史中充满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名人的智慧和英雄的丰功伟绩。因此，世界史的名著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兰克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我都认真读过。至于世界史上的名人传记，我读得就更多了。我的体会是学习世界史，对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常有巨大的启示。我在写《辛亥革命史稿》时，就曾认真读过好几个版本的法国大革命史和华盛顿传记，目的是了解法国、美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及其领袖们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还阅读了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国家民族独立的专著，重点关注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领导民族独立的领袖们，如埃及的纳赛尔、印度的尼赫鲁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将欧美和亚非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相比较时，我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它们之间都有类似的思潮和行动，存在着共同的客观规律，同时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都启发自己去思考各民族在类似目标下的各自特点。经过这样反复比较，才能找出世界各国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共同的规律和不同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些世界史知识，研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历程，只能是就事论事，很难提高研究水平。

当然，对每个研究者来讲，各有不同处境和兴趣，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也不同。但我想做任何近现代史研究，必须在自己专业以外，对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都要有一些基本知识，努力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样的功夫绝不会白费，一定会促进我们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工作。

金之夏：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对研究近现代史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您认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金冲及：传统是历史的延续，自然无法割裂。因而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无论好坏都不能随意割断。今天，讨论传统文化的着眼点是为了现实和未来，但必须站在昨天的历史基础之上。这就像我们刚结识了一位新人，怎样才能成为好友？首先要了解他的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和待人处事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同理。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性格，是不可能轻易抹掉的。

客观分析传统文化才是我们应当持有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形成，这其中既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有社会逐渐形成的公序良俗。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途中，就是在不断冲破传统。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糟粕，如特权、等级观念、小生产意识等，这些自然是我们要抛弃的，同时也有许多优秀文化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因此，我们要批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但也要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警惕国粹主义和复古主义。

金之夏：您对青年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有什么样建议吗？尤其是应该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中西方其他历史理论之间的关系？

金冲及：历史研究自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不是受正确理论的指导，就是受错误理论的误导。理论是历史和现实经验的逻辑概括，在读马列经典著作时，关键是要学习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用于指导我们观察、研究具体历史现象、历史问题，而不是套用已有的言论。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又要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成不变的教条，不顾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生硬地搬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词句来分析当前的问题，用来指导工作，这本身就同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二是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列宁曾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资产阶级学说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排斥这些理论，而是认真研究它们，吸收其中的有益部分，逐步使之成为构筑自己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和智慧，所以其学说能够高人一筹。我们必须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努力从各种理论及知识中汲取营养，才能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用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了惊人的进步，产生大量符合科学规律的研究成果。如果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简单排斥，那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

最后还想对年轻朋友说一句：参加工作后，路一定要走对，无论理论方法，还是研究方向。记得1952年我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时，曾邀请当时上海警备区司令郭化若来学校为毕业生演讲，他说的一段话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马上就要走出校园，步入社会。方向怎样把握非常重要，就像刚出厂的汽车，最初上路时，稍微偏一点，并不明显。但开出一段后，彼此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再想调整，困难就会更大。因此，路怎么走，方向非常重要。愿以此话和年轻朋友们共勉。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