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分析家们对于美国大选的分析基本上都是一个调子——哈里斯或特朗普谁能给中国多一点舒适空间？这背后是中国专家团队的一种集体弱势心理反应。即使是周小平这样的民间评论员也只是泛泛分析美国财团内部纠纷。这种心态在美国人眼中恰好是最好的制裁对象；这在西方丛林法则思维中再自然不过了。农耕文明有丰富的风花雪月感性情绪，但这种情绪往往是被游牧文化征服的原因，它非常缺少应对挑衅的果断和勇气，总是寻求卑躬屈膝获得妥协空间，久而久之形成了对妥协的路径依赖。这种依赖体现在中国公知群体上最为明显：开始时只是惧怕西方，逐步从惧怕演变成自我崩溃论，从自我崩溃论演变成崇洋媚外，从崇洋媚外演变成自虐恨国恨族党，非要认贼做父不可，否则无法实现其当狗的梦想。这种妥协是一种心理缺口，一旦打开就会不断出现崩塌现象。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代表性人物包括张某某、许某某等都是典型人物。这些人到国外留学缺少扎实基本功，浪费大量时间补英语，专业学习上变成了鹦鹉学舌，对西方亦步亦趋，更有甚者为了讨好西方学术界刻意贬损中国，回到中国搞持洋自重套路，团团伙伙在一起和中国人民对着干。这种人开口就是哈耶克，闭口就是弗里德曼，没有对中国人民任何一点共情心，似乎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唱衰中国，只有中国灭亡了才能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这种思维方式可悲，这种劣根性极其恶劣。中国自满清灭亡后出现了两波汉奸思潮，第一波是胡适代表的所谓“实证主义”派，他们打着反封建迷信旗号毁坏中国法统和道统，试图通过这种革新名义进行殖民主义洗脑，颠覆中国人对于这片土地的主权意识。第二波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殖民主义派，在所有社会文化领域都涌现出各色恨国恨族党货色，易某某是非常活跃的一个，他比莫某、方某之流更出名，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更大。若将这两代汉奸文人相比较，胡适那一代还是比较含蓄的，多多少少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自身文化素养也比较成熟，连汪精卫这种大汉奸也有良好的文学造诣。他们卖国也还是要卖个好价钱，卖国也要保留一点面子，而易某某这批人是既无民族气节又无学术修养的货色，他们不但要出卖自己的民族，而且还要把自己民族说的一钱不值，恨不得将自己民族弃之如敝屣，生怕这个民族给人留下一点点好感。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用极其歪曲历史的手法贬损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用极端吹捧的变态方式抬高西方，完全不顾及历史事实和政治立场，毫无顾忌地诋毁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逢中必反，逢美必舔，逢西必拜，这种疯狂皈依者病态简直空前绝后，不但让人瞠目结舌，也让人感到了一种极度悲哀。关于易某某的事情，我总结了一些要点：一是鼓吹西方文化至高无上论，二是散布中华文明丑恶论，三是实践西方殖民主义洗脑教育。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写了一本《中国人的素质》，之后柏杨写了《丑陋的中国人》，之后这类书越写越多，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热门读物。我年轻的时候也被其中一些描述震撼，甚至同意某些说法，但是通过研究殖民主义这个课题发现了其中奥秘——洗脑摄魂术。我们如今有个心理学名词叫做PUA, 这是一种通过扭曲事实摧毁人的自我认知方式（gaslighting,俗称煤油灯效应），是在奴隶制时代被用来洗脑奴隶的思想工具。我在美国关于其南方奴隶制历史中找到了许多类似例子，例如，强迫黑人奴隶家庭乱伦，强迫黑人用圣经诅咒黑人劣种等等，抓住黑人群体的某种特征扭曲成的“罪证”，制造黑人的自卑感和依赖心理。从明恩溥到易某某都非常善于使用这种洗脑术，他们把某些中国社会现象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抽取出来进行扭曲解释，刻意按照他们准备好的西方标准加以贬损，形成一套丑化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说辞，用这些说辞作为衡量中国人民的标准答案，谋求对中国人实现洗脑目的。当这种说辞成为一种社会精英时髦元素时，所有人都被潜移默化成了吹鼓手，生怕自己变成了那个大家眼中的“中国人”。大家不妨看看易某某写的《易中天中华历史》，从头到尾都在做一种事情，就是把女娲到孔子都当成了西方上帝的奴仆，把所有中国历史事件都硬是套上一个个虚构的“西方优越案例”，这种简单粗暴的对比完全无视历史自身规律和内在逻辑，硬是把苹果和橘子一一对比起来，非要说明中国人就是劣等人，中国文化就是劣等文化，中国人民只配当西方的奴仆。从这个立场出发，易某某发明了许多毫无依据的理论：中国人没有创新能力，中国人没有审美观念，中国人没有民主自由素养，中国人甚至不配拥有自己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就只差说中国人活着就是浪费了原本只应属于西方人的资源了。这类中国学者和艺术界人士很多，他们都抱着墙倒众人推的心态加入到这场洗脑狂欢当中，如果中国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扭转这种趋势，依旧把这种洗脑当成纯粹学术观点看待，无疑是助纣为虐。作者简介：霍卜思，侨居美国华人，政治学学者，人力资源部经理。
![]()
![]()
![]()
![]()
请点亮“在看”，谢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