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9月11日晚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以及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三军团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会议讨论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红军行动的方针和组织问题。
关于张国焘的分裂错误问题，毛泽东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张闻天等发言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会议根据毛泽东报告和结论的精神，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历史根源。指出：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决定》还指出：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为了教育和争取张国焘本人，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关于今后红军的行动方针和在何处建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他就目前行动方针指出：现在由于情况变化，红一、三军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毛泽东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一）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二）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负责军事领导。（三）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负责部队整编工作。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D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中共中央和红军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再次致电张国焘，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中央尖锐指出：“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恳切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张国焘对此置之不理，继续抗拒中央命令，于9月中旬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之红四军、红三十军分别从阿坝和班佑、包座地区南下，再次穿越环境极端恶劣的草地。他预言红一、三军一定不能北出，一定会被消灭、“葬送”，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甚至通过了《阿坝会议决议》，公然走上分裂D、分裂红军的道路。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在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开创新局面的同时，仍然极为关心红四方面军，团结和争取张国焘，为保存和发展红四方面军的力量殚精竭虑，费尽心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