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珠江 缅怀习老

党的事业薪火相传，时代大潮奔涌不息，历史的接力棒总是一棒一棒向前推进。习仲勋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国家、为民族，特别是为广东改革开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在主政广东期间，习仲勋同志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以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坚持真理、大胆工作，冒着风险、顶住压力，团结带领省委一班人，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推动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做了大量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展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潮起珠江，情系南粤。正是靠着以习仲勋同志为代表的广东改革开放的开创者、先行者们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使近代以来屡开风气之先的广东抓住了宝贵机遇、走在了时代潮头，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迈上新征程，广东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奋勇争先，在高质量发展的光明之路上阔步向前，迫切需要从改革开放之初那段如火的岁月中汲取接续奋斗的不竭动力，重温并激昂那份砥砺前行的初心使命。

广东人民深深怀念习仲勋老书记！

还记得那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吗？

习仲勋同志刚到广东工作，考虑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如何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经济搞上去。

1978年春夏，中央先后派出三个考察组（团）到境外考察。习仲勋同志从中敏锐地捕捉到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的信号，在其中一个赴港澳的考察组回到广州后，他在交流中提出了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的大胆建议。此后他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门听取省委有关领导同志参加国务院考察团出访西欧五国的情况汇报。

与此同时，习仲勋同志围绕推进对外开放开展一系列调查研究。1978年7月初，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后首次外出考察，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

当时，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人均年收入却高达13000港元，相差悬殊。在粤港澳边防地区，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顺口溜。

当习仲勋同志顶着烈日来到“中英街”时，广东这边杂草丛生、萧条冷落，香港那边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令他痛心不已：“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这次实地调研让习仲勋同志对于“逃港风”的本质看得很清楚，也让他强烈感受到搞活经济的唯一出路就在改革开放。偷渡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防范外逃要标本兼治。“标”，是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但这只能一时奏效；“本”，是要对外开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

1978年11月到12月，习仲勋同志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以及开展“三来一补”等，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

1979年4月，习仲勋同志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时，提出兴办出口加工区、推进改革开放的建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还是叫特区好，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同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行一步”。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颁布后，习仲勋同志特别强调，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

还有著名的“清远经验”。当时清远县冲破束缚，率先在国有企业中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让奖金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极大提高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清远这一做法出台后，社会上有不少争议。有人尖锐批评：发放奖金，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奖金挂帅”。

听了汇报后，习仲勋同志认为，“清远经验”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国家始终占大头，可以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值得肯定。此后不久，“清远经验”被国务院发文在全国推广，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张靓丽名片。

习仲勋同志在多年领导工作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到广东工作后他仍然坚持这一传统，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南粤大地。

一九八〇年九月，习仲勋视察湛江时与青年亲切交谈

到任不久，习仲勋同志就冒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广东当时还是传统农业省，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破坏，农业生产濒临崩溃，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境地：四季常青没青菜，鱼米之乡食无鱼，水果之城没果吃。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肉票寄给习仲勋同志，他自己到省委附近的东山菜市场排队，还没排到，就发现肉和鱼都卖完了。

“农业上不去，一切问题都谈不上。因为首先要解决一个吃饭的问题。”从农村出来的习仲勋同志本就对农业十分关心，因此在继宝安调研之后，就如何加快广东农业发展问题前往粤东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

习仲勋同志翻山越岭，每到一处，就深入田间地头、养猪场、炼铁炉旁，与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交谈，了解夏收夏种、农田基本建设、山区建设、科学种田、发展多种经营和养猪等各方面情况。

正是通过这些接地气的调研，让习仲勋同志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饭、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等问题症结有了更深切的认识，进而作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特别要把畜牧业和渔业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决策，按照农、林、牧、副、渔五业同时并举，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同时并举的要求抓农业生产。

  一九七九年二月，习仲勋视察怀集县林场。

当时惠阳地区检察分院的一名叫麦子灿的干部，给习仲勋同志写了一封十分尖锐的批评信。

原来，习仲勋同志在惠阳地区调查时，赞扬了惠阳地委的治水工程。麦子灿认为这是习仲勋同志仅凭听取惠阳地委汇报得来的结论，而没有真正听取群众意见。

秘书收到这封信后，出了一头冷汗，开始不敢给习仲勋同志看，却又不敢隐瞒。

没想到，习仲勋同志看完信后非常重视却又十分坦然。他在省革委会主任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并称赞：“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习仲勋同志还专门给麦子灿回信，表示诚恳接受提出的十分中肯的意见。

这段往事，传为佳话。在此后不久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叶剑英同志高度赞扬说：“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

习仲勋同志在广东工作期间，是广东改革发展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段时期。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带领全省人民，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实现统一思想、解放思想；通过调查研究立足省情实际，找准找对发展之路；既着眼广东一隅又放眼全国全球，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请求，成为广东改革开放当之无愧的主要开拓者、重要奠基人。正如他在初到广东时所畅想的那样“在广东全省真正掀起一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

这些在广东呕心沥血、披肝沥胆的主政岁月，体现了习仲勋同志信仰信念坚定、始终对党忠诚的高尚品格，充满了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创新的革命精神，折射了热爱人民、密切联系群众的情怀作风，彰显了他始终严于律己、永葆政治本色的崇高风范。

当习仲勋同志晚年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职务上退下来之后，他长期在广东居住，实现了他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的诺言，也一直守护凝望着这片欣欣向荣的改革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