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范 | 全面动员，一致抗战，剿匪锄奸，保卫边区

‍‍‍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诞生了。陕甘宁边区的党和政府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组织和领导陕甘宁边区全体军民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条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为新中国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我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起到一九四九年十月的十二年中，一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先后担任过边区政府建设厅长、民政厅长、副主席、代主席，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两个时期。这里，我着重回顾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府工作。

一、全面抗战动员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中央号召动员一切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陕甘宁边区率先进行了全面的抗日动员。首先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工作，激发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和决心，教育群众明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和前途，懂得自己应尽的责任，同时进行了具体的组织工作。把全体人民组织到抗日斗争的行列里来。

为了加强抗战动员工作，边区政府组织了战时动员委员会。开始由谭生彬任主任，我到民政厅工作以后，战时动员委员会改为边区抗战动员委员会，我任主任，谭生彬任副主任，委员有王首道、叶季壮、莫文骅、唐洪澄、吕振球、高长久等。在抗日战争时期，做了以下各项工作：

（1）动员群众参军。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曾进行过几次扩大红军的动员。有几千青年参加了红军。抗战以来，在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两年中，又动员了八千多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和边区的保安部队。一九四〇年春，原计划动员三千五百名青年参军，结果有五千多名青年报名参军，总计先后动员了三万多名边区青年参军。有些地区参军的人数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2）动员人力、物力、畜力，支援前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晋南形势紧张。边区沿黄河各县，在七天之内就动员了一万多头牲口，组成运输队到山西帮助运送军需物资。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日军向边区的河防阵地发动了二十三次进攻，尤以一九三九年六月的进攻规模最大。当时，日军出动两个师团进至山西汾阳、离石地区，兵分两路，一路有一万多人，进占军渡，以炮火轰击边区的宋家川、枣林坪等地；一路有一万五千多人，占领了黄河东岸的孟津、碛口等地；还有两千多人，占领了延长对岸的马头关等山头阵地。均企图强渡黄河，进犯边区。我八路军留守兵团和地方部队在群众的支援下，坚守阵地，与敌军隔河激战三昼夜。我河东八路军也猛烈地袭击敌之侧背，破坏其交通运输线，终于击退敌军，使敌军未能跨越河防一步。从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二月的三个月中，边区动员了整营的自卫军协同作战部队修筑千里河堤的工事，为保卫河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3）组织和训练自卫军。

一九三七年，边区政府和边区保安司令部颁发了自卫军组织条例，规定：凡边区的劳动公民，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身体健康者，不分男女，都有加入抗日自卫军的光荣权利，实行武装保卫国家。从那时起，整编扩大和训练自卫军便成为全边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到一九三九年底，参加自卫军的人数达二十二万四千余人，其中有基干自卫军三万人，自上而下地建立了指挥系统。村设班和排，乡设连，区设营，县设保安大队，统归边区保安司令部指挥。另外，还有总人数达二万八千余人的少年先锋队。每年利用冬闲，对自卫军，特别是基干自卫军进行一次冬季训练。训练的内容有梭标刺杀、投弹、布雷、射击、盘查放哨以及侦察敌情等。自卫军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正规兵团维护治安、转运粮食和伤员，必要时，配合部队作战。他们对保卫和巩固边区起了重要的作用。

（4）慰劳前方战士。

为了提高前方战士的抗战情绪，使他们亲切地感觉到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为全国人民利益而战斗；同时使后方的群众认识到帮助前方战士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因此我们广泛发动群众，慰劳前方战士。一九三七年为前方募送了毛袜和手套十万双。一九三八年募送了四万双军鞋。

（5）优待抗属，提高抗属的社会地位。

边区直接参加前后方抗战工作的，按户数计，约有二万户左右，边区政府颁布的《关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规定：抗日军人家属，凡有土地而劳力不足，又不能维持普通生活者，均酌量为之半代耕或辅助代耕，凡土地少而又全无劳动力。无法谋生者，则为之全代耕；凡无资产无土地无劳动力，或尽其力尚不足维持生活者，由地方政府拨给公地代耕，并酌情救济之。边区政府还颁发了义务耕田队的组织条例。该条例规定，边区农民均有无报酬为抗属耕地的义务。以固临、神府为例，一九三九年固临县为抗属代耕土地三万九千九百六十三亩，神府代耕一万多亩。据子长县（原安定）南区的统计，农村每个劳动力须为抗属耕种土地十一亩，年需一个月的义务劳动时间。

边区政府规定，贫苦的抗日军人家属免纳救国公粮和其他货担；在公营商店和合作社购买物品时，可享受优惠照顾；在承借、承租公有土地、房屋和向银行贷款时有优先权；在公共卫生机关看病时，可免费照顾。许多抗属积极鼓励自己在部队的亲人，努力杀敌立功，自己也积极参加生产和各项抗日活动，成为抗日家属的模范，得到政府的奖励和人民的尊敬。

（6）抚恤残废军人。

边区政府规定，因革命致残者，按残废程度发给抚恤费。一等残废每年发抚恤金三十元，二等残废每年二十元，三等残废每年十二元，临时残废一次抚恤十元。边区在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两年中，抚恤残废军人六千多人，到抗战胜利前夕，增至一万多人。政府对残废军人除了发放抚恤金以外，还积极组织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生产，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受优待的残废军人和年老退伍军人共一万五千多人，受优待的抗日军人家属九万多人。

（7）创办抗日军人家属学校。

为了提高抗日军人家属的政治文化水平，培养他们成为抗日运动的骨干，边区政府曾创办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先后吸收学员三万多人。学习的内容除政治时事外，重点是文化学习，一些原来不识字的抗日军人家属，经过学习，能够写信给自己在前方的亲人，对前方的战士以很大的鼓舞。

（8）安置友军抗属。

边区政府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包括优待友军（当时我们对一般国民党军队的称呼）的家属。凡是在边区境内的友军家属，边区人民同样给予优待和照顾。此外，边区政府还安置了从边区以外逃难来边区前友军家属。例如，一九三八年，来到延安的友军抗日军人家属达一千多人，边区政府把他们分别安置在延安县的备今区乡，给他们解决口粮、土地和种籽等问题，并且发动当地农民为他们代耕。

（9）开展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活动。

为了密切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纠正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和群众对军队爱护和帮助不够，军队对政府和群众尊重和支持不够等现象。一九四三年春节期间，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拥军优抗”运动，同时，边区的军队也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双方各自检讨自己的缺点。互相进行慰问。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率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的指战员。全边区的各机关、学校、团体和群众代表，也到附近部队的驻地进行慰问。此后，每逢春节，边区都开展“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活动。这个传统至今仍然保持下来。

二、剿匪锄奸

在抗日战争以前，边区原有土著土匪基本上已经被消灭，地方上反对革命的分子，早经驱除。但是，自从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后，由日寇汉奸、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地主、恶霸组织起来的四十多股武装土匪，约四千多人，有枪两千余支，曾经猖獗一时。这些股匪有三边的张廷芝，环县的赵老五，甘泉的李钦武等。他们除了一般的打家劫舍杀人掳掠以外，还劫夺我军用车辆，枪杀我抗日军人家属、退役军人，爱国志士、政府工作人员，抢掠合作社，破坏交通，策动少数保安队哗变，甚至宣扬日寇的“王道乐土”。其目的是破坏边区，破坏抗战。因此，剿匪锄奸工作，就成为巩固边区、建设边区，坚持长期抗战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的两年中，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在保安部队和自卫军的配合下，基本消灭了大小四十多股武装土匪，毙伤和俘虏千余人，缴枪一千多支，其余逃窜边区以外。

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锄奸运动，在每个乡设立锄奸委员会，每个村建立锄奸小组，每个锄奸小组有十个以上人员。全边区有千个以上的锄奸委员会，九千多个锄奸小组，十万以上的锄奸人员。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的两年中，破获敌特汉奸案一百多起。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进行秘密侦探案九起，利用宗教团体进行汉奸活动案二起，组织匪徒枪杀人民案四起，化装农民进行汉奸活动案五起，策反抗日战士拖枪逃跑案五起，另外，破获土匪案一百五十多起，瓦解股匪，争取匪众一百多人，缴获枪支一百多（不包括上述部队剿匪的成绩）。此外，还检举了一些豪绅地主及捣乱分子的破坏活动，没收烟土七千多两，破获伪钞案二十多起。至此，边区匪患基本肃清，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战活动。

三、制止反共摩擦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初期，边区境内还有一个“统战区”的'问题。“统战区”，是“西安事变”以后逐渐形成的。“西安事变”发生时，我党为了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应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等同志去西安，协助张、杨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同时，派彭德怀率领红军，开赴三原、淳化、旬邑、正宁等地，策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抗何应钦向西安的进攻。红军在南下时，征得张学良、杨虎城的同意，进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部分防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红军进入延安。我军进入这些地区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停止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保存了国民党政权。这些地区就成为边区最初的统一战线区。一九三八年春，河防吃紧，国民政府成立了绥德警备区（包括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农村原是苏区，政权仍在我们手中），委派何绍南为专员，八路军一部分留守部队到绥德警备区驻防，陈奇涵为司令员。这样，绥、米、佳、吴、清五县也成了统一战线区。

上述统一战线区的根本特点是存在着两重政权，即国民党的政权和我党领导的政权（有的地方名义上叫“抗日救国会”等）。抗战开始以后，“统战区”中的一些国民党官员，不顾团结抗日的大局，多次制造“反共”事件和“磨擦”活动。他们唆使和支持地主势力进行复辟活动，一些原来苏维埃地区的区、乡政权被地主势力所颠覆，并迫使农民退还已经分配了的土地、房屋，重新向农民索要已经废除了的债款。国民党委派的安定、旬邑县县长和富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等反共顽固分子，制造种种事端，破坏团结抗战，甚至绑架我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枪杀我八路军的伤残人员，进攻驻防的八路军。

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打击国民党破坏边区的活动。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发布。布告严正指出：“近查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上述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数顽固分子，不顾民族国家利益，恣意妄为。甚有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义，作为掩护其阴谋活动的工具。”布告中明令规定了四条应该保护、禁止、取缔、严惩的事项，要求“全边区军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违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这个布告，对于打击敌人，保卫边区起了重大作用。我在这个布告发布之后，曾到志丹县（原保安）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查处工作。查处了几宗地主反攻倒算的事件，斗争金汤区豪绅地主孙相奎就是其中的一个。孙相奎原是一个大地主，有地二千多垧，土地革命时逃跑了。边区政府成立以后，他又回到了老家按照边区政府的规定，当地的政府分给他六十垧土地和居住的房屋，一九三八年，边区进行土地登记，孙相奎因为识几个字，当上了金汤区的土地登记委员，在土地登记工作中，他竟把已经分配给农民的一千九百多垧土地，登记在自己名下，并向农民算旧帐。群众告到县政府，我亲自处理了这件事。我们在发动群众斗争孙相奎以后，撤消了他的土地登记委员职务，重新收回他向农民夺去的土地，罚他苦役一年，但不剥夺他的公民权，也不收回他应得的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这样做，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又体现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一九三九年九月，党中央调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回边区，驻绥德警备区。绥德专员何绍南竟诬蔑三五九旅是“溃军”，并不准群众把住房借给三五九旅的战士住，禁止群众卖粮给部队，妄图以此撵走三五九旅。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领导下，同何绍南作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了何绍南制造“摩擦”、侵吞帐款、危害百姓的种种罪行。何绍南带领一部分人畏罪潜逃，我们立即登报“通缉”，并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于一九四〇年二月中旬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惩办“犯官”何绍南，并报请委任王震为绥德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同时，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又致电西安天水行营，要求撤走在边区境内十三个县（旬邑、淳化、肤施、延长、延川、清涧、吴堡、绥德、米脂、佳县、安定、富县、甘泉）的国民党的政权机关，并申明：如不自动撤走，边区“有权护送出境”。我们随之在上述各县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结束了边区境内的双重政权的局面，边区在行政上得到了统一，各项政策得到了有效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