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曾试图在沿途经过的七个地区寻找一个立足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均因国民党军队围追紧迫且地方群众基础差等原因，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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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根据地选择在湘西北。开始长征时，中央红军避开与国民党军队主力决战，以保存有生力量，计划到达湘西北与贺龙、任弼时、萧克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调集粤、湘、桂和中央军近40万大军，在通往湘西北之途设下四道封锁线。红军虽突破了四道封锁线，但在湘江一战，部队损失惨重，全军伤亡过半，如红军继续北上，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红军在黎平被迫改变了行军路线。
第二次根据地选择在川黔边。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黎平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向湘西北前进的原定计划，作出《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地区。”红军长驱西进，直入贵州腹地，强渡乌江，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于1935年1月解放遵义城。此后，蒋介石纠集各路军阀对红军进行合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在国民党大军合围之前，北渡长江。第三次根据地选择在川西北。1935年1月20日，红军司令部发布《渡江的作战计划》，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川南，准备在长江上游的泸州和宜宾北渡，但由于川、黔、滇军及中央军紧紧尾追，且川军又在长江北岸设置重兵严密封锁，如渡江不能成功，红军将在长江边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当机立断，暂缓渡江，集结部队于滇东北扎西地区待命。 第四次根据地选择在云贵川。193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宣布暂缓渡江向北发展的计划，提出“在云贵川区域内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的口号。红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夺娄山关，再克遵义。3月中旬，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国民党军队尾追北上时，红军又掉头向东，一夜间悄然四渡赤水，由川南折回贵州。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占领息峰，佯攻贵阳，乘蒋介石派兵增援贵阳之机，直插云南，威逼昆明。然后红军又向西北疾进，于5月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把数十万国民党大军甩开。第五次根据地选择在川陕甘。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地区会师，总兵力达10万之众。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占取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会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到达四川松潘附近的毛尔盖。但由于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卷起苏维埃的旗帜”，向川康边界退却，寻找借口拖延时间，按兵不动，红军失去向北发展的最佳机会，使川军杨森部与胡宗南部对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第六次根据地选择在以岷山为中心的陕甘地区。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制定了占领甘南洮河、夏河，建立以岷山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计划。8月底，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率右路军跨过千里草原，到达巴西、班佑一带，而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又按兵不动，错误地坚持南下路线，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分裂红军。毛泽东力避红军打红军的危局，在巴西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中央红军北上。红军到达甘南时，已无力控制甘南，建立陕甘根据地无法实现。第七次根据地选择在苏联边境。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原因，中共中央打破了原定的一切军事计划。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当时，部队既无行动的明确方向，又无一个落脚点，已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出《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这次会议决定部队继续北上，并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大雪山。翻过岷山后，毛泽东对革命局势发展曾做过最坏的思想准备，他找到“四老”(谢觉哉、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予考虑。9月17日，中央红军攻下腊子口，毛泽东派侦察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到宕昌县的哈达铺镇执行侦察任务。次日，梁、曹二人带着侦察连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走进哈达铺镇，受到镇上的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和保安队长的迎接。这时，正好国民党部队驻岷山一个师的上校副官带着几骡驮的东西，刚从兰州回来路过镇上，听说中央军来人，也急忙前来拜会。梁兴初带领侦察连不费一枪一弹，就控制了哈达铺镇。哈达铺是一个小镇子，有一条一里多长的小街道，是汉藏交界处的一个以汉、回居民为主的集镇。来哈达铺镇前，毛泽东曾叮咛梁兴初：要搞些国民党近期的报纸带回来。梁兴初先到邮局翻箱倒柜地查找，但翻来翻去只找到几张发黄的旧报纸。那个被俘国民党上校副官见状，开口对梁兴初说：“长官，我从省城回来，带了一捆报纸，都在骡驮子里，不知贵军有何用处?”梁兴初急忙打开骡驮子，除翻出一些药材、衣服、布匹外，里边真还有一大捆裹着旧年画的报纸。这些报纸里有的是天津《大公报》，有的是山西《晋阳日报》等，但是都是8月份的。梁兴初、曹德连打开所有的报纸，一张张细细地翻阅。![]()
《大公报》
陕北刘志丹、高岗匪占领六座县城，赤化人民70万，拥有正规军队五六万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员20余万……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仿佛……赤匪飘浮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梁兴初和曹德连如获至宝，为了让中央领导早点看到这个消息，连夜将报纸和那个国民党上校副官送到中央红军军团指挥部。聂荣臻看了报纸后高兴地说：“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聂荣臻立即派骑兵通信员把报纸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后喜出望外，连忙找来周恩来、张闻天，激动地用大手朝报纸上一拍，说：“陕北，这里就是我们的落脚点。”毛泽东迫不及待地找来贾拓夫，询问陕北详情。贾拓夫是1933年7月陕西省委遭破坏后到上海给中共中央汇报情况，旋即随中央机关到江西。贾拓夫将陕西省委被破坏之前的陕北红军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别说陕北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
